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茶，
聽某個工程師友人，
抱怨著他那些工地裡，
不可靠的工人們。

每一次為了工作組Team，
對他來說都是一場風險。
他說，他很怕在工作上，
遇到有些case by case不負責任的工人。
交辦的事做不好，
偷工減料灑湯漏水；
工作時態度不佳，
遲到早退，抽菸喝酒。
偏偏一旦分錢時，
卻又算極錙銖分毫計較，
一筆一筆可算得清清楚楚。
此舉，
讓我想起京戲《十三妹》戲詞兒裡，
何玉鳳略帶輕蔑地問那邊兒上的棒槌龍套們：

叫你們搬個石頭搬不動，
分錢分得動分不動？

且見一群酒囊飯袋，
毫不猶豫不顧羞恥地回答：
分得動……..

(老天爺，真要命!!!)

聽著友人描述著工地裡，
歷歷種種令他失望吐血的實況，
頓時之間，
某種相似性與重疊性，
像極了平日我在課室裡，
如不盯緊吃死那群養尊處優到，
有些懶散加上養成教育過程中，
極度欠缺思辨能力的大學生們，
深怕我自己稍有鬆散，
學生便偷雞摸魚得混且混。
教不嚴，師之惰，
正因為現在學生難教老師難為，
許多同業只把教育當作混碗飯吃，
忘了執教背後有著百年樹人的神聖使命，
搞得教學的標準愈來愈寬鬆，
師生交相賊的結果，
一旦這些未加嚴格控管的學生，
一屆一屆地進入職場，
且看整個職場生態職人素質的日漸退步，
原因不想自明，
這一切的問題癥結，
全都出在教育。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這些年一邊攻讀博士，
一邊透過教學實踐的過程中，
我，
是一個非常殺的老師。
本人控管學生的標準，
向來以業界優質職人水準做為判定，
平時出席、隨堂作業、期中期末考……
也就是說，
在養成訓練的過程中，
只要你有任何一個環節不OK影響到總平均成績，
很抱歉，
你就是得明年再回來重修。
一整個學期走下來，
平均每學期總是血流成河地當掉三分之二的學生。
然而，
慶幸的是，
那些刀下安全過關的孩子，
求學歷程其他課程的學習表現，
同樣也是優質的態度，
以至於當他們畢業出社會進入職場，
傳回來的，
多半也是優異的工作表現。
至於那些傳話回來的業界老闆主管們，
很多也多是我的前後期同業友人。

慢慢地，
透過日常生活種種微觀的細膩觀察，
我發現：
整個社會結構裡，
確實存在約莫70%不太OK的人，
這些不太OK的表現，
依人、依情況症狀輕重不一；
粗心、冒失、腦殘、邏輯錯亂……
每每傳道授業解惑之前，
總要花更多的氣力，
去調整學生們思辨的能力，
一種本在他們進大學之前理應養成，
怎奈台灣教育體制卻始終沒有給他們的那個部份。

思考，
關乎推理歸納、邏輯辨證的基礎，
很多再高深的邏輯概念，
若緣溪行至水源頭處，
多數皆與生活事物密切相關。

很多被我當的大學生回想課室裡的表現，
腦袋裡往往少了一至數塊拼圖。
受教者，
當你給他拼圖時，
他會試著去調整自己改變自己，
學習領受。
至於那些不受教者，
過程中莫不是出於懶散，
便是欠缺專注力，
缺乏理性，
格局短淺，
亦或早已落入某種惡性循環的思維慣性，
也許過度相信傳統，相信常識，相信自己，
堅持(多半是偏見式的)己見。

我不敢說我全是對的，
但至少若從”專家帶生手”的經驗與態度，
正因為專家比生手較能瞭解”自生至熟”的沿途歷程，
只是過程中，
我該如何透過精心設計的教學方法，
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並且建立有效的課室管理修業規矩，
這是教學工作中的心訣學問。

也就是說，
不論教編劇、導演、表演，
演講學、傳播理論、文化創意產業，
甚至研究方法、文化人類學、藝術社會學………

說穿了，
每一門課授課背後的後設核心，
在課程內容的設計與講解的歷程中，
都無法脫離教授學生如何思考的方法，
尤其像我這種生性天馬行空的藝術家，
如何從發散型思考的習慣，
漸漸經由訓練，
練就出系統思考的能力，
種種點滴，
可見思考的重要性。

是的，
不是人人天生會思考；
但是，
人人天生卻都有思考的能力。
只是這樣的能力，
它必須被開發、被訓練，
被當事人學著在生活中，
試著應用與實踐。
特別是如何練就帶有關懷反省的批判式思考，
藉由思考的歷程，
改善當下的現況，
試著讓自己的生活品質，
變得更美好些。

前些時日，
老王因為工作上的關係，
受了非理性員工的氣。
同樣的，
聽著老王在描述員工種種的表現，
讓我想起了那些在課堂上，
70%被我刷掉當掉的學生………

對，
若站在(我自以為)理性的堅持上，
不少執教同業會笑我太傻，
怪我太笨，
罵我太嚴，
甚至有些學校科層官僚會曉意大義地告訴你：
現在學生多難招、現在教職多難找……..
勸說之意，要我配合學校政策，
保住自己教學的飯碗，
無需跟體制大環境過不去。

我不知道我的堅持是不是一種正直？
如果是，
那麼正直的人格置放在社會情境脈絡裡，
是不是缺點？算不算是錯？

儘管社會環境不斷地改變，
社會價值與規則亦隨人隨事更弦易幟；
但我始終深信“教不嚴，師之惰”的道理。
無奈透過教學線上的第一線觀察，
清楚看到明明這群未來社會人士在出校門之前，
就有約莫70%輕重不一不OK的學生，
卻又為何在學校的把關上，
老師們的自由心證甚至婦人之仁，
可以輕易放過那些不OK的學生，
導致他們出了校門之後，
輕則讓職場同事帶來困擾，
重則或顯性或隱性地危害社會，
怪誰？

結構的問題很難改變，
特別是華人的教育體系裡，
始終向來並不重視養成教育過程中，
思辨的重要性。
以前，
我會跟著旁人起舞，
跟著罵現在的大學生多糟多糟。
後來，
在內省的過程中我才驚覺：
在社會的標籤與責任上，
我，
就是他們的老師；
無論他們過去多糟，
到了我手上，
在我所能觸及影響的範圍之內，
我有這樣的社會責任，
亦或把他們變好，
甚或不讓他們變得更糟。
讓這不OK的70%從我手上，
漸漸變得OK，
至少那些從我刀下過去的學生，
到了業界工作的時候，
做事不會偷工減料，
進退應對之間不忘時時思辨，
善用思考利己利人。
而不似工程師友人底下那堆不OK的散漫工人，
甚或老王公司那個腦袋不清楚的掉漆員工。

試想：
如果工程師友人底下的那群工人，
亦或老王身邊那個思路不清的員工，
當年若是被我教到的話，
今天的他們，
會不會(能不能)不那麼地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