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你

——口述史學家史塔慈·特寇的故事

如果要芝加哥的市民投票選出一個最受愛戴尊崇的芝加哥人物﹐我相信剛於去年萬聖節去世﹑享年96歲的著名口述史學家史塔慈‧特寇(Studs Terkel﹐1912-2008)一定會高票當選。

有濃重芝加哥口音的特寇﹐在許多方面是芝加哥的同義詞。但事實上他是在紐約布朗克斯區出生的。在紐約度過了不快樂的童年後﹐於1923年隨家人搬到芝加哥。在父母經營的供膳宿的公寓旅館裡﹐他從那些屬於社會底層的各行各業的人物，獲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

他平生不喜附庸風雅或自命不凡。雖然他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哲學學士學位﹐後來又在該校得了法律學位﹐卻很少提到他在大學的生活﹐倒是常提到公立中學裡對他產生過影響的幾位老師。如果說他對芝加哥大學有什麼好感﹐那是因為他的妻子愛達﹐一個在1999年去世的社會工作者﹐也是該校的畢業生。

特寇的頭一個生涯是在一個電臺裡擔任節目主持人﹐播放他喜愛的爵士音樂及黑人的布魯斯音樂﹐還有一些詼諧的訪問。但讓他建立起國家聲譽的是1967年當他55歲的時候﹐開始的第二個生涯——寫作及口述歷史。矛盾的是﹐他訪問的對象大多是些他稱為「以及其他」的卑微的不出名的人物﹐可他自己卻因此而成名。而他對錄音機的狂熱﹐也許只有尼克森總統差可比擬。

在三十年代便成為政治激進份子的特寇﹐喜穿紅白相間的格子襯衫﹐紅領結﹐紅襪子(紅色象徵左傾)﹐以及灰長褲﹐還有一根咬爛了的雪茄。這套裝束數十年如一日﹐幾乎成了他的道具﹐或商標。他一輩子沒學開車﹐當他搭乘公共汽車去上班的時候﹐常複印一些他認為有趣的文章﹐分發給車上的乘客們閱讀。甚至當他獨自在街上行走的時候﹐這位職業健談者也憋不住話。出於需要﹐他常自言自語。

有趣的是，就是這麼一位愛講話又充滿愛心的人，在把「我愛你」當口頭禪的美國，卻承認他一輩子沒說過這三個字。

之後特寇在一個地方電視台主持一個叫「史塔慈的地方」的節目﹐問人家各種問題﹐相當受歡迎。1952年國家廣播公司曾把他的節目接了過去﹐但不久便被取消﹐原來是特寇的名字出現在反美的黑名單上。1952年特寇到芝加哥另一個廣播電臺去主持一個每日一小時的節目﹐主要是播放音樂﹐偶而加上一些訪問。他很少邀請明星或政客﹐但他的訪問名單相當廣泛﹐包括經濟學者﹐歷史學家﹐作曲家﹐神經病學家等等。記得我在阿岡國家研究所的同事、來自新加坡的物理學家兼業餘音樂工作者沈星揚博士也曾被他訪問過。訪問的內容是中國音樂。

在特寇接近退休年齡時﹐一個出版家向他提出了一個不平常的想法﹕根據對市民的訪問來描繪這個城市。特寇猶豫了一下便答應了。結果就是1967年出版、得到好評並成為暢銷書的《分界街﹕美國》。接踵而來的是更多的口述書﹕《艱苦時代﹕大蕭條的口述歷史》(1970)﹐《工作﹕人們談論他們整天在幹什麼和他們對他們的工作的感想》(1974)﹐以及獲得1985年普立茲獎的《好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口述歷史》(1984)。他花很多的時間去準備﹐但從不使用書面問題。他的訪問不拘形式﹐幾乎有點散漫﹐卻很受評者及讀者的喜愛歡迎。特寇常說美國患了「國家痴呆症」﹐而他關於勞工、大蕭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口述歷史便是他的藥方。

