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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4/04 23:28:23瀏覽411|回應1|推薦0 | |
疾病、戰爭、饑饉與死亡,是造成人類歷史許多悲慘事件的四項要素,但在這四項要素當中,疾病是常為研究歷史者所忽略的。其實,自古從人類結成社群共同生活以來,由病毒所引發的傳染疾病就與人類生存的歷史相伴隨,甚至有的疾病還會影響整個歷史的演進。本文主要以天花、鼠疫兩種疾病為例,來了解疾病與歷史之間的關聯。
天花–萬年來與人類的糾結 據考察,天花(smallpox)極有可能是伴隨人類最古老的疾病之一,大概在有文字記載以前,天花這種疾病早已在人類社會中流傳。但是,對於天花如何發展成為一個具傳染力的疾病,以及人類是怎樣開始才會感染天花的?這些問題到現在仍讓人們覺得困惑,仍找不出一個圓滿的答案。比較合理的猜測是大約在西元前一萬年,它應該就已經出現在那些人類沿著河谷所建立起來的社群聚落中。而目前所知感染天花的最早例證是在三個埃及木乃伊身上發現的,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埃及法老王拉美西斯五世(Ramses V),在1898年發現此具木乃伊時,從他的臉部與頸部都可以發現類似天花的疤痕。 古代亞洲各地,如印度等都有關於天花的描述,但在中國的描述比較詳盡清楚。西元四世紀,中國晉代葛洪的《肘後方》一書中曾經記述: 比歲有天行發斑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及療,劇者數日必死。療得瘥後,瘡瘢紫黯,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也。[1] 該書還曾提到,這種疾病是在東漢「建武中(約西元22至55年)於南陽擊虜所得」,也就是指,對當時中國來說,天花是個外來疾病。像這種疾病,長久以來,中國無論政府或民間都無法找到一個有效的治療和預防方法,因此只要有一次的天花大爆發就會有大批人民死於疾疫的災難之中,甚至就連中國的皇帝也無法倖免,例如清代的順治皇帝、同治皇帝皆因染上天花,以致於英年早逝。至於康熙皇帝之所以可以順利登上皇位,其中一項原因竟是康熙本人已經染過天花且順利痊癒!他得到了終身免疫的權利! 而古代的阿拉伯人也有關於類似天花的疾病擊退敵人的記錄。西元570年,有一支外來的軍隊為了征服當地的居民而攻擊麥加(Mecca),那時候的阿拉伯人還不是信仰回教,也許是阿拉的旨意吧,根據回教經典《可蘭經》(Koran)的說法,阿拉派出了成群結隊的鳥,口中啣著小石塊向入侵的士兵投擲,那些士兵身上被砸中的部位就會起水泡及膿狀物。由於這支入侵的軍隊染上這場怪病而很快地潰敗,連他們的領袖也因為此病而喪生。 後來阿拉伯人信奉回教之後,力量逐漸壯大,開始向外擴張,連帶地也將天花散播出去。大約在西元六至八世紀,回教徒慢慢地從阿拉伯半島向西擴張至北非,又從北非進入歐洲的伊比利半島,之後在西元731年,又越過庇里牛斯山入侵法蘭克王國。天花也就隨著這條途徑也傳播到了歐洲。因此到了西元一千年,從日本經北非再到西班牙,各地都有天花的記載。甚至隨著十字軍東征的人口移動,天花又再度遷往其他地方。天花在歐洲流行的歷史持續很久,中世紀也一直沒有找到有效的治療方法,英國有位王子罹患了天花,當時所請來的著名內科醫生所做的治療方式竟然是將這位王子放置在一個紅房間裡,並為他蓋上一襲猩紅色的被單![2]到了西元十六世紀歐洲各大城市,如倫敦、日內瓦等也還發生多次天花疫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天花具有極大的致命性,就算因此倖存的人,臉上也會形成醜陋的疤痕,許多貴族與有錢人為了要遮掩這些疤痕而開始使用化妝品,之後才逐漸風行起來。原來化妝品的出現與風行竟是因為天花遺留下來的後遺症所致! 在歷史上,天花還有一項重大的「影響」,就是它摧毀了美洲的印地安文明。自從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後,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勢力便擴張到美洲來。