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長春中正日報工作得很愉快，報社除供應三餐之外，還分配給我一間九坪大小的寢室，一具軍用電話，一個辦公桌，一個大?，四張沙發，於是報社就成為我食於斯、寢於斯、工作於斯的“家”。特別是那具軍用電話，給我工作上的幫助更大，它可以接到駐軍前方的司令部，給予採訪上很大方便。報社真正的老闆梁華盛，每次從吉林到長春來，必定偕同他的主任秘書施白，到報社來“巡視”，也常用毛筆下條子，指示社務。有一次他興致來了：寫了八個大字“節省公帑涓滴歸公”，壓在張知挺的玻璃板下，第二天張先生就告訴鍋爐房的人，午夜三時以後，停止開放暖氣四小時，因為那時各辦公室和宿舍，都設有“暖氣包”，二十四小時輸送暖氣。

當時編輯部大約有十幾個人，採訪記者九人。總編輯僅管編務，不管採訪組，因此採訪主任的權力很大，不像今天台北各報的“權力集中”。那時採訪主任如果發現記者的程度不夠，或者工作不力，只講一句“明天你不必來了”，或者是“明天你到經理部結清薪水”。那位記者，就要捲鋪蓋走路。

當時那時的採訪主任也夠辛苦，不但自己要採訪，要指揮同仁採訪，而要要看稿改稿。一個人幾乎要做三個人的事。最苦的是晚間的應酬，特別是軍方舉行的舞會。因為在舞會中，可以從高級將領的口中，得到一些新聞。當時的將領中，除了孫立人外，多喜歡發表談話，而且希望見報，那情形彷彿今日的官員們，願意出現電視，願意接受電視記者的訪問一樣。

孫立人將軍，對於記者，採取“被動的友善”態度，不拒絕接見記者，但他和記者見面時，是談生活情趣，談他所看到的日本人在東北的建設，談蘇俄軍隊的掠奪，一問到他所主管的軍事方面的事，則肯定的回答：“軍事無預言”。或者：“無可奉告”。這大約是與他受的美國教育有關。

我在中正日報工作的初期，有兩件我自己認為滿意的事。其中之一，是我訪問了溥儀在長春做“執政”及“康德皇帝”時的宮殿。

那是一所房頂上鑲著黃琉璃瓦的建築，分內苑與外苑，那座“皇宮”，雖經蘇俄軍隊洗劫，裡面仍殘留在許多東西。其中包括“皇帝”的菜單，宮女們的繡鞋，網球拍，鄭孝胥寫給溥儀的書信，羅振玉的奏章，以及掛在正殿的“勤政樓”匾額。

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溥儀倉惶逃往通化，被俄軍俘虜後，一直沒有新聞記者，想到這座宮廷以及宮廷中的故事。

在“宮中”我也檢到了溥儀之妹二格格三格格給他哥哥的信，還有粉紅色的浴缸中，殘留的脂粉盒。雖然都是些“一麟半爪”的東西，寫起來也具有高度的趣味性。

我的“溥儀故宮訪問記”，在中正日報發表後，王候翔社長，還特地自吉林打來長途電話，向我致意。不久後他到長春開會，和我擁抱著，拍拍我的背，對那篇文章，多所稱道。王候翔講起話來，很像黃少谷先生，慢條斯理的溫文典雅。

我的第二件得意的事，是有一天梁華盛將軍，約總編輯張知挺到吉林去談話，發表他治理吉林的大政方針。他的談話指定由中正日報和在吉林出版的省府機關報吉林日報發表。

知挺先生回來自己寫稿，他文中有吉林省政府主席梁華盛將軍，“召見”本報總編輯張知挺發表談話稱：“吉林省將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他稿子寫完後，交給我看，我把召見兩子改為接見。知挺先生怕梁華盛不悅，仍主張用“召見”字樣，我堅持如果寫召見，只能寫召見張知挺，而不能召見一家報社的總編輯。我請張先生兩者選擇其一，因為那是件關係“新聞記者職業尊嚴”的事，一旦發表，會成為報壇笑柄。知挺先生最後讓步了，沒有寫“召見本報總編輯”而改為梁主席接見本報記者。

那時我對於新聞學上的若干問題，是一張白紙，但總覺得新聞記者面對達官貴人們，不能失格，不能卑躬折節。在二十四年後的今天，我想到這件事時，覺得我確是做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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