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歐陽秉琰 (原國民政府國防部第四廳第一處副處長、廳辦公室主任) 

      國防部第二廳：亦稱“情報計畫廳”，負責搜集國內外軍事情報，進行整理、分析、判斷，為作戰計畫的制定提供條件，並計畫佈置保密防諜等活動。自成一特務系統，與軍統組織聯繫配合，又獨樹一幟，互相制衡。據該廳專員鐘銘所提供的材料，其編制及業務劃分如下：

　　廳長：中將一人。副廳長：中少將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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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廳辦公室：少將主任一人，上校副主任一人，專員、參謀、副官、軍需、秘書、書記、司書、譯電員等共72人，主管人事、機要及總務。
 
　　技術室：主管特種技術的研究和實驗，設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下分：(1）技術研究組，負責偵察無線電臺的位置、數目，偵收密報電報；(2）技術實驗組，負責裝置無線電機及電池。全室共約五人，技士22人。
 
　　通訊總所：主管收發國內外電訊。設所長一人，報務主任一人。下分：(l）業務科，偵察收發無線電報；(2）工務科，裝修電機器材；(3）譯電室，翻譯國內外電報；(4）研究股，研究無線電術；(5）通信股，擔任與廳外支（分）台通信；(6）無線電國內總台，收發國內電報；(7）無線電國際總台，收發國際電報；(8）督察室，偵察報務員工作言行；(9）所長辦公室，總務股，人事股，主管所內行政計畫、人事、總務、文書、經理。全所共有軍官佐屬，報務員，電務員60餘人。

　　交際處：主管交際及新聞公佈，設處長、副處長各一人。下分：(l）交際科；(2)新聞科。全處共有軍官佐屬15人。

　　第一處：主管行政及計畫。下分：(l）行政及教育計畫科；(2）圖書資料科。共有20人。
 
　　第二處：主管邊疆情報。下分：(l）西北邊疆情報科；(2）西南邊疆情報科。共有21人。

　　第三處：主管國內情報。下分：(l）國內軍事情報科；(2）新疆軍事情報科；(3)邊疆軍事情報科。共有40餘人。

　　第四處：主管國外軍事。下分兩個科：(l）研究各國軍事政策；(2）簽定勝外武官。共有20人左右。
 
　　第五處：主管研究國際情報。下分：(l）蘇聯情報科；(2）東歐各國情報科；(3)邊疆兵要地志科，共約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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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處：主管保密防諜。下分兩個科：(l）防盜竊機要文件；(2）偵察中共。共15人左右，均系軍統分子，在各廳（局）普遍設有保密防諜小組。

　　全廳內勤人員共約300人，此外，全國各地的站組，及掌握運用的人不計其數。1946年秋，該廳曾採用過‘七級編制”，分廳、署、司、處、科、組、股（層次順序記不真切），人員達500余名，侯騰代廳長時，即按上述編制改組。
 
　　1947年，該廳在南京珠江路小營辦有“情報學校”一所，由陳誠任校長，侯騰主持，教務主任王子清代侯負實際責任。分設三個班：(l）普通班，專訓練國內情報特務；(2）高級班，訓練高級情報特務；(3）外事班，訓練武官及通譯，到1948年停辦.

　　該廳同各行轅（綏署、剿總、軍政長官公署等），各綏區的第二處，及部隊軍事情報處、科，在業務上層層聯繫，人事上也多方操縱，建立一個所謂“情報參謀系統”。各綏區第二處的負責人，多由該廳選派或推薦，部隊情報參謀，多系該廳情報學校或前軍令部第二廳主辦的情報參謀訓練班畢業的，形成一支獨立的特務系統。
 
　　1949年，該廳策劃佈置大陸淪陷後的地下武裝抵抗部隊，企劃進入中共老區或留在當地等待撤退後進行所謂“遊擊戰”，建立“遊擊根據地”，長期存在發展，等待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配合反攻，以謀複國。佈置的區域有中共的老區、新區及中共準備武裝進入的地區；利用的物件極其廣泛，有各地把頭、幫會、道會門、土匪、地方武裝、舊軍人、政客、閒散軍官；省、縣保安部隊組成軍、師、團管區等名義繁多，有“遊擊縱隊”、“突擊隊”、“挺進隊”、“綏靖軍”、“反共救國軍”、“反共自衛軍”等。

