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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0/25 17:59:36瀏覽1582｜回應0｜推薦44 | |
| 參謀總長顧祝同上將主持軍事檢討會議
上海作戰會議檢討江防失敗之原因 蔣介石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是1949年春國民黨為阻止中共解放軍渡江解放全國大陸而設計的一條軍事防線。它西起三峽口外的宜昌，東至長江入海口的橫沙，全長1800餘公里，是世界戰爭史上依託江河設置的最長的一條防線。 國民黨方面認為這條防線，說是「比馬其頓防線還要堅固的現代陸海空立體防線」，「可代替300萬軍隊」作戰。 他們認為「共軍一無軍艦，二無飛機，僅靠一些人工搖櫓划槳的木船，要渡過長江天險，那比登天還難」。 然而，當中共解放軍發起渡江作戰後，僅用不到36小時，這條「固若金湯」的立體防線就被撕開了一個800餘公里的大洞。 1949年4月20日夜晚開打的渡江戰役中，京滬杭地區國軍被殲總計：7個軍部、19個整師、3個獨立團、非正規軍有1個旅、3個總隊、1個團、1個要塞炮兵總台、1個守備大隊、2個水警分局。以上各部估計約30萬人。 長江防線一觸即潰，使國民黨內的一些大員也感到意外，中共解放軍佔領南京後，顧祝同在上海召開作戰會議。這次會議本是研討上海防務，由於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蔡文治中將在會上首先向湯恩伯發難，所以變成追查長江防線崩潰責任的會議。 一開始，湯恩伯遮遮掩掩，推脫搪塞，不想把事實真相在大庭廣眾面前暴露，後來被追得沒了退路，才拿出蔣介石的手令。據在場人記述： 會議一開始，顧祝同的開會報告還沒結束，第三廳廳長蔡文治即搶先起立說：「我不知道這仗是怎麼打的！我上次再三說，敵人一定從荻港渡江。如果把我軍主力集中在京滬鐵路沿線上，不但南京被包圍無法固守，而且浙贛大門開放，敵可長驅直入，連各機關逃走都沒有部隊保護。何況幾十萬大軍退集上海，前無出路，後有大海，到這裡是預備跳海嗎？我這個作戰廳長真是愧對自己，對不起祖宗，對不起總理、總裁！」 他氣呼呼地一邊說著，一邊兩手扯軍服衣襟的下邊，猛向左右兩邊一撕，把軍服上五顆扣子拉斷了線，扣子飛滿了會場，接著大聲哭著說：「我不幹了，我不再當軍人了！」這時全場驚愕，顧祝同安慰他說：「蔡廳長，你沉靜一點，有話慢慢說。」 湯恩伯馬上憤怒地站起來，指著蔡說：「你這個小孩子懂得什麼！」（湯曾當過軍校大隊長，蔡係其學生，二人有師生之誼） 蔡怒斥湯說：「你還有臉擺出你的老師臭架子來嗎？軍校學生再沒有一個人認你這個飯桶老師，沒有哪一個人再承認你是個軍人了！」 湯追問：「軍人應該怎麼樣？不是要服從命令嗎？」 蔡說：「是呀！我一個小廳長算不得什麼，可是我以總長名義命令你的，你為什麼不服從？」 「別吵了！」湯恩伯大聲斷喝，隨即拿出蔣介石的手令。 湯說：「我集結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有總裁命令的，總長也要服從這個命令。你們來看，這就是總裁的手令。」 