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鈺簡歷：

1938年　　出身于江蘇省如皋縣

1959年　　台灣中央警官學校畢業

1972年　　紐約市立大學刑事科學系學士

1974年　　紐約大學生物化學碩士

1975年　　紐約大學生物化學博士

1975年　　紐海文大學刑事科學助理教授

1978年　　紐海文大學終身教授，并出任刑事科學系主任

1979年　　出任康乃狄克州警政廳刑事化驗室主任兼首席鑒識專家

1998年　　出任康乃狄克州警政廳廳長

　　　　　　　　　　　　　　　　 自序

過去數十年來，我曾撰述出版二十多本有關刑事科學的專業書籍。偵查的許多案件都在美國拍成電影和電視節目。美國出版商不斷邀請我出書，有一家大型出版社甚至提出一項出書方案，他們要請一位頗有名气的作家來替我撰寫，只要我挂名，就可以獲得壹佰万美言的酬勞，但是我拒絕了。許多參与辛普森一案的律師及專家證人都成了百万富翁，但我依然如故。朋友都替我惋惜，但是我堅持的原則是，刑事科學是不能被金錢收買的。

我自少喜愛寫作，當年在金門服役時就喜歡投稿給報社。后來到了馬來西亞，還在當地的華文報紙擔任過記者，編輯等職。從事刑事鑒識多年后，我自六千多宗重大刑案的偵查過程積累了甚多事務經驗，原本計划從康州警政廳刑事化驗室主任一職退休后，專心從事教育及研究工作，并將處理過的案件整理成書，作為自己在刑事科學界的一些心得，供世人參考。

不過這個退休計划卻因為我出任新職而延宕了，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康乃狄克州州長羅蘭正式任命我出任康州警政廳廳長。康州警政廳長一職下轄全州十三支警團隊，二十多個特別治安緝毒偵調机构，國民兵部隊，消防，偵查，防災單位等。每年預算上億美元，職責很重要。州長一直找我出任這一個職位，我都婉拒了。但是剛好今年(一九九八年)是州長改選年，羅蘭為強調他的治安理念，強力‘請求’我出任此職，我与州長的合作關系向來都很融洽，抗命不如從命，我就接受了他的任命。同時羅蘭州長也請求我繼續兼任刑事化驗室主任一職。

我是康州也是美國首位擔任州級公安机构主管的亞裔(包括華裔)人士。上任后，除了要應付三年前已排定的活動外，我還得處理許多行政方面的事務。 比以前更加忙碌。我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我們華日的形像，許多年輕一代的亞裔都以我為榜樣，我不能讓他們失望，更不能讓中國人丟臉。 盡管警政廳長一職很忙碌，但是我依然用心去做，全力以赴。

近年台灣經濟及科技發展迅速，社會結构不斷轉變，民主意識逐漸增強，法治觀念深植民心，刑事科學也愈顯重要。 基于維護人權的理念，刑事案件相關事實原委，需有強而有力的物證，才能達到摘奸發伏，毋枉毋縱之境，也才能讓警察取得社會的信賴和支持，讓國家的法律制度得到民眾的認同和維護。

在台灣民主法治的過渡時期，證据的調查，收集，采樣，分析以及鑒識，都要依賴刑事科學。 俗語說，“飲水思源”，我從中央警官學校畢業，并曾在台灣警界服務過，對台灣有一份特別的感情。 許多台灣的朋友都勸我將處理過的案件撰寫成書。 雖然我現在身兼數職，仍不時思冀有圖報之机會，便欣然答應台北時報出版公司之邀約，介紹我在美國處理刑事案件的一些經驗心得，期能拋磚引玉，共同推動台灣的刑事科學，以与台灣的民主進程工步前進。旦倘本書對台灣刑事科學及社會的民主法治觀念有所助益，則辛甚矣！

這本書的出版得到很多人的鼓勵及協助，首先要感謝鄧洪律師，他是位年輕有為的律師，也是我多年的好友。 他的一生与我的際遇有些相似，都是在艱困中奮斗崛起。同時要感謝我的好朋友，吳東明与譚鏡荷夫婦，顏世錫，盧毓鈞的鼓勵，以及警察學校的師長与同學。 我個人的一點成就，完全得歸功于警官學校的教育及師長与同學，尤其二十四期的五十二位同學，在校朝夕相處，同甘共苦，一同學習成長。 此外，許多在台灣警界任職的好朋友如梅可望，李興唐，丁原進，謝瑞智，陳弘毅，余玉堂，黃丁璨，王郡，王一飛，楊子敬，孟宜蓀，王安邦，王長修等等，以及其他許多同學，都在我的一生中占著主要的一頁。

目前在美國及世界各國警界的一些朋友，我也籍此机會謝謝他們的協助，尤其是曾与我共同在刑案現場或化驗室工作的朋友，沒有他們，我也不可能与讀者分享這些故事。

這本書中的一些照片是我的好友陸受安醫師拍攝的。他不僅醫術高超，對朋友的情誼也特別濃厚。 我也要感謝張珍珠与柯約瑟夫婦，庄順甲，程宗熙，劉靜与楊思胜夫婦，陳君儀夫婦，鐘嘉謀夫婦，蘇文澈夫婦，趙哲明夫婦，賴君側夫婦，方中民，蕭開平，劉平衡夫婦等號朋友。

