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蘇軾是否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問題

李常生  12/11/2012  台北

壹、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檢討

第一、當時的國家政經、社會、軍事、經濟狀態

大宋當時國家政經社會積弊已久，外武屢侵，而自身冗兵冗軍太多又沒有戰鬥力；由於科舉制度的累積造成官員群龐大，互相傾軋、黨派林立，施政時自綁手腳，缺乏效率；關稅名目太多，老百姓民不聊生；重文輕武、強幹弱枝，朝廷穩重，然地方敗壞；土地兼併，無土地者哀嚎生存如蟲蟻，富者競相比奢侈，天下將亂之徵兆。

第二、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

一、未能訂下計畫，按照先後順序陸續實施：所有的政策實施都要有先後進度，且必須要有彈性。天下決無完美的變法計畫，必然邊做邊改，前面做的不對、不適合民情、官情，則應該改正施行方法與政策，關於老百姓的事必須用疏導法而非使用強行堵塞法。

二、用人不當：朝廷內盡用呂惠卿、蔡京、章惇、曾布等小人主政，地方政府則仍舊是一群原有的冗官、冗兵，或者多半都是想從新政中撈到好處的一些欺善怕惡的小官，只曉得貪汙、搶錢、立功，而不願顧及老百姓更加艱困的生活。

三、王安石剛愎自用的個性：不肯接納眾議，致使舊臣司馬光、歐陽修責其違反祖宗之法，故不願與安石忠誠合作。所有的新政策的推動必須要獲得國家重臣的支持，更要獲得老百姓、軍隊的支持，才可以順利推動。另而言之，變法是由下而上的，就像現在的民主國家的多黨制所表現出來的監督機制，是議員代表民意來監督政府施行所有的國家或地方政策，絕非政府領導機構來主導一切的。

四、操之過急：翻開中國古代變法史，不管是王安石變法還是其他人的變法，總感覺到變法的涉及面大的驚人，無所不包，並且多期望變法的時間是越短越好，好通過幾年的變法就能把幾十年甚至是幾百年的累積的積弊全部解決。對變法期望過高，且對其長期性認識不足，急功近利，這總是中國古代變法難以克服的弊病。

四、許多新政都無法照原意來推動：許多新政出現與民爭利的情況，富者以至平民群起反對。一旦影響到既得利益者的權益，多半得不到善終。中國歷代變法中的商鞅、吳起、張居正、王安石、康有為等都遇到過這種挫折，比較起來王安石還得以善終，其他的變法者，要不然是慘死；要不然就是死後再被抄家或鞭屍。康有為的主張變法，所謂的百日更新，現在看起來也是只有意志力缺乏專業性的笑話。

五、進行方式有所偏差：所有大政之實施與變革都需要天時、地利與人和之恰到好處，缺一不可。進行方式、進行時機都是環環相扣，如果得不到民心即行實施，一時或有短效果，最終必然官逼民反。

六、用了一群壞官和政客：這群壞官和政客根本只想弄權，並且組黨組派，專門殘害非我族類。這樣的人甚至把王安石都給弄走了。蘇軾死後居然還立『元佑黨人碑』，將蘇軾列為第一名，碑上諸人及其親屬，宋政權永不錄用，當然宋代皇帝也是大半昏庸，始終跟著奸臣起舞。更何況宋太宗是怎麼接班的，還是天下疑案。

第三、用現在的語言來分析

我們做此比擬，中國大陸政府官員貪污腐敗嚴重，同時村官選舉處處舞弊，政府用盡辦法，提出各種政策想要除弊，但是效果始終不佳，仔細分析其原因，還是因為中國實行的是一黨政治，且黨大於政，一黨一政雖然強過帝王世襲政治，然而也是球員兼裁判，因此無論提出任何政策，都無法與先進民主制度的多黨監督制來做比較。完善的多黨監督制所執行得是全面民主制，政府無權干涉人民的言論自由、組黨自由、遷徙自由，也無法管制人民各種”知”的權利。反過來說，人民、媒體、反對黨或人民的代表有監督政府的權力。多黨政治完善實施以後，貪污腐敗制度及不公平的選舉制度才能真正的得到改善。否則想出再好的辦法都只會是事十功一，或者毫無用處。

用此來比擬王安石變法，政體改革需要一大批重臣及賢能人士共同協力合作，協力貫通大家的觀念意志，再從政治制度面著手，訓練出來一群中下層知法、守法的執行官員，一步一步的漸進式的執行，時時修正，假以時日，方得見之效果。

中國古代各朝各代都有君王或大臣想要變法，但是除了李世民這種類型的賢君以外，還要有諸賢臣的配合方得見效。當然李世民本人也需要有點霸道的特性，且知道需要魏徵等諫臣的監督才能免除己之過錯，以免影響到天下蒼生。

王安石本人並沒有現代的廣泛知識，也不曉得民主政治，也沒有執行國家大政的知識、常識與經驗，更不知道大型國策在執行前所應有的決策過程與進行過程中的各種細膩的實施機制。失敗自然是有其必然性。

