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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2/04 05:27:59瀏覽154｜回應0｜推薦3 | |
| Excerpt：蘇曉康的《晨曦碎語》之〈忽到龐公棲隱處〉 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樑渡頭爭渡喧。 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 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 巖扉松徑長寂寥，唯有幽人獨來去。 ——孟浩然，〈夜歸鹿門歌〉 分享其中一篇文章〈忽到龐公棲隱處〉，談的是余英時。 而事實上，蘇曉康遭逢人生劫難，幸好有余英時先生的點醒，最終能夠讓他擺脫困境，重新振作。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8186 晨曦碎語 作者：蘇曉康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22/03/04 1989年蘇曉康出逃香港，回應「六四」近兩萬字專訪，首次完整揭露。 評析趙紫陽、胡耀邦、李鵬，悼方勵之、劉賓雁，解讀劉曉波、高行健、廖亦武、王丹、柴玲；追蹤「五四」胡適、梁實秋、知堂；描摹余英時與海外飄泊學人的身影。 【Excerpt】 〈忽到龐公棲隱處〉 ——余英時素描 普林斯頓小鎮，被一條小街糖葫蘆似的貫穿，南端伸出去的籤子，接二○六號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參天古木，夏季尤為綠蔭深濃。那一帶是普鎮精華，林木中散落棟棟宅院，讓我油然想起王維輞川絕句裡的「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這個世紀之交的十幾年裡，我驅車往返那叢林小徑不知幾何，常常不是伴隨著翻騰的思緒，就是悲傷的咀嚼，皆因這是我生命中劫難的一段歲月，而小徑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盡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眾六四流亡者被那常春藤名校接納，落腳普鎮，我也忝列其間。大家在東亞系弄出一個流亡項目，有一次請歷史學家余英時講講什麼是歷史。他說，你們是創造歷史的人，寫歷史則是另一回事情，你須先知道前人說過什麼，然後才知道你能說什麼。當時在座的，有不少八十年代如雷貫耳的角色，且剛剛逃出一個血腥歷史，然而「創造歷史的人」竟是寫不來歷史的，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我則非但沒有寫成什麼史，反而跌入一場「離魂歷劫」的個人災難史，流亡項目散了，我卻滯留下來又多年。 「很多人問起你，你也要考慮做些什麼，不能說人就這麼廢了吧？」 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時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剛從台灣回來。我被崩潰感籠罩，已有年餘，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應。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裡。 我孤寂中讀了他寫的陳寅恪身世後，又一次同余先生談了近六個小時，旁及人生和學術諸多話題。先生說我：你靜心修練幾年，會成完全另外一個人。他說，為中國憂慮的人常常會遭遇大不幸。你要從困境中擺脫出來，跳出來你才更理智清醒，纏在裡面不好。要有長期準備了，也許是一輩子沒有盡頭的，從最壞處著眼，期望不要過高，你才不至總被失望擊倒。去同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充實自己。陳寅恪四九年後就是在極度的悲苦中只寫心史的。我想談陳寅恪，先生則對我談了很多梁啟超，他說，超越自己的過去不容易，梁啟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斷超越自己，後來康有為都說「我不如卓如」。 後續幾年，我直接就在余太太陳淑平的引領下，從普林斯頓「一九一五級的優秀生」王賡開始，一路寫了張幼儀、徐志摩、陸小曼、林徽因、賽珍珠等，一個「五四人物」系列。常常是在美國東岸被暴風雪襲擊的那些苦寒日子裡，用小紙條貼滿書的精采處，再去圖書館找其他參考書。我的英文也是那時候才讀通的，寫林徽因時參考一本英文傳記，有耶魯史景遷的一篇序，寫得大氣磅礴（余在耶魯任教時，陳淑平是史景遷的中文助手），我譯不出來去請教余先生，他教我如何從意思而不是從詞句上翻譯這類英文，最後還是他親自潤色的。（後來台灣出版這書中譯本時，譯者很欣賞我譯的這幾句，全搬過去了，還付我幾百美金。）那時余先生見我沉浸在徐志摩的往事裡，竟送了一套徐志摩全集給我，我是頗醉心徐的散文，尤其是他寫杭州西湖的文字；但是回望上個世紀初的這些巨靈才媛，都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卻哪一個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五四人物」練筆，其實是我的一個「書寫復甦」，不久我便應楊澤之邀，在時報《人間》副刊寫起一年「三少四壯」，最後由季季編輯成書《離魂歷劫自序》，這個書名就是我向余先生討來的。這本書寫到結尾時，屋後出現鬱金香，開得正盛。