     據我接觸到的，在1949年秋，福建漳州團管區編組“突擊大隊”，配有步兵輕重武器，向接近中共力量的地區靠近。我當時親自看到其中的一個大隊，正由漳州出發，按其行軍隊伍估計，遠超過一個步兵營的編制，各連人員滿額，有二三挺輕機槍，有一個重機槍連，抬有兩挺重機槍，服裝都是新發的黃軍服。

     該大隊長秦鐵錚同我談：“福建的團管區都把征到的新兵編為‘突擊大隊，新兵多的多編，少的少編，庫存武器儘量配發，編成後開入中共老區或接近老區的區域，自籌經費糧餉，自行糾合地方武裝擴大勢力。自力更生求長期存在發展。建立根據地也好，流動也好，只要能在大陸上堅持下去，怎樣都可以，地區也沒有限制”。

     9月，我隨“福州綏署軍官團”撤退到東山島。當時共軍正圍廈門，該軍官團團長方先覺宣佈國防部的命令，即把該團全部編成‘突擊總隊’，前第三編練司令部的軍械庫存有一些自動武器，已運到此地，將全部配發下去。組成後，即開往大陸自尋適意的地區活動，沒有區域限制，名義需要多大就自已定。能糾集人槍的，發表什麼名義都可以，辦法自己想，你認為怎樣合適就怎樣辦，不受任何約束，憑自己想辦法求生存發展，能堅持在大陸上長期打遊擊，就有前途，搞不好被消滅，也沒有人追查責任，你也不要埋怨人。

     他要第二總隊長張定國擔任“總隊司令”，我從中竭力慫恿，張已同意，因其舊屬的一個團長陳伯皋反對，後由第三總隊長洪某擔任，當時糾合有千餘人在東山島整編集訓。10月，我到香港，遇到前國防部第四廳副廳長張敘曾，據他說，他已脫離國防部，準備到臺灣去，再定行止。

     後來我到重慶，據該廳副廳長王征澤說，張在廣州被發表為河北省遊擊司令，並領籌備費黃金多兩，在港等機會潛回河北。10月，我在重慶認識一個中條山遊擊縱隊司令，山西人．據他說：這個名義是閻錫山批的，由國防部發表的，領有籌備費黃金若干兩，還有服裝及一部分給養，現都在守備街寓所裏．已派幾趟人去山西聯繫地方上的人，並探聽情況。

     他們捎回來的信說：“山西地方上還能存在並進行活動。不是外邊傳說的那樣控制嚴密。所要聯繫的人，有些已經接過頭，他們還暗藏有槍械，並且有把握再聯繫一些人。夜間來往活動，一點問題也沒有”。等到派回來的人來後，就一同回山西。“

     在河南省，1949年發表的有：河南綏靖第一路司令王淩雲，駐安原一帶；第二路司令趙子立駐川鄂邊境大巴山區；第三路司令劉希程，在豫西陝州一帶；第四路司令王三稅在豫北。據趙子立的副軍長姚升法當時在重慶同我說：“國防部多次電催趙子立迅速設法進人河南省，擾中共老區以擴大政治影響，哪怕派一個小部隊進去，活動一下再出來也好。但是連個小部隊也派不進去。”

     9月間，國防部發表張鈁為“豫陝鄂邊區綏署”主任，劉茂恩、郜子舉為副主任，10月在重慶籌組並準備進駐漢中或安原，國防部第二廳並決定把它的情報組織同這些武裝組織融為一體。當時派該廳中校參謀張世魁帶一部電臺及機務、報務人員數名，配屬該綏署。

     據張世魁說：“第二廳在各地佈置的站、組，當一解放就不能存在。中共解放區的情報，一點得不到，現在決定把這些組、站隨遊擊部隊行動，名義上是配屬，實際仍保持它的獨立性，同二廳仍直接聯繫。雖不能固定在一個地區有系統地搜集情報，但還能得到一些片斷的材料，要比沒有武裝掩護，站不住腳，得不到任何情報要好得多。臺灣方面瞭解大陸情況，就靠這啦。

