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林昭，世界將變得沉默。

作者:為君沉吟

林昭屬於世界，她將人類的精神境界帶到了一種高度，這種高度足以讓人類仰頸屏息而陷於沉默。她當得起有關沉默下的一切——靜穆、莊嚴、思考和記憶——儘管她的祖國歷來不缺乏沉默，但那樣的沉默是怯懦卑微屈辱忍耐殘缺以及冷漠

想要在歷史的碎片中還原一個完整的林昭幾近不可能，但這不應該阻擋我們去探尋歷史塵幕之下仍然被判與最愛之一切隔絕的魂魄，雖然每一次的觸碰便有每一次的傷痛。那怎麼又不是血呢？企圖用血來掩蓋的事實，終將被血滌洗乾淨，昭然彰顯；那怎麼不是血呢？以滋養生命之血書寫的篇章，終將凝結為真理，華采熠熠；那怎麼又不是血呢？那分明就是血。

林昭的血潑灑到我們這個民族最沒有血性的年代，卻幫助我們在三十多年之後鼓起勇氣探尋這個民族的希望，她用赤子之血提升了整個民族的精神高度，而這種高度直到現在也讓某一部分人不敢抬頭仰望，林昭仍然在逼視著，血依然在流。用真正鮮血書寫幾十萬字而構建的精神世界，這在人類的思想史上絕無僅有，也但願是前所未有，後無來者。如今再面對林昭，無論怎麼迴避繞行，都無法避開極其慘烈極其悲愴極其痛苦的血，中國人的血從來沒有流得那麼乾淨那麼厚重那麼神聖那麼有尊嚴，儘管“中國人的血歷來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奴役他人者同樣也不得自由——林昭以過於沉重的代價為我們奉獻了一個關於自由的思考，她徹底顛覆了中國人幾百年來為解除被奴役所做的一切抗爭，我們總是在奴役和被奴役這個怪圈中掙扎，剛剛從被奴役中解脫出來就迫不及待的奴役他人，林昭以前的中國人，從來就沒有真正理解自由的含義。

似乎除了對自由的思考之外，林昭所表達的一切都是常識，但在中國正遭受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迫害和人禍浩劫之時，林昭卻選擇了以最危險的方式堅持那些常識，那種方式就是誠實和良知，即便到了今天，堅持誠實和良知仍然是一種危險的方式——這是繼林昭離去三十八年之後現在中國人最大的悲哀。正是因為如此，林昭的意義則顯得更加的重大，因為她所面對的，我們仍然還在面對，對林昭，不能僅僅只是一種紀念。

但首先，我們這些曾聽說過林昭的人一定要把她的故事一次次的講起，要講給你身邊的朋友，講給你的孩子，講給每一個還不知道林昭的人。告訴他們林昭是怎樣的天真過、美麗過、夢想過、瘋狂過、迷茫過、痛苦過、警醒過、掙扎過、堅持過，告訴他們林昭這個女人也愛過生活過，告訴他們林昭是我們這個民族可引以為驕傲的精神典範，告訴他們永遠不要對自己失去信心，因為我們有林昭。

其實我們這個民族只需要立一個碑就足夠，碑上只需要兩個字

林昭。

鐐銬原來可以玩出這麼多的花樣：“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至今臂肘之上，傷痛猶在。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性的是，在我絕食之中，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之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下——月經期間，不僅從未為我解除鐐銬，也從未為我減輕些，譬如暫時除去一副。天哪，天哪，這是真正的地獄，人間何世?” （林昭）。

鐐銬玩出的花樣對於林昭而言只是一個開始，1960年10月入獄之後，林昭親身體會到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花樣，如果不是她堅定地認為自己是含冤之囚，恐怕林昭一輩子都很難對鐐銬花樣的切膚之痛發出“真正的地獄，人間何世”的悲聲，因為在1950年5月到1951年期間，林昭還認為階級鬥爭有一種“冷酷的痛快”。在林昭發出“人間何世”之悲聲的那天，她還隱隱能夠記起土改時在寒冬的水缸裡掙扎嚎叫的地主嗎？從革命者到反革命，從奴役他人到被奴役，從冷酷的痛快到人間何世，林昭由一個狂熱的革命小將轉而奉上她難以承受之重的十字架，開始了靈魂的朝聖之旅，她的目的地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的自由世界，然而她走得太堅決，註定了受盡人間之大苦，感受人間之大悲，鐐銬的花樣只是一個開始，冷酷的痛快終將化為人間何世的詰問。

