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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8/28 17:57:09瀏覽2081｜回應0｜推薦5 | |
西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基礎上建立了明王朝。面對當時國內的形勢，明太祖把防禦重心放到北方，派兵攻打元朝的殘餘勢力。在南方，採取與海外諸國和平共處，營造比較安定的國際環境，另一方面，實行嚴厲的海禁，防禦倭寇的侵擾，確保建立不久的明朝政權。 明太祖的海禁政策，雖然起到了對日本實行經濟封鎖，加強海防的作用，但是卻把本國的海外貿易切斷了，故朱元璋採用朝貢貿易作為唯一合法的對外貿易形式，到了明成祖時代，在海禁與朝貢貿易相結合的政策基礎上，派使者遍賜海外諸國，招徠他們來華朝貢，特別是鄭和七下西洋的偉大壯舉，使朝貢貿易發展到鼎盛時期。 一、鄭和下西洋的動因 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麼？史書上的記載紛紜不一，有的說是明成祖懷疑建文帝流亡海外，派鄭和等人尋找其蹤跡；有的說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這些說法都難令人信服。 綜觀鄭和七下西洋，統領將士27000多人，船隻近百艘，歷程數萬里，往返近30年，如果只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蹤跡，何必如此大張旗鼓，興師動眾，即使是找到了建文帝，30年後亦垂暮老矣，根本不會對明成祖的政權構成威脅。如果是為了“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已遍歷東南亞及印度洋各國，第二次下西洋也是統領舟師遍歷東南亞及印度洋各國。這樣足以顯示中國的富強，擴大了明朝的政治影響，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顯耀”達七次之多呢？看來還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 我們不妨看看明成祖繼位時的國內形勢。 持續三年之久的“靖難之役”，使天下百姓疲於兵旅，社會經濟殘破不堪，而明成祖又急於封賞靖難功臣，增設武衛百司鞏固新生政權。不久又發兵80萬攻打安南、大興土木遷都北京等等，財政耗費極其浩大。 為了彌補財政上的虧損，明成祖除了加緊對人民的剝削，以及派人到全國各地開採銀礦外，就是繼承明太祖的遺訓，對海外朝貢國家實行開放政策，鼓勵他們來華朝貢，以求輸入大量的海外物品。這些海外物品在當時的贏利是非常可觀的。 以蘇木、胡椒來說，明政府給貢使的定價每斤蘇木鈔1貫、每斤胡椒鈔2貫，而支付給京師文武官員充作俸祿是蘇木每斤達到50貫、胡椒每斤100貫，一進一齣，贏利達50倍之巨。故明成祖才會採取各種積極措施，招徠海外諸國來華朝貢，甚至於不惜耗鉅資，派遣鄭和下西洋，攜帶敕書及精緻手工業品，遍賜海外諸國，這才是明成祖派遣鄭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 鄭和每次下西洋時間之緊迫，幾乎是首尾相銜，中間沒有多少間隔，可以看出明成祖急於營利，力求彌補財政上重大虧損的迫切心情。而鄭和每次下西洋返航時，海外諸國總是遣使隨船朝貢，進行交易的寶物、香料數以千萬計。 如永樂五年（1407）九月，鄭和第二次下西洋回返時，遣使隨行朝貢的有蘇門答刺、古裏等國；永樂二十年（1422）六月，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返時，有暹羅、蘇門答刺、哈丹等國遣使隨行來貢方物；翌年九月，又有西洋、古裏、忽魯謨斯、錫蘭山、阿丹、祖法兒、刺撒、不刺哇、蘇門答刺、滿刺加等16國遣使1200人至京朝貢方物。 明成祖在接待貢使時指出：其以土物來市者，官給鈔酬其值。 意思是說，土物由官府給價收購。可見鄭和下西洋不是為了耀兵異域，而是有濃厚的經濟目的。明成祖這種“派出去，招進來”的辦法，不僅解決了當時所面臨的財政危機，而且使百姓從轉販土物中得以營生，是“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好辦法。 各國貢使大量載運進來的香料，對抑制明初的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明朝自洪武八年（1375）開始發行大明寶鈔，當時規定每鈔1000貫折銀1000兩、折金250兩。不久之後開始貶值，永樂時代，每鈔1000貫僅值銀12兩、值金2.5兩；至弘治時，每鈔 3000貫只相當於銀4兩多，寶鈔已形同廢紙。 