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革命烈士汪声和

汪声达 汪声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新中国的建立和茁壮成长。我们缅怀先烈，就是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把他们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复兴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而努力奋斗。

今年是我们的大哥——革命烈士汪声和百年诞辰和牺牲七十周年。

我们的大哥大嫂，革命烈士汪声和、裴俊夫妇，于1950年3月1日在台北同时被捕，8月12日蒋介石签署了死刑令。9月6日清晨，二人同时在台北马场町慷慨就义，牺牲时年仅30岁和28岁。

汪声和裴俊结婚照

一 、抗日战争初期，十八岁的热血青年参加革命，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

1920年，汪声和出生在北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爷爷汪玉书是晚清举人，曾任清朝王爷的家塾教师。父亲汪晋桓曾任北平邮局分局长，母亲陆珍，是中国社会典型的贤妻良母。他是家中长子，下面有四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分别是二弟汪声鸣，三弟汪声銮，四弟汪声达，五弟汪声光，大妹汪声涵，二妹汪声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正在北平五中读书的汪声和和二弟汪声鸣目睹了中国受尽侵略者欺压的惨景, 义愤填膺。1939年汪声和和二弟汪声鸣在北平五中参加了革命工作。

因汪声和的爷爷是清朝王爷家的塾师，当时全家都住在北京什刹海前井胡同七号——王府的后花园内（解放后改建成小学校）。北平地下党组织考虑到我们家环境好，地址隐蔽、决定将地下电台放在此处。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汪声和和汪声鸣在家里废寝忘食地学习组装电台，练习收发报。

汪声和（左一）和汪声鸣（右一）合影

为了隐蔽电台，汪声和、汪声鸣将电台做成普通收音机的样子摆在桌上。当需要收发报时，他们仅需要改装几个电子管就可以将这个“普通的收音机”马上 “变成”一部“土”电台。怎么解决暴露在外面的天线问题呢？他们将院中的大树树皮割开，把天线放在里面。为了解决电台耗电高的难题，他们将路灯的电线接到家中或改装电表。

由于我们家住在王府里，深宅大院，很少受到警方的搜查和别人的注意。偶尔家里有警察进来检查，他们看到的只是桌上摆着的一台普通收音机。

汪声和中学毕业证书

汪声和在中学学习时，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1939年他参加北平市高中统考，以全市第三名的成绩获得了银盾奖杯。

汪声和高中毕业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从北平南下，转道经香港去了昆明。经友人介绍，凭着高超的无线电技术，他顺利考入了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任无线电机务员。

1939年汪声和调往兰州，在西北导航电台工作，担任兰州站无线电机械师一职。

汪声和因不满国民党统治现状，经常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共产主义书籍，思想左倾。调到兰州后，在地下党的影响和帮助下，他思想进步很快，逐渐树立了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献身的理想。

二、经董必武批准，汪声和参加中国共产党，此后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

1942年春，欧亚航空公司调汪声和去成都做无线电技师。 当时成都电台有一个报务员，陈甫子（时任董必武同志联络员），因相处渐久，他对汪声和的思想渐渐有所了解，因此时常和他谈论一些政治问题。当时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汪声和在陈甫子家经常可以看到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党的刊物），这些报刊对汪声和思想影响很大。

1942年8月的一个晚上，时任董必武同志联络员的陈甫子请汪声和到他家里去，说有事要他帮忙。陈甫子从床下的箱子里拿出一部小型收发报机，请汪声和代为修理。经过几个月相处，汪声和对陈的思想也略知一些，认定他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于是帮他修好电台。

陈甫子向汪声和亮明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希望汪声和也加入中共组织，为共产主义而工作。汪声和说：“考虑一日，后天再回答。”

三天后，汪声和下班后来到陈甫子家，表示愿意接受他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发展汪声和入党的问题上，陈甫子曾请示过董必武同志。董老表示同意。发展汪声和入党后，陈甫子在重庆向董必武同志当面作了汇报。汪声和于1942年8月经董必武同志亲自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组织的安排，董必武同志通过联络员陈甫子直接领导汪声和的工作。

地下党组织交给汪声和的任务是三项：一，为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收集情报，二，负责我党地下电台机件的维护和保养，三，提高自己的收发报技术。