1950年5月，18歲花季的林昭剛剛結束了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為期10個月的學習生活，便熱情似火的隨蘇南農村工作團奔赴農村，參與到了50年代初那場著名的農村運動——土地改革運動中。

從北方一個名叫元寶村的地方開始，在中國農村將近三年的土改運動拉開了帷幕，約３．１億農民置身於這場暴風驟雨之中。儘管這場以疾風掃落葉般開展的以重新分配農村生產資源，消滅地主階級，達到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而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的政治運動直到今天也是爭論不斷，各執一詞，但其時關於“翻身”、“打倒”、“生產”的歷史話語，切切實實的掀起了農村底層的革命激情，這種義軍似的平均理想撩動了包括林昭在內的許多中國人的政治抱負，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當國家這部機器打著動人的旗號以強權剝取去一部分人的利益之後，也可以在不遠的將來輕易的剝取所有人的利益。

林昭也沒有想到。

林昭跟隨著土改工作隊曾在太倉八里鄉的一個教堂旁邊用槍趕走了裡面的教徒，那天梳著南方小辮，滿面稚氣的林昭用近乎於強盜的口吻回答了神甫這樣的責問“你們違反了共同綱領。共同綱領上人民群眾有信教自由，你們破壞我們信教自由”。

“是的，共同綱領上是有信教自由，但是中央有通知，在土改期間宗教活動一般要停止”——說這句話時的林昭是坦然的，是居高臨下的，而在當時當地，還是狐假虎威的強盜邏輯，但林昭真誠的相信，只要有正義的目的，一切自由都可以犧牲。她用權力的力量去剝奪了別人自由的那時，沒有預見到將來在索回那種自由時，權力也絕對不會拱手相讓。

土改工作隨後在各地開始出現了偏差，比如錯劃、亂劃，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流氓當權，亂打亂殺。而此時的林昭卻正以極大的工作熱情和政治幻想參與著土改工作，她堅信自己所做的工作無比正確，正確到可以把暴力化做“冷酷的痛快”，正確到可以拋棄掉親情。她與許許多多天真而熱烈的青年一樣，懷抱著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卻失去了青年最可貴的精神——獨立思考。

停止，甚至根本就沒有想到過需要思考的林昭，在那時這樣告訴自己的朋友：“土改，誰都知道，是鞏固祖國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的崗位是戰鬥崗位，這樣一想，工作不努力，怎麼也對不起黨和人民”，“我現在真是一無所求，就對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顆紅星，我知道我在這裡，他卻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受到激動。”在北京的毛澤東被林昭多次稱做“父親”，不但是一種精神上的父親，而且也是一種親情上的父親，那時的林昭，根本無法進入到自己父親的心靈深處，也無法理解母親母性的軟弱，因為在她看來，一切的平凡和平庸，都是不革命的，是應該唾棄和鄙視的。於是毛澤東不但在成為她虔誠的信仰象徵的同時，也取代了自己父母的親情。

早在１９４９年，林昭便與家庭決裂，拒絕了母親留學國外或是報考北大的要求，並立下“活不來往，死不弔孝”的字據。對於林昭這樣高貴而真誠的革命者，父母那些過於俗氣的普通人願望，不僅僅是一種苟且，而且在她看來更是一種背叛，對家庭的失望使林昭更加堅定果決的尋找自己的理想，年輕而缺乏理性的血液一旦噴發而出，就很可能陷於盲目。

這就是那時的青年，這就是那時的林昭。

土改工作是林昭的第一次政治實踐，呈現在她眼中的景況是水泊梁山式的革命理想畫卷，而這種勝利一方自由支配權力並極大享受權力快感的實踐方式，使林昭更加堅定自己追隨權力的信心，因為在她看來這種權力的背後有正義力量的支撐，運用權力的目的是為人民謀福，而在中國傳統的暴力革命文化背景之下，反壓迫鬥爭化為一種壓迫他人的革命形式，符合替天行道的社會理想，也符合中國人的道德要求，因此林昭在那時有一種勝利者的優越感和成就感。

