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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25 04:54:46瀏覽271｜回應0｜推薦6 | |
Excerpt：焦桐的《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 《詩人季刊》的復刊宣言是八行詩句：「詩人，今天要走在人類的最前面，／詩人，今天要用本身的光芒衝破黑暗，／詩人，今天要為歷史建立永恆的殿堂。／詩人，明天還是一個忙碌的日子，／詩人，明天還是需要你再一次的犧牲，／詩人，明天還是會有新生命不斷的誕生。／詩人，你應該永遠記住：／詩和人都要純眞！善良！美好！」陳義芝在〈編輯手記〉表示，「詩人季刊將不介入任何攻擊、謾罵的暴風圈中；同時呼籲詩人熱愛詩也關愛和我們一齊寫詩的人。真誠、與人相處和諧、寫好詩，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大量生產的詩刊固然熱鬧，但量變的同時也產生了質變，蕭蕭這時以「階段性的使命感」質疑詩社、詩刊的存在意義…… 八〇年代創辦的詩刊多具「雅集」性質，觀察其組織形態，「人的組合」的意義重於「思想整合」的意義。沒有了這個主義那個主義，也少見強硬的主張，和森嚴的門戶。普遍以抒情為主的訴求，和所強調的包容性格，是八○年代詩刊的「主流」聲調。 《漢廣》詩刊第一卷第一期的「發刊詞」表示：「『漢』是中華民族，『廣』是廣博，合起來就是『發抒中華民族之情思，廣大包容各種風格』，這是我們不變的宗旨……『漢廣詩社』的同仁都極為年輕，我們對未來新詩的發展抱著樂觀的態度，更擁有無比的真誠，當然，目前我們的作品中，可能有些人還殘留著西方主義、現代派的餘毒，可能有些人技巧還不夠純熟，然而，我們時時在自我檢討，相互批判，朝著坦蕩的路子走去。」 《詩友》創刊號發刊辭，指出詩的本質或本身實無派別，主義派別是創造以後對作品的認知判斷，創造以後可以有派別的認定，但不能論定某一派別才算詩。並聲稱《詩友》普遍認知詩就是詩，其本質為一，而面相衆多，就詩的本質，不可戴上主義的帽子；就詩的面相，不能偏主任何成說教條，所以該刊不提出特別主張，是一開放的田野。 《心臟詩刊》也在創刊周年時說：「我們自學步開始，走的是健康之道，不驕不傲，不標新立異，不求速成，因為，我們知道詩是一種理想，要我們永遠在追尋詩神的真義，所以，我們不互相標榜，不寫無所謂的理論，也不求『詩壇權威』之名聲。……我們與創刊時一樣不提出任何對詩的主張，只是在詩的道路上走得更踏實，更健康。」 《傳說》的發刊辭開宗明義，提出「主抒情」的追求方向。 《四度空間》是比較有「意見」的一種，林婷在創刊號上以〈八○年代的詩路〉爲題，倡導都市詩、科幻詩、社會詩、生態詩的寫作，頗富後現代主義精神。 自認「形態多元且較具普遍性而無狹礙的地域色彩」的《地平線》，社員平均年齡只有二十歲，可能是組成分子最年輕的詩刊，在創刊第一期〈起跑線上——地平線發刊辭〉的「宣言」，基本上只能算是一篇詩觀。…… 相似的說辭不少。楊維晨在《象群》創刊號〈莊嚴與幽默——象群創刊詞〉也表示：「我們決定不『具體』地發展『象群』；『象群』的成立以及持續將只依於同仁們在藝術上的默契，而不是依於對任何詩學詩觀的認同或共識。換言之，我們將不主動舉辦任何對外的活動，也不會讓『象群』介入任何批評論戰的紛爭之中，除了藝術——『表現的美』的堅持之外，『象群』沒有任何風格」。 在抒情的主流中，《兩岸》是少數的「異類」，廿五開，一六○頁，創刊號封面照片是一個裸體男子張開雙臂，迎向洶洶而來的一群鎭暴警察，似有意透露什麼消息。這份詩刊在第一集封面上標榜「開放的。批判的・前瞻的」，由苦苓、蔡忠修、天洛、徐望雲掛名著作人和發行人，詩作只佔三十七頁，不到四分之一，沒有發刊辭，只在最後一頁的〈編輯部報告及稿約〉表示「希望給讀者多看一點和詩有關的其他東西，尤其是評論，全台灣的詩人都抱怨沒有『詩評家』，我們在此代為徵召，歡迎詩評詩論，但不要送花籃的那種。」檢査全書，不見「階段性的使命感」，不乏的是尖銳的嘲弄。