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發奎口述自傳--蔣介石與我"譯註後記(全文)
胡志偉
譯註後記
二○○二年，由於撰寫有關五十年代香港第三勢力的論文的需要，我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張之丙女士在該校珍本與手稿圖書館取得了《張發奎口述自傳》的第廿章的英文抄本，由於書中人名、事件、機構都是半個世紀前的陳年舊事，我在三萬八千字的譯文後加了兩萬八千字的註釋。此文經層層審查，刊載於二○○三年十二月出版的中國社科院近史所刊印的《近代史資料》第107期。據該刊責任編輯卞修躍稱，譯文的註釋比原文更加精彩，可讀性甚高，可惜由於政治禁忌，他不得不刪掉了其中兩千多字——例如桂系政客程思遠一九四八年姦佔有夫之婦石弘、玩弄一百多個中外女性、年近五十還在西裝口袋中裝滿黃色小說與令人作嘔的春宮淫畫，蔡文治沐猴而冠在沖繩島自封海陸空軍總司令等等段落，蓋因程思遠投共後已躋身「黨國家領導人」（全國政協副主席）要職、蔡文治也回歸大陸當了黃埔同學聯誼會副會長，編輯人員倘冒「天下之大不韙」是要砸飯碗的。
二○○五年七月，我赴美領取萬人傑新聞文化獎時，由哥大講座教授夏志清博士陪同，買下了張發奎口述自傳的中文版權。攜回香港細細閱讀，方才悟出何以哥大口述歷史負責人韋慕庭教授將這套縮微膠片贈送中國社科院二十多年來，人材濟濟的大陸歷史學界居然無一人著手將這部名著譯成中文。十二年前，大陸史學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楊天石君曾在臺北《傳記文學》月刊發表了此書第六章《南昌暴動》的三份之一章譯文，遺憾的是四頁半的譯文，竟出現數十處舛錯，其中有許多是硬傷。楊氏對英文原稿作了有違學術道德的刪節、改寫以及歪曲，固然是為了逢迎當道、曲學阿世，但也有不少刪節是由於他無法理解英文原稿的真實含義與書中英文譯名的中文原名。再者，中共迄無雅量將張發奎的強烈反共言論一字不刪地印出來。於是，我下定決心，要把包含上萬個人名、地名、事件名、機構名的四厚冊英文謄本啃下來，使這部傳記文學奇葩、口述歷史之極品不再沉睡在異域圖書館的塵埃之中。
前不久，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電視台專題講座中侃侃而談：「楊振寧李振道等人所以能榮獲諾貝爾獎，是因為美國人有錢，它能耗費钜資投入昂貴的物理實驗。這一點，我們中國還暫時做不到」。同理，《張發奎口述歷史》能成為中國名人口述歷史中首屈一指的傳世之作，也因為美國人捨得耗钜資派遣訓練有素的研究員夏蓮瑛女士遠渡重洋紮根香港兩年、訪問張發奎上將四百多次、並在港臺兩地穿梭訪問有關軍政人員梁華盛、楊清文、黃旭初、鄧龍光等多人，又以黃旭初、李宗仁、蔡廷鍇等人大量的回憶錄核對比較，才以錄音記錄為主，整理出一千零八十九頁的英文抄本。夏蓮瑛是以張發奎的私人記錄——日記、電報、信函、公文為線索，按年代順序詢問他在每個歷史事件中的親身感受與目擊真相，發現細節有誤便會建議他澄清，既能挑剔含糊的答案，又能循循善誘，使他自然而然吐露出平時難以啟口的事實。譬如夏蓮瑛看了李宗仁口述稿，問他是否曾建議李宗仁邀請蔣介石來廣州，然後扣押蔣製造第二次西安事變。張發奎答：「我從未建議他扣押蔣先生。當蔣先生派宋子文來廣州取財出國前，我曾建議（廣東省主席）薛岳扣押他。說：『我們這麼窮，把他扣起來問他要錢，我們從哪里還能領到軍餉？蔣不會給我們任何東西了，宋子文最怕死！』薛岳不贊成我的主意，所沒有實現我的願望。我和薛岳當年在廣州都是反蔣的，但我從來不想扣押蔣先生，早在一九二七年他派宋子文來廣州試探我們肯不肯邀他到訪時，我就可請他南下，然後扣押他，但我無意做這樣的事。」從李宗仁回憶錄大量的謊言可以推斷張發奎說的是老實話。他對夏蓮瑛說：「有人要付錢買下我的回憶錄版權，我對他們說：我不想告訴他們那些暴露我是壞蛋的事情﹔如果我不告訴他們那些事，那麼回憶錄就毫無價值。但是，既然你向我提問，我就必須對你講真話。」