起初,有一位西班牙人科爾特斯(Hernando Cortez)帶著六百名不到的人員來到美洲,宣稱墨西哥等地的領土主權是歸西班牙國王所有,不久以後,統治墨西哥一帶的阿茲特克帝國(Aztec Empire)皇帝蒙提祖馬(Montezuma)便率領一支龐大的兵力與西班牙人開戰,結果西班牙人被擊敗,隨時有被攻滅的可能。在此時刻,阿茲特克帝國並未乘勝追擊,趁機將西班牙人趕走,主要原因就是此時天花已悄悄隨著西班牙人的腳步來到美洲大陸,它在印地安人之間造成大流行,無數的士兵、平民大量死亡,街道上到處都是因染上天花而亡的屍體,多到無法處理的地步。曾經有這樣的描述被流傳下來: 死屍的臭味非常強烈。在我們的父親和祖父過世後,半數的人都逃往田野。狗和禿鷹吞嚼死屍。死亡人數非常嚇人。你們的祖父死了,而且和他們一起死的,是國王的兒子、兄弟以及親人。於是,我們變成了孤兒,哦,我的兒子!我們年紀輕輕就變成孤兒。我們全都一樣。我們是生來等死的。[3] 也就是因為天花肆虐,反而使印地安人陷入混亂與不安,讓戰敗的西班牙人有時間休整,進而消滅整個阿茲特克帝國。除了阿茲特克帝國以外,印加帝國的情況也是如此,甚至對西班牙人的入侵更無招架之力。西班牙人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要征服印加帝國時,天花早已在帝國境內散播開來,內部情勢動盪,讓皮薩羅可以不用遭受重大抵抗就到達首都庫斯科(Cuzco)掠奪財寶。另外,也因為這場只讓印地安人大批受到感染,但西班牙人卻絲毫無損的傳染病,給予印地安人極大的心理震撼,他們將這種現象解釋成白人有著上帝的庇護,這場疾疫是上帝對印地安人的懲罰,這對印地安人的傳統宗教而言無疑是個重大打擊,此後有大批的印地安人比較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向白人俯首稱臣。 還有,甚至在十八世紀,天花也曾被利用來作為生化武器攻擊印地安人的部落。英、法兩國為爭奪北美土地主權歸屬問題而爆發七年戰爭(A.D.1756~ 1763),在戰爭期間,英國派駐在北美的陸軍總司令阿默斯特(Geoffrey Amherst)曾經指示,要在與英國敵對的印地安部落中散佈天花病毒,他說:「難道不能發明一種方法,將天花傳染至具有叛心的印地安部落嗎?在這個緊要關頭,我們要不擇手段打贏這場戰役。」之後他有位部屬回信給他:「我會嘗試用毛毯將天花病毒接種在印地安人身上,而且會小心地使我軍不要染上此病。」[4]這個要用天花散佈到印地安部落的生化戰,其結果如何不得而知。還有,在美國獨立戰爭時,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也曾擔心英國會拿天花來做為生化武器。 多少年來,許多人找尋各種方法來預防天花,一直要等到發展出種痘接種的方式才較具成效。中國約在十六世紀發展出人痘接種法(就是萃取天花疫苗,讓人罹患天花,但危險性較高),並流傳至國外,如日本、朝鮮、東南亞、俄國、土耳其等地,俄國還曾在中國康熙皇帝時派遣學生前來中國學習種痘接種的醫術。至於歐洲則遲至十八世紀才了解到種痘法。英國駐土耳其公使夫人孟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於一七二一年將種痘法引進英國。起初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也認為預防接種違反基督教教義。而且,這種中國發展出來的人痘接種法仍會感染他人,且有百分之二的死亡率,後來在英國人金納(Edward Jenner)改良下才大幅提昇其免疫能力,並降低其死亡率。金納發現擠牛奶的女工未曾感染天花,經過追查,發現她們都曾感染過牛痘並痊癒。金納立即投入研究,主張以牛痘接種的方式預防天花,剛開始時他的論點受到漠視,並嘲笑他說,從牛身上接種而來的疫苗會讓人的長相像牛一樣,人也會向動物退化。雖然如此,但金納仍不灰心大力鼓吹,結果有一次在天花流行期間,種牛痘者免受感染,才讓牛痘接種法逐漸普遍,獲得極大的成功。此後,慢慢推廣至世界各地,與人類糾纏至少萬年之久的天花終於逐漸無法在人類社會中造成重大災難。