特寇也出版了帶有自傳性的回憶錄之類的書﹕《自言自語﹕我的時代的回憶錄》(1977)、《無法預知》(2007)以及去年出版的最後一本書《又及﹕從一輩子傾聽而來的深層想法》。雖然特寇的訪問通常都很率直且富啟發性﹐他的回憶錄卻含糊甚至有點狡黠。書裡沒提到他的父親﹐幾乎沒提到他的母親﹐只浮光掠影地談到他的兄弟﹐還有一兩個關於他的妻子的故事。特寇聲稱他碰到過那麼多有趣的人﹐「我體內幾乎沒有餘地讓我對自己的感覺與思想感興趣。」

為了表彰這位備受尊崇的作家與歷史家﹐在他80歲生日時芝加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分界街橋。除了一大堆大學的榮譽學位外﹐他還獲得了國家書獎的終身成就獎﹐而克林頓總統也頒給了他國家人文獎章。有一個小插曲﹕他因畢生不開車沒有駕駛執照而被擋在白宮的門外。結果還是用芝加哥的老人乘車證證明身份後才得以進入白宮去領獎。

在他晚年﹐這位偉大的傾聽者卻幾乎全聾﹐但他繼續寫作﹐在90歲以後出版了四本書。他把五千小時的錄音贈送給芝加哥歷史博物館﹐其中大部份已被搬上網。對一個現代技術的低能者(不會開車、勉強能操作錄音機、從未使用過電腦)來說﹐實在是個甜蜜的反諷。

特寇對他的訪問對象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秘的移情能力﹐使他迥異於一般的訪問者。「史塔慈就是喜愛人們﹐」一個幫他整理過許多訪問記錄的同事說﹐「深深地﹐以無邊的熱情。」

「我曾同他一起坐過計程車﹐對他能讓司機在我們抵達目的地之前便把一生的故事和盤托出的那種能力﹐感到不可思議。」另一個朋友說﹐「那是一種天賦﹐來自同情﹑好奇以及願意讓別人表達他們的觀點﹐即使他也許並不認同。」

特寇是一位有良知與勇氣的知識分子。對社會上的不公與謊言常勇敢地站出來指責。當全國因克林頓總統的白宮緋聞而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他寫了一篇題為「說謊的真相」的短評，引用十九世紀末作家馬克吐溫在一篇叫做「論生活藝術的沒落」的文章裡說的話﹕「當我談到說謊藝術的沒落，我指的是沉默的、沒說出口的謊言。它其實也無所謂藝術﹕你只要保持緘默、隱藏事情的真相就得了。...當整個國家為了專橫及騙局而對漫天大謊保持緘默的時候，我們為什麼要去斤斤計較一些私人的小謊言？」接著特寇想像馬克吐溫如果還活著會說些什麼話。當然他會對克林頓的課外活動說上一兩句﹐但他一定會去追獵那些更大的謊。對美國在推翻伊蘭、智利以及危地馬拉的合法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對美國在薩爾瓦多及尼加拉瓜的殺手小隊（美其名曰『自由鬥士』）所扮演的角色等等﹐一定會有痛切的說法。除了少數非主流刊物外﹐美國的新聞界絕大多數都犯了馬克吐溫所說的『沉默的、沒說出口的謊言』的罪。當一個私人的小謊佔據了歷史上最大篇幅的時候﹐那些沉默的巨謊卻連一個腳注的地位都得不到。馬克吐溫一定會在他的墳墓裡暴跳如雷﹐特寇推斷。

但讓我覺得特寇特別可親的﹐是他永遠無法說「我愛你」這回事。「絕不﹐」他對一個傳記作者袒露胸懷說﹐「我開不了口。我能感到它﹐當然﹐我想我能感到它—但我無法說出。別問我為什麼。人們對我說它﹐愛達對我說它﹐但我就是無法說回去。」

無獨有偶，不久前我家老二也說他從未聽我說過「我愛你」這三個字﹐害得他也沒養成說「我愛你」的習慣。偏偏二媳婦是個喜歡說又喜歡聽「我愛你」的人。她每天至少對丈夫甚至對他們養的小狗說上不知多少遍的「我愛你」﹐聽不到回音當然免不了會有怨言。

但正如一位評論者在談到特寇難於出口的「我愛你」時所說的﹕「其實也真沒必要。他不說人家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