他對訪談者坦承在粵軍時包賭包娼收黑錢、販賣鴉片充軍餉、擅殺中央軍軍長胡謙等不名譽的事，這是林林總總的國軍將領回憶錄中從未記載的事，中共的延安幹部也無人坦承在延安種罌粟賣鴉片的事。他承認第三次北伐時，有人說第四軍「在開封俘獲數以萬計敵軍官兵的消息，那是胡扯！敵軍都已撤走了，我不相信奉軍張學良在開封駐有數以萬計的部隊。這一定是有人為我吹噓戰績。」「根據余漢謀呈交給我，而我又轉呈給中央的報告，我們在粵北打了一場大勝仗，事實上我們被打敗了。我們把粵北戰役視為勝仗，只是因為敵人攻下英德之後馬上後撤並未進攻韶關。」有關兩次收復南寧，他說：「敵軍是自動撤出南寧的。為了宣傳目的，敵人每撤退一次，我們便報一次勝仗。中央對此十分瞭解，這些都是弄虛作假的勝利。」他承認抗戰是倖勝的：「我們從未取得一次勝利，只是延宕了敵人的前進。大多數海內外同胞認為：我們以劣勢裝備與粗淺訓練，英勇地與武器精良訓練一流的敵軍鏖戰了八年，最終取得了勝利。然而從一個軍人的觀點，我認為談不上英雄史詩，我們所作的一切只不過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對於軍中政工制度，他認為「毫無價值」，保甲制度則「徒有其名，不起作用。」
誠然，張發奎是凡人，並非聖人，我在譯註這部名著時，絕對無意美化傳主，而是遵循梁任公的教諭，對史蹟純採客觀的態度，絲毫不摻雜自己的意見。例如訪談者問及外界傳說張發奎一九二七年冬下野時，從央行廣州分行運走了幾百萬銀元，張回答是陳公博以省府主席身份向省財政廳要了廿萬銀元，名為第四軍軍餉，實際上匯給汪精衛充作政治活動經費。譯者則引用知情人的回憶錄，稱張離穗前曾席捲八百萬銀元投入香港與南洋買地開廠﹔又如桂柳會戰潰退時，大量難民隨軍後撤，堵塞了六寨附近的鋼骨水泥大橋，國軍為阻止敵軍前進而炸橋，人流還是擁護不停，張發奎唯恐耽誤戎機，斷然下令炸橋，五、六百民眾與大橋同歸於盡。這是國軍一六六師參謀長曹福謙在〈湘桂黔大潰退目擊記〉中披露的事，列入註解供讀者判斷。
人的記憶是會產生偏差的，張發奎的記憶強於常人，但也有誤記的事。例如：（1）「曾仲鳴被誤殺了，暗殺曾的特工接著也被殺了」，這可能是一九六三年美國第35任總統甘迺迪遇刺案中殺手李哈維•奧斯華等連環被殺事件引起的錯覺。事實上，開三槍打死曾仲鳴的是戴笠貼身警衛王魯翹，他赴臺後官至臺北市警察局局長，連他的兒子王卓鈞至今仍在臺北市警察局局長任上。（2）「馬當要塞司令逃跑」係誤傳，貽誤戎機被蔣處決的是援軍第167師師長薛蔚英。（3）「國民黨中央委員陸幼剛路過柳州」，陸氏路過柳州時任軍委會軍風紀巡察團委員，抗戰勝利後才當選中委。（4）一九六六年口述「何東爵士現在還健在」，其實何東已於一九五六年逝世。（5）「闕漢騫是黃埔一期生」，非也，是黃埔四期。（6）「六十三軍軍長林偉儔」，錯！是六十二軍。李方郴屬54軍，而非18軍。（7）「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屈服於銀彈攻勢」，戴戎光是江陰要塞唯一未加入中共地下黨的高級軍官，他的過錯乃是卅兩黃金賄賂總統府軍務局局長俞濟時而倖獲要塞司令職位。（8）「吳克仁沒有時撤出松江，結果投降了敵軍」，錯！六十七軍軍長吳克仁是指揮部隊渡河時中彈殉國的。（9）「中共不給謝膺白安排工作，他只好擺個攤子販賣粥品與湯圓」，賣粥的是麥朝樞，謝膺白一九四九年在江西被俘，瘐死於武漢戰犯管理所。
有些錯誤是出於傳主長期對蔣介石優待中央嫡系部隊虧待地方部隊而產生的偏見，如他說「胡宗南部六十萬大軍不發一彈就瓦解了」，胡宗南在陝南十一年間整訓的壯丁遊勇總計不止一百萬，但先後調派勁旅增援重慶、桂林、新疆、北平、天津、豫西、鄭州、徐州、許昌、豫東、太原以及裁撤縮編，實際留守關中者，不過第一軍與廿九軍而已，一九四九年從陝南出發的十萬大軍轉戰千里後抵達成都僅剩六萬人。張發奎對蔣介石重用外戚宋子文干政誤國憤憤不平因而遷怒於蔣，說「蔣先生根本不想反攻大陸」，其實蔣介石醒裏夢裏都念念不忘反攻大陸。詳見拙著《反攻大陸機密檔案》一書。第十九章盧漢扣押陸軍副總司令湯堯，也是誤傳，湯堯是在昆明事變一個半月後在蒙自兵敗被俘的。