     當時，張世魁、王靜心和我計議，打算向二廳要個“遊擊縱隊”的名義，據該廳主管科科長說：“第二廳決定的縱隊數目分配有一個比例，準備給軍人的比例最大，其他為地方實力派，會道門等部分配有一定的數目，因為每發表一個名義，都發有籌備費，並且是黃金，數量也不小，都鑽這個空子，不管有沒有把握，只管領到黃金再說，紛紛找大頭子批准，很快都搶光啦，現在只剩一個給幫會的名義，你們要幹就快一點。”

     並說：“今後各地區都有統一的組織，哪一個地區裏要發表什麼名義，二廳不再過問，你們打算回河南去打遊擊，就去找張鈁要名義。”我們當即找到大坪青幫頭子某某，去糾合串連他的徒子徒孫，聯繫重慶的潛伏人員，準備要這個番號，出去聯繫還沒回來，重慶即淪陷，因而告吹。對即將淪陷的四川省，當時，已發表楊森為“四川反共救國軍”總司令，轄三路軍，重慶周圍各署劃分給各路軍，作為其籌集人槍、糧餉和經費的地盤，約記得璧山附近數縣劃歸第一路，綦江附近數縣劃歸第二路，長壽附近數縣劃歸第三路，重慶周圍歸總部。

     第二路司令許紹宗已在重慶曹家岩家裏籌組司令部，開啟關防印信，召集舊屬開會，內定師長、團長，預定籌集人攤派糧款方案，並派人分別到轄區各縣聯繫活動，企圖接到籌派實施命令後，就能立即拼湊起來。我原被邀去任參謀長，後來給予四川籍的同學王維侃，發表我為“高參”。

     據許紹宗之子許維新同我說：“四川的頭面人物在對中共問題上分為三派：一派是以楊森為代表的堅決要同中共周旋到底的,一派是以劉文輝為代表的主張同中共妥協的；一派是以王陵基為代表的在徘徊猶豫。第二派影響較大，後一派動搖。”幾次在蔣那裏商討結果，王陵基答應把重慶周圍各縣給楊森作為籌集軍隊的區域，但不准干涉行政，因而以“反共救國軍”名義發表，而籌集人槍糧餉的辦法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楊森認為：西南地區遼闊，地形複雜，人口稀少，保持大西南作為大陸上的一塊基地，是有條件的；將來撤到四川的軍隊，一定不在少數，經一番整理，夠用了；保衛戰不同於從前的決戰，不要死守硬打，有利時就打，不利時就撤；撤也不限定往後撤，也可以向側翼撤，也可以向敵佔區撤，各省再組織起地方部隊配合，在任何情況下不撤離本境，在敵後和在敵側翼活動，每一個戰役沒有正面阻擊的，有側背襲擊的，共軍每進一步就多一道“絆馬索”，多一些拉後腿的，也夠對付了。

     蔣估計國際上會很快有變化，很多裝備那時會運到西南，裝備起來同海上反攻相呼應，東西夾攻，問題就容易解決。這也是四川的重大貢獻。看來，這並不是部分人的主觀判斷，國民黨的佈置，正是本著這種如意算盤。四川省政府在12月也發表了一些名義，並在四川軍管區舊址成立起機關，內定江崇林、賴成梁等一些師長，國防部第四廳辦公室主任李遠鎰，帶著幾個參謀陳公弼、黃嘯等脫離了國防部，忙著回到家鄉羅致人槍。據陳公弼說：“能聯絡到一師人就是師長，一軍人就軍長，李很有把握”。在成都解放時通電“起義”的空頭司令，就是這樣造成的。

 
　　國防部第三廳：亦稱“作戰計畫廳”負責制訂國防作戰計畫，戰時下達作戰命令，研究戰爭得失，總結經驗教訓，頒佈作戰命令原轄兩個處，1947年增為三個處：第一處主管作戰計畫，第二處主管作戰命令，第三處主管作戰經驗教訓的總結。
 
　　1947年夏，該廳曾將毛澤東的十大軍事原則及林彪的一些戰術講話如“一點兩面”、“圍點打援”、不計一城一地得失，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等作戰指導原則，印製成冊，並附對策，頒發給國軍部隊研究參考。但是國軍無法效用中共軍隊的戰術。一些國軍師長常說：“共產黨作戰不正規，不按戰術原則”.

