由於歐洲強權之間的外交競爭與敵視態度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大戰爆發之時，大家都深信戰爭將在幾個月之內結束，而且許多人不僅歡迎戰爭的到來，還給出征的士兵盛大的送行，然而接下來的局面卻不是當初所想像，不僅作戰雙方軍隊死傷慘重，戰爭僵持的局勢也令軍隊和人民開始逐漸處於緊繃的狀態之下，造成當時人民受到相當大的心理震撼，由起初的熱情和投入逐漸轉而對戰爭的無奈和厭惡，這種現象尤其表現在到前線作戰的士兵身上。若從這一個觀點來看， 或許我們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性更甚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雖然規模與範圍大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就心理震撼的層面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相對來說是不及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不過目前國內比較受大眾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因為書藉、電影的廣泛探討，故對於此戰爭了解的比較多。相形之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關的議題在台灣就較不引人注意。其實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英、法、德等國軍隊在西戰線的經歷）在歐美各國不僅學者間仍持續研究，在大眾之間也受到相當的重視，還會舉辦相關的紀念活動，如英國BBC電視台在一九九八年大戰結束八十週年紀念時製作大戰特輯，訪談許多曾參與大戰至今仍存活的老兵及民眾。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的戰場在歐洲的土地上，但其後果卻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歐洲各國的發展，以及日後國際的情勢。所以了解這段歷史是不容忽視的。本文將談及大戰的起源、西線戰事及其影響，以了解整個大戰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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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文稱「大戰」）的源起，就如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所說的：「歐洲花了五十年的時間走向爆炸，可是只要五天的時間就足夠讓它引爆。」[1]若要講述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大戰的發生，必須先從日耳曼統一開始講起。

從中世紀中葉以來，日耳曼地區當時雖然是屬於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的統治範圍，但是實際上，權力是掌握在各個地方上的諸候、自由城及及封建騎士手上，皇帝僅是名義上的象徵而已。進入十九世紀後，對日耳曼地區統一的呼聲不斷出現，後來普魯士（Prussia）王國在「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強勢領導之下，發動三次戰爭來消除統一的障礙。一八七一年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William I）在巴黎凡爾賽宮即位成為德意志帝國的首任皇帝。

德國統一之後，俾斯麥為了不讓德國與歐洲各國交惡，極力在外交上縱橫捭闔，後來替德國與奧國、義大利結盟，形成「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不過一八八八年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 II）上台後情況為之一變。威廉二世想要壯大德國勢力，實施擴張海軍、海外勢力，而引起其他歐洲國家的疑懼。而在普法戰爭戰敗後被德國外交孤立的法國，為了報戰敗之仇，趁機與其他國家結盟，後來在一九○七年法、俄、英的「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正式成立。至此，歐洲已形成「三國協約」與「三國同盟」兩大陣營，隱然有相互對峙之勢。

當時的巴爾幹問題也是大戰爆發的遠因之一。巴爾幹半島一帶是由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所控制，這個地區的種族向來比較複雜，有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等，還有宗教信仰不同，有的是東正教，有的是天主教，因此潛伏著動亂的因子。而歐洲強權國家又向此地伸張勢力，其中主要是奧、俄兩國，使得情況更為複雜，後來終於引發了大戰的導火線—奧國皇儲暗殺事件。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當奧地利的皇儲法蘭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為改善巴爾幹問題而與其妻拜訪波士尼亞的首都塞拉耶佛（Serajevo），其車隊行經市政府附近時，遭到仇視奧國的極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份子暗殺，斐迪南大公夫婦雙雙罹難。

此一事件在歐洲大陸上引起轟動，各國多對奧國皇儲被暗殺抱持同情的態度。奧國指責塞爾維亞在暗殺斐迪南大公一事曾與恐怖份子有所勾結（雖然經調查後並無證據），奧國官方正想趁此一機會，解決困擾已久的巴爾幹問題。塞國政府想要解決此問題，故對奧國的態度相當友好，但是塞國的民眾卻是歡欣鼓舞，因為他們認為奧國是壓迫者。

奧國政府擔心俄國會幫助同為斯拉夫民族的塞國，而是擔心本身孤立無援，所以事先取得德國的支持後，由奧國的外交部長貝赫托德伯爵（Count Berchtold）開始擬定一份最後通牒，於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送達塞國政府，其中部份內容侵犯了塞爾維亞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權益，並要在四十八小時之內答覆。塞國政府雖在時限內給予答覆，而且對於奧國所提出的要求，除了侵犯塞國權益的條款以外其他的全部接受，可是奧國政府依然下達了軍隊局部動員令，俄國與德國也進行動員的工作，最後全部進入了全面動員的狀態。