1943年，汪声和考上了内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文学院政治经济系。刚上大学时，他本想读理工科，但是因要一边在航空公司工作一边读书，如读理工科，时间不够用，最后选择了文学院的政治经济系。两年后，当他辞职时，虽然全部时间可以用来求学了，但是四年的大学课程已学完大半，再转系学理工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他就只好放弃了学习理工科课程的想法。

汪声和的二弟汪声鸣在1942年从北平五中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中央大学，汪声和让他放弃，把他叫到自己身边，协助他搞地下工作。1943年汪声鸣考上了内迁的金陵大学物理系。

1943年3月，当时的国民党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在欧亚航空公司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航空公司，大哥汪声和被派驻成都站，仍做无线电技师。

汪声和入党前后为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敌人情报。如1944年秋冬，汪声和给上级提供的情报有：国民党西康地区刘文辉军队驻防地点、番号、兵种和隶属关系以及军队驻地管辖范围等；军队调动或军队换防等情报，其中有一两次是属于四川省军队的情况及隶属关系。

汪声和和齐鲁大学史社系同学的合影 1944年12月 左起一排陈嘉勋、范家煊、苏良沛，二排第一人汪声和等人的合影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汪声和是西南地区党外进步群众组织—“朝明学术研究社”最早的成员和筹备人之一。他利用朝明社从事学生运动，领导同学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活动。

《朝明学术研究社革命斗争史稿》的前言写道：——这本“朝明社斗争史”，……反映了４０年代中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心脏地区——成都的一群富有革命理想的大学生和青年职工沸腾的斗争生活。现作为内部史稿，敬献给在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朝明社烈士们，并纪念朝明学术研究社成立四十周年。

在齐鲁大学学习期间，他一面在中央航空公司工作，一面上学，同时还从事学运和其他革命活动。在大学学习时，汪声和积极选修朝明社指导彭迪先、黄宪章等进步教授的课程，对经典著作爱不释手。

在齐鲁大学发生的几次革命斗争中，如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学生参加青年军、反对国民党校长汤吉禾、争取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和《齐鲁文摘》事件等，汪声和都在党的领导下站在斗争的前列。由于斗争的胜利，他在学生中享有较高的威信，1945年他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在这所有81年历史的著名教会大学，他第一次为进步势力夺取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当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学生自治会领导校内开展各种进步活动，运动十分活跃，进步社团相继成立，学生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这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大恐慌。他们组织反动势力，对汪声和和陈嘉勋(曾用名陈旗海) 进行了激烈的围攻，说他们“为共产党宣传”，是“赤色帝国主义分子”，要汪声和下台。但他们两人在党的领导下，在全校进步同学和成都华西坝地区各大学进步力量的声援下，进行坚决斗争，使得反动势力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

1945年汪声和辞去中央航空公司职务，专心求学。由于当时中央航空公司业务增加，汪声和须时常出差，在成都的时间不多。 这时如地下党电台机件损坏，而汪声和又不在成都，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他考虑到，一方面想在成都找一个其他的职业作掩护也并不十分容易，即或能找到，但待遇也不会如航空公司丰裕，也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而另一方面当时由于大后方的大学均有公费，汪声和辞职读书还会得到其他同事的支持和帮助，这在当时是极自然的掩护方法。于是，汪声和决定辞职，专心求学。

1946年夏，齐鲁大学迁回济南，汪声和按照党组织安排依旧留在成都，转到华西大学借读。

汪声和在大学学习期间，还和当时在金陵大学读书的二弟汪声鸣一起，用他们懂电器技术的特长，为学校及同学修理电器获取微薄收入以补助学习和生活费用。在一些革命回忆录中，还能常常看到他在同学和朋友困难时，无私助人的事迹。

在大学学习期间，汪声和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边学习边从事地下电台工作。1945年12月上级给他派来个情报员田一平，帮助他做军事情报收集工作。

1947年6月汪声和派人给田一平送去一封信，通知他：上级让汪声和离开成都，从此两人就没有了联系。

由于汪声和热爱戏剧表演艺术，经常应邀参加一些演出活动。作为特邀演员，汪声和参加了成都太平街中国艺术剧团的开台剧《清官外史》的演出，后来又参加了华西坝各大学组织的《雷雨》、《日出》及郭沫若早期作品《湘垒》的演出。他演出态度认真，深得导演肖锡荃的赞许。

