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法案遊說一直是教師組織較弱的一環，尤以自去年九月以來，或由於行政立法部門的怠惰失能，或由於教師會的誤判情勢與不諳立法程序，導致不少教育法案之立法進度遠遠不如預期，有鑑於此，台北市教師會特別於四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二天，於NGO會館與立法院第二會議室，辦理「國會議事研習營」，企盼藉由本研習營之課程研討，培養嫻熟國會議事運作與具備公民意識之組織幹部。

    為了讓各縣市教師會幹部，得以在短時間內進入狀況，台北市教師會特別邀請立法院法制局長羅傳賢、淡江大學教授張五岳、立法委員蘇盈貴、陳學聖、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張緒中，以及資深國會助理孫千詠、唐惠霈等人擔任研習營講座，二天研習課程下來，經由講師們深入淺出、兼顧理論與實務的分析闡述，與會學員對台灣政黨政治與民主發展、立法院組織職權與立法程序、立法委員之議事與質詢、媒體經營與法案遊說，確實有了基本的認識與理解。

    話說回來，僅憑二天的研習課程，當然不足以立即改變教師會面臨的困境，在此，筆者願以個人經驗，針對教師組織的國會遊說，提供管見如下：

一、國會是法案遊說的主要戰場
    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期，國會功能不彰，甚至被在野黨批評為「行政院立法局」，然而，近十年來，吾人可以發現，經由國會的定期改選，立法院已然成為左右台灣政局發展的關鍵力量，國會不再是威權時代的民主花瓶，尤以在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修憲條文公布之後，國民大會虛級化，立法院成為單一國會，更能充分發揮其體現國民意志監督行政部門的功能。

    行政立法權力分立相互制衡，不僅是民主政治的常態，更是台灣民主發展的必然結果。長期習慣與行政部門打交道的教師族群與組織，唯有深刻體認這樣一個趨勢與事實，方不至於落得白忙一場。從去年九月九日教育部發佈「教師法施行細則」部分修正條文（第24-1～24-3條條文），旋即在立法院教育委員會遭提案刪除的經驗來看，立法院是各法律案的立法機關固不待言，連國會授權行政部門委任立法的各種法規命令，其最終關鍵仍然在立法院。

    「教師法施行細則」一案可說是教師組織不諳國會立法程序的慘痛教訓，總結之前的經驗，往後教師組織進行遊說時，應兼顧行政部門與國會，亦即，不單要與教育行政部門進行協商，更應擬具說帖凸顯法案之正當性與必要性，並適時發動會員以形成壓力，在法案攻防時取得主動性。

二、黨團協商是國會運作的關鍵

    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主要精神，更是國會議事運作與立法過程的關鍵所在。
依「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立法委員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團，每一黨團至少須有八人以上。但於立法委員選舉得票比率已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政黨不在此限。未能依前項規定組成黨團之政黨或無黨籍之委員，得加入其他黨團，或合組八人以上之政團。」而黨團之重要性，從「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規定即可得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符合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黨團，除憲法另有規定外，得以黨團名義提案，不受本法有關連署或附議人數之限制。」

    亦即是說，立法院各黨團，無分大小不需連署即可提案，黨團的重要性還不止於此，「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進行黨團協商。立法院院會於審議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時，如有出席委員提出異議，二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該議案即交黨團協商。各委員會審查議案遇有爭議時，主席得裁決進行協商。」其精神主要在於透過黨團協商化解爭議形成共識，然而，實際情況則演變成，未經朝野協商之法案幾無在大會通過之空間，造成黨團間交換利益、互綁法案，甚至是小黨杯葛法案的情況。

    筆者以為，方向遠比努力重要，讓法案得以順利通過的關鍵，在於透過具有協調能力的委員協助，以取得各黨團的支持，以往將遊說重點擺在特定委員身上似乎應予調整，刻正於立法院審議的「教師待遇條例」即是明證。

