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四一二」清黨前後的政情與社會

（說明：引用維基百科）

1923年6月，在蘇聯的壓力下，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全體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1924年1月，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李大釗等人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中國國民黨，提出聯俄容共。大量中國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如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伯渠、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協助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此後，國民黨和共產黨開展第一次國共合作，掀起國民大革命。但國共兩黨的關係也存在問題。清黨發生前，國民黨內曾先後發生過排斥共產黨的事件。1924年6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等人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引發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通過訓令對他們進行懲戒。1925年起，各地成立孫文主義學會。1925年11月，國民黨內部分保守人士召開反共的西山會議，形成西山會議派，與廣州國民黨中央對峙。1926年3月發生的中山艦事件也引起了國民黨排斥中國共產黨的疑慮。^[1]

1927年1月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移駐南昌。2月1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在武漢召開。會後以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宋子文、徐謙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2月26日，蔣介石在南昌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要求蘇俄共產國際撤回顧問鮑羅廷。

1927年3月6日，國民革命軍第一師中國國民黨黨代表倪弼手下右派軍官槍殺了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隨後，蔣部陸續在九江、安慶、寧波和南京搗毀國民黨左派領導的黨部和報社、工人總工會，槍殺、逮捕共產黨員與抗議遊行之工人群眾。

3月10日至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後，其執行監委暨候補委員八十名中，中國共產黨員約居三分之一，親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部長暨其秘書，共產黨員亦佔一半以上，至此，國民政府已由蘇聯顧問與共產黨勢力全面把持。

蘇聯與中國共產黨憑藉中國國民黨會議增設勞工部、農政部以中國共產黨員蘇兆徵、譚平山擔任部長，中國共產黨員林伯渠為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另組成武漢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向忠發、劉少奇、李立三為首，組織武裝衛隊濫動私刑，殺害他們所判定的工賊。史達林也派羅易到武漢協助鮑羅廷組織農工階層展開土地革命，農民協會、土地委員會成為權力武裝組織。隨後鮑羅廷在武漢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憑藉掌握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左派進而取得政治主導權，決議「迎汪復職，以與蔣分權」，以所謂「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新軍閥」為理由，於1927年3月10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通過了「統一革命勢力」、「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等反蔣方案。同時為防止蔣獨攬專權，趁蔣會議缺席之時，選舉汪精衛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中央黨部組織部長，並決議不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改為7人集體領導，免去原來由蔣擔任上述職務，將蔣降為普通委員。蔣在南昌發表《告黃埔同學書》，表明不接受該決議，說「革命責任，不容諉卸」，「誓必負責完成北伐」，並力勸同志「堅守國民革命立場，維持國家社會秩序，團結一致，解救民眾痛苦」。面對親蘇勢力倒蔣，蔣決計和中國共產黨斷絕關係，於是同剛回國的汪精衛商討發動清黨工作，驅逐蘇聯顧問，同中國共產黨決裂。汪精衛提出避免過激解決辦法，建議蔣親自去武漢規勸說服中國共產黨，把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黨部遷到南京。

1927年3月24日，中國共產黨成功策動南京事件的排外行動，洗劫外國領事館、教堂、學校、商社、醫院，打死一法國人，二英國人，另有多人受傷，引發國民政府與英國、美國、日本間的國際事件。

1927年4月1日，汪精衛從歐洲經莫斯科回到上海與蔣會面，汪承諾阻止武漢反蔣，而蔣則支持汪主持黨務。4月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李宗仁、黃紹竑、陳果夫等在上海開緊急會議。會議中提出檢舉「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4月6日，汪精衛抵武漢。同日，張作霖得到了公使團的同意，派遣中國軍警突襲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李大釗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並搜出共產國際發來的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的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的紀錄、中國共產黨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和武器彈藥。其中一份訓令內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不惜任何辦法，甚至搶劫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則強烈譴責中國國民黨粗暴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稱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工具」。