在成都工作时，他还先后兼任过成都中国艺术剧团团员、成都戏剧新闻外勤记者、四川职业指导处附设会计训练班讲师等职。

在此期间，汪声和结识了后来成为汪家大嫂的成都艺术剧团演员裴俊（曾用名裴哲镜）。汪声和和裴俊因演剧而相识，因相识而恋爱。

汪声和大学毕业照

1947年6月汪声和从齐鲁大学毕业后，与裴俊在重庆结婚。婚后，裴俊成为汪声和的革命伴侣，协助他从事地下工作，如收报时为他译电码，发报时为他把风等。

1947年7月，汪声和应陈甫子之召，离开重庆去汉口工作。此时地下党在汉口架设了一部潜伏电台，因天线配合不好，无法与总部通报。汪声和抵达汉口后，对天线加以改装，迅速使电台恢复了正常工作。汪声和夫妇在汉口住了两个多月。

解放前，因为中共和苏共特殊的关系和历史背景，中共曾将一部分地下工作者“拨”给苏联情报部门工作，这时他们需同时接受中共和苏共的双重领导，汪声和就是这批人中的一员。解放后，这些人按照党中央的安排，脱离苏共领导，回到中共组织中来了。

1947年9月，陈甫子命令汪声和前往上海会唔苏联驻沪领事馆武官顾伦近，并接受其领导。从这时起，汪声和开始接受中共和苏共双重领导。

1947年冬，中央航空公司欲将汪声和调往兰州，因为党组织要汪声和继续在沪从事地下工作，他为此拒绝了调令，辞去了中央航空公司的职务，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进入了国民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担任了电台台长工作，仍留沪工作。当时汪声和夫妇住在上海虹口PS公寓。

1948年国共内战战局急转而下，揭开了国共决战的序幕，战场形势呈现向中共一边倒的趋势。

三、革命胜利前夕奉命转战台湾从事秘密工作，为革命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

1949年初，当人们看见中国革命胜利曙光在东方地平线冉冉升起的时候，汪声和临危受命，根据党的指示，毅然决然潜入台湾，建立我党在台唯一一部秘密电台，直至牺牲在这个岗位上。

在国民党民航局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的有汪声和、陈甫子、金铿（曾用名金汉明）和冯谦等人。解放初期的两航起义成功，与这些长期在民航局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做了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两航起义成功有我党这些无名英雄的一份功劳。

1949年1月，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武官顾伦近命令汪声和，借民航局拆迁疏散电台之便，於2月份携眷赴台秘密设立电台。在如何携带收发报机的问题上，汪声和和顾伦近产生了严重分歧。汪声和认为电台由他用普通收音机改装最好，随用随改便于伪装。所以他建议将重要零件，密装于普通收音机内，到台后再自行拆配使用。但顾伦近坚决不同意汪声和的意见，仍坚持由他们派人去台湾，为汪声和专送特工专业电台。一年后的事实证明：当敌人在台北汪声和家中搜出特工专用电台时，他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

1949年2月20日，汪声和裴俊夫妇以民用航空局职员疏散名义，由上海外滩码头乘中兴轮赴台，他的二弟汪声鸣在码头为他们送行。

2月23日晚九时，汪声和按照预先联络会晤办法，与两名不知姓名的苏联人在台北省立师范学院门口会面。苏联人交给他一台俄制25瓦特小型特工无线电收发报机和美金三千元。

汪声和夫妇来台后不久，用一千六百美金在台北蒲城街十三巷三十一号购置了一栋日式平房，在屋中秘密设立了电台。当时汪声和的住宅与在四川结识的老朋友虞文家相距甚近。

汪声和使用苏制收报机时发现其选择性太差，工作极不顺利。他在台北市和平东路某电料行，购得九灯收音机一台，经测试比苏制收报机还好用。汪声和把工作和电台安置好了以后，按照来台前与总部约定的通报时间和密码试通报，但未通成。事后查明台湾在1949年因缺电，经常发生无序停电，这是造成汪声和电台与总台无法联系畅通的主要原因。

