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秋天，在各地國軍節節失利聲中，表現得最好的，仍是劉玉章所屬的五十二軍。他的部隊在收復遼陽之後不久，又收復了營口，在營口收復後，瀋陽的記者們又臨時組團，前往採訪，但走到長辛店後，得到的消息是，前面的公路，已被匪軍破壞，車輛無法前進。於是陪同我們的軍方人員，和保護我們的兩卡車士兵，只好沿原途返回瀋陽。

但在歸途中，發覺情況，越來越不對了！於是走在前面的兩輛車子，開始架起機關槍，並告訴我們，聽到槍聲響時，便伏身在大卡車中。同時把急救藥箱，也遞到我們的車上，告訴我們，如果同業中有人負傷，先用沙布包紮起來。在天黑下來以後，幾輛卡車，全將燈光息滅。車隊也緩緩而行，由於車上沒有食物和飲水，真是又飢又渴。但卻沒有一個人畏縮。不過當夜風吹動高粱葉子的聲音響時，我們就疑心到是不是有一股匪軍，會從青紗帳中，衝了出來。

那一晚時間過得特別長，舉頭看天，天上的北斗星也彷彿改了方向。終於我們看到了遠處城市的燈光，知道快回到瀋陽了，當我們經過卡哨，經過守軍盤查後，已經接近午夜十二時。在我返抵報社時，新報的社長徐露放、正在焦慮的等待，因為他已接到軍方的電話說，遼陽到瀋陽的這段路中，臨時發生情況，記者團可能在中途被攔擊，他看到我回來時，高興得一下子就抱住了我，連說：“能回來就好了，能回來就好了！”

那是一次“有驚無險”的採訪，也是我們撤出大陸之前，最後一次的戰地採訪。不過那次如果能抵達營口，可能在以後少了很多次逃難的機會，因為劉玉章將軍後來表示：如果我們到達營口後，想回瀋陽，也無法回去，原因是後路已被切斷，必然要隨同他的部隊撤退。

我回到瀋陽以後，託人帶了封信回家，不久父親的譴責信也來了！他老人家，仍責備我不該在亂世中，做什麼新聞記者，他再重申，教書也好，做個小公務員也好，就是不能做這種既冒險而又為鄰裡所不齒的職業。

那是我近廿多年來，接到父親最後的一封信，也是我又一次沒有聽從父親的話。我仍然熱愛我這個職業，甚至到著迷的程度。直到現在，我仍然如此。我的快樂，似乎就建築在新聞採訪上。這多年來，每當我獲得一條獨家消息，或者寫出一篇自己滿意的文章，我仍然會“自我陶醉”很多天，甚至連吃飯也覺得香甜。

這是一種什麼力量，在驅使我這樣做？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也許永遠沒有答案。當然在採訪中，我也受過許多閒氣，包括被採訪對象辱罵，自然我也還擊過。但更多的氣，我還是忍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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