他把手中的一張紙晃了晃，接著宣讀蔣介石的命令，內容大要是說：上海存有約值3億美元的黃金白銀，命令吳國禎請假，由陳良以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代理市長，負責利用大批輪船將全部金銀搶運台灣。在未運完之前，湯恩伯應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銀運完後，准湯率部向舟山群島撤退，阻止「共匪」海上追擊。如該項金銀不能安全運抵台灣，則唯湯恩伯、陳良是問。 大家聽了蔣介石親筆手令後，都面面相覷，默默無言。湯恩伯又說：「因為金銀數目太大，停在上海的船舶又不多，陳如初（陳良）怕我守不住，每船裝重了一點，以至『太平號』輪船在舟山洋面觸礁覆沉，因而我和陳如初都不知怎樣才能逃脫總裁的責罵懲辦。你小孩子知道我的困難嗎？依你的計劃，主力分散到浙贛沿線，上海守不到必要的時間，試問這責任由誰負？」 湯恩伯又接著說：「奉命保守機密，不敢隨便洩露。今天不是這小子發狂（指蔡文治），我還不給你們看的。算了吧！總裁無意久守上海犧牲實力，只要金銀運完就了事。這責任由我來負。你們這些長官、同事們先請到廣東吧，免得在此礙我的手腳，必要時還要保護你們。」當時連平日以含蓄修養見稱的顧祝同也為之面紅耳赤，半天說不出話來。 這次會議說明了長江防線頃刻崩潰的根本原因。蔣介石在部署長江防線的時候，就並不想贏，蔣介石已在安排敗退路線。 中共方面，從軍事角度深究，國民黨軍隊還有一些不容忽視的致命因素可以決定其防線必然迅速土崩瓦解的趨勢。中共軍事評論家曹劍波指出： （一）防線過長，兵力不足，部署不當。 在1800餘公里的長江防線上，國民黨共部署了40個軍、115個師約70萬人，其中用於第一線的江防部隊只有81個師，平均每個師的防禦正面寬達22.2公里，國民黨軍1個師大體需抗擊中共解放軍2個師。 防線長，兵力少，素質差。國民黨軍理應集中重點守備那些最便於解放軍突破和登岸、及登岸後又最便於解放軍大兵團展開並向縱深擴張戰果的地方。 以長江下游而論，長江由西南流向東北，流經南京、鎮江後折向東南，形成一個半圓形的弧。新港以下約150公里的地段江面寬達10餘公里，風浪高達50餘厘米，不便於大部隊渡江作戰。 新港以上，特別是蕪湖以上，江面寬均在2公里以內，灣道多、小島多，北岸有許多湖泊與大江相通，便於解放軍隱蔽渡船，便於解放軍利用灣道與江心洲突破敵人防禦；而南岸湖泊較少，便於大兵團渡江後擴張灘頭陣地，並向縱深穿插。國民黨軍理應把防守重點放在新港以上地區，特別是安慶至蕪湖與鎮江至江陰地段。因解放軍一旦在這兩地段突破長江防線，很容易利用長江向北彎曲的弧形，對蕪湖、馬鞍山、南京和鎮江地區的國民黨達成戰役上的合圍之勢。 然而，國民黨軍卻在安慶至蕪湖200公里的地段上只部署了10個師的兵力擔任第一線防禦。而且，這10個師中有7個師是由打仗比較不堪硬仗的西北軍將領劉汝明指揮的非蔣系部隊，另一個軍，即第八十八軍雖是蔣嫡系部隊，卻是被殲後新組建的部隊，可是在新港以東不便於共軍渡江的那150餘公里地段上，國民黨卻部署了4個軍13個師的兵力。 （二）機構層次多，指揮紊亂，貽誤戰機。 國民黨的指揮系統十分龐雜，擔任長江防務任務的陸海空軍各有一套指揮系統，誰也指揮不了誰，沒有軍兵種戰役協同計劃，各特種兵也未與第一線守備部隊建立直接支援關係，完全靠層層申請才能得到炮兵和海、空軍的火力支援。正因如此，在解放軍渡江的整個突破過程中，國軍江防部隊指揮紊亂，火力不協調，難以發揮整體效應。 