鼠疫–恐懼與屠殺的來源 鼠疫(plague),又叫做黑死病(Black Death,發病者的身體顏色會變黑),曾在世界各地造成重大的災難與人性的悲劇。鼠疫的病原體主要寄居於鼠類身上,再由帶菌的跳蚤叮咬人體,因而導致人類發病。而且在完善的治療方法出現前,此病的死亡率極高,所以疫情散播開來,經常人和鼠大量死亡,陳屍街巷。中國清代乾隆年間雲南有一個文人師道南,曾經寫下一篇〈鼠死行〉的詩,部份片段如下:「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鼠死不幾日,人死如圻堵。晝死人,莫問數,日色慘淡愁雲護。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兩人橫截路。」[5]由此可知當時疫情之嚴重。而這種疫病是何時,並又如何在中國散播開來的呢?根據目前發現最早的文獻記載大概是在西元第七世紀之時,另外,當時鼠疫在廣東省很普遍,可是在中國的內陸省份卻很少見,因此我們可以推斷,鼠疫大約是在七世紀初期,經由海路進入中國。但這僅是推測,由於缺乏詳細文獻,無法真正完全地驗證。鼠疫在中國常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反覆發作,在防範鼠疫方面,元代就有人發明治療的方式(成效似乎不彰),不過遲至清代才出現鼠疫專著。後來又受歐美的影響實施防疫隔離制度。清同治六年(1873年)中國海關就有海港檢疫制度。1910年東北三省發生鼠疫,清廷還設立「京師防疫事務局」,並在山海關設置檢驗所,進行檢疫工作。 至於在歐洲地區,早在西元五四二年時,鼠疫就曾經肆虐地中海沿岸一帶。它之所以會出現於地中海,可能是因為人口的移動(如戰爭)、歐亞和北非間的貿易等關係,藉由船舶在地中海區域散播開來的。因為當時東羅馬帝國的皇帝是查士丁尼(Justinian I),所以有人又把這場瘟疫稱為「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m,西元542~543年),但其實這場災難又斷斷續續肆虐至七五○年左右。根據普洛柯皮爾斯(Procopius,六世紀史學家)的說法,在鼠疫流行期間,每日在君士坦丁堡有一萬個人死亡,而這種疫病在當地一共肆虐了四個月。[6] 地中海地區肆虐的鼠疫後來約在西元八世紀後就消聲匿跡,其原因並不清楚,縱使日後仍有爆發類似的流行病,仍不能確定它是否就是鼠疫。下一次鼠疫來到歐洲時已是十四世紀的事了。歐洲之所以會感染上這場鼠疫是與蒙古西征有關。十三世紀時,蒙古人的勇猛戰力橫掃整個歐亞,也許是在1252年蒙古軍隊入侵雲南、緬甸後,就將鼠疫桿菌帶往其他地區,之後再輾轉將鼠疫帶到了歐洲。1346年,一批蒙古軍隊中爆發鼠疫,此時這批部隊正圍攻黑海沿岸的一座貿易城市卡法(Caffa),蒙古人因為染上鼠疫而撤退,但已將疾病傳至卡法城裡,而卡法城的人們又將這種致命的疾病傳至歐洲各地。 因為這場鼠疫所帶來的致命性太巨大了,讓整個歐洲大受震撼。有一位修道士曾於1347年十月目睹在西西里島的黑死病大流行,他說: 每個與病人有接觸的人有遭到了傳染。染上的人全身感到嚴重疼痛,極度虛弱。後來,在股和背上出現扁豆那麼大的人們稱之為癰的膿包。[7] 對鼠疫這種不知該如何有效防範的疾病甚至還引起屠殺猶太人的事件。歐洲各地主要是信仰基督教,《聖經》新約中記載猶太人是害死救世主耶穌的罪魁禍首,所以猶太人日後逐漸為基督徒所仇視;加上猶太人行事作風與風俗習慣較基督徒不同;猶太人也常自成一個特殊的團體,與其他非猶太人分隔,更加深一般人對猶太人的誤解。基於敵視與誤解的情緒,只要政治、軍事、宗教、社會上有任何的風吹草動,都可以成為反猶、排猶的藉口。十四世紀爆發的鼠疫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當鼠疫出現時,驚恐的人們便認為這是猶太人與魔鬼合作用來殺害基督徒的,所以在1348年五月,法國南部有兩座城市的猶太人幾乎全被滅絕。隨著疫情的蔓延,反猶情緒也隨之高漲。同年九月,一批居住在瑞士的猶太人遭到指控,一名猶太牧師在嚴刑逼供下,承認他指使當地的猶太人分裝毒藥投入水井、河流之中而讓基督徒受難。這位猶太牧師的口供被廣泛流傳,造成猶太人是傳播這場瘟疫的兇手。因此,這名猶太牧師所在的猶太團體,七歲以上的猶太人被判有罪,均處以死刑。而七歲以下的孩童則由基督徒家庭收養,並改信基督教。接著,在法國、西班牙、義大利、日耳曼地區都有數千至數萬的猶太人遭屠戮。從1348至1351年底的三年間,一共發生過三百五十次反猶大屠殺,六十個猶太人大團體與一百五十個小團體居住的地方被夷為平地。除遭殺害外,還有不少人被驅逐,另外所搜括的猶太人財物更是不計其數。 屠戮猶太人的事件太過慘烈,也過於頻繁,就連教皇也出面替猶太人說話。克萊蒙六世(Clement VI)並不是個不仇視猶太民族的人,但他可以比較清醒地認識到,這場瘟疫,不僅基督徒有人死亡,就連猶太人也是如此。