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編的《比目魚傳奇》

李漁編的《芥子園畫傳》

　　李漁以善寫戲劇、小說聞名於世。但如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位生於300多年前的文學家還是一個勇於打擊盜版的書店老闆和出版商。在此之前，中國的出版業被認為是“光賠不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不良書商的瘋狂盜印。那麼當年李漁採取了哪些奇思妙招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呢？

　　為防盜版 李漁開書店自寫自印自銷

　　清康熙元年(1662年)，李漁決定在南京開辦一家書店。他為自己的上述決定列舉了以下理由：

　　首先，作為一個作家，他比較熟悉出版行業。從和各種各樣書店老闆多次打交道的經歷中，他已經全部了解經營書店的業務細節。

　　第二個理由是經濟方面的，由於李漁不斷增加的聲譽，對他的作品非法盜印的現象日益嚴重。李漁已經在杭州及其附近城市的好幾個書店裏發現他的小說集和戲劇集的盜版，這實際上使他無形中白白流失了一大筆金錢。即使沒有盜版問題，李漁和許多書店老闆也存在著經濟糾紛。在李漁看來，後者從他的書籍銷售的利潤中所提取的那一份實在是太多了。他希望自己能夠得到勞動果實的全部而不僅僅是其中一部分，而幫助他實現這一願望的唯一途徑就是由他自己來開辦一家書店，實現自寫自印自銷。

　　李漁一行抵達南京之日，也就是他的書店正式開張營業之時。李漁後來又遷居到“芥子園”，他的許多書籍也刻上了“芥子園”的名稱，芥子園書店也因此而名聞天下。

　　他書店的早期名稱很少有人道及，以至被遺忘了。根據某些跡象推測，店名應該叫“翼聖堂”。李漁把自己的書店起名為“翼聖堂”，其意思無非是公開表示自己從此要做清政權下的一個順民，忠心輔佐太平盛世。

　　李漁的新居面臨大街，屬於十七世紀時期那種典型的前店後宅的商人住宅。房屋分為前後兩進，臨街的一進是對外營業的翼聖堂書店，迎門是一條長長的櫃檯，櫃檯後面是一排排書架，書架上陳列著待售的書籍。穿過中門向後走，後面是一個天井，再後面的一排房屋，那就是李漁及其家人居住的後院。

　　臨街的書店大門外面有兩棵柳樹，門內有兩棵桃樹，這是原來的主人種下的，在修造新居時，李漁特地保留了下來；這些綠色植物給這個充滿商業氣息的宅院增加了一種與眾不同的、風雅自然的風光。顯然，翼聖堂老闆蓄意要製造一種接近知識分子的氛圍。

　　店堂裏，貼著這樣一副對聯：“二柳當門，家計遜陶潛之半；雙桃鑰戶，人謀慮方朔之三。”李漁還在對聯後面特別做了這樣的註釋：“桃熟時人多竊取，故書此以謔文人。”他在上聯中以陶潛自況，說明自己志在隱逸，而以下聯來打趣那些不告而取、順手牽羊的顧客。

　　明訪暗查 親赴蘇州打擊盜版

　　書店如期開張了，但是李漁的喜悅心情並沒有維持很久，很快就被來自蘇州的一則消息破壞了：據朋友相告，蘇州某家書店裏出現了他作品的盜版。李漁一聽，怒從心起，只得把書店的業務臨時轉交給助手、女婿沈因伯，匆匆趕往蘇州去了。

　　與政界人物有著多年交往的李漁，是深知官場的種種流弊與黑幕的，在抵達蘇州以後，李漁先不事聲張，悄悄地親自走訪了那家書店，證實了那裏確實在出售他的作品盜版本。然而他並沒有立即發作，而是悄悄地退出來。李漁知道憑他個人力量，是很難在人地生疏的蘇州扳倒對手的。

　　回到旅店後，李漁立即給浙江的有關官員寫了幾封信，請他們代他出頭，給當時蘇松道的孫道臺說明情況。這些信件的往還用去了他一個多月的時間。在這一個月裏，他不時地前往蘇松道的衙門打聽消息，看看杭州方面的回信來了沒有。

