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到處都有地主，但是地主經濟不是一種制度，沒有一個朝代或政府規定那些人應該做地主，他們有什麼權利和什麼義務。所謂地主只是一群可變性很大的人之集合名詞，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加入這個集團，也可以自由退出這個集團。地主之出現不是一種制度，而是一種現象，是在私有財產制下土地自由買賣的結果，是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農戶分化的結果。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原來耕地平均分配的農村社會，每戶人家都占有一塊面積大約相同的田地，但是在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情況下，這種平均分配的狀況很快就會分化。不同農戶的體力有強弱，勤奮程度有高低，經營能力有優劣，這些個人特性是不能像土地那樣平均分配，這些差異最後都會反映到農田產量及所得的差異上，於是分化的過程便開始了。產量高的農戶所得高，剩餘多，可以積累起來，買進田地，擴大農場；反之，產量低的農戶早晚會遇到危機，而被迫出售其田產。

在中國歷史上，這種分化的起點與分化的過程曾經不止一次出現過，可惜留下的文獻太少，我們無法重建分化過程的詳情細節。

歷史上每一次大的戰亂和改朝換代，都會出現大量荒地，供人自由開墾，形成一次地權的再分配。明末清初，戰亂延續了半個世紀之久，農民大量死亡，或棄產逃亡，土地嚴重荒廢。清政府建立政權後，順治八年（1651）統計全國土田只有2,908,584 頃，為明天啟年間的土田總額39％。

當一個地區存有大量無主荒地時，人民可以自由占取土地，但只能占取本戶現有勞動力可能耕種的面積，超量占取的土地，因為無法取得額外的勞動力，仍將被荒置。也因為地多人少，無地之民可以占領荒地耕種，無需以其他方式出賣其勞動力，所以此時絕大多數的農戶都是自耕農，所據有的耕地面積也相當平均。然而這種平均分配的狀況不會維持太久。一旦荒地被占取盡淨，土地又恢復為稀有生產要素，企圖擴充農場之人只能從他人手中購入土地。於是分化過程便開始了，生產力高和善於經營的人，有了儲蓄與積累，便設法購買別人的土地。

熊彼得以降的正統經濟學家都認為企業精神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所得與財富的分配過分不均，從人道的觀點看，不是一件好事，但過分抑制分化過程，強力再分配以求達到絕對平均狀況，卻會使人們喪失積極性。這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激勵機制。

然而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則認為貧富分化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罪惡，必須用革命手段將之剷除。農村中的分化被稱之為「階級分化」。毛澤東尤其強調這一點。他承認農村中的分化是一種自然過程，人們隨時都會走資本主義的道路，有這種自然傾向，所以資本主義隨時有復辟的可能，社會主義國家要每隔十年二十年進行革命，要不斷進行階級鬥爭，使這種「原罪」無法再度萌芽。這正是毛澤東「不斷革命」理論的基礎和來源。

1950年日本在盟軍占領下推行了戰後的土地改革，1953年臺灣也完成了全島的土地改革。這兩個國家中地主的土地都被分給自耕農，此後的農田買賣都有新立法的限制，農村中土地投資的大門從此被關閉，農村中富有企業精神的人士被迫轉移到城市的工商業中去，我們親眼看到這些原來的地主搖身一變而為成功的城市新興工業的企業家。從五十年代開始，日本與臺灣是最早以高速度完成經濟成長的兩個國家，約有二十幾年至三十年經濟成長率持續高達10％的紀錄。這些並非偶然，農村中富有企業精神的人士完全被集中投放於最適合的部門，是重要因素之一。

農村中的分化過程，造就了富有企業精神的人，成為地主與富農，這種分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也經歷過，不過他們的故事比較悲慘，遠不如在臺灣及日本那樣順利。前蘇聯是第一個受此問題困擾的社會主義國家。1917年蘇聯布爾塞維克革命成功，新成立的政府立即在1918-20年間推行了農村的土地改革，把地主及富農的田地沒收，分配給一般農民。但是有鑑於國內經濟惡化，列寧決定暫緩實行社會主義經濟，改採所謂的新經濟政策，包括1921-28年有七、八年之久。就在這短短的幾年間，蘇聯農村迅速分化，產生了為數眾多的新富農。等到史達林決定推行第一個五年計畫時，他們在農村進行集體化運動遭遇這些新生富農的強烈抵抗。

最近幾年，蘇聯瓦解後，俄國新政府將當年的國家檔案解密公布，我們才知道當年集體化運動時雙方鬥爭之慘烈。為了鎮壓反抗集體化的富農，政府調派了上萬的軍隊，還動用了飛機大砲和坦克，最後才把幾百萬的反抗農民流放出去。

