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皇權與教權的衝突與合作

    漢朝傳入中國的佛教，大受中國統治者與尋常百姓的歡迎，規模日漸龐大，但是外來文化的色彩不除，就釀成與中國傳統道教的衝突。從南北朝到唐朝結束，有四次嚴重的排佛事件。

    唐武宗排佛事件極為慘烈，唐武宗李炎尚未即位時，已偏好道術。即位後，即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宮，於三殿修“金籙道場”，並親臨三殿，受法籙。在日益偏信道教的同時，武宗開始對佛教大事整頓。而趙歸真因曾遭京師諸僧的誚謗，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傳》卷十七)，這時便利用武宗對道教的偏信，於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佛祖歷代通載》)。他向武宗薦引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以聲氣相求，同謀毀佛。道教徒的煽動，加強了唐武宗滅佛的決心。

　　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力迅速衰退。以往那種對外來文化兼容並蓄、完全開放的勇氣和信心喪失殆盡。佛教作為異族宗教，自然也就在被排斥之列。會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殺天下摩尼師，剃髮另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會昌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而“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

　　唐武宗滅佛，實始于會昌初年，而至會昌末年達到高潮。早在會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違戒者還俗，並沒收其全部財產，“充入兩稅徭役”（《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敕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還俗。

　　會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奴婢、財產之數，為徹底滅佛作好準備。同年四月，即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全面毀佛運動。僧尼不論有牒或無牒，皆令還俗；一切寺廟全部摧毀；所有廢寺的銅像、鐘磬悉交鹽鐵使銷熔鑄錢，鐵交本州鑄為農具。八月，下詔宣佈滅佛結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同時還“勒大秦穆護、祆教三千餘人還俗”，以使“不雜中華之風”。

　　會昌滅佛給佛教以沉重打擊。據日僧圓仁目擊記述，山東、河北一帶的寺院，到處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聖跡陵遲，無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區，也是“刹宇頹廢，積有年所”（《修龍宮寺碑》，《金石萃編》卷一○八)的狀況。其後不久，唐末農民戰爭爆發，對佛教又是一次衝擊。由於寺院經濟被削奪，僧尼被迫還俗，寺廟遭毀，經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榮發達的條件。

    中國人創造的在世的神，就是皇帝，皇帝被尊為天子，生為天的兒子自然具有某些神性，掌握極大的權力，臣民百姓生命財產的生殺予奪之權，完全在皇帝手裡，英國哲學家羅素訪問中國之後，認為，全中國唯一擁有自由的人就是皇帝，因為可以為所欲為，又不必向國民和國會報告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