有些錯誤是訪談者聽錯的，如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第四軍在枝江擊中中央軍曹萬順部運兵輪「江靖」號，英文抄本說「曹萬順與副師長陳誠在另一艘兵輪上」，係誤聽，此時陳誠不在新一師——早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就升任第十八軍軍長兼十一師師長，位階已高過降將曹萬順。有些錯誤是因編輯人員疏忽而引起的，如說重慶談判中毛澤東要求國民黨讓出七個省主席席位，其實是索要五個省主席、六個副省主席﹔又如將長沙綏署誤為漢口綏署，將廣州綏署誤為廣東綏署，將閻錫山居正李文範飛桂林請駕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寫成一九四四年，這些都是一舉手之勞就可以查明的，卻敷衍交差。
此書涉及的黨政商各界名人都是六十——八十年前叱吒風雲的人物，但如今大多數已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如（上海市長）陳良、日府委員王伯群、立法院院長童冠賢、粵桂聯軍總司令劉震寰等244人，譯者均加註簡歷，以助閱讀。原作中，傳主提及的事件屬浮光掠影者，均加註深入考據闡述。例如抗戰前後黃埔保定陸大畢業生在國軍的地位、抗戰八年抽壯丁總數、田賦徵實的來龍去脈、駝峰行動的績效、桂柳會戰受挫時難民逃亡路上的慘況、顧維鈞與法國政府折衝樽俎的經過以及懲治漢奸條例的全文等等。張口述「有人說項英不是在現場被殺，而是後來中彈的」，譯者則根據中共解密檔案，注明項英確實不是被國軍擊斃，而是事變發生兩個多月後在涇縣赤坑山蜜蜂洞被其親信部下劉厚德等人殺害，誘因是垂涎項英所帶金銀財寶。
雖然中國名人的口述自傳無一部能出其右，但是其英文抄本的編輯工作實在不敢令人恭維。美國人雖然財力雄厚，可惜重訪談輕編纂，故此書的編輯雜亂無章，英文抄本之重復、顛倒、缺頁等多達近百頁，串字錯誤則不計其數。訪談者最大的失策是採用「威妥瑪（Wade Sir Thomas Francis）式拼音法」來翻譯中國人名與地名。威妥瑪（1818-1895）隨英軍參加鴉片戰爭，曾參與脅迫清廷簽訂中英《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煙臺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官至英國駐華公使。他退職後出任劍橋大學第一任漢語教授，但是他對中文的認識實在膚淺得很，所以沿用近百年的「威妥瑪式」拼寫漢字方法貽害不淺。這種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方法，清輔音與濁輔音不分、s與sh不分、ch與zh不分，k與q錯亂，j, y, r互相混淆，以致於湖口譯成ku kou，朱(Zhu)譯成Chu，金華縣與清化鄉都譯成Chin-hua，郭泰祺譯成Quo Tai-chi，湖北沙市(Sha si)譯成Shansi（山西），雜誌名「革命評論」譯成Ko Ming Ping Lun（國民評論），斯重淦譯成Szu Chung Kan，葉蓬譯成Yeh Feng，陳克(Ke)文譯成陳國文（Chen Ko-wen）。
其次英文抄本的製作者，中文程度太差。美國口述歷史協會會長唐納德•里奇說，製作抄本是口述歷史計劃花費最多時間與金錢的程序，平均每一小時的訪談需要約6-8小時的抄本製作時間，包括仔細處理專有名詞、簡稱、地名、方言俗語的過程。從英文抄本把何彤譯為Ho Tan（丹）、把翁照垣（yuan）譯成Weng Chao huan(桓），張一麔（lin）譯成Chang–I-chan（塵），可知抄本製作者的小學（文字學）都不夠格，張威遐譯成Chang Wei-？，連遐邇聞名的遐字都不識，自己留下一個問號。另一些屬於中國史地常識的欠缺，如日寇侵佔貴州 獨山縣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而非十一月五日，顯然無人核實把關。