但林昭又是純粹和清高的革命者，稚嫩而且偏執，她的眼裡容不得墮落敗壞的沙子，憑著對工作的極大熱情和正直的天性，她把鬥爭的矛頭也指向了土改工作隊中的一些領導。她當面指斥工作隊的領導“你們蘇北的幹部一到蘇南就丟掉了自己原來的老婆，你們這是做陳世美”，林昭是一個容不得半點渣滓的人，但她卻可以一面在道德上苛求革命者本身的同時，一面將專政物件放進水缸，聽任他在寒冬裡徹夜慘叫。

林昭聽到了那撕心裂肺的號哭，說這是“冷酷的痛快”。

除去被懲罰時關進大號的日子，林昭有時會得到獄方稍微的寬限，將之押入單牢。思考時的林昭顯露出女性柔美的光輝，她一邊用糖紙、細繩之類疊著帆船紙鶴等小工藝品，一邊任思想沖決奔騰，一旦突有所感，便放下活計，拔下別在髮間的髮卡用力刺破肌膚，蘸著淌下的鮮血開始書寫。

“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那些自稱為鎮壓機關或鎮壓工具的東西，正在怎樣地作惡，而人們特別是我們同時代的人——中國的青春一代在這條專政的大毒蛇的鎖鏈之下，怎樣的受難，想到這荒謬的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民族的正氣和增長著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污著祖國名字而加劇時代的動盪，這個年青人還能不急躁嗎？”（林昭）。

直到林昭寫出這樣的文字之時，她開始真正瞭解“冷酷的痛快”之下的政治陰謀，也開始了真正酷烈的自我拷問，而林昭對自己的反思和拷問的深度及強度，遠遠超過審訊她的那些人，林昭不但堅定系統的反對奴役和極權制度，更重要的是以無與倫比的勇氣和決絕進行的自我深省，並首先以血的方式警示青年——青春的天真和激情有被利用和自我放縱的危險。

“這怎麼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著我們善良、單純的心，與熱烈、激昂的氣質，欲以煽動加以驅使，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一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殘酷，開始要求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利時，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慘毒無已的迫害、折磨和鎮壓。怎麼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麼不是血呢？”（林昭）。

林昭與她同時代的很多青年一樣，不是一個沒有經歷過流血，甚或是沒有製造過流血的人。土改時毆打虐待槍斃的暴行林昭是親歷過的，而她最終規避了被欺騙轉而進行反對所有的人受騙的抗爭，是什麼讓一個狂熱的革命者變作了一個奉上十字架孤身挑戰暴政的殉道者呢？

讓我們不得不注意的是，林昭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說過假話，沒有做過虧心事的在道德上毫無瑕疵的人，林昭曾無中生有編造過母親的所謂反動言行向組織告密，這一點尤為重要——為了爭取入黨與成分不好的父母劃清界線，為了爭取所謂的組織信任誣告至親，林昭當時的選擇絕對說得上卑劣，像林昭這樣的人，也沒有完全逃脫過時代所賦予的國民性。而正因為如此，林昭之後的轉變則更顯得意義非凡。

“他們要我井裡死也好，河裡死也好，逼得我沒辦法，寫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我不得不滿足他們……我沒存心誣陷你”——這是多年後對著母親的悔過之言。良心雖然讓林昭感到不安而下了“決不再說違心話”的決心，但那時的林昭仍然沒有看清過自己身處的真正危險，她只是一個受了委屈的小姑娘，她仍然相信乃至迷信自己的政治信仰，她給朋友的信中說“大約我們這類人參加革命，不著著實實碰幾下釘子不會好。”革命仍然是她執著的追求。直到1957年，林昭才開始了她真正意義上的精神嬗變。

“每當想起那慘烈的1957年，我就會痛徹心腹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真的，甚至聽到、看到、提到那個年份，都會使我條件反射似地感到劇痛。這是一個染滿中國知識界和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澹悲涼的年份。假如說在此之前處於暴政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氣的流露，那麼在此之後確實是幾乎被摧殘殆盡了。”（林昭）。

