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唐獎」應該頒給野史大師胡志偉先生

    胡志偉先生1942年出生於日據時期的上海，父親是中國眼鏡工業(茂昌眼鏡公司)的創始人胡賡佩先生。他十五歲起就向北京、上海的刊物與電台投稿，獲得刊載。1958年因向海外親友寫信抱怨「大躍進」勞民傷財、得不償失，信件被公安局截查，而遭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刑滿後在山西大同煤礦、太原煤礦繼續服刑勞改與強迫留場戴帽管制歷二十年。胡先生身繫刑獄20年，失去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卻以監獄當作社會大學，自我砥礪，不放棄任何筆耕的機會，自創「在無數口述歷史中發掘歷史真相」，而自成一家之言。

    1979年因父親營救胡先生得以移居香港，與分別三十年的老父團聚。來港後，除了擔任報刊編輯、編譯年餘外，一直鬻文為生，先後以鄭義、林同、華衷、田豐、朱有道、馬失途等一百多個筆名在香港明報、信報、快報、星島日報、天天日報、華僑日報、新報、金融時報、經濟日報、明報月刊、爭鳴雜誌、信報月刊、動向雜誌、南北極雜誌、前哨雜誌；北京《炎黃春秋》、《近代史研究》、上海《文匯報》學林版、《萬象》以及台灣聯合報、傳記文學、近代中國、新加坡新明日報等報刊發表小說、特稿、書評、影評、隨筆、社論、專欄文章逾四千萬言。其政論文章被中國大陸《參考消息》轉載者逾千篇。結集出版的有《鄧小平傳》、《江澤民傳》、《朱鎔基評傳》、《李瑞環正傳》、《中共情報首長》、《國共間諜戰七十年》、《天安門民主血》、《書評集錦》、《藏書票百家選》等七十餘種(含外文版)，被日本銷量一千萬份的《讀賣新聞》譽為「中國政治小說的第一人」。《火柴盒上的中國現代史》被香港電台聽眾一人一票推選為1992年香港十大好書之一。

   歷任香港作協理事，香港筆會會長，自1993年創刊文學刊物《香港筆薈》，至今已出版十七期，為香港銷量最高的文學雜誌，在大陸高等院校教授及作家群體中評價甚高。

   1994年代表中國出席與參展英國火花協會金禧大展並榮獲獎狀。1999年出席與參展臺南亞洲第一屆藏書票大展。

   1997年冬，胡先生以高票擊敗左派候選人，當選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並以全票當選文學委員會主席。在兩年任期內，強力推展文學界十大建設，諸如舉辦香港開埠157年來規模最盛大的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主導纂修《1997年香港文學年鑑》，撥款資助十家文學刊物以及四家報紙的文學版，推行「小作家培訓計劃」，重印香港文學經典名著等等。因此，1998—1999年香港文學界百花爭妍，作家的社會地位得以提高。在兩年任期內主持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與傳記文學研討會，成為香港文學史上不可磨滅之盛事。

   自1997年起參與香港已故著名文學家黃世仲紀念館的策劃、陳列以及資料徵集工作，翌年出任紀念黃世仲基金會顧問，主持編纂了黃世仲研究叢刊十種近千萬言。2001年夏策劃與主持了第一屆《黃世仲與辛亥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黃世仲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家，他是以香港為基地鼓吹推翻暴政(滿清)且能達成正果的典範人物。

   2001年出席與主持廣東省中山市《紀念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學術討論會。2002年出席北京中國社科院《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2003年出席西安《西安事變》學術討論會。