第三是製作者與編輯者都缺乏起碼的兵器常識，以致於英文抄本出現「1.05mm 口徑山炮」字樣，一毫米小於一顆米粒的厚度，這樣的炮彈能殺敵嗎？理應是105毫米，一九二一年漢陽造的山炮口徑最小，也有75mm。
第四是英文辭匯辨識力不夠，如把中國文房四寶之一的硯臺（inkstone）譯為inkwell（鑲在桌上或墨水臺上的墨水池）。
第五是編排紊亂，第19章的李宗仁謀反文件，其條、目、款符號用了英文大、小寫與羅馬字ⅠⅡⅢ等，從屬混亂，主次顛倒，令人莫明其妙。還有，目錄與內文實際頁碼迥異，相差達九頁之多。
第六是地名前後譯法不同，如富池口 ，前頭譯Fu Chih Kou，後面譯Ku-Chia Kou
第七是近音詞或同音詞譯成同一個、、英文詞，如把廣西鬱林與海南榆林都譯成Yu Lin，把168萬人口的廣西柳州與120萬人口的廣東雷州都譯成Liuchow。
第八同音異字與同字異音：胡志明譯成Ho Chi Minh，何廉譯成Ho Lien，陳誠譯成Chen Cheng，而鄭姓也譯成Cheng，程潛譯成Cheng Chien﹔陸晶清譯成Lu Ching Ching。
第九、拼錯字引起笑話，如把Ordnance（軍械）串成ordinance（法令）
第十、因廣東方言引起的混淆，如把廣東肇慶譯成浙江紹興（Shao hsing），把黃如今譯成Huang Ju-chin，黃宇人譯成Huang Yu-jen， R，J 混淆造成兩人掉換或者合而為一，其他因訪談者胡吳不分、受訪者黃王不分者姑且略而不提。
十一、無緣無故的誤譯，如把李良榮譯成李元良（Li Yuan-liang），把吳鐵城譯成維天城（We Tien-cheng），把武文海譯成阮文海（Yuan Wen-hai），把南江橋位於平江以北譯成「平江以南」，還有多處把日本陸軍軍銜「大佐」誤譯為Admiral（海軍上將）。
十二、跡近文字遊戲，如把集團軍譯成Army Group，把兵團譯成Group Army，其實那是抗戰期間與勝利以後的不同稱呼，其編制是一樣的，都包含2-4個軍。
十三、華人洋名不加註，如Hollington Tong倘不註明中文譯音，相信多數讀者不會知曉這是指董顯光。這就好比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中，所有人名全用表字而非名字，讀者閱到仲和、叔魯、達銓、鄰葛、伯唐、慕韓等等一頭霧水，誰能明白是指章宗祥、王克敏、吳鼎昌、楊宇霆、汪大燮、孫寶琦等一品大官呢？像慕韓這一表字，近代名人至少有幾十人選用。抄本的製作者忽略了這樣的文章是寫給讀者看的，並非同老友聊天。縱觀兩岸出版的十幾種近現代人名辭典，無一種是附註洋名的，可奈何？
十四、對越韓日本等國文字一竅不通，以致於把越南革命黨人Truong Boi Cong（法文張佩公）稱為公先生。日韓越三國本來都與中國同文同種，在抗戰期間，該三國人民與中國人都能用筆交談，可惜這本張發奎口述自傳的英文抄本吝於將英文譯名附加漢字原文，所以在翻譯過程中耗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如韓國志士Choe Tok Sin，譯者查考了《韓國史新論》、《韓國史大觀》、《韓國四總統合傳》、《國民政府與韓國獨立運動史料》等五本厚書，竟一無所獲，最後還是蒙韓國駐港領事館的何小姐協助，才知是崔德新。崔氏在六十年代曾任韓國政府外交部長，倘若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就猶如海底撈針了。譯者為了書中五個日本姓名，耗費了三日去查《日本姓名詞典》，不巧該辭典是以漢字編目的，查一個日本字就要從頭至尾查十一萬個日本姓名，倘若是用英文字母編目，相信用不了五分鐘就搞掂了。