當時像英國仍渴望和平，欲調停各國之間的衝突，不過仍然回天乏術，當八月一日法國拒絕德國的要求—在德俄戰爭中保持中立。之後，歐洲大陸的大國已捲入了此場衝突之中。而此時英國本土仍猶豫不決，對於和平抱有一絲希望，不過德國破壞了比利時的中立，卻是英國介入戰爭的重要因素，八月四日，英國也宣布進入戰爭，一場被各國領袖和人民以為可以在耶誕節之前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此爆發。

開戰熱情與西線壕溝戰

由於奧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被刺殺事件，在八月初歐洲各強國全部捲入大戰的漩渦之中，各國政府紛紛為戰爭作準備，徵集軍隊，幾乎每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懷著愛國的激情而從軍。而且這種愛國的熱情在宣戰後的一個月之內最盛行。有一名德國學生很高興接到入伍令，他說道：「今天早上我遇見了我認識的一位年輕小姐，我很羞愧我竟讓她看見我還在穿著平民的衣服。」[2]而在英國方面，八月三日宣戰前夕，一名十七歲的銀行職員包威爾（E. C. Powell）發現倫敦成為一座「歇斯底里（hysteria）的城市，龐大的遊行隊伍左右搖晃地擠滿了整個道路，每個人都在揮舞著國旗與唱著愛國歌曲…我們也都沉浸在相同歇斯底里的情緒裡。」[3]由此可知，當時人民對於這一場戰爭抱持著相當歡迎的態度。不過，雖然絕大部份的民眾相當熱情，愛國情操濃厚，但也有人持反戰態度，只是在當時不受大家重視而已。

當時戰場上可以德國為中心，分為西戰線與東戰線兩大部份。原先德國已預知會有兩面作戰的可能性，所以二十世紀初期德國參謀總長希里芬（Graf Alfred von Schlieffen）就發展出「希里芬計劃」（the Schlieffen Plan）。希里芬認為俄國其地理位置距德國較遠，且俄國兵力集結須一段時間才能完成，趁此時機德國可將重心放在法國上，短時間速戰速決擊敗法國後再回過頭來對付俄國。計劃雖理想，若在他本人執行之下或可成功，但大戰爆發時，參謀總長是在普法戰爭中贏得輝煌勝利的老毛奇（Helmut Karl von Moltke）的甥子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所擔任，此人能力不足，因此有了變數。

在戰爭爆發之後，德國初期在西線獲得勝利，但卻忽略了東線俄國動員進攻的速度竟然很快，一時之間情況危急，小毛奇抽調西線的軍隊去穩住東線的戰況，加上西線情況多變，德軍雖在東線的「坦能堡會戰」（the Battle of Tannenberg）中對俄大獲全勝，但是在西線的「馬恩河會戰」（the Battle of Marne）中失去了勝利的契機，雙方開始「向海岸競走」（race to the sea），從瑞士邊境到英倫海峽之間建造了壕溝系統，造成了日後四年，雙方皆在此間為了爭奪幾公里的土地而大相廝殺。而雙方大都認為若能在西線獲得決定性勝利，那麼將可以結束戰爭，所以其重心主要也放在西線上。

在壕溝戰形成後，由於士兵們日以繼夜地躲在壕溝裡，其心理負擔是相當沈重的。英國大兵文森．韋克斯（Vincent Weeks）他本身在西線待了十五個月之後成為了退伍軍人，他後來描述在那段時期的壕溝戰事「有著爛泥與害蟲；在無人地帶上會有偵察巡邏隊；……有著被砲彈、炸彈、地雷與狙擊兵殺害的持續不斷的罹難者；也會有突然的爆炸聲、突襲與小型的攻擊；每個時刻都是冷與溼，無聊與不適。」[4]