1957年到底發生了些什麼？

1956年，北大黨委決定創辦一個綜合性學生文藝刊物，同時停辦《北大詩刊》，對其原來的編委會成員做了增補，新成立《紅樓》編委會，林昭是編委之一。而正是《紅樓》的幾位編輯，發起了北大著名的“五一九”民主運動，也正是林昭在“五一九”之後慨然捍衛《紅樓》編委張元勳的人身權利，轉變了林昭的精神世界和人生軌跡——紅樓裡的林姑娘變了。

且容時間再往1957年之前倒流一段：

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第一名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這位貌容清秀，心機聰慧的蘇州青年很快的就顯露出她在文學方面的才華，曾受到北大游國恩教授的賞識，並主張林昭從新聞專業轉到文學專業。正是林昭江南兒女的聰穎和才情，1955年春，林昭便被任命為《北大詩刊》的編輯，而其實，林昭在《北大詩刊》的編輯只是個兼職，她同時還在校刊編輯部編輯副刊《未名湖》。同時任兩個刊物的編輯，並且還撰寫大量的詩文發表，林昭的勤勉和活躍可見一斑，林昭當年的同學張元勳說她是“古、近、今體兼能，詩、詞、文俱佳”，活脫脫的一位江南才女浮現在我們的眼前。據林昭多位同學的回憶，她是一個多語快語的機敏幽默之人，而就是這樣一個敏而好學，敏而多思的女孩，卻在1957年5月19日之後很久的一段時間開始失語，陷於了迷亂、痛苦和掙扎中。

1957年5月19日，《紅樓》編輯馬嘶、李任、孫克恒、薛雪、康式昭、謝冕、任彥芳、杜文堂、張鐘、張元勳和林昭一行十人遊覽了頤和園，林昭帶了一個120的照相機，並做攝影師，為《紅樓》成員拍下了許多照片，然而誰也沒有料到，數年之後，這許多的照片只有一張保存了下來，成為了《紅樓》編委們僅存的紀念，更讓他們無法預料的是，隨後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會讓他們經歷人世間最慘絕的傷痛，讓心靈留下最慘烈的印記，從此以後他們中的人很少再掉下眼淚，因為他們的心變得很硬。

當十人遊覽完頤和園返回北大已近黃昏，而張元勳，沈澤宜則在北大學生大餐廳東門外的牆上貼出了早已寫就的大字報《是時候了》，開啟了北大以提倡“法制與民主”為目標的“五一九”民主運動，但年輕而流淌著純淨血液的北大學生們沒有想到，這場運動竟早已被編織周密的“陽謀”所算計，早已被齷齪腐臭的騙局所主宰，註定無法逃脫那由所謂的政治利益驅使下異化為骯髒、卑鄙、下流的“引蛇出洞”所斷送。

“引蛇出洞”的惡劣影響直到如今也無法消除，中國社會之所以難以建構的“信譽”、“真誠”很大程度上拜它所賜，由它所點燃的“反右”運動當之無愧的稱得上中國歷史上集惡毒、荒唐、殘酷、謊言為一體的政治騙局和政治迫害，而緊隨其後的“文革”則更加徹底的將民族殘餘的靈性和正義消亡殆盡，如果沒有如林昭一類懂得拒絕的勇氣出現，黑暗將永遠伴隨我們每一個人。

然而就在“五一九”的民主星火出現之初，林昭的內心中仍舊持排斥和觀望的態度，她聽著同學們慷慨激昂的演講，看著大字報上正反兩方的辯論，一向多語的林姑娘沉默起來，開始陷入思考。那時的林昭，雖然欣賞“右派”同學的敢說敢講，但內心中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可以說在“五一九”期間，林昭是一個典型的旁觀者，然而在1965年第三次血書《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中，林昭把“五一九”運動視為民主抗暴運動並聲稱自己是“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如此地覆天翻的思想巨變要經過怎麼的歷練才能完成，其背後的靈魂煎熬該有何等的酷烈慘痛。

“‘五一九’的旗幟絕不容其顛倒！‘五一九’的傳統絕不容其中傷！‘五一九’的火種絕不容其熄滅！只要有一個人，戰鬥就將繼續下去，而且繼續到他的最後一息”。（林昭）

在《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裡，林昭多次使用“年青的反抗者”這個命名。在附錄的《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裡，曾對林昭列有“１９５７年因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淪為右派”的罪名，林昭大義凜然地批駁說，這是“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錢理群《面對血寫的文字》）