通报不行，汪声和就用密写药水书写密函寄给上海的顾伦近请示。1949年3月期间，大哥汪声和经二哥汪声鸣转交了三封密函给顾伦近，后因汪声鸣要离开上海去杭州执行地下党任务，由陈甫子另安排其他人代为转交。

1949年4月中旬，汪声和专程跑回上海和顾伦近见面，重新约定好通报时间，五月又回到台湾。回台后，汪声和想尽各种办法，终于在5月15日首次用电台与总部通讯成功。

1949年4月20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27日上海解放。

1949年5月至11月期间，汪声和在蒲城街居住时，每月都与总台通报两次。

11月间，汪声和从蒲城街十三巷三十一号移居厦门街一一三巷九号居住。

为了配合汪声和更多收集情报，总部电告他：将派李朋来台加强情报收集工作。李朋赴台，是受命于驻穗塔斯社记者西尼耐可夫的派遣。1949年11月27日李朋自广州赴台。

11月30日李朋与汪声和在台北按照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和暗号首晤。

12月1日李朋与汪声和再次会晤，一起商量下一步工作计划。

12月2日李朋以过去同事中央社记者秦凯作掩护，去屏东，凤山、左营及左营港军营和军港收集情报。李朋将收集到的所有情报资料，交汪声和译发给总台。

1950年中共中央把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作为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

战争未发，情报先行。自1949年12月起，汪声和电台与总部通报次数由过去每月2次改为每周2次，由于通报次数过频、时间过长、双向通讯和通报时间、呼号、波长、电台位置未能经常变换等诸多原因，使汪声和电台暴露的风险比过去大大增加。事后，据国民党当局说：在汪声和家周围，电讯侦测时间仅为8个工作小时，就基本确定了电台的大概位置，可见当时汪声和电台工作环境是多么的险恶。汪声和这些无名英雄为了解放台湾，是在以生命换取情报。

汪声和电台所收集情报的范围之广泛，其所获军事情报价值之高使国民党高层感到万分紧张和害怕。

汪声和收集情报的途径多种多样：

（一 ）台湾正式印刷品包括报纸、杂志和刊物等

如汪声和1950年2月14日14时，发给总部电报内容是：

二五一号电国军之国军数字，包括海南岛，系由财政部军饷数字之推算所得，等等。

（二 ）利用军、政各界亲友关系，扩大交际，广结有关人员，在闲谈中套取军政情报，並经常讨论有关问题以增进其了解程度。国民党高级官员在与汪声和谈话中，经常无意中透露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经他研析后转报总台。

如汪声和在与故友虞文谈话中，获知了蒋美商谈协防问题情形，随后电告总部。

汪声和在何俊臣家中见到特工专用无线电收发报机，从其谈话中探知到国民党军队要将这些军用品运给大陆残匪的重要情报。

1949年底，太湖区游击司令施君弼来台领取收发报机及电池等军品，寄存在何俊臣那里，被汪声和发现，即询问何俊臣其用处，何实告，汪声和由此得知了太湖茅山等地区残匪部署情形后，迅速将这个重要情报通知总部。

汪声和与原国民党空军上尉领航员李鑫淼是志同道合的过命朋友。 汪声和从他处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国民党空军情报。1950年2月，李鑫淼携夫人回大陆定居。

（三） 利用担任政府公职和经商做掩护，广开人脉，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汪声和利用曾担任过国民党民航局电台台长等公职做职业掩护，和许多民航局高层建立了良好私人关系，从他们谈话中为党获取了大量情报。他也曾通过在台北经商途径，广结人缘，从商品往来线索中获取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汪声和夫妇的不幸被捕是由他们建立的电台引起的。汪声和的电台于1949年5月15日开始使用不久，就被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电信监察所侦测发现，但由于通报时断时续，通报频率不高，而且变动了通讯地址，所以长时间没有被侦破。

1949年12月开始，汪声和由于通报频率增加，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发现了汪声和电台大概位置。对于汪声和及李朋的行踪也开始有所注意。但是因为他们的人事活动和联络，以及电台工作方式非常的隐秘，所以国民党仅能对一些疑点严密监视和控制。