當然，我也要感謝母親李王岸佛和我的兄弟姊妹，李昌銓，李政宣，李昌鋼，李昌云，李昌龍，李小楓，李昌婉，李昌霞，李昌萍，李昌鑫，李昌如和李昌芷。 我們同胞手足艱苦与共，共同成長，他們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而我的太太宋妙娟三十七年來的全力支持，讓我毫無后顧之憂；孩子李孝美和李孝約，他們也都能体諒我不能常常陪伴他們的遺憾。

最后，要謝謝時報出版社公司以及我的學生翁景惠和程曉桂，因為他們的協助与努力，這本書才能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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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失蹤的小女孩

　　“中國出生，台灣長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灣擔任警官。后來赴美深造，隨即于紐海文大學擔任刑事科學。數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將擔任檢方證人向大陪審團提供該案的重要證据…這將是本州首宗科學破案的重大凶殺案。”

第1節　不眠之夜

　　一九七九年仲夏，美國康乃狄克州一個名叫伯靈敦的宁靜小城徹夜未眠，全鎮大批居民摸黑出動，拿著手電筒分道四處尋找一個名叫喬安娜的十二歲女孩，一名天真活潑的中學生。喬安娜參加夏令營的游泳活動，和其他參加活動的學生一樣，在下午兩點散營后就各自回家。在開營的頭几天，喬安娜天天騎著腳踏車准時回家，但是當天下午，她的母親在三點鐘后仍沒有看到喬安娜的蹤影。
　　喬安娜的母親猜想喬安娜是在散營后到同學家逗留了一會儿，就沒有將她的晚歸放在心上，覺得她會在四點鐘前回家或打電話回家，但是過了下午四點鐘，喬安娜仍毫無蹤影，也沒有打電話回家。她媽媽急急忙忙打電話給喬安娜的同學，這些同學都說喬安娜散營后沒有去他們家，以往和喬安娜一起回家的同學也說喬安娜下午兩點散營后就离開夏令營，獨自騎車回家。
　　喬安娜的父母在傍晚找到了夏令營的主辦人員。他們也證實散營后喬安娜單獨一人騎著腳踏車回家了。
　　喬安娜与家人的關系恨融洽，平日与父母親很親密，也很听父母的話，在親友的眼中，是個乖女孩。她的老師也說她平時与同學和睦相處，人緣很好，不是叛逆型的孩子。
　　自從參加夏令營后，同學都說她十分開心，根本不可能私自离家出走。
　　伯靈頓的居民大多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家庭，從來沒有發生過孩童失蹤的案件，听到喬安娜沒有回家的消息后，警察馬上組成一支二百多人的搜索隊，開始延著喬安娜到夏令營必經的山林小道及附近地區搜索。
　　“喬安娜！喬安娜！”的叫聲此起彼落，只听到山谷傳回“喬安娜！喬安娜！”的回音，天亮了，搜索仍沒有任何結果，沒有人見到喬安娜的蹤影，警方也沒有接到任何線索。
　　警察局發現事態嚴重，第二天便組織規模更大的搜索行動，喬安娜的父母赶緊經喬安娜的照片印成傳單，在鎮上四處散發，看到人就拿著傳單問“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女孩？”平時喬安娜會和附近小孩拿著糖果挨家挨戶地推銷，替學校籌集經費，許多居民對喬安娜有很好的印象，因而更多人主動加入了搜索隊伍。
　　喬安娜失蹤的第二天，分頭尋找的三支搜索隊仍找不到任何線索。就在太陽快要下山時，在山區地帶搜索的一名隊員在离夏令營不遠的樹叢深處，發現一個土坑里裸露出一點白色的東西。大家赶緊跑過查看，原來是一雙白色的球鞋，再掃開滿地的樹葉，發現了一具女孩尸体，已經被燒得面目全非，根本無法看清其面容。
　　搜索隊連忙將喬安娜的父母找來辨識，雖然尸体已被燒得五官全毀，但是從尸体的体形及衣著上，他們認出這具尸体很可能就是他們那原本天真可愛的嬌嬌女。喬安娜的母親看到自己女儿慘不忍睹的被害情景，突然間暈倒在地。
　　伯靈頓的警察局和其他小鎮的警察局一樣，主要是處理一些小型案件或交通事故，當地發生命案時，往往是由州警政廳來負責協助處理。州警政廳的刑警一得知伯靈頓發生命案，馬上通知我們刑事鑒識化驗室人員到現場協助偵查。