   2004年編註《張學良口述自傳》，為數以百計的張學良傳記中最真實、最詳盡者。

   2005年7月7日胡先生榮獲美國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第十三屆新聞文化獎。

二○○五年七月，胡先生赴美領取萬人傑新聞文化獎時，由哥大講座教授夏志清博士陪同，買下了張發奎口述自傳的中文版權。攜回香港細細閱讀，方才悟出何以哥大口述歷史負責人韋慕庭教授1985年將這套縮微膠片贈送中國社科院三十多年來，人材濟濟的大陸歷史學界居然無一人著手將這部名著譯成中文。多年前，大陸史學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楊天石君曾在臺北《傳記文學》月刊發表了此書第六章《南昌暴動》的三分之一章譯文，遺憾的是四頁半的譯文，竟出現數十處舛錯，其中有許多是硬傷。楊氏對英文原稿作了有違學術道德的刪節、改寫以及歪曲，固然有些是為了逢迎當道、曲學阿世，但也有不少刪節是由於他無法理解英文原稿的真實含義與書中英文譯名的中文原名。再者，中共迄無雅量將張發奎的強烈反共言論一字不刪地印出來。於是，胡先生下定決心，要把包含上萬個人名、地名、事件名、機構名的四厚冊英文謄本啃下來，使這部傳記文學奇葩、口述歷史之極品不再沉睡在異域圖書館的塵埃之中。
   曾經，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電視台專題講座中侃侃而談：「楊振寧、李振道等人所以能榮獲諾貝爾獎，是因為美國人有錢，它能耗費钜資投入昂貴的物理實驗。這一點，我們中國還暫時做不到」。同理，《張發奎口述歷史》能成為中國名人口述歷史中首屈一指的傳世之作，也因為美國人捨得耗钜資派遣訓練有素的研究員夏蓮瑛女士遠渡重洋紮根香港兩年、訪問張發奎上將四百多次、並在港臺兩地穿梭訪問有關軍政人員梁華盛、楊清文、黃旭初、鄧龍光等多人，又以黃旭初、李宗仁、蔡廷鍇等人大量的回憶錄核對比較，才以錄音記錄為主，整理出一千零八十九頁的英文抄本。夏蓮瑛是以張發奎的私人記錄——日記、電報、信函、公文為線索，按年代順序詢問他在每個歷史事件中的親身感受與目擊真相，發現細節有誤便會建議他澄清，既能挑剔含糊的答案，又能循循善誘，使他自然而然吐露出平時難以啟口的事實。譬如夏蓮瑛看了李宗仁口述稿，問他是否曾建議李宗仁邀請蔣介石來廣州，然後扣押蔣製造第二次西安事變。張發奎答：「我從未建議他扣押蔣先生。當蔣先生派宋子文來廣州取財出國前，我曾建議（廣東省主席）薛岳扣押他。說：『我們這麼窮，把他扣起來問他要錢，我們從哪裡還能領到軍餉？蔣不會給我們任何東西了，宋子文最怕死！』薛岳不贊成我的主意，所以沒有實現我的願望。我和薛岳當年在廣州都是反蔣的，但我從來不想扣押蔣先生，早在一九二七年他派宋子文來廣州試探我們肯不肯邀他到訪時，我就可請他南下，然後扣押他，但我無意做這樣的事。」從李宗仁回憶錄大量的謊言可以推斷張發奎說的是老實話。他對夏蓮瑛說：「有人要付錢買下我的回憶錄版權，我對他們說：我不想告訴他們那些暴露我是壞蛋的事情﹔如果我不告訴他們那些事，那麼回憶錄就毫無價值。但是，既然你向我提問，我就必須對你講真話。」他對訪談者坦承在粵軍時包賭、包娼、收黑錢、販賣鴉片充軍餉、擅殺中央軍軍長胡謙等不名譽的事，這是林林總總的國軍將領回憶錄中從未記載的事，中共的延安幹部也無人坦承在延安種罌粟賣鴉片的事。他承認第三次北伐時，有人說第四軍「在開封俘獲數以萬計敵軍官兵的消息，那是胡扯！敵軍都已撤走了，我不相信奉軍張學良在開封駐有數以萬計的部隊。這一定是有人為我吹噓戰績。」「根據余漢謀呈交給我，而我又轉呈給中央的報告，我們在粵北打了一場大勝仗，事實上我們被打敗了。我們把粵北戰役視為勝仗，只是因為敵人攻下英德之後馬上後撤並未進攻韶關。」有關兩次收復南寧，他說：「敵軍是自動撤出南寧的。為了宣傳目的，敵人每撤退一次，我們便報一次勝仗。中央對此十分瞭解，這些都是弄虛作假的勝利。」他承認抗戰是倖勝的：「我們從未取得一次勝利，只是延宕了敵人的前進。大多數海內外胞認為：我們以劣勢裝備與粗淺訓練，英勇地與武器精良訓練一流的敵軍鏖戰了八年，最終取得了勝利。然而從一個軍人的觀點，我認為談不上英雄史詩，我們所作的一切只不過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對於軍中政工制度，他認為「毫無價值」，保甲制度則「徒有其名，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