三、遊說不分藍綠只問組織利益
    前面說過，國會是法案遊說的主要戰場，而黨團協商則是國會運作的關鍵。無可諱言地，無論歷史經驗或一般的印象或許都告訴我們，國親黨團似乎較能站在教師族群的立場，為教師組織捍衛權益，而也確實有部分泛綠委員對教師族群與教師組織不甚友善，也因此過去教師組織大多採取順勢操作，對於與泛藍國會議員打交道較為得心應手。

    然而，隨著藍綠雙方在國會席次的消長，以往偏重藍軍的操作策略，恐怕也有調整的必要，更何況繼大選連任之後，一般評估綠軍在年底立委選舉方面，席次極可能進一步成長，無論如何，台灣已幾無可能再度出現特定政黨在國會獨大的可能。退一步言，無分藍綠，朝野各黨團對特定法案之態度，取決的其實是自身政黨的利益，以及壓力團體的實力，而非輕諾寡信的承諾。即便藍綠雙方對教師組織各有其立場，吾人亦應努力與綠軍黨團多做溝通，更不必不切實際地認為藍軍一定力挺教師組織。

    就以近期二件修法為例，「師資培育法」第二十二條修正案得以順利完成，靠的主要是泛綠委員的力挺，相反地，「教師待遇條例」之所以遲遲無法完成立法，與其怪罪泛綠特定委員之杯葛，不如檢討國親黨團，是否真的有讓法案通過的決心？準此，教師組織在國會的遊說工作，尤其不應區分藍綠，而要以法案攻防作為主要考量。

四、今後各級教師會努力的方向

    （一）上繳會費提高至二千元。長期以來，各級教師組織僅憑些微的會費收入，努力為教師爭取最大權益，然而也由於所收會費偏低，各級教師組織之財務狀況漸感吃緊，如何有餘力進行組織遊說與公共關係之經營？比較台灣各工會與公會之年費收費標準，大多從一千元以上至數萬元不等，教師組織現行收費標準明顯偏低，以台北市為例，會員每年上繳會費給台北市教師會僅三百元，上繳全國教師會更是只有二百元，身為教師會的會務幹部，筆者深知，近來不少會員對於相關法案在國會節節敗退頗有微言，問題是，我們如何期待一個沒有子彈的部隊不打敗仗？筆者建議，應將會員之會費提高為每年二千元，一千元交給地方教師會，另一千元則上繳全國教師會，若能如此，則全國教師會每年將有數千萬元之經費可供運用，其戰力勢必大增。

    （二）指派專職的國會聯絡人。經費不足確實是現今教師組織的困境之一，然而，有些作為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是無法用經費衡量的，作為一個八萬會員的全國最大人民團體，目前竟然沒有指派專職的國會聯絡人，恐怕要讓各政府與民間組織無法置信，全國教師會的對手教育部，如若知悉教師組織在國會的運作模式，那與全教會打起交道來只會更加得心應手有恃無恐了，筆者建議，即便現在人力不足，全教會亦應儘速抽調陷在教育部的人力，指派專職的國會聯絡人，將法案攻防重心從教育部轉移至國會。

    （三）善用各地方教師會資源。台灣的立法委員來自全國各地方，這些來自不同縣市的立委，無論對全教會的態度如何，總有來自選區的壓力，而各縣市教師會即使再不濟，也總有幾個互動良好的委員，如何善用各地方教師會資源，不僅關係到動員實力，更直接影響遊說時的壓力，「師資培育法」第二十二條修正案，即是一個地方串連成功的案例，應該推廣複製。

（四）關心社運擴大組織能量。立法院不僅是朝野政治角力的重點，更是各民間社團工運組織爭取支持與權益的關鍵戰場，各級教師會應積極參與各社運工運之活動，擴大組織運動能量，相信藉由不斷的參與連結，教師組織除了維護會員權益外，有朝一日更可成為台灣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20040510-11台灣立報教育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