為了抑制寶鈔的貶值，避免濫印寶鈔造成通貨膨脹，明朝政府儘量減少以寶鈔支付官員的俸祿，而以鄭和下西洋大量進口的香料取而代之。自永樂二十年（1422）至二十二年（1424），文武官員的俸祿，均以胡椒和蘇木折支，規定春夏折鈔，秋冬支蘇木、胡椒，五品以上的官員折支佔70%，五品以下折支佔60%。到宣德九年（1434）又具體規定，京師文武官員的俸祿以胡椒（每斤100貫）、蘇木（每斤50貫）折鈔，正統元年（1436），擴大到包括北直隸衛所官軍。這種現象到成化七年（1471），因庫存胡椒、蘇木不足才宣告停止。 明朝政府經常提出“懷柔遠人”、“厚往薄來”一類的話，故人們普遍認為，朝貢貿易是種蝕本生意，是“政治重於經濟”，是“出的多，進的少，根本不計價值”。但是冷靜地思考一下，朝貢貿易幾乎與明朝的統治相始終。假如從政治上考慮不計價值，怎麼有可能維持長達200多年呢？！當時海外使者帶來的貢物有方物、國王附進物和使臣自進、附進物三種。進貢方物的數量與進貢物品總數比較只佔極小一部分，即“所費不足當互市之萬一”。 至於國王附進物和使臣自進、附進物的情況大不一樣，它們在進貢物品中佔絕大多數，據《明鑒》記載，往往超過進貢方物的數十倍。明朝政府對如此巨大數量的附進物是採取官府收購的辦法，從中還徵收50%的貨物稅，低價買進，高價賣出，可獲得鉅額利潤。這些情況說明，海外國家朝貢的次數越多，朝貢使者帶進來的貨物也就越多，明朝政府則可從中獲得更加高額的利潤。因此，頻繁地派遣鄭和下西洋，招徠海外諸國朝貢，用“派出去，招進來”的辦法，迅速改變國內面臨的財政危機，這才是鄭和下西洋的真正動因。 二、鄭和下西洋的終止 轟轟烈烈的鄭和下西洋，到1424年明成祖去世後即宣告停止。後來明宣宗派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已是接近尾聲，從此，名噪一時的下西洋壯舉就此終止。在這裡人們不禁要問，鄭和下西洋為什麼不能長期持續下去呢？這應當從明朝國內的形勢變化，以及鄭和下西洋自身存在的問題等方面尋找原因。 十五世紀初，東南亞大多數地區仍處於未開發狀態，生產相對落後，使者來華，都是把本國的土特產胡椒、蘇木等香料作為貢品，交換中國絲綢、瓷器等手工業品。當時，中國對香料的需求量很大，不僅宮中需要，民間在禱祀時也需要。因此，外國使者把香料販運到中國是贏利巨大的買賣，如琉球國，本國資源缺乏，不產香料，每年派船到馬六甲等地購買香料，轉運到中國朝貢，然後換取絲綢、瓷器等手工業品，再轉運到日本、北韓等地販賣贏利。另外，國與國之間開展的是長途販運，載運的“貢品”一般貨輕價貴，說穿了就是一些奇珍異寶。 這些海外香料和奢侈品的大量輸入，對當時國內社會經濟的發展沒有起到什麼積極作用，也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需要，相反卻導致了統治階級越來越腐化墮落，從而加重了對百姓的敲詐勒索。永樂十九年（1421年），山東、河南、山西、陜西諸省水旱災不斷，發生饑荒，人民剝樹皮、掘草根為食，官府不僅不能賑濟，反而徭役不休，徵斂不息，階級矛盾不斷激化。明成祖不能不引起警覺，在北京紫金城奉天、謹身、華蓋三殿遭災後，他引咎自責，迫不得己下詔書，將下西洋列為“不便於民及諸不急之務”而宣告停止。1425年明仁宗繼位，採納原戶部尚書夏原吉“以賑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的建議，詔告天下，徹底終止了下西洋的一切事務。 其次，鄭和下西洋的隊伍過於龐大，所統領的官兵約二、三萬人，寶船近百艘。這種船在當時的造價每艘需白銀7000－8000兩，由此可以想像，建造下西洋寶船的耗費極其浩大。就連明成祖也為“船數又多，製作又細，費用又大，須是支動天下一十三省錢糧來，方才夠用”而深感憂慮。每次下西洋的航程遙遠，往返一次需二、三年時間，且每次返航後不久馬上又接著下一次航程。寶船在途中經常遭遇風浪或海盜搶劫，人員傷亡異常慘重。如此巨大的人力、財力耗費，在 “百姓充實，府藏衍溢”的情況下，勉強可以維持。而到了正統年間，太監王振擅權，發生“土木之變”，明朝自此“國勢寢弱”，那裏還有可能負擔得起下西洋的鉅額耗費。儘管明英宗在復辟後曾打算仿傚永樂的做法，派遣都指揮馬雲出使西洋，但遭到朝官的極力反對，明英宗只好放棄下西洋的夢想。 鄭和下西洋從事的是官方貿易，就是說，鄭和下西洋所需的各種絲綢緞匹、瓷器、船舶等物品都是官辦提供。在洪武、永樂時期，明朝政府所控制的官辦船場、手工業作坊很多，生產興旺發達，但至宣德年間，官辦手工業逐漸走向衰落，工匠逃亡，生產的物品數量少、品質差，無法満足下西洋的需要。下西洋所需的船隻，多數是由南京龍江造船廠建造，這個廠興旺時期有工匠400餘戶，熟於造船的民工幾千人，一年可以建造上百艘寶船，但到後來，每年僅修造船隻20艘，且品質很差，沒有足夠的海船可供下西洋使用，這也是下西洋無法持續下去的原因之一。 三、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功績 15世紀，是世界遠洋航行探險取得重大突破的時代。