一共27字的批駁，使用了“極權”、“偽善”、“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四個可謂擲地有聲的詞語，而即便在今天，如此酣暢淋漓的批評文字也不多見，一個人的勇氣不是視死如歸，而是拒絕蒙蔽的堅決。

距“五一九”十天之後，《紅樓》編輯部召開了會議，宣佈將張元勳和李任開除出《紅樓》編委會的決定，因為兩人參與了右派刊物《廣場》的策劃編輯活動，在“兩條路線鬥爭”的會議上，紅樓編委多有批判之語，林昭也發了言——“我有受騙的感覺”。

林昭受了什麼騙？

張元勳和李任與林昭同為《紅樓》編委，其中張元勳與林昭的交往更為密切，可謂同窗知己，林昭之所以憤然說出自己有受騙的感覺，大概是因為沒有想到一個與自己在思想上甚至情趣愛好上都有相近之處的人，竟然是包藏禍心的資產階級走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林昭說自己“有受騙的感覺”是應景之語還是由衷之言呢？也許兼而有之。

但林昭的確是說對了，她受騙了。

林昭能夠看清謊言，並進行堅決的拒絕和反抗，得力於“左派”們拙劣的表演，一顆本就高貴善良的靈魂在醜惡荒謬劇中開始復蘇。

“一個極悶熱的晚上，在北大16齋東門外的馬路上，一場激烈的“唇槍舌戰”正在進行。聽眾知多少？無從計算，大約一百米方圓之地全是人。夜色濃黑，正是“月黑雁飛高”的夜晚，大有聞其聲不見其人之狀，短兵相接，發言者站的是飯廳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輕，無需階梯，一抬腿便可邁上，講畢，一步便可跳下，幾經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頓足，往往語未畢講話者便與桌子一起翻倒於地，於是第二張餐桌又繼而用之。據餐廳管理員說，那一夜十餘張餐桌報廢。那是一個難忘的夜晚，三天來的文字交鋒，激化成當面相激，那一夜，已經形成了“群體力量”的“反右派鬥爭”大會，（所謂“群體力量”是指一群後來標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時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論反擊，一些發言已提到“大字報中的話是反革命煽動”，開後來扣帽子惡劣行徑的先河，而當時的我，就正處在這種出手不凡的猛烈火力的焦點。正當“群體力量”前者呼後者應，輪番討伐之時，一個女學生在濃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夾雜著婀娜的蘇州方言的普通話，音色渾厚，不似女孩慣有的嬌柔，在此前男聲震耳欲聾、聲嘶力竭叫嚷的未絕餘音之隙裡忽然傳來如此迷人的聲音，頗有“一洗萬古凡馬空”的新意，當時沸騰喧鬧的聽眾頓時悄然。

“我們不是號召黨外的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張元勳說吧，他不是黨員，連個團員也不是，他寫了那麼一首詩，就值得這些人這麼惱怒、群起而攻之嗎？今晚在這兒群體討伐的小分隊個個我都認識！所以，自整風以來我一直沒有說話，也沒有寫過什麼，為什麼？我料到：一旦說話也就會遭到像今晚這樣的討伐！我一直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著……”

“你是誰？”一聲怒吼從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斷了她的發言，這顯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憑著她的聲音就勿庸再問。

“我是林昭！怎麼？你又是誰？竟是如此擺出一個審訊者的腔調！你記下來！‘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說，“告訴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今天既然來了，也就沒有那麼多的工夫去考慮那麼多的事！你是誰？還是你們是誰？你怎麼不敢也報報你的家門？” （張元勳《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

林昭當時當日的一番話，是良知的聲音，是勇者的聲音，林昭當時當日的一站，可謂頂天立地、靈肉並剛，當時當日的林昭，開始主動背負整個民族的責任，走上一去不回的窮途。與林昭一起上路的還有在無夢樓中的冥思苦想張中曉，還有在希臘城邦中追尋探索的顧准，還有在遞進制選舉中沉吟徘徊的王力雄，儘管林昭是憑著感性的直覺去行動，但她所留下的“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權力去建立”的精神遺產，仍然標誌著林昭智慧的高度和精神的高度。

“雙林三十六林，刀在口上之日”是林昭從一個堅決的革命者轉變成一個堅定的民主自由戰士的分水嶺，在此之後，她開始向暴政和謊言宣戰。

“天之杌我，如不我克！此責其誰？”

