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康德講“我不能說違心的話，但我可以不說話。”林昭沒有說違心話也沒有不說話，林昭沒有不說話更沒有說違心話，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這需要何等堅硬的骨頭，何等堅定的信仰。1962年林昭曾保外就醫八個月，在那樣的高壓氣氛下她寫信給陸平（“一二九”運動時的學生領袖，中共地下黨員，1958年春接任北大黨委書記，後兼爲校長），林昭仍還在、竟還敢責問校方不是像老校長蔡元培那樣去保釋學生，而是把大批右派學生送去監督勞動；更可貴的是她仍高昂著頭顱，以右派一員的身份堅決否定了反右運動，宣稱“要以最後一息獻給戰鬥”。旋被收監後林昭更形堅定地反對了現代造神運動，總說實話且不改口，堅持真理絕不妥協。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豈能容爾豈可容爾。林昭遭捕後5年才以“反革命”罪予以判決，是20年徒刑，再3年卻被改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我猜想引用的是“文革”期新鮮出爐的《公安六條》中的“惡毒攻擊”罪吧，從重從快。林昭在獄中被宣判執行時，喉部勒著繩子、嘴裏塞進了錐形橡皮塞子，雙重措施以防她張口進行“反革命宣傳”，監獄當局膽小如鼠呵。沒有開庭審理，槍殺現場除了劊子手外別無他人。家屬事前不知道，後來也沒有看到遺體。林昭遇害後，有關部門卻上門向她母親索要了五分錢子彈費！使林昭媽媽驟聞噩耗肝腸寸斷猝然昏厥。要母親掏錢購買槍殺自己子女的子彈，狠毒如斯，誰言中國人缺乏創造力。1960年林昭被捕後不足一月，其父深感絕望而自盡身亡，在他認爲家中最進步最有才華者被毀後“我們家全完了”；1968年林昭遭難後，其母悲情難抑且遭逆子虐待，多時躑躅街頭尋找愛女有如魯迅筆下的祥林嫂，終致栽倒在公交站點搶救無效故去；林昭妹妹後來中年赴美，艱苦奮鬥，現雖生活無虞，但孤身一人每每念及親人故土，未免深陷憂鬱悲切之中。嗚呼，家破人亡。

1907年7月15日，33歲的鑒湖女俠被公開殺害於紹興軒亭口。全國大譁，各式報刊包括外電，立即加以報導，繼之以評論、唁文、輓聯、通電、抗議、譴責、追究責任，秋瑾的年表、演講、詩文、照片、墨迹等等也湧現了報端，接著出現了大量歌頌秋瑾的詩歌、小說、戲曲。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秋瑾遇難後不足百日，山陰縣令自縊身亡；紹興知府屢圖調官而被各地抵制，只得改名換姓；浙江巡撫不久也抑鬱而死。秋瑾就義後四年清王朝覆滅。林昭被秘密殺害後十三年，媒體才在長篇報導審判“四人幫”時舉例而首次講述了幾句林昭事。當年評說秋瑾“自由爲彼而生，彼爲自由而死”，六十年後36歲的林昭也“彼爲自由而死”了。秋瑾自是我們古老民族的偉大英雄。然而那時，清王朝已搖搖欲墜朝不保夕，國人皆曰可殺宮裏的那個老太婆。林昭進行抗爭時，個人迷信方興未艾，金輪冉冉正在上升，當其時有幾人的認識能有林昭那麽深邃？更可貴的是又有幾人能有那麽堅定的鬥爭勇氣？就這一意義上說，林昭當已超越了秋瑾吧。

掃墓途中遇一幹部一工人，和林昭素昧平生卻也來探謁其墓。聽山間農婦紹介：曉得的，北京的大學生，作孽喏，年紀輕輕標標緻緻還沒成家呢，冤死的；經常有人來上墳的，上星期還來了一批學生仔。是呵，民心不可欺，真所謂“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

“陽謀”踐踏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底線。中國歷朝歷代講究“君無戲言”，用國家的名義誘騙人民“引蛇出洞”實聞所未聞。朝野皆知，誠信乃社稷之本，夫子曰“民無信不立”（《論語·顔淵》）。即使就經濟言，長達21年後直到1978年，雖然該年還進口了21億美元的糧、棉、油（占進口總額的五分之一），但中國的人均糧食佔有量仍大體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人均棉、油佔有量則低於1957年的水平。對1978年前的國民經濟，中共中央講是“已瀕臨崩潰的邊緣”。就社會整體說，1957年的陰霾飄蕩至今沒有逸散吧，君不見貪官酷吏遍宇內、社會道德大淪喪，馬克思說“統治階級思想是統治思想”，悲夫。民族悲劇一幕幕綿延，總未得清算。巴金預言“凡是忘掉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陸定一臨終前曾懺悔“我們的宣傳部那許許多多年的工作，還不是整完了一個人再整一個人。”但他沒有講述對任一個人的整人經過或手法。記得1957年春，陸定一曾到北大開學生座談會，號召我等要不怕撤職、不怕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五不怕”，以幫助黨清除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除三害”（號召我們學生是幫助党“除三害”，而非幫助黨“整風”）。後來得知，“五不怕”並非陸定一的創造，他只是鸚鵡學舌進行傳達。作爲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雖非織網者，也是下網者之一吧。“文革”伊始他自己也被罩進了羅網，身受其害，“十年浩劫”期結束，出獄後則垂垂老矣，終於說了些差強人意的話語。