第2節　現場勘查

　　當時我剛接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一職不久，為方便上班，便在附近一個叫橙市的地方買了一戶有游泳池的房子，好讓兩個小孩有活動的地方。
　　我從來沒用住過有游泳池的房子，便向朋友們請教如何清理。趁著周末便著手清理游泳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清理乾淨。放入清水后，整個游泳池碧藍透底。
　　我欣賞著自己忙了大半天的成果，順便將椅子搬到游泳池邊，准備全軍一邊游泳一邊慶祝，大女儿端來了一壺中國香片，太太准備了一大盤精美的點心。
　　看著孩子們開心的笑容，我說：“你們真辛福，我和你媽媽從來都沒有住過這樣舒适的房子，更不用說有游泳池了。”
　　女儿正嚷著要爸爸媽媽講小事候的故事給她們听時，電話響了起來。我接起電話一听，原來是州警政廳打來的求援電話，說伯靈頓警方發現一具焦尸，請我馬上前往現場偵查。
　　打電話來的刑警告訴我詳細的路線方向，叫我沿著八號高速公路向北走，從三十八號出口處下交流道，往左會看到一家加油站，繼續往西越過一些山坡就會看到一片樹林，尸体就在樹叢內，他們會在樹林外等我。
　　我連忙將茶杯放下，抓起義塊點心往嘴里一塞，就急急忙忙地赶著出門，好在天黑前赶到現場。
　　開了四十多分鐘的車，終于看到一大片樹林。但是樹林旁并沒有警車活刑警等候。我判斷警察可能忙于維護現場而沒有派人來接應。便下車到樹林里尋找他們。
　　天色漸漸暗下來，走進茂密的樹林時，光線變得更暗，四周沉靜死寂，不見人影。我向密密麻麻的樹叢喊到“哈羅，有沒有人在這里？”，樹林里死气沉沉地沒有任何聲響，我連叫几聲，都沒有任何回音。
　　我赶緊回到車內，車上的警用無線電政在呼叫著，“007，收到沒有？007，你在哪里？”
　　我沒有理會這些呼叫，直接向聯絡員查問：“我是李博士，你們要我到伯靈頓的樹林調查一宗焚尸案，說好會在樹林旁等候我，我現在就在樹林處，但沒有見到你們的蹤影，現場究竟在哪里？”
　　對方高興地說：“007，我們終于聯絡上你了，我們還擔心你出事了呢”什么？我就是007？我想起來了，在出任化驗室主任時，警政廳曾給我一個大號“2056”，我并沒用記在心里，再加上警察局聯絡員說話很快，在他們呼叫2056時，我常常以為他們在呼叫其他執勤警員而未加理會，后來我協助偵破了几宗大案后，他們怕呼叫不到我，便開玩笑地說要叫我007，以便記憶。
　　對方回答說：“我們現在正在樹林中，也派了人在林邊道上等你，怎么可能找不到我們呢”我回答：“我也在樹林里。”
　　“你是在哪個樹林？”
　　“就是你們所說的三十八號出口左轉不遠處的樹林。”
　　“糟糕，我們說錯了，不是三十八號出口，而是三十九號出口，你現在不要离開，我們馬上派人過去帶領你到現場。”
　　五分鐘后，果然有益輛閃著警燈的警車前來引導，我跟隨著警車穿過密密的從林，終于到達了現場。
　　當我到達現場時，天已黑了，但是仍有一群記者和好奇的民眾在旁觀看，兩位刑警及多位當地警察局的警察正在四處走動。我心里想，糟糕，現場可能又被破坏了。
　　一般來說，命案的偵破工作主要是由刑警來負責，一般警員從事巡邏工作。必須執勤多年，對刑事案件的處理有一定經驗后才能升任刑警。刑警受理案件后，要負責案件的偵查，證人及證据的收集，以及最后的出庭作證。而鑒識人員則負責現場物證的收集，化驗及鑒識，提供新線索，導正偵查方向，确認嫌犯身份及證明其犯罪，因此要成功地偵破一宗案件，需要兩者的密切配合。
　　當我上前向承辦本案件的兩位白人刑警打招呼以了解案情時，其中一位名叫怀特的刑警拿杯咖啡，大搖大擺地上前跟我說：“可能是連環摧花殺手干的，我們已經知道是誰干的，上級只是請你來看看而已。”
　　我笑一笑表示：“不用擔心，再說吧”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尸体的旁邊，地上已有很多不同的腳印，尸体的頭部及衣服都被動過。我十分气惱，責問當地的警員及警長為何沒有先封鎖現場。從來沒有處理過刑事案件現場的兩名年輕巡警支支吾吾地無以對答。
　　封鎖現場，是偵破案件最重要的一環。在保留完整的現場上，刑事鑒識人員才能收集到犯案者的指紋，腳印，毛發等。這些印痕及物證可能無法用肉眼看到，但是可以用一些化學藥品，激光或儀器將潛藏的痕跡顯現并摘取下來。在戶外的現場中，還可以從鞋印的深度及方向判斷犯案者的体重及來去路線。
　　刑事現場處理最重要的步驟就是要保全現場。第一位到現場的警員必須完全封鎖現場，不讓任何人進入，以免現場的證据被污染活遭破坏。刑警或刑事鑒識人員，在進入現場前也必須對現場有大致通盤的了解，才能有系統地收集物證。