余先生暮色裡悄悄來看過那神奇的花。 余府仍掩映在那叢林中，小徑狹窄而坑凹不平。那時余先生還在教書，府上門可羅雀，余太太照料著他的飲食起居，大西洋颶風或暴風雪會颳斷樹枝電線，掩埋道路，他們一直到退休後還住在那裡。 …… 余先生也常說「對中國這個民族失望」。二〇〇〇年法國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一大早就有電話來採訪，我說這是他個人的榮譽，跟中國和中國現代文學無關，台北的楊澤一聽就笑起來說「真是怪人怪語」。其實瑞典煞費苦心，還是嘲弄了中國當局和中國現代文學，余英時說他很高興這種選擇，但也怪我說得太極端。高之獲奬，至少是一個常識，即中文人才大量流失，流到中文意義世界之外去了，而中文世界品質下跌，通俗占據主流，陽春白雪已成絕響，種種下里巴人的說書、童話、言情、武俠、連環畫洶湧澎湃；相反則在中文世界之外，卻可養育孤獨的中文精華。後來高行健的演說詞出來，我立刻傳真給余府，余先生隨之來電話說「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並移用蘇東坡句，稍改兩字贈高：「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今已破天荒」，非常精當。 二○○六年底余英時獲克魯格獎。余英時的眼光，實非眼下一般中國學人所能比肩者，在於他視此獎為「西方社會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國這種古老文化」、「是真正有興趣脫離「西方為中心」的思維」，這種虛懷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對中國傳統的一次重估：第一、中國傳統是「轉軸時代的原創超越」；第二、在與早期印度佛學和晚近西學的比較中認識中國傳統，擯棄「中國中心主義」；第三、中國的「朝代迴圈」不似西方模式；第四、中西文化、價值的重疊、共識多於對抗。這麼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國學人中無第二人可為，其支撐不僅在學養，更在心胸氣度，即一種態度，從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種態度。 從這裡也可窺見余的學養何以圍繞、尊崇兩人：陳寅恪和胡適，前者長於印度佛學東漸中土的學識，後者則慧識於晚近西學東漸，此相距兩個千年的文明演化，昭示中國傳統應對變局、順應大勢，皆依據內在感悟到的人類共通價值，而這也是余英時堅守人權、人道、民主價值的根柢。近六十年中土的變局，則是傳統衰微而沉渣泛起，一百餘年中土應對變局唯有激進之道，終於是耗盡自我精粹而又未得普世真道，兩廂落空，直面此情境，余英時潔身自好，凜然拒斥一切誘惑。他一直講兩個字：「骨氣」。 …… 去年深秋，有人從國內帶來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給我，起初我想沖洗出來，寄給普鎮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洗印店，未料那裡的設備偏偏壞了，我也沒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則一再勸阻我：「你去打擾余先生幹啥？他已經死了回家的念頭。」據捎來照片的人講，安徽潛山的余氏老宅，現已定名為「余英時故居」，作為當地旅遊資源而整修裝潢一新，照片可見於故居正堂上高懸「五世同堂、七葉衍祥」匾額，乃乾隆御賜；另有一間屋子上懸掛「余英時主臥室」字樣。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寫到的「潛山縣官莊鄉」，「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困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離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了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從那個山鄉走出來，再也沒有回頭。聊天時他跟我說，一九七八年他曾隨美國學術代表團訪華，看到的是「城郭如舊人民非」，他發誓不再踏上那塊土地。記得一九九三年秋我們在水牛城出了車禍，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車趕來，我把余先生從病房拉到外面，哭著說「我想帶傅莉回國去」，他很詫異我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念頭：「共產黨會那麼仁慈嗎？」十年後，二〇〇三年春我父親癌症病危，中共就拒絕給我回國簽證。這個時間長度，顯示了一種洞穿力，至今鮮少有中國人具備它。 「我是一九五〇年從羅湖橋走出大陸的。」有一次也是聊天中余先生說。一個皖南青年，從那山鄉走出來，在改朝換代之慘烈變局中，極偶然地逸出中國本土的大崩壞，先香港後美國，經西方教育系統訓練，造就成為當今中國人文第一人。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為《印刻文學生活誌》余英時封面專輯所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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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