外國人名難於轉譯，中國人名從英文轉譯過來也不容易。張發奎的陸軍小學同窗Kuan I，乍一看去好像是關義，殊難想到是官禕，此人官至第159師師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即使中國人、中國書也弄不清這個禕字，大陸的出版物誤作官煒。此書英文抄本上萬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耗費了翻譯工作九成的時間，有時一個人名要花費一週時間，幾乎在黑暗中摸索，例如：（1）Pei kan shan, Nantao這兩個地名難倒了我這個老上海，前者是從1973年12月號香港《大成》雜誌張發奎親撰〈八一三淞滬戰役回憶〉一文查明是北幹山，後者則遍查多本上海地圖而無果，最後從一本七十多年前的英文地圖查明，原來是舊上海的市中心——南市，究竟南市為何譯成Nantao，那又是威妥瑪的創舉。（2）張發奎到華北視察的察哈爾省Kalgan，經查考《中國歷史地圖》《簡明中國古今地理通名匯釋》《中國歷史地圖集》等書，才確定原來是張家口，其原名張垣，卻不知何時稱作「卡爾更」？（3）目前公開印行的中國地圖與分省地圖都查不到龍門、金牛、大坑口、新標營、弄呂、蒙圩、平舟、新街、賽湖、星子等村鎮名，一百二十萬份之一的分省旅遊掛圖祗登具有旅遊價值的縣市，像于潛、龍邦等縣尚付闕如，只能憑藉譯音逐個從卷帙浩繁的五巨冊《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辭典》中搜尋，有些地名在中共建政後改掉了，查考難度無異牽牛下井。（4）Chang Wei-?這是個啞謎，只知他當過年餘廣西民政廳長，只好翻查洋洋灑灑的《廣西通志》，遺憾的是該書目錄含糊，祗好逐頁搜尋，直至第廿一冊才查明此人叫張威遐。（5）孫寶剛是五十年代香港第三勢力的骨幹人物，但由於其晚年窮慼潦倒，海峽兩岸的名人辭書與民國人物傳叢書都未將他列入，最後由臺北的中華民國國史館纂修胡健國先生幫忙找了五十年代總統府資料室移交的六則香港報紙剪報以及兩頁官方檔案，這才湊乎寫出了孫寶剛簡歷註文。（6）Eugene Chen是張靜江女婿，遂從《張靜江傳》查出此人乃是陳友仁，順帶查出其妻名叫張荔英。（7）Li Jen Jim是廣西議長李任仁，這就要有點猜謎語的天份了。（8）張天爵從饒紀寰所著《張發奎與志銳中學》一文中查出，鄭潤琦從《粵軍史實紀要》中查出，楊錦龍從《世紀風雲——張雲逸》一書查出，Chiang Tung-Chin（江董琴）從《鄧演達傳》查出。其餘數千個人名、地名恕不贅述了。
本書史實沿用英文抄本原來的安排，用第一人稱問答形式展現全部內容，未曾更動一字一句，唯闕疑處另以腳註闡明相異之史料，供讀者自行判別。傳主在全書中一貫對蔣介石尊稱為「蔣先生」，僅有兩處講到激動處漏出「蔣介石」名諱。還有一次，訪談者問及大同書院特具政治傾向嗎，張將軍顯得不耐煩，但也按捺下脾氣回答：「任何學校能脫離政治嗎？我不懂你的問題！教育年輕人的目的是讓他們成才以及為國家效力。沒有人能遠離政治」，畢竟張發奎的個人修養是光明磊落的。這也表明口述歷史比一般的傳記作品在語氣、聲調、情緒方面留下更生動、鮮活的記錄。張將軍口述的粵語方言「過三胎」「番禺捕屬」「李燈筒」「李郎雞」，粵諺「多隻香爐多隻鬼」「執到金都唔笑」「靈魂交付煉獄之後，便不需要和尚超度了」，歇後語「我不是一把夜壺——需要時才拿出來用」「我像個老嫗——毋須再醮」以及西諺「勝利取決於戰場上最後五分鐘的堅持」等等，使得這本傳記更加神完氣足、引人入勝。
這本書的譯註從2002年開始，時間跨度達六個春秋，2007年冬每日投入十八小時，邊譯邊註（註釋共533條，其中244條係人物簡歷）邊修改，九易其稿，在冥思苦索考訂譯名之漫長歲月中，往往與張發奎將軍渾然一體，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幾乎成了他的分身。皇天不負苦心人——上萬個專有名詞剩下僅十來個沒有把握，姑以斜體字註明，俟有了新的發現後在再版中予以糾正。照片找了千多張，精選了120張配合內文而且罕見的，藉以增進讀者的閱讀興趣。
在本書譯註過程中，吾友夏志清、胡健國、張之宇、張之丙、容若等不吝賜教，特此致以誠摯的謝忱。
譯註者 胡志偉
農曆戊子年正月初三日於香港
字體：小 中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