　　一般來說，天然的日光是勘查現場的最佳光線。鑒識人員往往必須与時間賽跑，至于夜間是否要在戶外的現場進行勘查就視情況而定。尤其是天气的變化可能使許多有用的證据消失，例如，露水，植物成長，動物活動等都會埋沒物證或跡證(痕跡證据)。
　　例如，草面上的沾血污跡很快就會改變顏色而難以發現。一陣小雨可能將一些血跡污斑完全沖走其它一些生物跡證如頭發，精液斑，尿液斑，糞便，鼻屎，皮膚組織和腦漿等等，也可能因為乾燥或被水沖走而消失。在昆虫活動的季節，這些證据亦有可能被吃掉。
　　由于現場維護不良，再加上微物證据保存不易，我決定爭取時間，徹夜勘查。我蹲下來仔細在雜草從生的地面上勘查尸体時，發現雖然尸体焦黑，手腳卻可以看出綁住的痕跡，身上的游泳衣被脫下罩住臉部，胸部裸露，泳衣及臉部均被燒毀，下体和雙手也被燒焦。
　　人体是不可能自己燃燒的。傳統的犯罪偵查學認為，燃燒必需具備助燃物，氧气，和熱能。八十年代的“四要素”學說則認為燃燒不能或缺助燃物，氧气，熱能和分子連鎖反應。但是我一直主張偵查焚尸案必須采用“五要素”學說，除“四要素”學說的四個因素外，燃燒的條件還包括了引燃物。
　　一般現場中，氧气，熱能和分子連鎖反應是無形的，因而偵查這樣的現場只能集中搜查兩件東西，一是助燃物，二是引燃物。
　　我們在尸体下面收集了一些土壤及殘余物，鑒識結果證明助燃物是無鉛汽油。一般室內縱火原因有電線走火，電爐過熱等二十多种，但在樹林等戶外地區縱火引燃物90%都是打火机或火柴，鮮有例外。
　　警察和義警分頭到山林里搜索，我和兩個刑警繼續在尸体旁收集證据。其他刑警站在一旁看著我們彎者腰，手里持著高亮度的電筒，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地搜索。我蹲在燒焦的草叢旁搜索時，發現草叢中有一支仍未燒完的火柴棒，我便用鑷子小心翼翼地拾起，放入微物跡證的盒子里，帶回化驗室化驗。
　　我想，既然火是用火柴點燃的，必然會有火柴盒，于是我叫刑警們在四周搜索，尋找火柴盒之類的可疑物證。果然，我們在距离尸体十五公尺處找到了一個用紙板折疊起來的火柴盒。但是火柴盒已被燒過用肉眼很難看出上面的字樣。
　　我壓低身子聞了聞燒焦草叢的气味，再用現場檢測劑測試了一下焦灰結果很像無鉛的汽油。
　　站在一旁看著我一聲不響地在草叢里翻弄的還特，走到我面前問道：“是用什么助燃物來燒的？”
　　我回答說：“可能是汽油，一种無鉛汽油。”
　　怀特听到我的回答，走過來接著問道：“你真能确定是無鉛汽油嗎？能不能告訴我是哪一個牌子的汽油？”
　　我回答說：“現在仍很難判定是哪個牌子的汽油，但是我可以肯定助燃物是汽油。”
　　雖然死者已被燒得面目全非，但我們還是可以從喬安娜的牙齒，指紋記錄，很快就确定死者的确是她。一般來說，刑事鑒識學有十六种辨認身份的方法，如指紋，牙齒，容顏顱骨等。如果這些證据被摧毀，确定死者的身份會相當困難。嫌犯將下体燒掉，很可能是一宗奸殺案，凶手試圖將精液證据燒毀。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使人身辨別更加容易了。即使人体的重要部位被燒毀，但是我們仍然有辦法取得指紋，例如手掌外表皮被燒毀，但是仍可從第二層表皮看到指紋，可以用頭顱骨透過電腦重建原貌。
　　從喬安娜臉上留下的燒焦物來看，凶手在強暴她時是將泳衣拉起，罩住她的眼睛，不讓喬安娜看到他的臉。是我就跟怀特說：“這名強奸殺人犯很可能認識喬安娜，可能是她的同學，朋友或鄰居。”
　　怀特不以為然地反問：“博士，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根据罪犯心理剖繪的經驗解釋說：“如果你去強暴你認識的人，你愿意面對這位你熟悉的人嗎？”
　　他自討沒趣地搖了搖頭。
　　我接著說：“強奸犯在強奸時不愿意面對被害者，為了滅口，他便下了毒手。”
　　我發現死者的雙手和雙腳都是被鞋帶綁住，便將燒焦的鞋帶帶回化驗室作進一步的檢驗。
　　死者被刺了十二刀，從傷勢及傷口的長寬來研判，凶器是小型，可放入口袋內的單刃小刀。
　　經過大半夜的現場勘查，收集到不少物證，刑警便叫人來准備將尸体移走，但是我表示仍未結束，仍要從死者的下体收集精液證据。
　　他們都不相信，因為下体已被燒焦，一般都會以為所有精液證据都已被燒毀。不過，我跟他們說刑事鑒識人員不能滿足于“想當然而”，而因實際檢驗。果然我用棉棒從死者燒焦的下体收集到一些液体。
　　我用放大鏡在靠近下体的地面上尋找，發現了几根毛發，很可能是陰毛，我也將這几根毛發放入證据袋內。