貳、蘇軾是否為變法的反對派？

第一、從蘇軾的個人特質談起

一、蘇軾是個天才

傳說蘇軾年輕時，她讓妻子王弗從《後漢書》中隨便抽取單句讀出，蘇軾就可接著往下背誦下去。如果傳說屬實的話，蘇軾的智商必然高的驚人。但是從他在文學、藝術、政績、醫術、釀酒術、宗教學的傑出表現來看，他也必然是一個千年難遇的天才。換句話說，蘇軾必然聰明，非我輩所能及也。

二、蘇軾是個關懷百姓的好官、好人

徐州號召軍士、百姓等阻擋河水氾濫是一例，杭州廣開藥方藥局為人治疾是一例。若從蘇軾當過官的鳳翔、杭州、湖州、揚州、徐州、穎州、密州、定州、登州等地的傳說筆記，甚至州誌來看，蘇軾很可能都是千年難遇的好官，或者是最受歡迎的地方官。蘇軾關心老百姓的民間疾苦，這可從他的各種詩詞、文扎中可已深切感受得到。

三、隨遇而安的個性

漂泊各處，飲酒作詩，不改其樂，始終如一。道士、和尚、村婦、小孩、耆老等都樂於與蘇軾為伍。蘇軾看了誰都覺得高興，誰看了蘇軾也都高興。當然朝廷那群所謂的新黨權臣自然因為忌妒蘇軾的才華而處處打壓，並且大興文字獄而將蘇軾關於監獄一百多日。宋代文官是沒有死刑的，貶出嶺南即是被判了死刑。蘇軾先後被貶到惠州與儋州，等於是被判了兩個死刑，但他始終沒有想到要報復。先是到了南京去與王安石化解恩怨，後章惇被貶雷州，其子章援也寫信給蘇軾，期望其再次為官時能放過章惇，蘇軾反勸章援不必多心。

第二、蘇軾其實不是反對新法

一、蘇軾反對的是圍在王安石身邊的一堆小人，心不在法，只想整人並於其中為自己撈到好處。下鄉時眼見老百姓深受新法所害，遍地哀鴻、於心不忍，因而寫奏摺給皇上，報告實況。他在鄉間所看到的是新法因為沒有仔細考慮細節、實施的方法，加上大小官吏的濫用其權，以便從中獲取好處，因而將所有得到的反效果都集中到老百姓身上，自然群起反對。

二、當司馬光再起當權時，廢除所有的新法，蘇軾阻之，認為新法也有許多好的地方，司馬光不聽，蘇軾還稱其為『司馬牛』，由此可證，蘇軾並不是完全反對新法，也不能被冤枉的被打入”新法反對派”。

三、蘇軾不是現代人，當然不知道還有一種自由民主制度即將在歐洲誕生，蘇軾也不是政客，當然也不會逢迎上級。嚴格而言，蘇軾還是一個大文學家、一個好官、一個願與老百姓為伍的人。再加上，蘇軾是一個天生的樂觀主義者，有天生的憫人之心，不願意看到新法的最終結果是讓老百姓受害，讓貪官、壞官得利，因此他反對新法的實施手段。

四、當然也因為蘇軾不是現代人，也沒有受過正規的政治教育，或者企業管理中關於方案實施的正確方法。或者說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變法能讓大宋國富民強？他只是看到王安石的新法所造成的各種傷害，當然他也看到新法中『廣開水渠』政策的好處，因此，他也沒有完全反對新法。

五、簡單的說，蘇軾是在反對新法操縱的大小官吏所表現出的惡行惡狀，為新法受害的小老百姓叫屈，也反對新法施行的草率過程，並且發現新法大多因為執行不當而給國家、民族，也就是大宋朝代所造成的傷害。其實大宋之衰微是要靠一次新起義革命，推翻原有政權，出現明君重新執政，才有辦法躲過災難，可惜徽欽二帝均非明君，高宗趙構也是一個膽小鬼，或者說也是一個想掌權，不想做事、惹事的人。講老實話，整個宋代也沒有什麼真正的明君。五千年來中國歷史中的明君也只有個位數。其實國家靠的是要用完整的制度來管控一切，不是要靠明君或專制政黨來忽攸人民。

從以上各種角度來分析，假如我是在宋朝，我也會覺得王安石太過自大，或者說是自以為是，沒有一點執行變法的專業常識，成功機會幾近於零。當然，這也不能怪他，因為他是生在宋代，一個專制帝王時代，一個體質衰弱的政府，而自己也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人。再說，他也真是急功近利，老想一步登天，再創貞觀盛世，那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在加上明君的出現，方得以實現成就的，豈是一介書生所能掌控的。

第三、結論

我們不能怪王安石，因王安石不是完人，也不是東晉時的王導、春秋時的管仲。他只是用心的做了他想做的事，只是因為專業知識與人格特質的缺憾而造成了當時的悲劇，換了一個人做，不見得比他更好。

我們也不能說蘇軾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即使蘇軾是反對變法的，不也是一再被下放到地方去當地方官，或者被貶到嶺南，一點都沒有礙到變法的事麼？

如果說中國大陸有歷史學者批評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不如批評中國大陸為什麼到現在還不施行民主制度，到底是在等什麼呢？還是真想讓一黨執政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