林昭舌戰當晚大醉，這是一種預感到個人和國家命運將會多舛的肝腸寸斷，她現在隱約可以體會到當年寒夜中號叫的殘酷，她曾經利用過的專政特權開始了反噬，血盆大口向她猙獰狂張。

在林昭為張元勳爭辯的第二天，出現了一張《致林昭同志》的大字報，林昭開始受到攻擊，而這之後，林昭短暫的沉默了，因為那句“組織與良心的矛盾”，她被班上組織批鬥，那時之林昭開始真正理解當日批鬥張元勳時“我有受騙的感覺”的自語了。

不久，林昭即被劃為北大八百名右派之一。

林昭生命中可貴的血性和風骨開始表露出來，在被批鬥的過程中，八百多名右派中，林昭是唯一一個沒有檢討的人，她激烈的對批鬥她的人說“我有觀點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天日可鑒，在那個無理可講無情可陳的年代，平等、自由、和睦、和藹的奢求膽敢以聲音來表達的，是何等之氣魄？

從懷疑、猶豫、掙扎、矛盾到抗爭，林昭經過了一個從成長到成熟的過程。在被批期間，林昭曾選擇過自殺，一個感到被“父親”拋棄的矜矜弱女，心裡所流出的血，將心智沖洗得無比清醒，幫助她更加真實的認清這個世界。

吉拉斯曾說共產主義革命可能會“吃掉自己的兒女”並且“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從文字上接受革命的觀點與口號並天真地信它們將會實現的革命者”——林昭開始遭遇到了“父親”的拋棄，並最終被專制政權所清洗，林昭的遭遇，是否能夠讓我們看清一種打著消除階級的口號而掌握絕對權威的政權的實質呢？

林昭是看清了——“長期以來，當然是為了更有利於維護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於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黨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辭藻的總匯和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

從一個天真的革命者到反暴戰士，林昭走得過於痛苦過於蹣跚，但最終卻能夠以銳厲的目光洞察到愚民統治的虛偽，並將自己曾經尊為“父親”的毛澤東拉下神壇，林昭的心路之旅正慢慢的接近自由。

1957年8月之後，隨著反右的擴大化，北大師生已經有一千五百多名被打成右派，林昭萬念俱灰，悲憤之中的她選擇服食安眠藥自盡，由於同學及時發現，林昭自殺未遂，但這種以死相抗的做法被當局認定為“態度惡劣”並判勞教三年。林昭居然跑到團中央去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良知何在？還殘留著理想主義幻想的林昭遭遇到了一個人人自危毫無血性的年代，這個時代的人在後來多以當時林昭的口吻去質問別人，而沒有勇氣去質問自身，絕對的權力不但吞噬掉每一個人的自由，還可以永遠的吞噬掉許多人的勇氣和良知。良知如果能夠復蘇，絕對不是以質問他人的方式產生，它應該在慘絕酷烈的自我拷問中出現，然而直到今天，我們還離得很遠，至少我們沒有看到聽到當年被林昭質問的人發出一聲內疚的歎息。

良知是一種勇氣，只有勇者方可擔當。在林昭無望之際終於遇見了一位勇者，新聞專業負責人羅列冒險為之說情，幸而未發配至西北勞改，改留新聞專業資料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在苗圃勞動。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北大新聞專業併到人民大學新聞系，林昭也隨資料室遷往人大，被張元勳在數年後稱之為的“北大往事”就此告終，林昭的命運隨風飄搖。

顧准在《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書中說“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保守的反動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林昭從蘇南土改到燕園歲月早期，甚至在她中學時，林昭仍然是一個赤誠的革命追隨者和實踐者，而林昭最終和顧准一樣成為反專制的鬥士，卻實在的經歷了一番巨大的思想轉變，她將青春血液中無知的成分蒸乾揮發，而化為青春的捍衛精神，在我現在看來，與林昭的家世不無影響。

林昭從未真正走進過自己父親的精神世界，即便在最後經過反思之後，發見到父親的真實與善良。林昭始終是以革命者的姿態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但儘管如此，林昭卻在潛移默化中受到了具有中國“士”精神的書香家庭的巨大影響。