第3節　科學化驗提供線索

　　回到化驗室，雖然設備有限，但是我利用顯微鏡及一些化學方法，開始進行檢驗分析。
　　在燒焦的火柴盒上有一些英文字母，經過一番辨認，原來是一家總部設在哈特福市的机械公司，我馬上打電話叫刑警沿線查訪。
　　毛發分析時，我發現這些毛發是男性白人的陰毛，很可能是嫌犯在強奸被害者時摩擦脫落的。
　　至于綁住死者的鞋帶方面，我發現那是靴子的鞋帶。靴子的鞋帶通常有不同的標准長度，如二十六寸或三十二寸等，但是本案的鞋帶卻有四十七寸半長，相當奇怪。我推想嫌犯家里也許有一捆鞋帶，然后自己剪下來使用。另外，在鞋帶上我們還發現了紅色油漆，這种油漆是家庭住宅所使用的單層油漆，經過漆片化驗，油漆很新，因此我們推判凶犯在案發前不久曾做過油漆工作。
　　我曾告訴兩位刑警燒毀喬安娜尸体的助燃物是無鉛汽油，他們希望能找出汽油的品牌，再向出售該牌子的加油站探查線索，于是派遣大批人力，到市內各加油站收集汽油，送到化驗室叫我對比，但是現在加油站的汽油來源不一，煉油厂眾多，不可能對比出汽油的品牌。
　　他們并不理會我的解釋，并背對著我說：“我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位比你厲害的科學家，一定能將汽油來源對比出來。”科學并非万能，但是他們并不信服我著位東方臉孔的化驗室主任。在他們請聯邦調查局的化驗室出馬几個星期后，化驗結果為該助燃燒物是類似汽油的物質，無法研判汽油的品牌。這兩位老美刑警仍不服气，再到聯邦槍支煙草管理署的化驗室化驗，四個星期后，結論仍是助燃物可能是汽油。他們還不死心，最后求助于美國海防隊的化驗室，因為海防隊經常處理海上漏油及海上事故，為當時全美規模最大的油類化驗室，該化驗室的七位科學院化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只得到“助燃物可能是汽油”的結論。而我的化驗結果比這些化驗室還精細，我說這是一种無鉛的汽油。自從這些測驗結果与我最初的判斷殊途同歸后，這些老美刑警對我這位黃皮膚的中國人開始口服心服。
　　從死者陰部取到的液体中，我們找到了精子。化驗分析后發現疑犯血型為B型。當時血液酵母分析已經引進到刑事鑒識界，這种方法是更進一步分析血液中的遺傳因子，俾能更准确地鎖定嫌犯。當時血液酵素分析的儀器并不普遍，即使在刑事鑒識界酵素分析儀還是由英國蘇格蘭場(倫敦經常廳的俗稱)發明的。而稍早時蘇格蘭出的生物化學化驗室主任卡拉費是我的朋友，曾經帶了一套儀器送給，我所以我們很早就可以對殘留精液進行酵素分析，結果發現其型PGM為2-1型。
　　几個月前，距离伯靈頓八十多英里遠的一個小鎮曾連續發生小女孩遭強暴殺害的案件，凶手至今逍遙法外。因此有人怀疑本案与該名凶手有關，“連環摧花殺手”的疑云籠罩著整個伯靈頓鎮，人心惶惶，許多家長因而不再讓小孩參加夏令營。
　　精液對比之后，我馬上通知怀特，告訴他喬安娜為獨立案件，因為現場采集的精液与連環催花案受害女孩身上的不同，不可能是同一位疑犯所為。
　　原來就認定此案為“連環催花殺手”所為的怀特當然有騎虎難下之勢，但是，我逐條向他說明各种血液分析的科學證据后，再加上其他聯邦化驗室相繼認同我在助燃物上的判斷，怀特開始相信我，暫時排除了原先的假定，改以科學證据獲取到的線索來進行偵查。