可是德國與英法雖在這四年的戰爭中互相屠殺，竟也有令人溫暖的一面，就是所謂的「耶誕節休戰」（Christmas truce）。在一九一四年耶誕節前後，雙方都表現誠意，相互往來，這可是現代戰爭中所難得一見的景象。有人記載那天的情況：「我們的中士，用屏幕畫成一個華麗的廳堂，還在上面寫上「耶誕節快樂」，我們在耶誕節的早上將它升起來。沒有槍聲大作。可以見到在我們左邊我們的同袍們帶著早餐到開闊的地方，每件事都很安靜。敵我雙方都冒著風險到壕溝上方察看；然後一名德軍開始走向我們的防線，而伊克．索伊爾（Ike Sawyer）走過去與他會面。這個德國人帶了一箱雪茄。之後一些德國人大膽地走出他們的壕溝，可是我們不准離開壕溝，所以我們以所有的熱情丟著牛肉罐頭、梅子和蘋果醬等東西給他們，上面還標示著「原來你在這，你這可憐受飢的傢伙」。其他諸如此類像這樣兩軍親密的行為還持續發生著。當佛瑞茲（Friz）沈溺於兩桶啤酒時，連長史托克威爾（Stockwell）走過去和兩位德軍軍官說話；結果同意召回所有的士兵回壕溝裡來，且不能再有友善的行為。但已經沒有開槍射擊的聲音，而且也准許德國人可以焚燒他們陣亡兵員的屍體」。[5]可是，一九一四年的耶誕節也是大戰中唯一的一次雙方抱持善意的來往。此後的幾年再也沒有過了。曾經有人想要如此作，結果被對方開槍打了回來。

或許有人會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如隆美爾（Erwin Rommel）、巴頓（George Patton）等名將輩出，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否也有這種運籌帷幄的名將呢？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會令許多人失望。大戰時的將領，其領導能力備受質疑，曾經有人這樣揶揄說將軍與士兵之間，就像是「一群驢子在領導著一群獅子」。還有人更不客氣地批評：「只有那些盲人才會否認大戰證明了軍事高層在每個層面的能力不足。他們完全缺乏領導能力、不適當的決定、疏忽軍事情報、低估敵人實力、具妄想的樂觀主義與浪費人力資源。將軍們完全沒有與其能力相等」。[6]

而在西戰線上四年期間敵對雙方雖互相發動攻擊，但通常來說，這種舉動只是去送死而已，防禦的一方只要駐守在壕溝裡，等到攻擊方出來到無人地帶（No Man’s Land，兩條敵對壕溝之間的區域），那麼明顯的目標立刻就成為防禦者消滅的對象，因此每一場戰鬥下來，攻擊方的損失比防禦的一方為重，而且通常沒有進展可言。有人曾說：「子彈、圓鎬和有刺鐵絲網的結合，已經把西線上所有一切的攻勢都徹底摧毀掉了，所以從一九一四年十月起，到一九一八年三月止，沒有一次攻擊或一連串的攻擊能夠使戰線向前或向後推動十哩的。」而英國的基欽納（Herbert Kitchener）爵士也驚呼著說：「我真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這根本就不是戰爭！」[7]

不過為了突破西線的僵局，雙方也採用了一些方法，其中重要的是毒氣和戰車的出現。一九一五年四月，德軍首次使用毒氣攻擊，遭到攻擊的法軍馬上手足無措，向後方逃散，德軍取得初期的成功，不過就連德軍本身也害怕自己所發起的毒氣，因此失敗而歸。從此以後，敵對雙方有時也會利用毒氣攻擊，但是仍無法獲得重大勝利。而在一九一六年八月，英軍急於突破西線僵持的局面，貿然動用尚在發展中的戰車來發動攻勢，雖然剛開始時有一部份收獲，但不久其攻勢也被阻止了。由於此次的失敗，戰車一度被認為對戰局沒有太大的影響而受到忽視，不過之後在其他的戰役中其優越的性能終於逐漸顯露。

大戰的結束與影響

雙方在西線上僵持的局面在一九一八年時有了改變。首先是一九一七年因為德國潛水艇攻擊一艘美國船隻，造成多名美國人傷亡，美國政府便向德國宣戰，不過美軍須至隔年才到西線。美國的參戰使協約國的人力物力大增，讓德國感到威脅。所以，當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革命，宣布退出大戰，在東戰線的德軍就調至西戰線，使德國決定發動一場攻勢，趁美軍來之前擊敗英法的聯軍，結果一舉成功，聯軍敗退，一時之間德國獲勝的機會濃厚，但德國早已陷入經濟衰退的邊緣，人民和軍隊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不過他們也相信英法軍也和他們一樣缺乏食物，不過當德軍突破聯軍防線時，卻發覺敵人的補給品竟然非常地豊富，導致大批德軍瘋狂掠奪補給品，最後攻勢失敗，也讓本身的情緒與士氣低落。後來，聯軍有了美軍的增援，藉機反攻，作戰意志低落的德軍自然節節敗退，終於投降。

此場大戰可視為是一種「總體戰」（total war），因為它與以前的戰爭相較之下有了不同。從前的戰爭時間短、參與人數多只限軍人、可是此場大戰發生後不僅曠日持久，而且包括軍人與民眾在內皆參與此戰，國家的資源也多用在戰爭供應這一方面，因此形成「全國投入，全民參與」的一種戰爭。