林昭之父彭國彥是國民黨官僚中的一員，曾留學英國威斯敏斯特，並接受了歐洲的民主憲政思潮，1922年考入東南大學主修政治經濟，1926年畢業論文是《愛爾蘭自由邦憲法述評》，1928年9月，在國民黨政府舉辦的第一屆縣長考試中以第一名的成績被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

舊式文人的剛正氣節與所接受到的自由思潮的雙重影響，彭國彥一方面有著秉直刻板的官僚作風，一方面又接受思想的多元，彭國彥還因為良心的驅使釋放過共產黨人，彭國彥孤傲的性格影響下，林昭不可能沒有一絲如乃父的貴族式桀驁和清高，而這種影響必將導致在後期成為林昭的精神依託。林昭雖然無法完全理解父親，並且一度還與他劃清界限，稱父親為反動官僚，但宿命的安排下，林昭卻繼承了彭國彥靈魂中的精髓。

林昭的孤傲正直出於乃父，而對革命的狂熱卻是出於其母。

林昭之母許憲民還在蘇州景賢女中讀書之時，其兄許金源便因為1927年的“四一二”事變在南京遇害，許金源是大革命時期中共蘇州黨的負責人之一。而在獄中林昭曾書《家祭》——“三十七年的血跡誰復記憶？死者已矣，後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淚。舅舅啊！甥女在紅色牢獄裡哭您！在《國際歌》的旋律裡，我知道教我的是媽，而教媽的是您！許憲民正是在其兄的影響之下投身革命，16歲時便跟隨許金源從事進步活動，直至嫁與彭國彥之後依然矢志不改進行抗日宣傳，甚至還因此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林昭的《家祭》一文，便可以清楚的看出她追隨革命的思想根源。

然造化弄人，他們都沒能逃出被吃掉的命運。

在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中，林昭的同學李雪琴悄聲對訪問者說“她一直是上海的貴族生活，她衣服都送到洗染店去洗，平常禮尚往來，你看她有紀念冊，還有詩人給她題詞，完全是俄羅斯貴婦”。

從以上一段話中，我們能夠看出林昭在一個官僚貴族家庭中所受到的影響，而這也是目前有人對林昭思想質疑的根源之一，林昭真的是資本主義自由的代言人嗎？她真的在信仰中沒有投機的潛意識嗎？她曾與父母的決裂，甚或是出賣父母的過程中，就真的沒有一絲絲功利的訴求嗎？

林昭最終走向徹底的反抗道路，並堅持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與她的家世出身是不是有什麼必然聯繫，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後人類的良知與人性的光輝，最終戰勝了階級桎梏，林昭能夠提出“奴役他人者亦不得自由”的思想早以超越了她的出身，而現在還在以階級觀念來判斷林昭，難道不是最大的悲哀嗎？

林昭可以把神拉下自己心中的神壇，我們卻千萬不要神化林昭，但我們必須看見，林昭所捍衛的，其實只是一個樸實的真理——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儘管林昭確實的動搖過煎熬過算計過，但依然不失其偉大。

阿波羅的金車漸漸駛近，

天邊升起了嫣紅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嶺迎著朝曦，

懸崖上，普洛米修士已經蘇醒。

隨著太陽的第一道光線，

地平線上疾射出兩點流星：

——來了，那宙斯的懲罰使者，

她們哪天都不誤時辰。

……嬌麗的早晨，你幾時才能對我成為自由光明的象徵……

——《普洛米修斯受難的一日》林昭

1960年10月，林昭因為在《星火》雜誌上發表長詩《普洛米修斯受難的一日》並定為反革命罪，在蘇州家中被捕時其父彭國彥連說兩聲“我們家完了”，不到一個月，自殺身亡。至此，林昭開始以鮮血和青春向暴政宣戰，她是以真實鮮活的女人的血書寫檄文，她改變了我們對女人的政治精神以及抗爭精神的迂見，她令所有的中國人難以逼視她的慘痛歷史，她的鬥爭和思想至今還在挑戰著我們的精神世界，她用慘絕痛苦的鬥爭奉獻了一種對自由的思考，她希望用自己的血能夠打碎“以暴易暴”的枷鎖。林昭思想的價值不能僅僅只是作為憑弔和懷念的特殊精神資源，她所戟指的方向應該為我們留下更大的思考空間和思想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