第4節　峰回路轉

　　在美國早期的刑事偵查中，證据的取得主要靠目擊者的訪談和嫌犯自白。美國早期的社會并不太复雜，尤其在鄉下地區，大家彼此都認識，很多老人都坐在門前的搖椅上看著過往的人群，通常在案件發生時都有很多人證。市但是隨著工商業社會越來越复雜，大部分家庭夫妻都忙于工作，目擊證人比較少了。另外由于美國的司法体制日益复雜，有人在法庭上等了三天都沒被排到出庭作證，許多民眾都不愿意承擔經濟上的損失而回避作證，逐漸出現“視而不見，听而不聞”的現象。
　　在七十年代初期，聯邦最高法院對“檢方對米蘭達(Peoplev.Miranda)”一案的判決，使刑事案件的傳統偵查方法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居住在亞利桑那州的米蘭達因涉嫌綁架及強奸而被警方逮捕，警員并沒有告知他有任何憲法上的權利就開始偵訊，在兩個多小時的偵訊中，米蘭達終于認罪，法院及陪審團即判他有罪。但是最高法院裁定檢方不能在法庭上使用其自白，因為警方沒有事先告知米蘭達他具有的基本人權，例如有權保持沉默，有權要求訊問時有律師在場，如無力聘請律師時，政府將為他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務。此案例后，許多疑犯都知道憲法的保障而不愿向刑警提供任何線索，在疑犯獲得律師代表后，刑警從疑犯口中獲取到有用線索的机會變得更少。
　　在人證減少，自白及偵訊受限的情況下，傳統的偵查方法更不上時代的需要。在這种青黃不接的情況下，許多大案都無法偵破，而這些大案不破往往會影響民心，進而動搖到整個城市的治安形象。
　　我就行凶的手法及證据向專案小組提供一些偵查方向：從凶手將泳衣拉起罩住臉部，可以判定嫌犯很可能与喬安娜認識；從用汽油焚尸的手法來看，嫌犯知道如何燒毀證据，因而智力不低；從陰毛的分析中可判定嫌犯是一位男性白人；從鞋帶的微物分析來看，嫌犯家里可能仍有大捆鞋帶，并且很可能最近從事過油漆工作；再從火柴盒追查，我們估計可以從火柴盒上的公司查出火柴盒的主人。
　　更重要的是到現在為止，仍沒有找到殺人的凶器。我建議刑警繼續地毯式搜索以尋獲凶器。皇天不負有心人，果然經過兩個星期的搜索，刑警在樹叢中找到一把日本生產的單刃小刀，刀刃上仍有一些血痕。
　　小刀上的血跡吻合喬安娜的血型，刀刃的切痕也与喬安娜身上的到痕一樣，因而可以判定此刀即為殺害喬安娜的凶器。我再將刀柄用藥品顯相，果然出現几只指紋。這些指紋成為破案的關鍵。以指紋鑒別身份最早始于我國的唐代，當時所有重要的文件如契約等都以指紋作為簽字或簽名畫押的證据。后來經法醫界證實每人的指紋都不一樣，世界上沒有任何兩人有相同的指紋，掌紋，或腳紋，在十九世紀末指紋開始應用在刑事鑒識上。
　　當嫌犯作案時，除非帶上手套，很難不在現場留下指紋。嫌犯用手拿住東西，或抓住物品，都會留下指紋。指紋的產生是因為手掌接触物品留下油脂或汗液所致。當手指接触過塵埃，血液或墨水，再模到一些物品時，都會留下轉移性指紋。
　　指紋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明顯紋，就是目視即可見的紋路。如手沾油漆，血液，墨水等物品轉印而成，通常都是印在指紋卡上成為基本資料。
　　第二類是成型穩紋，這是指在柔軟物質，如手接触壓印在蜡燭，黏土上發現的指紋。
　　第三類是潛伏指紋，這類指紋是經身体自然分泌物如汗液，轉移形成的指紋紋路，目視不易發現，是案發現場中最常見的指紋。潛伏指紋往往是手指先接触到油脂，汗液或塵埃后，再接触到乾淨的表面而留下，雖然肉眼無法看到這類指紋，但是經過特別的方法及使用一些特別的化學試劑加以處理，即能顯現出這類潛伏的指紋。
　　鑒識人員最常接触到達指紋是潛伏紋。如果指紋是留在金屬，塑膠，玻璃，瓷磚等非吸水性的表面，檢驗方法就比較容易。通常可以用粉末法，選擇顏色對比大的粉末，撒在物品表面提取出完整的指紋；另一方法是磁粉法，以微細的鐵粉顆粒，用磁鐵作為刷子，來回刷掃，顯現指紋。
　　如果指紋留在紙張，卡片，皮革，木頭等吸水性的表面，必須經過化學處理才能在化驗室顯形。常用的化學法有：碘熏法---使用碘晶体加熱產生蒸汽，它与指紋殘留物產生反應后，便會出現黃棕色的指紋，必須立即拍照或用化學方法固定。
　　宁海得林(Ninhydrin)法---將試劑噴在檢体上，与身体分泌物的氨基酸產生反應后會呈現出紫色的指紋。
　　硝酸銀法---硝酸銀溶液与潛伏指紋中的氯化鈉產生反應后在陽光下會產生黑色的指紋。
　　熒光試劑法---熒光氨与鄰苯二醛几乎馬上与指紋殘留物的蛋白質或氨基酸作用，產生高熒光性指紋，此試劑可以用在彩色物品的表面。
　　采集證据還可以使用其它的方法，如三秒膠法即利用氰丙烯酸酯的气体与水和氨基酸分子反應而產生指紋。
　　如果采取人体皮膚上的指紋，可以使用碘熏---銀板轉印法：經過碘處理過的指紋，在接触到銀板時會顯現出黑色的指紋；或可以先用三秒膠法進行處理，再用雷射或多波段光源偵檢。
　　此外，近年來也有一些新進的指紋采取技術，這些新方法逐漸得到法庭的認可。如氬离子雷射法，利用适當的光學設計，將一些指紋殘留物的成份呈現熒光而拍攝下來，又如使用熒光粉末或染料，可以加強雷射效果；X光法。在指紋上撒上鉛粉以X光照射后，會產生明顯的指紋，此法可用于皮膚上；真空鍍膜法，在真空槽內利用高壓電生成細微金屬蒸气，附著于指紋紋路上，在紙張，紡織品及塑膠上均可使用此技術；多波段光源法，使用不同的濾色鏡來改變照在潛伏指紋上的光線波長，可以加強指紋反差，或使背景變暗以凸現指紋。
　　采取到指紋只是第一步，接著要對指紋進行分析及對比。指紋的基本紋型可分成三大類，其中第一類是箕形類，其指紋紋路形成像簸箕狀紋路，又分為反箕形紋及正箕形紋；第二類是弧形類，其紋線從一端流向另一端，且中央拱起，又分成弧形及帳形紋兩种；第三類是斗形類，至少有兩個三角形外端，中間為回形紋線，又分為斗形紋，囊形紋，雙箕形紋及雜形紋等四种，斗形紋約占全部指紋的29%。
　　在一九七二年，聯邦調查局的指紋中心開始以電腦進行指紋鑒識，到了一九八○年，指紋中心開始將聯邦及州政府執法部門的指紋卡全部輸入了電腦，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指紋資料庫。執法部門除了收集曾被警察逮捕的嫌犯或在監服役的犯人的指紋外，民眾凡事申請政府或軍警工作，或是申請美觀公民都要打印指紋。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聯邦調查局開始向各層級的執法部門提供全美電腦連線指紋比對服務，所需的時間從過去的一周縮短到一天，目前美國許多執法單位都設有自動指紋辯識系統。