到1950年2月28日，台湾当局担心如还不能及时破案，恐汪声和电台发出情报更多，对台湾防务的危害更大，所以严令迅速破案。

3月1日凌晨一时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李立柏召集电监所刘醒吾所长及有关电信技术及行动人员，按址前往厦门街一一三巷一带进行搜捕。

魏大铭被称为“戴笠的灵魂”，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处长，后任台湾“国防部”技术研究室中将主任。下面是《魏大铭自传》（魏大铭、黄惟峰著）中对如何破获汪声和电台的描述：

1950年2月间，魏氏单位从电讯交通上侦测在台北厦门街133巷9号附近有一个强力的秘密电台。他们日夜埋首侦查，终于在以电讯测向交集点下，锁定二三户日式住屋最为可疑，随后他们以分区停电、查户口 、修理水电、防空演习等等名目进去查看，但看不出任何可疑之处。最后魏大铭亲自上场，锁定其中一户最为可疑，便进去细查。该户人家为一对年轻夫妇，男名汪声和，似乎为一极正常之小家庭。侦查人员从天花板、墙壁、地板，等等一一打开细查，竟看不出一点可疑之处。工作人员困惑不解，以为弄错了地方，只好退出。正待工作人员一一走出大门时，魏大铭再回头扫视一遍，突然发现小客厅中一小圆桌的柱脚显得特别粗大，与一般家具不成比例。当即命打开，里面赫然是套强力收发报机。

这种上为圆型桌面，下接四根弧型短木脚的小圆桌在台湾常见，多摆在客厅作茶几用，用它掩护电台效果极好。看见秘密已经暴露，裴俊将一包预藏的毒药硝酸银递给汪声和，夫妇准备共同服毒自杀。但此举被搜查的特务发觉，自杀未成，汪声和夫妇不幸被捕。

2月下旬，李朋因生病，数天都没有和汪声和见面，汪声和也无法将总部给他的让其转交李朋的4封已译好的电报交给他。3月1日当特务破获汪声和电台时，同时搜出了这4封电报，特务认为李朋涉嫌重大。李朋当时新任台湾省政府秘书。李立柏当场请示彭孟辑司令后，立即前往中山北路一段八十三巷七十弄一号李朋寓所将其拘捕。

《魏大铭自传》魏大铭、黄惟峰著

汪声和使用的俄式25瓦特工电台剖视

汪声和裴俊夫妇被捕时准备自杀时用的毒药

汪声和电台使用的密码本《制宪芻议》

发布于 2021-09-14 12:43

潜伏敌营十三年——记大哥革命烈士汪声和传奇一生（下）

汪声达 汪声光

四、英勇就义为国捐躯

汪声和（左一）裴俊（右一）李朋（右二）廖凤娥（左二）四人在军法处镇定聆听死刑宣判

台湾宪兵团于1950年9月5日接到执行命令，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在9月6日上午四时半，就开始准备，包处长负责指挥。

宪兵团王队长率宪兵30名，在9月6日晨五时十分，赶至青岛东路军法处签提汪声和、李朋、裴俊、廖凤娥等4人，军法处内岗警林立。

蒋介石给汪声和、裴俊、李朋、廖凤娥四人签发的死刑判决书

1950年9月6日，汪声和身穿白色帆布西装，白衬衣，灰色格子袜，黑皮鞋。李朋身穿灰色香港衫，浅蓝派力司长裤，花格袜。廖凤娥穿黑色香云纱旗袍，赤脚木屐。裴俊穿蓝地白格子旗袍，赤脚，平口红皮鞋。4人经军法处法警自狱中押至法庭。

法官在五时四十二分开庭，4人并立法庭木栏前，李朋、廖凤娥居中，汪声和、裴俊站在左右两端。五时四十五分审判长宣读判决主文。

随后，他们4人被押解去刑场，军法处各给每人一瓶红露酒，一个奶油面包。汪声和、李朋、裴俊三人将红酒一饮而尽，惟廖凤娥只饮三口，随后将酒瓶交还给法警。

汪声和饮酒后，脸色由白转红。李朋饮酒后，面色更白。裴俊饮酒后，脸色尤为红润。

六时正，监刑官及执行宪兵王队长率宪兵三十名，分乘卡车两辆，汪声和、廖凤娥二人乘第一辆，李朋、裴俊乘第二辆，一起驶往马场町刑场。

4人下车后，各由两名宪兵押解，汪声和下车后，即至其妻裴俊身边。李朋走到廖凤娥身边。六时三十分射击令下，汪声和、李朋、廖凤娥应声倒地。计汪声和、李朋，各中三枪，廖凤娥中六枪。裴俊连中两枪，仍跪地不倒 ，刽子手又补上一枪，始向其夫汪声和身侧倒去。

