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植經營「銘和號」營造廠，當時能包下館前路的合作金庫大樓工程案，其財力雄厚，即使不是台北第一名，恐怕也在前五名內，也許因此被蔡孝乾相中，周植成為地下金主。

    1946年5月，中共台灣工委在台灣正式成立，蔡孝乾任書記，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洪幼樵任宣傳部部長。陳澤民和洪幼樵成了蔡的兩個最重要助手。（抗戰前陳澤民在左翼作家聯盟時就加入了中共，奉命隨蔡來台時，已是有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了；洪幼樵抗戰時在福建打過游擊，具有武裝鬥爭的經驗。）7月，蔡孝乾回到台灣，開始全面主持中共台灣工委的工作，地下黨正式在台運作。

    由於蔡孝乾離台已有十八載，家鄉人事全非。他對戰後初期台灣的政治和社會情況頗為生疏，因此只好側重於聯絡老台共黨員以發展組織，但成效並不顯著。據國民黨情報治安部門公開出版的資料顯示，遲至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變爆發前夕，台灣工委所招收的黨員不過70餘人，在事變中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此後組織發展迅速。截至1949年底，所屬黨員已達1300多人。1949年時，以蔡孝乾為領導的中共台灣工委一面採用合法的統一戰線的路線，將組織滲透到國民黨政府各機關裡面去，發動工潮和學潮，引起台灣社會秩序的動盪，以孤立國民黨的統治；一面想採取游擊戰術，利用台灣人民的反蔣情緒，在各地建立武裝組織，即成立「武裝工作隊」發動起義，奪取政權，來達到推翻國民黨統治的目的；同時在黨的建設方面，積極發展組織，藉以壯大隊伍。

    隨著1949年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台灣的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1949年春，中共台灣工委向各級地下黨同志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中共台灣工委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議書》：「如果我們的攻台計劃，需要考慮季節風勢的話，則攻台日期應以明年（1950）4月最為適當。」1949年12月，中共台灣工委又發出了題為「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的指示，指出：「台灣的解放更接近了，台灣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為期是不遠的。台灣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台灣本地組織的任務是很迅速很切實地來準備力量配合解放軍作戰。」

    1949年前後，國民黨已經陷入風雨飄搖，美國國務院也發表白皮書放棄蔣介石政府，共產黨眼看已經勝利在望，只差渡海一擊，便可成功，蔡孝乾開始向台灣一些富人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聲稱贊助經費的話台灣解放後必予關照，而且到處張揚他是共產黨在台灣的領導人。周植成為地下金主的過程，出於理想或理念的可能性不高，在兵荒馬亂中，買個保險當作投資，才是真正的理由。

    蔡孝乾投降國民黨後，共有400多人以「匪諜」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台灣工委成立以來的毀滅性打擊，組織幾乎全部瓦解。1950年春夏，中共台灣工委重要幹部幾乎被一網打盡。蔡孝乾（化名鄭祥輝）、陳澤民、洪幼樵(化名蕭明、劉志敬) 及其妻許敏蘭，張志忠(化名楊春霖、張梗)，林英傑(泰國華僑)等，全部被關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裏。此後，中共台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破壞，被牽連調查的有1800餘人，不肯屈服者都遭處決。

   「鹿窟武裝基地案」是白色恐怖時代最後一件大案，1952年周植、周水兄弟也因此案被捕，雖然保密局想從他口中得到更多共產黨的情報，而施加酷刑，可憐以他一個外圍金主的身分，對方又以化名和他來往，實在出賣不了什麼人，在三年後，還是被按一個堅不吐實的罪名，遭到槍決。與他對比的幾人則決然不同，出賣整個組織的蔡孝乾，獲得安排為國安局少將、調查局副局長，出賣葉城松的李登輝，獲得安排為農復會技正，出賣葛仲卿的辛勉，轉學師範大學國文系，最後當到教授。

    戰亂時代想留下一條命，真是需要神佛保祐、祖先積德，一點兒也沒有錯 ! 當然  還要出賣一些同志!

https://youtu.be/3px0u_hsS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