第5節　抽絲剝茧

　　刑警先從火柴盒下手，到哈特福市的一家電器公司查問火柴的來源。火柴盒僅是宣傳贈送之用，贈送對象主要是与公司有生意來往的營建商或建材商，而在伯靈頓地區只送了兩家客戶。
　　刑警回到伯靈頓查訪這兩家公司時，發現其中一家姓紐浩斯的商家住在离喬安娜家不遠的地方，其長子羅納与喬安娜上同一學校，很可能兩人認識。
　　不久，刑警按照我的指示挨家挨戶尋找新油漆過的門窗時，發現一家住宅的車庫門好像是不久前才用紅色油漆刷過一樣，便上前向屋主打听。屋主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先生，深居淺出几個月前他雇了一名叫羅納的中學生將車庫門上了一層紅色油漆，這個十六歲左右的小伙子就住在斜對面，而斜對面就是紐浩斯家。
　　所有線索都指羅納，但不論要逮捕羅納或搜查羅納的家仍需要更多的證据。根据刑事訴訟法如果并非緊急情況，警察要搜查民宅或入屋逮捕嫌犯，必須先向法官申請搜索令或拘票。申請時警察必須附申請書，具有充分理由認為民宅內有涉案證据或被逮捕對象可能涉案。
　　不過，警察仍未掌握充分的證据，為此，警察決定以新發現的單刃小刀來試探羅納，他們便主動到紐浩斯家去。布朗和怀特發現住宅的車道上停著一輛轎車，知道有人可能在家，就上前敲門。許久，仍沒有人應門。又過了几分鐘，才看到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婦女掀開窗帘的一角打開一條細細的門縫，瞧瞧外面敲門的人。
　　“我們是警察，想打听一些事情。”布朗說道。
　　“有什么事？”那女子緊張地問道。
　　刑警不想打草惊蛇，便說：“例行性訪談。”
　　她打開了門，警察問道：“你是羅納的母親吧，羅納在家嗎？”
　　這名婦女變得更緊張，急忙反問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羅納究竟闖下什么禍？”
　　“沒什么事，只不過我們想問他有關一把刀子的事。”布朗答道。
　　“他不在家。”她回答說。
　　布朗順手將小刀的照片拿到她面前，問道：“你有沒有看到這把小刀？”
　　她拿著照片端詳了一番，想了一下，搖著頭支支吾吾地連聲說道“沒用，沒有。”
　　刑警抱著試探的心理再問道：“你能讓我進屋內看一看嗎？”
　　她馬上警覺起來，問道：“你們想找什么？我已經更你們說過我沒有看過這把小刀，除非你們有搜索票，否則你們別想踏入我的家門。”
　　羅納母親守口如瓶，又難以進屋搜查，但是她异常的舉動反而坐實了刑警的怀疑。
　　就在轉身离開之際，沒想到在門外遇上了興沖沖跑回家的羅納的弟弟約尼。他們便拿著照片問他：“小伙子，你看過這把刀嗎？”
　　他掠過一眼，馬上回答說：“這不是我大哥的小刀嗎？這是我老爸送給他的圣誕禮物，他將這把小刀當成寶貝，從不讓別人碰的。”
　　怀特馬上接著問道：“你知道這把小刀現在在哪哩嗎？”
　　約尼答道：“他說他前几天不小心丟了這把刀這怎么可能呢嘛，自從我爸爸在圣誕節將這把刀送給他他就隨身帶著總是小心翼翼地保管這把刀我才不相信他會搞丟這把刀…”
　　“約尼，不要亂講話，赶緊進來！”羅納的母親站在門前大聲喝住約尼，約尼只好揮手跑開。
　　警察決定等羅納回來問個清楚。不久羅納就回到家，當他看到屋外有警察時，馬上緊張起來，但是故作鎮定，不慌不忙地回答刑警的詢查，當刑警問及他小刀的去處時，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說，他放在樓上。
　　刑警叫他上樓去找時，羅納化了半個多小時才下樓，告訴刑警他找不到小刀，可能不小心搞丟了。
　　縱使凶刀是屬于羅納的，并不能就此肯定羅納就是殺人凶手，因為也有可能是別人拾到后拿去行凶，因而刑警想證實羅納不小心搞丟了小刀的說法是否屬實。
　　當布朗問他是否愿意到警察局去一趟把事情解釋清楚，他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說道：“去就去嘛！”
　　到了警察局，他承認曾在案發當天參加夏令營的活動，但堅決否認和喬安娜曾有過單獨的接触。他堅稱解散后自己一個人到山上散步，由于迷路，到很晚才回到家，但是羅納的家就在山腳下，他經常在山上活動，迷路的說法很牽強，偵探的疑心更大問他是否愿意接收策謊。
　　測謊的結果雖然不能在法院審理時作為呈堂證据，但是，警方依舊使用測謊來對嫌犯心戰。
　　羅納同意接受測謊。測謊人員將儀器准備好，正要開始問話時，羅納的父母和一名律師急忙赶到。當他們看到羅納手上和頭上都被黏上測謊儀器的電線時，律師要警察出示拘票，否則就停止任何訊問。
　　當時刑警是“請”羅納到警察局來，并沒有向法官申請拘票，因而無法強迫羅納接受任何訊問，警察只好放羅納回家，眼睜睜地看著他大搖大擺地离開警察局。
　　美國的憲法提供諸多人身保護，雖然給警察辦案帶來很多的困扰和不便，但是并不意味著警察就束手無策。我們判定只要我們能拿到羅納的血液和指紋樣本，就可以确定在喬安娜身上發現的精液，毛發及小刀刀柄的指紋是否吻合，只要物證相符，羅納就一定是作案的凶手。
　　我們馬上向法院申請傳票，指出羅納涉案重大，請法官同意我們提取羅納的血液樣本和指紋樣本。
　　法官同意了我們的要求。但是沒想到紐浩斯家突然搬到了紐約，不過，警方只化了几天就找到了羅納，并取得所需的檢体。
　　鑒識結果顯示，羅納的血型為B型，PMG酵素分布為2--1型，和死者身上發現的血型分析相符。同時，羅納的指紋与小刀刀柄上的指紋相符，毛發特征也相同。
　　根据這些證据，刑警逮捕了羅納。同時，警方還在他家里找到了一捆鞋帶，和一個仍留有少許汽油的油罐，經過化驗，也和案發現場的證物相符。
　　找出嫌犯，在美國刑事制度下只算是破案破了一半，另一半是要在法庭上提出足夠的證据及證詞，讓陪審員無從怀疑被告的罪證。要讓陪審員相信檢方的證詞，還必須在法庭上用證据來證實被告的殺人動机，殺人手法及殺人机會。
　　檢察官綜合了各項證据，提出以下假設：當天喬安娜在夏令營解散后獨自騎腳踏車回家，途中遇到相識的羅納，當時羅納正駕車跟在后面，他靠近喬安娜時問她是否愿意坐他的車去兜風，喬安娜答應了，便坐上羅納的車，殊不知半途中羅納產生歹念，將喬安娜帶到樹林，中把她綁起來，并強奸了她，怕她回家報案，便一不做二不休用刀殺死喬安娜，隨后有用汽油焚燒尸体。
　　但是這個假設需要喬安娜的腳踏車佐證。喬安娜不可能將腳踏車丟在路旁，因此腳踏車很可能放在汽車的后車廂內，我們打開車廂一看，并沒有發現任何腳踏車的蹤影，但是車廂內的一塊鋒利金屬板上留著急片油漆片，有紅，黃，黑這三种顏色。很可能是羅納般腳踏車時不小心撞到了金屬板而留下腳踏車上的油漆。但是我們找不到喬安娜的腳踏車進行比對。破案有時需要靠運气。我們正為未尋獲腳踏車證物而焦急時有一天，當地一個居民在六十多里外的野外跑步時，發現樹叢中有一輛腳踏車棄置在路旁，警察拿回來后，喬安娜的雙親任出這正是喬安娜出事當天所騎的腳踏車。經過比對，發現羅納后車廂內的油漆片与喬安娜的腳踏車的油漆相同。
　　在這些證据下，檢察官決定以成人的強奸殺人罪來起訴羅納。但是，由于本案并無任何目擊證人，全靠物證，檢方能否起訴仍無把握，便決定先由大陪審團審理。
　　美國聯邦的刑事案件，大多是經過大陪審團的預審，經過大陪審團不公開情況下審理認定證据充足后檢察才正式起訴。大陪審團由一般民眾組成，他們可以審閱任何證据，并可強制傳喚證人作證，而被告在大陪審團的審理程序中并無憲法保護。目前許多州已取消大陪審團預審的做法，而率由檢察官決定是否起訴或證据是否充足，但是在處理許多重要性案件時仍會先交由大陪審團預審。