東西方先後出現的4次空前偉大的航海活動中，鄭和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洲際航海家，作為人類征服海洋的先驅，他揭開了世界航運史從大陸轉向海洋的序幕，成為達·伽馬、哥倫布和麥哲倫的先行者。他對中國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的發展，對中國古代航海技術的完善，以及對加強中外友好交往等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眾所周知，世界中古時期的航海是一個帆船時代。當時的中國帆船位於世界造船業的前列，南宋的大型海船長達20~30丈，載乘600~700人，鄭和下西洋時，其統率的寶船有近百艘，最大者長44丈、寬18丈，載重量數千噸，遠遠超過幾十年後的達·伽馬、哥倫布或麥哲倫所率領的船隊。鄭和船隊配有指南針、羅盤、船尾舵和風帆，能夠在逆水頂風的情況下航行，在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季風運用和航海氣象預測等方面，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鄭和下西洋還豐富了中國人民的地理知識，開闊了中國人民的眼界，特別是由鄭和隨行人員馬歡、費信、鞏珍分別撰寫的《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對下西洋所到國家和地區的位置沿革、重要都會、地理形勢、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物產氣候等都做了詳細的描述，使中國人民對東南亞、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紅海乃至非洲東海岸一帶的廣大地區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 由茅元儀收入《武備志》的《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俗稱《鄭和航海圖》），採用了中國傳統的繪圖法，把沿途經過的山川河流、島嶼淺灘、碼頭港口、城鎮廟宇等，一一形象地標明在紙上，繪出了從南京到東南亞沿海、北印度洋沿岸，最遠到非洲東海岸，分別標出了航向、航程、針路及牽星圖，是一部出色的航海手冊。 英國歷史學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1421：中國人發現美洲》一書中讚道：“中國天文學家測定華蓋星和南十字星座的高度是人類認識地球歷史的一個關鍵時刻”。《武備志》證實了這是中國航海家的一種做法，50年後，葡萄牙人才採用這種計算緯度的方法。這些說明，鄭和下西洋不僅開闊了中國人民的眼界，而且完善了包括天文航海在內的中國古代先進的航海技術。 鄭和船隊雖然前後航行達28年之久，遍歷亞、非洲30多個國家和地區，統領官兵之多和船隻數量之大，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一支船隊。但是，他們沒有在海外建立一塊殖民地，沒有對他們到達的任何地方聲稱擁有主權，甚至誇耀是自己的偉大“發現”。儘管當時明朝擁有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或民族都雄厚的國力，但是鄭和船隊並沒有因此而淩辱小國，霸佔別國的土地。這說明，中國人沒有掠奪其他民族土地，或者把其他國家的土地開拓為殖民地的習慣。 養成這種習慣的原因，一是中國是傳統的農業經濟，自給自足，不需要海外的市場和原材料。二是儒家學說教導中國人要以“王道”服人，而不是以“霸道”佔領。這種文化與其他遊牧部落或重商民族的文化，形成明顯對比，遊牧部落為尋找新的綠洲，往往靠武力掠奪其他民族的土地維持生存。在資源缺乏的一些島國，如英國和日本的發展歷程，就是靠武力狂熱尋求殖民解決資源危機問題的。中國從無濫用其國力對其他民族進行過擴張的記錄。美國學者詹姆斯·赫西昂（James C. Hsiung）談到上述情況時，讚嘆地說：“由於缺乏一種更好的詞彙，我只能稱之為真善美。” 正因為鄭和船隊是和平之師、友好使者，故鄭和下西洋密切了中國與海外諸國的友好交往，增進了中國人民和亞非人民的傳統友誼。據統計在鄭和下西洋期間，有東南亞4個國家的9位國王8次來華進行訪問。他們之中，有的因病不幸去世，將“體魄托葬中華”，作為世代友好的象徵。