這份詩刊異數也只維持了三期即停刊。 帶著商業色彩的《曼陀羅詩刊》雖然頗有整合年輕詩刊的企圖心，卻絲毫沒有「思想整合」的況味，只能說希望各詩刊間有共同出刊的「發行整合」。楊維晨在該刊創刊號〈曼陀羅創刊詞〉表明：「一份優秀的詩刊需要優秀且成熟的心靈集聚共事，『曼陀羅』何其有幸，這些同仁，絕大部分與筆者交往有年；其溫文之詩人風範，自重不懈之創作精神，使筆者深信，他們將來必是現代詩壇的中堅，是散播現代詩快樂與美的大使，是未來提昇現代詩藝術層次的先鋒；此點在《象群》和《南風》上已略可窺見。所以也可以說，藉著詩人和詩刊的魅力，來提昇現代詩的魅力，將是『曼陀羅』深遠的野心和企圖。」 李渡愁執筆的《長城詩刊》創刊號發刊辭〈文化鄉愁的鍛接〉，帶著濃稠而遙遠的鄉愁，表示希望庚續中國詩的抒情傳統。此文也沒有「意見」，沒有口號，只似一篇抒情散文，校對不好的散文。黃欄雅在《五嶽》詩刊創刊號上的〈發刊詞〉說：「『五嶽』詩刊的成立，不為什麼，更不標榜什麼主義，什麼派別。因爲『空談』及『自捧』都不是詩人的作爲，『五嶽』只願默默耕耘，略盡棉薄，使詩的發表又多個園地。」 以上例子，在在透露五〇年代、六〇年代詩刊創辦之初那種使命感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即興式地籌組詩社、創辦詩刊。李弦認爲過去的詩刊已完成其階段性使命，新世代不必再進行「破」而集中心力於「立」，自然關切起政治和社會，創作出政治詩、社會詩，也有部分接納後現代主義、解構社會，思考八〇年代的現代社會，在語言藝術上也有新的精神面貌。時代背景快速在轉換，詩刊的角色、功能及其負載的任務，也已悄然轉換，種種跡象顯示，八〇年代的詩刊已經進入更年期。 五 在台灣的社會裡，詩社自成一個擬國度，詩人與詩人之間、詩社與詩社之間紛爭不斷，詩刊除了是提供耕耘的田園，也是鞏固權力的根據地，是向敵方開火的陣營。這種情形和金庸武俠小說裡的世界相彷彿。 自紀弦創「現代派」以來，現代詩即在論戰中發展，派系對立的情緒普遍存在，大家各據山頭，壁壘分明，頗有爭奪「武林盟主」的態勢。張漢良認爲這是宗經徵聖的觀念作祟，表達這種觀念的喩詞如「X派詩人」，不同喩詞背後有一個價値權力唯我論和中心論神話。前輩詩人既成典律，其地位是固定而不容挑戰的，他們永遠穩居價値的核心，無論年輕詩人如何創新，萬變總不離其宗，總會被納入這個派或那個派。 這種武俠世界的紛爭有其歷史淵源。以洛夫在〈詩壇春秋三十年〉所述爲例——「『藍星』屬下的出版物最多，這也算是當時詩壇勢力的一種象徵。……但從各刊的主編人來看，這正是戰國時諸侯割據的形勢，只是沒有公開決裂而已。覃子豪先後擁「藍星週刊」、「藍星季刊」與「藍星詩選」以自重，余光中與夏菁曾分治「藍星詩頁」，「文學雜誌」和「文星」上的詩園地則盡為余光中天下，拉攏了不少其他詩社同仁和游離詩人。……覃子豪不能說沒有野心，有野心必有領袖慾。為了擴充個人勢力，除以自己名義主編「藍星詩選」外，且擔任文藝函授學校教授，培養了不少年輕詩人。」並提及一九五七、五八年間，《藍星》同人經常在「田園」咖啡館聚會，「密議如何招兵買馬，以擴展『藍星』陣容，對抗『現代派』。」又說「『笠』還具有一項其他詩社所無的優良傳統，那就是他們最重視文學倫理，嚴格遵守輩份上的分際。這是一種近乎『大家族』制的組織精神，領導者不論在朝在野，對同仁的觀念和作風均有相當大的影響，故沒有其他詩社那種各自爲政，甚至因人事傾軋而離心離德的局面出現。」 洛夫此文發表之後，詩壇大譁，各路人馬大加撻伐。《陽光小集》詩雜誌第九期（一九八二年春夏季號）因此特別製作「詩壇春秋三十年的迴響」專輯，輯中除向陽所撰「社論」，另邀集各詩社代表撰文回應，包括「現代派」司馬運的〈既無史識，又欠史實〉、「藍星」羅門的〈「藍星」是這個樣子嗎？〉、「笠」李敏勇的〈洛夫的語言問題〉、「葡萄園」文曉村的〈魔鬼與暗箭〉、「秋水」涂靜怡的〈可笑的「詩壇春秋三十年」〉、「龍族」喬林的〈談「中國現代詩發展史」〉，和蕭蕭以詩評人身分寫〈詩社與詩刊〉。