國民黨軍的指揮層次多，各軍、師上面有綏靖區司令部，兵團、綏靖區、警備司令部上面有湯恩伯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和白崇禧的華中軍政長官司令部，有的兵團上面又加設了一個綏靖公署司令部，各綏靖區、兵團、警備區同時還受參謀總長顧祝同的指揮，正在編練的軍和師除了受編練司令部指揮外，還要受作戰方向上的綏靖區和兵團司令部指揮。重疊煩瑣的指揮機構使國民黨軍令出多頭，無所適從，加之通信聯絡不暢，上情下達，下情上報要經過很長時間的傳遞。 例如解放軍4月20日晚開始渡江，消息傳到湯恩伯耳中時已是21日上午，共軍已突破樅陽至裕溪口地段的防線。湯恩伯急令第二線部隊向前增援，阻止共軍渡江，命令傳到第二線部隊時已是下午，解放軍已佔領銅陵、繁昌、順安等地，國軍二線部隊有的正在被殲擊之中。 4月21日晚，解放軍東集團主力在江陰地區渡江，江陰要塞的部隊已經反叛，而負責向該方向增援的第五十四軍到22日中午才得知解放軍已經渡江，結果先頭一個師在向前機動的途中被解放軍包圍殲滅。 （三）三軍分離，各自為政，自保實力。 國民黨軍長江防線迅速崩潰的另一原因是三軍分離，各自為政，各懷私心，自保實力。國民黨海軍司令桂永清、空軍司令周至柔，不僅湯恩伯指揮不動，就是參謀總長顧祝同也指揮不動，而海、空軍的艦船、飛機，只聽本系統長官的指揮，陸軍根本調不動他們。陸軍需要海、空軍支援時，必須逐級申請，最後由海、空軍總司令部決定。在國民黨軍中，就連嫡系部隊之間，也是以鄰為壑，自保實力，見死不救的，根本沒有什麼諸軍兵種合同作戰的概念。 4月22日，中共解放軍一部已進到南京對岸的浦口、浦鎮地區。身為海軍總司令的桂永清尚在南京。他不但不令停泊在笆斗山江面的第二艦隊40艘艦艇以艦炮火力支援守軍作戰，反而令艦隊司令林遵把艦隊帶出長江口，並許願只要把艦隊成功帶出去，就保舉林遵為海軍副總司令。因而，儘管國民黨軍隊有飛機和軍艦，但沒有合同作戰的意識，也是無濟於事的，立體防線不過是種虛幻的夢境而已。 （四）消極防禦，單純防守，被動待斃。 消極防禦歷來是兵家所忌。在古今中外的戰爭史上，沒有一個有頭腦的軍事家贊成消極防禦的。渡江戰役中，國民黨在兵力上雖處於絕對劣勢，但在海、空軍方面卻佔據著獨家壟斷的絕對優勢。如果國民黨軍能夠利用這種優勢，採取積極的攻勢防禦的方針，至少可以給解放軍製造很多麻煩，延緩長江防線崩潰的時間。 例如，可以利用空軍襲擊解放軍深遠縱深集結的船隻，利用海軍的艦炮和防線上的岸炮突擊解放軍淺近縱深中隱蔽在江灣、汊河中的船隻，破壞解放軍的渡江準備，這在當時解放軍沒有空軍，防守力量薄弱，沒有海軍，不能與敵艦在水上作戰，正面太寬，火炮不能封鎖整個長江江面的情況下，不失為一個可行的辦法。 然而，從解放軍推進到長江北岸起，到解放軍全面突破長江防線止，國民黨的空軍未能對解放軍集結在內湖、汊河上的船隻造成過嚴重的威脅；國民黨的海軍艦艇多分散於整個長江江面上，只負責一般的巡邏任務，沒有集中艦隊，以強大的艦炮火力突擊共軍在江北的渡江設施。在整個長江防線上，除了地面部隊積極構築江防工事，設置江防障礙物外，海、空軍好像無事可做。 這種單純防守，缺少陸、海、空協同作戰的消極防禦，是國民黨長江防線迅速崩潰的又一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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