如永樂六年（1408），渤泥（今汶萊）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王妃、子女、弟妹、親戚、陪臣一行150餘人來華朝貢，不幸因病去世，葬於南京安德門外；永樂十五年（1417）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刺與西王、峒王率領家屬、隨從及頭目共340餘人來華朝貢，返國途中，東王病逝，葬於山東德州；永樂十八年（1420）古麻刺朗（今菲律賓的棉蘭老島）國王幹刺義亦敦奔率其妻、子、陪臣來華朝貢，歸國途中，因病在福州去世，葬於閩縣。這些墳墓，至今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友好交往的歷史見證。 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深得當地民眾的愛戴，他們尊稱鄭和為“三寶”。在東南亞各地有許多以三寶命名的地方，如泰國有三寶港，馬來西亞有三寶山、三寶井，菲律賓有三寶顏，印尼有三寶壟、三寶廟等等。鄭和作為一位和平使者，確實為發展中外友好交往做出了巨大貢獻。 四、中國海洋文化的發展 明初出現的鄭和下西洋壯舉並不是偶然現象，它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的產物。首先，中國古代的造船與航海技術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其次，明初中國的水師力量比較強大。李約瑟先生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一書中說“明初的水師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亞洲國家的任何時代都出色，甚至較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乃至於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都可說不是他的對手。” 我國是一個陸海兼備的國家，海岸線長達18000多公里，還有14000多公里的海島岸線和7000多個海島。早在漢唐時期，我國已開闢了與東南亞、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和海上貿易往來，我國人民在長期的航海生活與實踐中產生了海洋文化，而鄭和下西洋就是這種海洋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現。 海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種基本形態，它是以人類所處的自然環境的地理特徵與政策取向作為參照物來劃分的一種文化形態，凡是擁有海洋的地區，凡是擁有海岸的民族，在其文化中就或多或少會帶有海洋文化的成份。我國位於太平洋地區，走向海洋，開發海洋的歷史已很悠久。兩千多年前，當漢武帝從張騫通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蜀布、邛竹杖，獲悉有海路可通印度時，則派使者從徐聞、合浦出發，沿海岸航行，經中南半島到南印度的康契普臘姆，開闢了與東南亞、印度的海上交通，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海上絲綢之路”。 唐代，自西元751年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在中亞被阿拉伯軍隊打敗後，陸上絲綢之路被切斷，對外貿易重心遂轉向海外。從廣州一直通向波斯、阿拉伯各地。南宋時，由於偏安於半壁江山，加之抵禦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大量的軍費開支需來自於海外貿易的稅入，南宋政府特別注重發展海外貿易，鼓勵私人貿易商出海貿易。元代又有進一步發展，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都盛讚當時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歷經幾個朝代開闢的海上交通，為明初鄭和下西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有人說中國的海洋文化是海洋農業文化，西方的海洋文化是海洋商業文化，這種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我國東南沿海如福建沿海一帶，因山多田少，人們素以海外貿易為生，產生了一種“利商舶，輕遠遊”、“恬波濤而輕生死”的海洋文化，即使在明朝厲行海禁期間，不少福建人仍為謀求厚利而敢冒殺頭之險，出海從事走私貿易。如自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兩年多裏，到日本從事走私貿易而為風漂到北韓，並被解送回國的福建人就達千人以上。