羅門認為洛夫此文「主要是在醜化藍星詩社，尤其是醜化藍星同人覃子豪、余光中與羅門」；文曉村指責他身為「四大詩社」龍頭之一，「一心夢想要執詩壇牛耳的人，竟然如此無知，不長進，不真誠，胸襟狹窄，用心邪惡」；涂靜怡「爲我們詩壇有這麼一位『心術不正』的『詩人』，以及盲目指定這種『詩人』來寫這篇文章的編者感到悲哀。」桓夫也說：「我一向感覺洛夫是以詩壇的主宰者自居」…… 難怪八〇年代的詩刊在創刊或復刊之初，屢見表態，聲明中立立場，「不介入任何攻擊、謾罵的暴風圈中」、「奉行不結盟」、「避免捲入詩壇各種無謂的紛爭」；強調諸如「門戶開放」的包容性格。 其實詩社間的多是非、多紛爭，只能是「茶杯裡的風波」，對文學創作，乃至文化生態的影響十分有限。過去檢討現代詩史的文字，往往過於依據詩社的興衰，視詩刊的消長為現代詩發展的主要線索，甚至是唯一線索。這種演義當然忽略了整個文學界的氣候，也低估了「社性」低微甚至未結社的個別詩人。 許悔之在〈在地下開花，以及腐爛——台灣詩刊的一些現象〉一文製作了一張「台灣部分詩刊原始資料表」，抽樣調査詩刊的資金來源、印製數量、每期費用和發行流通方式，根據這張表格，詩刊每期印數最多不會超過一千五百本，除了《藍星詩刊》由九歌出版社全數資助費用和負責發行，其他詩刊的經費來源都由同人自掏腰包。 因此同人的作品難免優先登錄，所謂選用外稿，多是蜻蜓點水，聊備一格；有的完全由同人包辦。至於發行，除了少數幾種詩刊能夠陳列於書店，一般報紙型的詩刊，無法在市面上流通，詩刊忠實的讀者只有少數詩人和同人國。 六 詩刊這種幾近宿命的地下性格，在傳播媒體急速發展的社會，益形侷促。到了八〇年代，詩的主要發表園地是報紙副刊，詩人受到一定的肯定之後，便不再依賴詩刊發表作品，轉而以發行量巨大的報紙副刊為理想園地國。經常刊登現代詩創作、評論的文藝雜誌包括《中外文學》、《幼獅文藝》、《台灣文藝》、《聯合文學》、《文季》、《現代文學》、《文藝月刊》、《中華文藝》、《明道文藝》、《文學界》、《文學家》、《益世雜誌》等雜誌，及《聯合報》副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中央日報》副刊、《青年戰士報》「詩隊伍」雙週刊、《自立晚報》副刊、《台灣時報》副刊、《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商工日報》「春秋」副刊、《自由日報》副刊等等。例如一九八二年五月，《中外文學》第一二〇期推出由張漢良主編的「現代詩三十年回顧專號」，同時《台灣文藝》第七十六期也推出李魁賢主編的「一九八二年詩專號」。 官方及民間紛紛舉辦詩獎，實質鼓勵創作，諸如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吳濁流新詩獎、鹽分地帶文藝營、國家文藝獎、中央日報及明道文藝合辦的全國學生文學獎、國軍文藝金像奬、中國文藝協會詩歌獎、中興文藝奬章等等，均設有現代詩獎項，培植不少詩壇新秀。 各大出版社或多或少，出版了爲數可觀的個人詩集、詩選集、詩評論集，特別是隱地所主持的爾雅出版社，和林文欽主持的前衛出版社，自一九八二年起分別編印「年度詩選國」和「台灣詩選」，尤爲詩壇盛事。 …… 在一個複雜化與價値多元化的現代社會，再沒有任何文學思想能夠鼓動風潮；沒有任何「宣言」，「主張」、「信念」或「主義」能夠指導創作，得到信奉。八〇年代台灣詩刊的大量創辦，復相繼休刊，前仆後繼的現象，是時代的必然，角色的必然。 詩刊停刊又復刊的，固然所在多有，如《創世紀》、《藍星》、《現代詩》，但衡諸整個文學環境，八〇年代新詩刊的休刊，恐無復如上述元老詩刊堅輕的生命力。 然則詩刊還是一個發言台。新世代辦詩刊，不可能只是為了提供發表一般詩創作的園地，也不必再像前行代那樣，有推展詩運的執著。他們需要的，毋寧是容納更多可能的實驗精神，和前衛勇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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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