所以他認為這場災害不是猶太人的過錯,他在一篇宣言上說: 由於這場瘟疫流行於各地,它折磨了並繼續折磨猶太和其他許多民族,因此,認為猶太人造成了這場罪惡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8] 不過,教皇的呼籲似乎仍沒有平息反猶運動,要等到黑死病逐漸停止肆虐之後,屠猶事件才暫時告一段落。曾有一位猶太學家對這個時期的猶太人苦難嘆道:「有許多城鎮,沒有死於黑死病的猶太人,卻死在他們異族鄰居的刀口之下。」[9] 歐洲為了將罹患此病的風險降至最低,因此發明出檢疫隔離的制度。其實檢疫的觀念早在1346年就出現了,不過那時並未有效持續實行下去。後來遲至1465年在拉古沙(Ragusa,西西里島東南部的港口城鎮)開始實施港口檢疫工作。1485年在威尼斯也開始從事檢疫工作。之後地中海各港口也仿效這兩個港口實施檢疫工作。按照他們的規定,任何來自疑似疫區的船隻,必須在隔離區停泊四十天以後才准上岸。只不過當時的人們並未認真有效地執行這些規定。但無論如何,檢疫隔離制度的產生,或多或少阻擋疫情的傳佈。後來逐漸發展周延,奠下良好基礎,檢疫隔離制度便一直沿用至今日。可是十四世紀出現的鼠疫並未在歐洲絕跡,斷斷續續至十八世紀歐洲仍有爆發鼠疫的流行。
結 語 傳染病會因人類的移動,尤其是交通運輸愈便利,更會加速疾病的散播,以及人類與牲畜的接觸也會導致人類受到病毒感染而產生新的疾病。現在的世界,由於醫療科技日新月異,許多從前致命的疾病,今日早已在大部份的地區絕跡,不再威脅到現代的人們。縱使如此,又有另一波新的傳染疾病興起,其威力甚至還遠勝從前的疾病,如愛滋病,SARS等。還有的疾病神祕難解,如伊波拉(Ebola)病毒。卡繆(Albert Camus)曾經在1947年寫出《瘟疫》一書,主要在討論在鼠疫流行期間,人類在面臨困境時所會有的作為與反應,細膩地刻畫出人性。書中有段話如此說道:「米蘭墓地裡成堆的尚未斷氣的人;驚恐的倫敦城裡一車車的死屍;以及日日夜夜,四處不停地傳來的呼號聲……」[10]希望文中的景象不要再度出現在世上!
參考書目: Michael B. A. Oldstone著,羅文慈譯,《打不完的病毒戰爭》,台北:新新聞文化,2000。 William H. McNeill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台北:天下文化,1998。 余鳳高,《呻吟聲中的思索–人類疾病的背景文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 梁峻、孟慶雲、張志斌主編,《古今中外大疫啟示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轉引自余鳳高,《呻吟聲中的思索–人類疾病的背景文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頁235。 [2]故事引自余鳳高,《呻吟聲中的思索–人類疾病的背景文化》,頁238。 [3] William H. McNeill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台北:天下文化,1998),頁251。 [4]轉引自Michael B. A. Oldstone著,羅文慈譯,《打不完的病毒的戰爭》(台北:新新聞文化,2000),頁55~56。 [5] 轉引自梁峻、孟慶雲、張志斌主編,《古今中外大疫啟示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2。 [6] William H. McNeill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頁148。 [7]轉引自余鳳高,《呻吟聲中的思索–人類疾病的背景文化》,頁226。 [8] 轉引自余鳳高,《呻吟聲中的思索–人類疾病的背景文化》,頁231。 [9] 轉引自余鳳高,《呻吟聲中的思索–人類疾病的背景文化》,頁233。 [10] 轉引自余鳳高,《呻吟聲中的思索–人類疾病的背景文化》,頁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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