萬曆四十年（1621）明朝兵部的估計，當時往日本進行走私貿易的福建海商已達數萬人之多。正是這種敢於冒險，置生死於不顧的海洋文化習俗，使明朝政府不得不採取讓步措施，於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開放海禁，准許私人海外貿易商申請文引，繳納餉稅，出洋貿易，於是，數以百計的商船湧向海外。 當時在東亞海域，存在著激烈的商業競爭，中國商人以其敏銳的商業頭腦和強烈的競爭意識立於不敗之地。使西班牙經營的大帆船貿易離不開中國商人提供的貨物，否則它們將無貨可載。為此，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經常把載運中國貨物的大帆船稱為“中國船”（the nao de China）；在南美，他們還把轉運中國貨物的主要道路命名為“中國路”。中國商人成功競爭的結果，使世界各地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使中國成為當時東亞海域的貿易中心。 德國著名經濟學家貢德·弗蘭克在其著作《白銀資本》中這樣評價道：“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不僅是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佔據支配地位。”這些事實說明，16世紀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不僅產生了海洋文化，而且已發展到一定高度。這種海洋文化可以與西方的海洋文化相提並論，屬於一種開放性的商業文化。 中國海洋文化為什麼會走向衰落呢？有人將之歸咎於清初實行的海禁，以致於形成一種封閉性的農業文化。這種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清初實行海禁，是為了切斷鄭成功反清勢力與大陸的聯繫。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消滅鄭氏反清勢力統一台灣後，第二年則宣佈開海貿易。於是，中國商船大量地涌向海外，“偏於佔城、暹羅、真臘、滿刺加、渤泥、荷蘭、呂宋、日本、蘇祿、琉球諸國”，真可謂“極一時之盛矣”。而清政府為了鼓勵海外貿易也經常採取一些獎勵措施，如為了解決銅材缺乏問題，鼓勵中國商人到日本販銅，中國商人在東南亞海域非常活躍，保持著相當大的競爭力，中國海洋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仍繼續在發展。 中國海洋文化真正走向衰落是在鴉片戰爭之後，西方航運業的衝擊，特別是19世紀50~60年代輪船的推廣使用，使中國傳統的帆船漸漸遭淘汰，至19世紀70年代，中國帆船已幾乎在海外貿易中絕跡。而在此後的近一個世紀裏，中國基本上是封閉的，很少在海洋方面有所發展，錯失了不少良機。 直至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中國海洋文化才重新獲得發展的機會，中國領導人開始對海洋投入了關注，認識到海洋具有廣闊的空間和巨大的資源，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江澤民1995年10月視察海軍部隊上時講：“開發和利用海洋，對於我國的長遠發展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我們一定要從戰略的高度認識海洋，增強全民族的海洋意識。”江澤民的講話對於發展中國的海洋文化，增強中華民族的海洋意識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綜觀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國家，一般都是先沿海、後內地。我國沿海地區的發展就是一個例子，當前，我國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大連、廣州、高雄等，都是依靠其特有的海洋資源和海上交通優勢，使其經濟得到迅速地發展。要想振興中華民族，繁榮中華文化，就必須在全民族中樹立起海洋國土的概念，發展海洋文化。我們今天紀念鄭和下西洋600週年，目的就是要弘揚鄭和船隊面向海洋，走向世界，不畏艱險，勇於探索的開拓精神。通過這些活動來提高國人的海洋意識，創造出更加燦爛的海洋文化，為把中國建設成真正的海洋強國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作者：廈門大學 李金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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