七时三十分，极乐殡仪馆前往刑场收殓。十时许，殡仪馆人将四人尸体埋于台北和平东路公墓。当时有台湾报纸报道“李朋、汪声和、裴俊（女）、廖风娥（女）等4人在刑场口号不绝，饮弹方休，可见顽劣 。”汪声和、裴俊牺牲时很悲壮，这不是电影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台湾中央日报在1950年9月3号、4号、5号、7号和10号都刊登了此案消息。

1950年9月，台湾借此事件，在联合国会议上抛出所谓的“苏俄间谍汪声和、李朋案”，以此作为国民党投报美国，打压苏联的武器。

大哥大嫂在黎明即将到来之前倒下了， 他们为了理想临危受命，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虽然牺牲了，但他们永远活在亲人们的心中，我们永存感念。他们虽死犹生！

五、几经周折，党和政府追认汪声和、裴俊为革命烈士

1950年9月8日新华社参考消息（此报刊发行量极少，仅供党政高级领导内部参阅）刊登了汪声和和裴俊9月6日在台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

1950年底，在上海公安局工作的二哥汪声鸣从一个朋友处看到香港《新闻天地》刊登的汪声和裴俊在台湾被害的消息。汪声鸣从1939年起就一直协助汪声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与其兄的感情极深，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但经过多方核实，终于相信了这个噩耗。但为了保密，他没有告诉任何家人。

汪声达、汪声光兄妹五人分别先后从港台报纸和个人组织外调结论中，得知大哥大嫂在台湾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51年陈甫子找到汪声和的父母，告诉他们：汪声和夫妇受党的派遣去台湾做地下党工作，此事属党的机密，不能对外讲。今后如家里成员需要组织证明汪声和、裴俊的情况时，可由他出具证明。自此以后汪声和三弟留学苏联、四弟汪声达参加空军飞行员政审，五弟汪声光报考解放军外语学院，二妹到原子弹基地工作全是他出的证明。陈甫子还给我父母家所在派出所出具证明：汪声和、裴俊是烈士，对外不公开。

文革时，红卫兵到汪声和父母家讯问有关去台湾的人员情况时，告知汪声和父母他们的儿子儿媳在台湾已牺牲的消息。汪声和父亲当时年岁已高，耳聋没听到这噩耗。母亲听到这噩耗后，心情极度压抑，没处倾诉，痛苦万分，不久就得了癌症，没多久两人相继故去。

1977年初，汪声光向单位党组织提出：要求政府追认大哥大嫂汪声和、裴俊为革命烈士。在以后的追认烈士的过程中，汪声光得到了享受国务院局级待遇的陈甫子，民航局司长马伯璜，四川政协副主席田一平，北京体委跳伞学校校长李鑫淼，国务院信访局蒲朝林等同志的大力帮助，作为烈士家属我们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1980年，北京语言大学来思平副教授将汪声光要求追认大哥大嫂汪声和、裴俊为革命烈士的信交给了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来思平的父亲赖若愚，中共八大中央委员，第七届、第八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经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和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亲自过问，汪声和、裴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0年10月北京市民政局关于追认汪声和、裴俊二同志为革命烈士的通知

1990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部颁发了汪声和革命烈士证明书。烈士证书颁发时，离大哥大嫂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

六、魂兮归来，汪声和裴俊两烈士遗骸安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人告诉汪声光：汪声和和裴俊遇害后，尸骨可能被埋在台北的一个兵营中，因是军事禁区，所以不能前去寻找。当汪声光看到了《南方周末》有关汪声和的报道后，立即决定去台北寻找大哥大嫂的墓地，并把他俩的遗骸迎回北京安葬。