中共的工人運動已經肆無忌憚展開，國際共產代表鮑威爾描述了那時武漢「羅馬狂歡」狀況：「成千上萬在礦場、工廠和加工廠的僱傭工人，紛紛停止工作，在激進分子的領導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講、宣傳和遊行示威。」中共控制的湖北省黨部在漢口召開大會，與會的省總工會糾察隊呼喊「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引發與會的軍校學生憤慨，導致鬥毆。在蘇俄的操縱之下，反蔣已經公開化。

鮑威爾繼續描述道：由於頻繁的罷工運動，「武漢地區的工業被迫倒閉」，經濟最繁榮的中國中部大城市武漢，市景蕭條，經濟停頓。

羅亦農在《關於政治與本黨工作方針的報告》裡說：「在工人區域，自從區委決定舉行紅色恐怖以來，已有很大的效驗，打死了不少工賊，工人氣焰很高，現在要把此種紅色恐怖的範圍擴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領袖、買辦商人、學生走狗等都要儘量的打擊。因為現在是革命的高潮時期，民眾都有此要求。舉行紅色恐怖以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時我們要用恐嚇的手段，使許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這就叫做精神的紅色恐怖。」

北洋勢力退出上海後，羅亦農、趙世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區委在其宣傳大綱裡說：「上海革命的時機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罷工還只是舉行一次示威，現在時機到了，我們應急速準備武裝大暴動，奪取武裝自衛，殺反動派，為死者報仇，為工人爭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前兩次起義，只是罷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義是武裝奪取政權。

中共掌控的工人糾察隊經過整編，成立十四個大隊共兩千七百人，擁有機槍二十多挺、步槍四千餘枝。已經成為國中之國，是有自主武裝的另外一個政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後，中共創立的工人糾察隊則已經成為新階級，在其所公布的工商管理辦法中規定，工人糾察隊員進入的商業行號須遵守以下規定:

1、 雇主不得干涉工人糾察隊員參加罷工及工會活動。

2、工人糾察隊員有基本四個月休假。

3、工人糾察隊員被派參加活動時，可隨時請假，最長可兩個月。

4、工人糾察隊員之薪資在試用期滿後，自動增加20倍。

這種把工會資金與人力需求完全轉嫁給雇主的規定，引起上海地區

中小企業主心生恐慌，轉而向幫派與軍隊尋求保護。

1926年10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上海工人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第一次武裝暴動」失敗。1927年起，在蘇聯帶領下，中國共產黨持續排外，上海財閥虞洽卿和錢永銘到南昌親訪蔣，答應為蔣籌集軍費，條件是要求蔣「維持上海現狀，反對赤化」。 2月19日，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佔領杭州。2月22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起「第二次武裝暴動」，再次失敗。 3月20日晚，國民革命軍東路軍進入龍華，包圍上海。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國國民黨鈕永建和中國共產黨周恩來等領導下，發起「第三次武裝暴動」，占領租界外的上海市區，建立一支工人糾察隊2,700人^[17]。3月22日，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軍開進上海。北伐軍先後克復上海、南京^[18]:13。

3月24日，國民革命軍中路軍攻下南京。國民革命軍魯滌平、程潛、賀耀祖等部殺害、掠奪外僑。英、美、日領事分別報告，以大量事例證明搶劫領事館是由中國共產黨主導^{[19]:527[20]:723-726}，蔣下令追查負責任者。英美軍艦以此為由炮擊南京，遂形成國際衝突，是為「南京事件」。入南京部隊與英國人發生衝突，英艦炮擊南京，蔣嚴電阻止事態擴大，靜候政府以外交解決^[18]:13。 3月25日，白崇禧說：「工人一旦有擾亂，駐軍必將負責繳械。」3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在上海提出護黨救國案。3月29日，中國共產黨請示蘇聯，強調準備抵抗。

4月，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國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李烈鈞等）舉發中國共產黨破壞革命，危害國本之逆謀，決議非常緊急處置案^[18]:13。白崇禧任淞滬衛戍司令，配合蔣在上海清黨。

中國國民黨右派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國民黨內部勢力日益膨脹，「黨中有黨」，如不早日剪除，今後會更難控制^[10]。」另外，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攻克的地方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無端殺害其所謂階級敵人，並剝奪其合法財產」，也被視為清黨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 ^[21]。