最初國外觀察家尚不知悉這種強力鎮壓的行動，只知道在集體化以後農民極不合作，鎮壓的經過，史達林對外界保密。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在他的回憶錄中略有透露，最近前蘇聯國家檔案解密後才詳情大白。據赫魯雪夫說，在集體化運動中有數百萬農民死亡，半數以上的牲畜被屠殺，農作物也減產半數以上，直到1940年才恢復1928年的太平。

蘇聯的經驗對於中共解放成功後的土改及合作化，都有深遠的影響。毛澤東出身農村，對於中國農村社會階級分化之潛力有深切的瞭解，後來又看到蘇聯新經濟政策培養出來的新富農是如何頑強抗拒集體化。毛澤東只看到階級分化的負面效果，認為是社會上的極大罪惡，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剷除它，而且有鑑於蘇聯的經驗，認為革命成功後一定要防止農村再度兩極分化，不容富農復辟。1938 年初，「鄉村建設派」的領導人物梁漱溟到延安訪問，曾與毛澤東發生一場爭辯。梁漱溟認為中國農村社會貧分化不鮮明不強烈，不需要發動革命，只需要在鄉村進行改良性的建設；毛澤東則認為中國農村存在著尖銳不可調和的階級分化與對立，非得以革命剷除之不可，立意堅決，終其生不變。

1952年大陸土改完成，中共中央決定立即在農村中進行合作化運動。毛澤東所持的理由是：對於農村這個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如果不搞社會主義，那資本主義勢必要泛濫起來。這個立即進行農業合作化的決策當時是得到黨中央高級領導人的一致支持，因為他們已經看到土改結束後農村中立即開始兩極分化現象，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後來到了1955年毛澤東與鄧子恢對於合作化問題的爭執，不是中國農村應不應該合作化，而是在於合作化運動的速度。鄧子恢主張漸進，必須符合自願參加的原則，毛澤東則認為這樣的速度太慢，無法立即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和個體經濟。毛澤東在1955年發表了他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文中批評鄧子恢「像一個小腳女人走路」，老是埋怨別人走的快。

毛澤東始終不瞭解農村分化的正面意義，堅信這是罪大惡極的社會現象，也全力推行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化。1955年在毛澤東的大力推動下，合作化運動飛躍加速，由初級社組織進入高級社階段，不出兩年，又將農村全面改組成公社。凡是提議分田到戶政策的人，都被他視為眼中釘，必除之而後快。譬如多年來深受毛澤東信任倚重的機要秘書田家英，在1965年奉毛之命至湖南農村進行調查，聽到農民普遍要求包產到戶的聲音，他調查回京後便將此一事實向毛澤東匯報。田家英立即受到毛澤東的冷遇，奉命將秘書工作移交給陳伯達，不久又突然奉命即日搬出中南海。田家英不得已而自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公然主張要尊重客觀事實，接受農民意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包產到戶的政策，種下了毛的殺機。劉少奇終於在文革中慘遭整死。

從1953年開始，中國農業始終陷於困境中，只是程度各年不同。每遭逢最嚴重的危機，農民為了求生存，總會有人倡議包產到戶，個體單幹。但每次都為毛澤東嚴詞拒絕。直到1979年，也就是毛澤東死後三年，大陸農村才能真正全面公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就是包產到戶的辦法。到此農民方發揮了他們的活力，產量大幅度上升。但是農村社會的所得分化也再度顯現。

中共領導人，至此才理解到農村社會之分化並不純然是應該咀咒的嚴重罪惡，它也有重大的正面效果。他們在觀念上也因此有了巨大轉變。經濟改革後農村的貧富差距不再被稱為是「階級分化」或「階級對立」，而改稱為「讓一些人先富起來」；農村中高所得戶也不再被列為該打倒的富農，而被稱為「萬元戶」，帶有幾分讚許及鼓勵的意味。

以上是利用歷史上的實證資料，說明農村土地產權之分配基本上是反映農戶生產力之差異，地權之轉移與變動基本上是土地市場交易的結果。地主之出現不是什麼人「封」的，也不是什麼人「建」的。地主之消失，富戶家道中落，也同樣是自然過程。這些都不能稱之為「制度」。對地主之評價，也不應該是全面否定的，地主（尤其是第一代的創業地主）是農村中善於經營，富有企業精神之農戶。中國大陸在1980年農村改革以後，出現的新富戶不再被視為階級敵人，而被稱為「萬元戶」，獎勵有加，是中共領導人在認識上的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