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流蘇棄甲而歸﹙看穿了范柳原要她﹙原我﹚，卻不願娶她﹙自我、超我﹚﹚，似乎也獲得反省的機會，「她未嘗不想出去找個小事，胡亂混一碗飯吃﹙自我——社會地位﹚。再苦些，也強如在家裏受氣。但是尋了個低三下四的職業，就失去了淑女的身分﹙自我——家庭地位——女性的身分是經由內在和人際關係所界定的？！﹚。那身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足見她也意識到當淑女並無趣味，只是沒有找尋方法、積極的去突破罷了。我非常納悶：她有勇氣到香港與范柳原打「硬仗」，卻沒膽識在上海「找個小事」？很顯然地，這又是舊傳統的思想在作怪！當白老太太叫她再度赴港，流蘇捫心自問：「我就這樣的下賤麼﹙超我﹚」？」﹙真是大哉問﹚「這一趟，她早失去了上一次的愉快冒險的感覺，她失敗了﹙原我﹚。」「如果她是純粹為范柳原的風儀與魅力所征服﹙超我﹚」，那又是一說了，可是內中還摻雜著家庭的壓力﹙自我﹚———最痛苦的成份。」這「最痛苦的成份」〈半生緣〉中的曼璐有，〈金鎖記〉中的曹七巧亦有，「原生家庭」對個人的人格影響可見一斑。白流蘇雖然比前兩者幸運，但終究是個沒有自我的女人，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與柳原的婚姻，亦解決了她的經濟壓力，不過透視人性的張愛玲留下了伏筆：「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的徹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她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唯恐十年八年之後，白流蘇會面臨相同的難題，為何不及早使自己經濟獨立？！

女性是否擁有真正的超我？伍爾芙﹙Virginia Woolf﹚認為：「女人的順服是同時奠基在她們的社會中，身處在從屬的位置和她們道德關懷中的實際內容。對於她/他人欲求的敏感以及在照護/顧責任上的前提，使得女人關注到除了己身以外的聲音，並且把其他人的觀點也融入自己的判斷中。女人在判斷力表面上所顯示的明顯擴散和困擾的道德缺失，也就是女人對於﹙人際﹚關係和義務的強烈關懷，其實並無法和女人的道德優點割離。在判斷上的猶豫﹙如流蘇問：「我就這樣的下賤麼﹙超我﹚」？卻依然順從母親的建議，決定再次出走﹚也許正顯示了融合在女人心理之中的發展對她/他人的關心和愛護，並且也是被社會視為是本質上問題重重的部分。」[1]至於佛洛伊德﹙Freud﹚的觀點似乎更能解釋孟烟鸝的諸多怪異行為：「女人的超我———伊底帕斯情結的遺緒———是灌水的；它從未像我們針對男人的那種堅毅的、非個人的和獨立的感情起源所要求的那般。」並下結語說女人：「顯現出較弱的正義感、比較不能承受生命中急迫事件的需求、更常在判斷中被情感或敵意所左右。」[2]男人又何嘗沒有這些人性的弱點呢？

五、結語

幸虧上帝只創造了亞當與夏娃兩種性別，否則人性又會「雪上加霜」囉！

我個人相信教育可以改善人性的困境，但劉師玉國似乎較為悲觀：「人性的種種弱點依然存在，教育的影響力很有限！」我認為「自我教育」遠遠勝過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王嬌蕊即是最佳的例證：她如果沒有遇到佟振保，就永遠不知道真愛是什麼，也不會想去學習愛的功課。其實人類最大的敵人正是自己，遇到瓶頸或艱難只知怨天尤人，甚或規避實情﹙如佟振保﹚。〈半生緣〉中的女主角曼禎曾云：「一個人不可能永遠恨一個人，正如一個人不可能永遠愛一個人一樣。」這是人性弔詭之處，亦是人性可變之處。               

    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說明「悲壯」與「蒼涼」的差異：「我發覺許多作品裡力的成分大於美的成分，力是快樂的，美卻是悲哀的，兩者不能獨立存在。『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然而它的人生態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歡壯烈。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壯烈只有力，沒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壯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色，是一種強烈的配色，但它的刺激性還是大於啟發性﹙好比科幻、武俠小說？﹚。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桃紅配葱綠，是一種參差的對照。」「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3]希望包括我在內的每一位讀者，皆能獲得幽深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