北伐戰爭期間，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內訌愈演愈烈，不少不滿國共關係狀況的資深國民黨員焦慮不安，認為共產黨的奪權危險迫在眉睫。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邵元沖在日記裡記述了部分國民黨人秘密串聯，急於推動蔣中正對中國共產黨採取斷然行動。從南昌的陳果夫、溫建剛，到上海的邵元沖、吳稚暉、蔣夢麟、鈕永建，杭州的何應欽、王俊、蔣伯誠、顧祝同、潘宜之、白崇禧，從國民黨元老到高級將領乃至蔣中正的親信，此時都把矛頭指向共產黨，開始對這一問題形成共識。^[1]

邵元沖赴杭州同何應欽、白崇禧等高級將領聯絡之際，1927年3月6日，奉命組建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的吳稚暉與政治委員會委員鈕永建、楊銓同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羅亦農約在鈕永建辦公室會面，商談整理上海國民黨黨務問題。雙方意見不同，陳獨秀還稱不出20年中國將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會後吳稚暉找到同為國民黨監察委員的李石曾、蔡元培，轉述了陳獨秀的說法，「石曾最是慷慨激昂, 蔡孑民也狠憤憤不平。」1924年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規定：「監察委員一人亦可行使監察職權」，「有二人以上到會即得開會」，12位正式監察委員中已有7人可確定立場（即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陳果夫、張靜江、古應芬、鄧澤如），故吳稚暉等人有意開監察委員會會議彈劾中國共產黨。^[1]

1927年3月10日到17日，武漢方面按計劃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系列限制蔣介石權力的決議。蔣介石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貫徹2月21日南昌會議上決定的奪取各地黨政權力的方針。1927年3月15日，蔣介石離開南昌。3月16日，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搗毀了國民黨左派控制的國民黨南昌市黨部，隨即封閉解散了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各報刊及民眾團體。3月16日，蔣介石抵達九江。3月17日，國民黨九江市黨部及總工會等機關被搗毀。3月20日，蔣介石抵達安慶。3月23日，國民黨安徽省市黨部及其領導的民眾團體被搗毀。蔣介石主要依靠少數手下，藉助地方幫會，通過打、砸、衝，或者挑起左右派之間「械鬥」，從而區分敵我，壯大自身力量，奪取黨政權力。蔣介石也自行任命地方黨政高級官員。但蔣介石一直沒有發表同武漢方面決裂的公開言論，對武漢方面的指責不斷辯解，尊武漢方面為「中央」，並在公開場合對沿途各地奪權表示中立。蔣介石的手下也一直是藉助地方幫會奪權，不動用軍警政等合法力量。3月26日，蔣介石到上海後，繼續在公開場合表示服從武漢國民黨中央及武漢國民政府。^[1]

邵元沖日記記載，3月21日張靜江從南昌到杭州，當晚約邵元沖、蔡元培等人談話。張靜江知道蔣介石認可南昌會議並且縱容部下在各地奪權，所以表示：「介石對於與共產黨分離事已具決心，南京定後，即當來寧共商應付。」次日上午，邵元沖等人與張靜江商議「此後應付事宜」。當日，獲悉國民革命軍已攻占上海，張靜江、蔡元培、蔣夢麟、邵元沖、馬敘倫等人即同車赴上海。3月25日上午，張靜江約李石曾、吳稚暉一起到前敵總指揮部會見白崇禧、潘宜之等駐上海高級將領，「共商應付黨務事宜」。吳稚暉表示「非分裂不可」，李石曾的態度 「亦激昂」。3月27日，眾人一起遷入蔣介石總部行營，和蔣介石「開會討論與共產黨分裂之辦法」。在討論中，吳稚暉主張以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提出《彈劾共產黨員及跨黨分子謀危本黨、動搖後方及賣國之行為案》，「然後再由監察委員會召集中央執行委員之非附逆者開會商量以後辦法，而開除及監視一切附逆及跨黨之首要等，聽候代表大會裁判云云。」由於通過公開宣布清除共產黨來否定武漢中央的權威，會涉及與蘇聯特別是蘇聯軍事顧問的關係問題，所以蔣介石一時猶豫。邵元沖日記記載，3月27日的會商沒有決定任何具體辦法，3月28日「繼續討論」。3月28日，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江右軍總指揮程潛等人都沒到，還需等江左軍總指揮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黃紹竑、總參謀長李濟深到後，才可以決定開展分裂的可能程度，所以3月28日的會議仍沒形成結論。3月29日，何應欽、程潛、古應芬等人到會，但是程潛態度搖擺，會議未形成結論。3月30日，因李宗仁等人仍沒到而休會。4月1日，李濟深等人到會，支持分裂，「惟同時得朱益之（培德）致介石函，勸介石一切慎重以退為進等語，介石又為躊躇。」邵元沖日記記載：「連日工人糾察隊等以武力猛撲租界等消息日劇，而當局者總遲日無所表示，疑事無成。」可見接連幾天的討論中，蔣介石始終未明確表示意見。^[1]