大戰結束的消息一傳開，各國人民歡欣鼓舞，都在喜氣洋洋地舉辦慶祝活動，因為太高興了，結果在一個鐵路地段上「擠破了火車車廂玻璃窗一萬三千個，車廂門四百個。」[8]而在參戰各國政府方面，則召開巴黎和會討論對戰敗國處理問題。可是在和會上其實是由三巨頭，即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法國總理克里蒙梭（Clemenceau）、英國首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在主導著整個會議，並將掀起這場戰爭的罪過推給德國，向德國索取高額賠款，還對其他戰敗國簽訂苛刻的條約。

大戰雖然結束了，卻也是另一個開始。其影響主要可分為幾個層面。首先，社會、經濟問題困擾著各國政府。在大戰時造成社會上有許多男子肢體傷殘，就算肢體完好，也有很多退伍軍人患了「恐戰精神病」，會有突然的恐懼，不停地大聲喊叫，直至顫抖、昏迷。戰爭結束後此種疾病仍困擾著老兵，這是在生活在壕溝的後遺症，在人民心中留下一層陰影。此外，由於戰爭時必須要花費大量金錢，又要發放陣亡將士的撫恤金，因此政府負債累累，而美國就是大部份歐洲國家的債權國，因此美國的地位逐漸興起。另外大戰結束後經濟面臨蕭條，工業產量減少。政府雖有替士兵進行復員，但還有不少人失業，如英國在一九二一年之後數年間失業率都高達百分之十一以上，換句話說，約有一百五十萬名男性他們須靠政府微薄的失業救濟金過日子。失業率高、經濟問題嚴重也讓各國的勞工走街頭抗議，還進行罷工，而政府對於這種抗議和罷工運動多採反對態度，並用各種手段來迫使罷工者放棄罷工，連帶地使問題更複雜。

其次，是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因為各國內部動盪不安，加上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由共產黨掌權，共產黨暗中資助各國的共產黨份子，並且煽動社會大眾抗議本國政府的無能，讓原本就不安的情勢更加紊亂。社會的動盪導致了法西斯興起。法西斯的起源在義大利。戰後義大利社會混亂，一些右派人士聚集起來，以墨索里尼（Mussolini）為領袖，向左派進行挑戰，並掌握地方政權，幾年之間其勢力逐漸壯大，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就「向羅馬進軍」，發動了一場成功的政變，被義大利國王任命為首相，義大利成了極權國家。結果在他執政之下，義大利動盪的局面逐漸獲得控制，經濟也開始好轉，人民生活較前寬裕。由於義大利法西斯的成功，法西斯主義也成了一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內）效法的對象，其中將之發揚光大的就是德國的希特勒。當時的歐洲政治，法西斯主義可是與共產主義、民主主義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且法西斯主義還受到其他國家的讚揚。

還有影響民主體制的發展。俄羅斯、德意志、奧匈、鄂圖曼士耳其等四大帝國相繼覆滅，原本大戰之前歐洲只有三個共和國，到了一九一八年底卻有十八個，看樣子民主戰勝了專制，可惜只有很短暫的時間，在一九二○、三○年代民主體制其實不受大眾重視，甚至還有人諷刺地說：「自由？這個字眼惹得許多人啞然失笑。民主？議會？對議會抱持正面看法的人少之又少。」[9]而且在前蘇聯國界以西，幾乎各地的左派勢力勢力大衰，「重要的政治辯論都集中在右翼陣線，歐洲只剩下北部少數國家的議會還能有效統治。民主體制一連串的挫敗，讓許多學者擔心剛萌芽的民主已經步入危機。」[10]所以雖然戰後成立很多民主共和國，但其發展仍受到很多阻礙。

總之，表面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看似結束了，實際上這只是另一場戰爭的序曲。

徵引書目：

中文：

J. F. C. Fuller著，鈕先鍾譯，《戰爭指導》，台北：麥田出版，2000。

Volker R. Berghahn著，朱章才譯，《舊歐洲的沒落》，台北：麥田出版，2000。

Mark Mazower著，齊思賢譯，《新黑暗大陸：二十世紀的歐洲》，台北：麥田出版，2002。

英文：

Dixon, Norman. On the Psychology of Military Incompetence. London: Futura, 1979.

Dunn, J. C., Ed. The War the Infantry Knew 1914~1919. London: Abacus, 2001.

Ferguson, Niall. The Pity of Wa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9.

Gilbert, Martin. The First World War: A Complete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6.

Holmes, Richard. The Western Front: Ordinary Soldiers and the Defining Battles of World War I. New York: TV Books, 2000.

Liddell Hart, B. H.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an Books,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