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市教師會持續遊說下，研修已久的《台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校長遴選自治條例》）終於在96年6月1日完成修法，預計自下學年度開始，台北市的國中小校長遴選作業即可適用新法，消息傳來，基層教師多持正面看法，咸認此舉既可落實校園民主，亦有助於整體教育品質之提昇。

    基本上，我們完全同意這樣的看法，不過，此次《校長遴選自治條例》之修正，除了有助於校長遴選制度之改革外，對教師組織而言，亦是一次難得的組織遊說經驗，究竟一件成功的遊說工作應注意哪些環節與原則呢？茲以台北市教師會對本案之遊說為例，簡要說明如下：

一、認識議會立法程序：

    就法制面而言，《地方制度法》於88年1月25日公布實施後，台北市議會隨即於89年12月25日三讀通過《台北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明訂議會職權，此外，為了規範立法程序、促進議事效率，台北市議會亦分別訂定《台北市議會議事規則》、《台北市議會議員質詢辦法》、《台北市議會各委員會設置辦法》、《台北市議會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台北市議會紀律委員會設置辦法》、《台北市議會政黨黨團辦公室設置辦法》、《台北市議員出席行為規範》等內規，教師組織對前揭相關法規宜有基本認識，以期在最短時間內充分認識議會職權。

    至於有關議會之立法程序方面，基本上同於國會，市自治條例之制訂與修正仍須經「提案」、「審查」、「讀會」等三個階段，遊說團體必須清楚掌握其程序，方能依既定步驟進行遊說（有關國會立法程序，請參閱95年11月29日本版專文「積極迎戰教師法修法－兼談立法程序與國會遊說」）。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3條明訂，「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除預 (決) 算案及人民請願案外，尚未議決之議案，下屆不予繼續審議」。《台北市議會議事規則》第17條則規定，「每屆議員任期屆滿時，除預決算案及人民請願案外，尚未完成委員會審查之議案，下屆不予繼續審議。」易言之，只要完成委員會審查程序，即可跨屆審議，以教師會版之《台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為例，即是於第9屆議會任期內完成委員會審查，但直到第10屆議會方才完成三讀修正程序。

二、掌握議會生態：

    對一件成功的遊說來說，清楚認識議會立法程序只是基本功，因為無論國會與縣市議會之運作，均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舉例來說，雖然議會之運作大抵以黨團為基礎，不過，即便同黨議員也會因為選區或個別議員交情而互組不同的質詢小組，在進行遊說前，必須先釐清議會內部錯綜複雜的合縱連橫關係，以正確掌握議會生態，方能使組織有限資源發揮最大影響力。

    一般而言，黨團或個別議員對法案的修法意向相當程度取決於案件的政治性，政治性越高者越有可能陷入政黨兩極對立的泥沼，例如，台北市議會藍綠議員對「中正紀念堂（台灣民主紀念館）」是否列為暫訂古蹟一案，幾可說就是政黨立場之對決，絲毫沒有妥協空間；此外，適法性尚有疑慮之法案，例如，研議中的《不適任教師處理自治條例》，亦不易獲致共識。準此，無論是《台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或其他教育法規之訂定或修正，教師組織於遊說時均應回歸教育本質，切忌捲入不同政黨之立場較勁，否則不僅傷害與特定政黨之互動，也連帶波及法案的遊說進度。

三、與各黨議員維持良性互動：

    國會乃至於縣市議會之遊說工作之所以有其難度，主要原因即在於遊說成效絕無可能在短時間內獲致成功，甚至可以說，其成效取決於遊說者平日對議會之經營程度。以台北市教師會為例，過去幾年內，與各黨議員合作召開之記者會、公聽會不下數十場次，教師會會務幹部平日更勤於就教育議題、教育政策與相關議員作深入討論，教師會對教育議題的敏感度，以及對教育專業的堅持，可謂贏得大多數議員的肯定，以本次《校長遴選自治條例》之遊說為例，台北市教師會不但充分掌握議會議事進程，連各黨議員相關發言內容也都能於第一時間得知，凡此均有賴平日對議會紮實之經營。事實上，相較於其他財力雄厚的壓力團體，教育專業即是缺乏資源的教師組織在議會經營時的強項，各縣市教師會之主客觀條件或許並不一致，但對各縣市議會之經營仍應把握此一原則。

    雖然此次《校長遴選自治條例》之修法堪稱圓滿，不過，台北市教師會與議會朝野黨團之互動仍有檢討空間。台北市教師會作為一個教師壓力團體，在許多議題上無可避免會與市府教育局有不同立場，擇定合作議員時一般也多以在野黨議員為主，久而久之，外界難免有教師組織與在野黨合作較為頻繁的觀感，此一作法其實不利於法案遊說，畢竟沒有執政黨黨團的支持，相關法案著實不容易完成三讀修法程序。我們以為，今後教師組織仍應與各黨議員維持全面性的交往與互動，特別是在議題設定以及選擇合作對象方面，應更為全面、靈活、開創。

四、與市府教育局維持良性互動：

    無可諱言，不少基層教師難以接受教育局在校長遴選時的相關作為，甚至要求台北市教師會必須以強硬的態度表達抗議。我們完全理解學校教師的心聲，然而，顯而易見地，如果教師組織與教育局在校長遴選一事完全站在相反之立場，勢必也會增加組織在議會遊說修法的難度，從而達成會員託付的機率也將隨之降低。在這樣的基本情勢下，台北市教師會採取的策略是：清楚向教育局表達《校長遴選自治條例》必須適度修正的堅定立場，適時批判現行法規與作法之不當，但同時維持與教育局之有效溝通管道。

    此外，為順利完成修法，除了與教育局持續溝通外，教師會也積極與台北市政府相關官員互動，事實證明，持續施壓且不放棄溝通之操作策略，確實讓教育局感受到教師組織的決心與壓力，並且使其認同教師組織所提之理性訴求，從而影響了議會執政黨黨團的態度，這也是此次《校長遴選自治條例》順利完成修法程序的主因之一。

五、分工合作發揮組織戰力：

    此次修法之所以得以成功，台北市教師會全體會務人員的分工合作也是關鍵，從擬定遊說步驟與策略，製作簡報資料，到全體議員之聯絡、拜會，均是組織幹部群策群力的結果。儘管如此，組織幹部對於議會生態、立法程序、遊說技巧、乃至於與議員及助理之互動，也仍有進一步強化之空間，此外，本屆組織幹部之議會經營成果如何傳承？也是即將改選的台北市教師會必須正視的課題。

六、從源頭阻止惡法之制訂：

    雖然《校長遴選自治條例》之修法符合組織預期，惟其過程仍可謂一波三折。事實上，不少議員在看過教師會版《校長遴選自治條例》後，大多認為教師會之訴求不僅合理，亦無以教師本位思考之情事，既然如此，何以修法過程仍然曠日廢時呢？究其實，法案一經制訂，短時間內再提修正原本即屬不易，更何況，在原《校長遴選自治條例》中佔有優勢的相關團體，為維護既得權益，也勢必要反對教師組織的修法，凡此，均將增加修法的難度。

    以此而論，與其事後耗費大量組織資源遊說修法，如何從源頭阻擋有害教育品質與教師專業的惡法通過，對教師組織顯然更為關鍵，不過，這同時也意味著，教師組織必須更為重視對議會之經營，方能及時有效掌握議會動態，以維護教育專業與教師權益。(20070613台灣立報教育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