4月1日，汪精衛從海外回到上海。4月2日上述眾人獲悉此消息。國民黨各派一向公開擁護汪精衛的黨內領袖地位，所以汪精衛回國對各派影響都很大。蔣介石傾向爭取汪精衛。邵元沖日記記載：「此間日內正擬以斷然手段處置者，乃不得不暫行延擱。」4月2日，眾人與汪精衛座談一天，告之武漢方面近來所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控制上海工人武裝糾察隊，隨時可仿效武漢發生的以武力收回英租界，引起列強干涉。但鑑於尚未形成確定意見，所以眾人也都沒將討論中的清黨告訴汪精衛。汪精衛只主張約武漢諸人來南京開會解決。4月3日，蔣介石、汪精衛、吳稚暉、李濟深、蔡元培等人商談，結果連態度最激烈的吳稚暉也轉而贊成汪精衛的意見，盼汪精衛出面請武漢方面國民黨中央委員來南京商討妥協方法。蔣介石當天日記稱：「稚老甚憤激，談言甚多，然其結果，乃欲與共黨暫時妥協，惟請在武漢中央委員回南京來耳。」蔣介石也發表通電稱：「自汪主席歸來以後，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唯有統率各軍，一致服從。」4月4日晨，不知何處消息說，武漢方面已免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蔣介石等眾人一早便到汪精衛住處，眾人斥責鮑羅廷及共產黨。經眾人推舉，吳稚暉「始言此次監察委員會提出對共產黨之彈劾案」，且表明依該方案對共產黨人「必將採斷然之處置」，對武漢方面因要保密「故只係通知而非商榷」，準備對武漢方面全面破裂。汪精衛當即「怫然」。黃紹竑、李宗仁等人忙稱：「如精衛有良策，不妨共商。」汪精衛提出：「（一）若此時同人認為共產黨破壞國民黨之情形急迫，且亟謀破毀租界，則彼可負責告獨秀使其制止；（二）武漢此時如有負於搖動軍政之命令，可以不受；（三）各地共產黨及工人隊如有反動情形，可以隨時以非常手段處置之。」眾人「乃決定暫照此條件進行」。但蔣介石當天晚些時候在對上海駐軍黃埔軍校學生訓話中，首次公開表示：「一切自有監察委員審察處理」，若監察委員認定武漢中央決定違反主義黨綱，便可宣布無效。^[1]