　　誰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杭州的親友寫信到南京，告訴他杭州方面也發現了他的作品的盜印本，沈因伯寫信給逗留在蘇州的李漁，把杭州的這一情況輾轉告訴他。

　　這下李漁連連跺腳，他好像眼睜睜地看見別人把手伸進了他的銀櫃裏，而他卻被捆住了手腳。萬般無奈之下只得寫信給沈因伯，要他從南京直接趕往杭州處理此事，信中附上給杭州有關官員的信件，請他們幫助伸張正義和追回損失。

　　李漁為了處理盜版之事在蘇州逗留了約有3個多月時間。在得知此事以後，孫道臺撥冗接見了李漁，並且指派專人對這件事進行了調查。查明事實以後，孫道臺命令暫時全部封存盜版的書籍。當然，對方也不甘心任憑宰割，他們也動用了政界的關係，試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關於經濟上的索賠問題，李漁和對方又經過好幾輪談判才解決。

　　給盜版者寫公開信

　　顯然，對於李漁來說，他所進行的這場維護版權、發明權的鬥爭還僅僅是開始。以後的生涯中，各種盜版現象仍不斷發生，甚至還出現過別人冒用他的名字寫作的小說和劇本。只要李漁這個名字意味著暢銷，那麼這種現象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被杜絕。

　　因此，那時的人們也常常可以聽到李漁為了防止自己的作品被別人盜印而發出種種威脅性的呼喊——他就像一個小心翼翼地監視著自己屋後園地裏成熟果樹的莊稼漢一樣，不時對路邊行人任何覬覦性的目光發出毫不客氣的虛聲恫嚇——這些威脅還登上了翼聖堂書店的廣告，印在書店的各種出版物的扉頁上，也被他正式寫進了自己的著作裏。

　　在康熙七年(1668年)出版的理論著作《閒情偶寄》中，李漁又一次提到要別人尊重他的發明權，這一次主要指的是由翼聖堂書店發明並印製的、著名的“芥子園箋譜”。李漁寫道：“是集中所載諸新式，聽人效而行之。惟箋帖之體裁，則令奚奴自製自售，以代筆耕，不許他人翻梓，已經傳札佈告誡之於初矣。”他還告誡天下，“倘仍有壟斷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減一二，或稍變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亞也，當隨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於倚富恃強，翻刻湖上笠翁之書者，六合以內，不知凡幾。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當決一死戰，佈告當事。”

　　另類維權 ﹃先告狀為強﹄

　　李漁完成他的第一部傳奇大集《憐香伴》後，根據以往經驗，他斷定這本書一旦付梓上市，立刻會引來無數非法書商的猖獗盜版，到時候，自己嘔心瀝血多年熬出來的成果，又只能是在為他人作嫁衣裳！雖說遭盜印後可以狀告那些無良書商，但要一家家地找出來對簿公堂，這對於惜時如金的李漁來說，是極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怎麼樣才能避免這種事情發生呢？李漁坐在房間裏，整整想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早上，李漁揮筆寫了一份訴狀去南京府衙去“告狀”。他說：“昨日我有一批新書從蘭溪老家運往南京，不料剛一進入南京地界就被強盜劫去了。”然後他接著說：“大人啊，遭劫這批書是我第一次印刷出來，尚未在市場上流通，所以，如果有誰在那裏賣我的那些書，誰就是強盜，最起碼也是跟強盜有關！”於是官府趕緊立案，派出大批衙丁到市場上去搜尋，看有誰在那裏賣《憐香伴》。

　　與此同時，李漁開始正式印刷這本書，正規書商們當然不會錯過這麼好的機會，紛紛前來批發取貨，投放到市場上後，立刻遭到瘋搶。李漁把這些正規書商統一作了登記，然後把名單交給南京府衙，以避免衙門誤抓他們。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局面：一邊是衙門在市場上到處搜尋有沒有人賣那些“被搶”的書，一邊是正規書商們不斷從李漁手上拿書投向市場。而那些平時靠印盜版書吃飯的無良書商呢？看到風聲這麼緊，哪還敢再盜印李漁的書啊？做不成生意是小事，被當成強盜或者強盜的合夥人給抓起來，那就可怕了！

　　在隨後的數年裏，李漁的《憐香伴》都一直沒人敢盜版。（南京日報）

責任編輯：袁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