三去台湾：

2009年12月15日汪声光和爱人关秀英来到台北六张犁第三墓区。在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先生们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大哥的墓碑，但却未找到大嫂裴俊的墓碑。

汪声和烈士墓碑

这里与其说是墓地还不如说是乱葬岗，大哥的墓碑位于满目凄凉破败的墓地中间。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小石碑上，刻着“汪声和之墓，殁于民国三十九年九月六日”。我们在大哥的碑前烧纸焚香，寄托哀思。 想到大哥已经客死他乡半个多世纪了，汪声光一行不禁潸然泪下，心痛不已。祭拜时，汪声光告诉大哥：我们兄弟姐妹会尽快让您魂归故里。汪声光一行在大哥墓地周围仔细寻找，希望能发现大嫂裴俊的墓碑，但无一点踪影。回到北京后，汪声光将此事以书面报告的形式递交给汪声和生前工作单位某部。

2012年4月9号，汪声光二次赴台。4月10日，在台北六张犁第三墓区给大哥汪声和迁坟。4月15日，汪声光终于带着大哥的骨灰坐上了回北京的飞机，不禁泪流满面，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再一次浮现出大哥的面容，那是一张永远定格在30岁时的年轻俊朗的面容。

在我们大家苦苦寻找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盼到了迎接大哥汪声和魂归故里的这一天。 为了这一天，我们全家人曾经无数次地在各地奔波；为了这一天，家人曾经大海捞针地查阅成堆的资料，就是为了找寻汪声和生前留下的丝丝痕迹，再将这些痕迹拼凑起来，让家人了解他为建立新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同时这也是家人能够告慰汪声和在天之灵唯一的方法了。

2012年4月24日农历四月初四，汪声和的遗骸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革命烈士骨灰堂烈西二室0002号的位置。这天，老天爷似乎也为英烈所感动，一直在“流泪”，小雨从早上七点多钟，一直下到傍晚五点多钟。

因为汪声光两次台湾行，都没有找到大嫂裴俊的墓，这成为他心中一个最大的遗憾。为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的先生们在他走后，做了大量工作。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秘书长李坤龙先生，千方百计地去寻找裴俊的墓碑。每当台北大雨过后，李坤龙先生都会去坟场，看有没有被水冲出的烈士墓碑。他又请台湾清华大学提供帮助，租用学校的探地雷达，根据当年掩埋烈士的概略位置图，终于在2012年11月10日在台北六张犁第三墓区，汪声和墓正下方五至六米处，地下一尺余，寻到了裴俊的墓碑。

裴俊烈士墓碑

2014年10月19日，汪声达、汪声光等一行六人第三次来到了台北六张犁，给大嫂裴俊迁坟。台北殡仪馆师傅在起坟时，发现了裴俊的不少遗骨，其中有半个头盖骨、牙齿、衣服铜扣等。根据台湾风俗，牙齿是不能带回北京的，师傅把它留在了原地。在迁坟现场，汪声达、汪声光一行六人在裴俊墓前举行了一个小仪式。汪声达代表全家在迁坟仪式上讲了话。

10月26日，汪声达、汪声光一行六人离开台北前往北京。 10月27日，某部派一位局长、两位处长等四人，在八宝山革命烈士骨灰堂迎接裴俊回家。

11月28日，我们大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骨灰堂西一室四八九号的位置，为哥嫂汪声和、裴俊两位烈士举行了合葬仪式。经过了六十四年，大哥大嫂终于魂归故里。

2019年6月30日，大哥汪声和大嫂裴俊两烈士骨灰盒迁往新落成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陵园里，永远安葬在那里。

汪声和裴俊两烈士合葬墓碑

青山埋忠骨，碧血染红旗；魂魄托日月，肝胆照后人。我们缅怀大哥大嫂汪声和、裴俊烈士，他们为了伟大的信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在那峥嵘岁月里，为党的地下工作和崇高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年轻生命，却没有留下子嗣。 他们的地下工作革命历史，将永远成为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后人学习英烈的高贵品质。他们的英魂与日同晖，与青山常在，辉煌业绩万古流芳。他们的高风亮节将始终激励我们兄弟姐妹全家和后人，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和振兴中华的初心，我们将沿着他们的足迹，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