4月4日午後1時，蔣介石等人離開汪精衛住處後，汪精衛隨即找到陳獨秀，說明了蔣介石等眾人的擔心。當時共產黨早有共產國際的指示，所以陳獨秀表示絕無其事。汪精衛、陳獨秀起草了《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陳獨秀代表共產黨宣布：「贊同國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政策，亦贊同以階級合作政策組建上海市政府」；汪精衛代表國民黨宣布：「所謂國民黨將驅逐共產黨，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云云，均係謠言。」宣言當天送報，4月5日早晨刊出。蔣介石、吳稚暉、李濟深、李宗仁等人見報後紛紛指責汪精衛。吳稚暉激烈指責汪精衛在宣言中用「聯共政策」、「兩黨合作」兩詞，表示「『聯共』二字，本不見條文，我們國民黨之條文上，止有容納共產黨員入國民黨而已。」依《總理遺囑》「只有老實不客氣說，治理中國只有國民黨，沒有聯了共產黨來共治的可能。」若共產黨想共治或獨治，國民黨自然不得不予「相當之制止」。4月6日，汪精衛不告而別，離開上海赴武漢。行前汪精衛有信給張靜江，表示唯有在南京召開第四次會議解決糾紛，實無其他出路，所以決定赴武漢爭取武漢多數同志同意。

要點發表

邵元沖等人以為蔣介石「關於黨務事猶有所猶豫」，所以都以為原計劃擱淺。4月7日，邵元沖「與孑民、湘芹、稚暉、石曾、夢麟、夷初等共同遷出外間」，離開了豐林橋的蔣介石總部行營。^[1]

與他們的判斷相反，蔣介石受汪精衛赴武漢的刺激很大。因為蔣介石聲明擁汪，前提是汪精衛須留在南京、上海。蔣介石認為汪精衛到武漢後肯定會支持武漢方面立場。為防止汪精衛影響國民黨各級黨部及黨員，蔣介石將汪精衛提的三條改成四條，在報紙上發表。4月8日，上海《民國日報》等報紙都刊登了《國民黨連日會議黨務之要點》報導稱：^[1]

汪精衛、蔣介石、李濟深、李宗仁、黃紹竑、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古應芬、李石曾、吳稚暉等十餘人，討論近日國民黨被人把持情形。所有漢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動，均極顛倒離奇，各有建議。最後乃共依汪精衛氏之主張，暫時容忍，出於和平解決之途。其主張辦法，即於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體執行監察委員聯席會議於南京，以求解決。在未開會以前，汪精衛氏贊成暫時應急之法數條如下：

·        （一）汪精衛負責通知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立即制止國民政府統治下之各地共產黨員，應即於開會討論之前暫時停止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

·        （二）對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鄂後，因被操縱所發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認為妨害黨國前途者，於汪同志所擬召集之會議未解決以前，不接受此項命令。

·        （三）現在各軍隊及各省之黨部團體機關，認為有在內陰謀搗亂者，於汪同志所擬召集之會議未解決以前，在軍隊應由各軍最高長官飭屬暫時取締；在各黨部各團體各機關，亦由主要負責人暫時制裁。

·        （四）凡工會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部指揮，否則認其為對政府之陰謀團體，不准存在。

中共的教科書告訴後代：「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蔣介石既沒有下命令，遊行隊伍也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更非個個手無寸鐵，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糾察隊竟然還「保持了相當的武裝」！

軍隊開槍，不是得到坐鎮南京的蔣介石下的命令，而是守軍情急之下的自衛。

第二師參謀長祝紹周回憶當時的情況為：「匪黨在青雲路舉行集會大會，其數雖有一萬餘人，但以長槍被繳，為禍不烈，故其先頭匪徒眾行經寶山路向本部直衝時，能為本部守衛所阻，惟其人眾勢大，蓄意謀亂，多持鐵棒亂毆，中間尚雜有不少手槍，我衛兵遂有死一傷數，在此不得已情形下，衛兵始鳴槍自衛，當場傷斃百餘人，餘均作鳥獸散。經派隊圍截，捕得七百餘人，身均藏有直魯軍符號，查係潰散軍閥餘部，為匪黨以金錢收買，充作擾亂地方秩序危害黨國人民者，何來真正之工人？」

在蘇共指揮下，中共於八月一日發動「南昌暴動」，失敗後殘軍逃往廣州，十二月在廣州再次暴動，很快被平息。在戡亂中，國民軍逮捕蘇聯副領事等人，並在領事館查獲蘇共在中國挑起暴亂的秘密文件。十二月十四日，國府與蘇聯斷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