要說，一些右派分子顯然存在著性格上的缺陷，也非人人品德高尚。至於改革開放以來，原先的右派帽兄們更是發生了分化，吃一塹長一智，有的人急於翻身，識時務者飛黃騰達了。例如，有人準備紀念一下反右三十周年，據說參加籌備座談的二位先生予以了報告，導致方勵之（北大物理系畢業生）等三人被再次開除出了共產黨。後來，二位先生大大的升了官。長江截流日，有人在廬山頂上目睹了八輛小車夾一輛中巴載著“國家領導人”進行“視察”，好不威風。另一位則在1989年夏秋之交，第一個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全國政壇上譴責了反革命暴亂。

其實在1957年之前，1955年的反胡風集團及其延伸“肅反”運動，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對特定人群作了“反右”式演習，斷章取義、無限上綱、指鹿爲馬、無中生有等等十八般武藝都搬出來操練了一番，以備二年後使用。我們在北大也經歷了“肅反”，但它沒有傷及北大元氣，畢竟這裏不是作家協會或政府機構，學生們的年齡也夠不上當“胡風分子”或“舊政府人員”。中國知識份子往往以山野之心度廟堂之腹，無能無奈而且輕信。1957年春，我們聽到了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傳達，毛澤東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新概念，強調了要堅決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早在1956年4月已提出文藝上要百花齊放，學術上要百家爭鳴）以及（中共和民主黨派要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等方針。它也是個助黨整風的動員報告。於是引發了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雖然同在1957年2月已密令各級黨委要密切注意知識份子的動向。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說，鑒於執政黨內某些人的表現，有必要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運動，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方法是和風細雨。於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各個部門竭盡全力要人“鳴放”。4月30日到5月中旬，毛澤東還親自多次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號召他們對黨和政府的缺點錯誤，大膽提出批評建議，以幫助黨整風。於是我們這些少不更事的北大學子無不歡欣鼓舞，早就模糊了“肅反”情景，躍躍欲試著回應黨的號召。誰知，距2月27日不到3個月的5月15日，毛澤東就下達了“發給黨內閱讀”的〈事情正在起變化〉，首現了中國式“右派”稱呼，並說“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倡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倡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倡狂，對於我們越有利。”5月18日周揚即按此文佈置了文藝界的反右。教育界更是在劫難逃，北大則首當其衝。陷阱已經挖好，虛“席”以待，就等著5月19日北大的傻小子們來跳了。林昭雖沒有立即跳進去，但是陰森的“陽謀”仍在繼續著，她在良心的軀使下終於跳了下去，並且送了命。

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

我總認爲，倘若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受到了遏制，就不可能肆無忌憚地在1958年推行大煉鋼鐵、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也不會導致1959年以指定彭德懷、張聞天等黨內功臣爲反黨分子起始的反右傾整肅，並加劇了1958年已經開始的饑荒。三年的全國大饑荒，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據李銳在其廬山會議實錄（1995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34頁所提供的資料，當可推算出1958年起三年內中國的人口淨減了五千三百萬，即使不考慮那之前的高出生率，全國餓死了多少萬人！饑荒尚未完全結束，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勉強檢討話音方落，又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被反復強調成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然後是“四清”、清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接著響起了以批“海瑞罷官”爲領唱的一片批判聲，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終致爆發了“無髪（法）無天”的十年“大革文化命”。這一切，難道不都是反右派運動的必然延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沒有稍停過。1957年以前的事情，也許可矯用鞏固新政權之需來解釋，不過思想領域的批判尚只限於高層知識份子，而且沒有忘記第一個五年計劃制訂的經濟建設。1957年，批判的武器終於蛻變爲武器的批判，露出了猙獰。意味深長的是，彭德懷元帥在1957年是堅決主張反右派的；1958年則由其主持鬥出了以粟裕大將和另一位國防部副部長爲首的“反黨宗派集團”，並迫使劉伯承元帥挂印而去；一年後他自己竟也落到了十分悲慘的境地。這也從另一側面證實了林昭的先驗“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