　　同年夏，該廳曾召集蘇魯豫皖地區國軍師長以上軍官在南京中訓團受訓，研究進入沂蒙山區的作戰計畫。據參加受訓的師長李振西說：“當時陸軍大學校長徐培根提出一個方案，自名為‘突角戰術’，計畫使用122個師，對沂蒙山區形成圍攻，重點置於西南角，突破後向右旋回，壓迫該地共軍於濱海地區而殲滅之。參謀次長劉斐，第三廳廳長羅澤闓，處長李樹正等參加領導，共同研究，後來對山東共區發動的重點攻勢，基本上是按照這個方案精神，但使用的兵力，只有80個整編旅。看來蔣在兵力使用上已感到捉襟見肘了。 

　　1948年7、8月間，該廳也曾召開過一次所謂“軍事檢討會”，檢討過去的得失，講清當前清祝，策定爾後辦法，並分別獎懲一些人以勵士氣。會前第四廳本著何應欽的指示，把歷次作戰中損耗的武器、彈藥、器材、車輛、馬匹的數量，與當時兵工生產能力，儲備數量以及購買的困難情祝和每個炮彈、每發子彈的價格等等，都詳盡地如實列表，準備在會上公佈，希望喚起注意，以減少損耗浪費。

      當時，我曾估計會上將有很多關於補充補給的難題無法解決，因此建議廳長蔡文治，準備召集聯勤總部有關單位及該廳主管參謀、科長、處長，詳細研究，盡力解決，早作處理，真正無法解決的問題，也要明確答復，講清道理，不要弄成“石沉大海”。

      但是，會上提案特別少，我感到驚奇。有人說：“提案有什麼用，反正解決不了問題，何必多此一舉？另據參加會議的軍長何文鼎說：“當日蔣在會上講了一套大學中庸和‘曾胡’治兵語錄，”並說，“我們的形勢並不是不能挽救的敗局，你們有好的領袖，只要你們真誠服從‘領袖’，好好幹就有辦法，假若再不努力，在這裏開會也將不可能啦。”講罷坐在那裏兩手支著腮。

      會上，蔣公親給黃百韜帶上青天白日勳章，說是雎杞戰役作戰有功，並責備邱清泉支援友軍作戰不力，參加會議的人均沒有發言，這個沒有檢討的“檢討會”在一片死氣沉沉中結束。
 
　　在指揮作戰上，該廳研究情況，擬就初步計畫，經參謀次長、總長同意後，補充定案提交“官邸會”由蔣決定，再根據他的意見制定詳細計畫，以蔣的名義下達命令，並常派處長級的高級聯絡參謀到次級指揮機關，傳達戰役計畫與作戰命令，瞭解其戰役佈署與行動，搜集戰役進行中的新情況，隨時向參謀總長報告。但是蔣公經常剛愎自用，獨斷獨行。

     1946年秋，該廳第一處處長李樹正，同我閒談戰局大發牢騷說：“現在我們作戰正違反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則，不僅要伸出兩個拳頭，而且要伸出十個指頭打人。中共不打則已，一打就是集中一個拳頭，砸扁啦，打斷啦。我軍大的戰役部署，小的會戰佈署都是如此，怎麼不打敗仗?”我說：“你們第三廳怎麼不建議呢？”

     他說：第三廳不是全部都是膿包子，光在那兒吃乾飯的，曾建議過撤出東北，關於這一點，廳裏意見不完全一致。後來，提出在東北暫取守勢，控制幾個戰略要點和幾條主要交通線，抽出幾個軍增調蘇魯戰區，解決問題後再解決華北問題。至於東北是不是與整個國際局勢有關的問題，到那時不知有怎樣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