第6節　檢方的專家證人

　　在出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前，我曾多次到法庭替公設辯護律師作證，不過喬安娜是我走馬上任以來首宗重大凶殺案。我們根据物證化驗結果逮捕了羅納，羅納卻堅稱自己無辜，羅納的父母也向報紙記者說，警方并沒有令人信服的人證或物證來逮捕羅納。康州法庭以前也沒有單憑化驗結果起訴嫌犯的前例，因而大陪審團開始傳喚證人時，馬上引起報紙和社會的關注。
　　在缺乏目擊證人的情況下，大陪審團是否接受檢方的起訴將完全依靠現場勘查檢查結果而定。出庭作證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將所有的證据鉅細靡遺地審閱一遍，覺得所有化驗方法及結果都符合科學根据，并且完全可靠。
　　作證當天我穿上筆挺的西裝，打上內人特地為我准備的領帶，提著裝滿案情資料的公事包，一大早就赶到了法庭。
　　庭警將我帶入一個安靜的房間等候傳喚房間很安靜，我順手桌上的一份地方報紙一看，頭版上赫然有益則新聞，標題為《李博士將在喬安娜焚尸案為檢方作證》，文章并不長，上面說，“中國出生，台灣長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灣擔任警官。后來赴美深造，隨即于紐海文大學擔任刑事科學。數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將擔任檢方證人向大陪審團提供該案的重要證据…這將是本州首宗科學破案的重大凶殺案。”
　　文章十分簡短，但卻將我帶到從大陸到台灣的成長歲月。我手握著這張報紙，腦海浮現出童年成長的漫長歲月……
　　***
　　我的祖籍在江蘇省如皋縣，世代在當地經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里相當富裕，頗受到當地鄉親的尊敬。父親李浩民繼承家業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于如皋地區，听人說大上海灘是一個商机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帶經營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貿易，生意非常興隆。
　　父親很疼愛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計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親和母親李王岸佛原已生了時個子女，一九三八年我呱呱落地時已是第十一個。很多人都擔心孩子過多家計負擔過重，不過雙親都覺得他們已經習慣帶大了這么多個孩子，再多一個也不會太累。
　　等到我一歲多時，我們便舉家從如皋小鎮遷到當時被稱為“花花世界”的上海。雖然上海的大都會環境對我們來自小城鎮的外來人很陌生，但是我們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說有笑，日子過得很愉快。父親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們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親忙不過來，還請了佣人幫忙。許多同鄉親友到上海投靠我父親，我父親待人很友善，熱心助人，讓他們和我們住在一起，因而進進出出的親朋好友為數眾多。
　　父親在我們遷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過他總會抽空教我們識字，他的管教非常嚴格，有時我念錯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學習時都不敢有半點馬虎，在他回家考我時，我都設法背得滾瓜爛熟。
　　在上海的日子過得很快眨眼就過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七年父親擔心戰亂會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長便安排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姊妹前往台灣，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灣經營農場，三哥李昌鋼也隨后在台灣找到一份工程師的工作，他們把我們兄弟姊妹安頓得很好，許多親友也到台灣投靠我們。父親定期從上海帶錢到台灣，家中十分富裕，母親和兄長們也十分慷慨地招待這些親友或同鄉，讓他們住在我們家中真可謂“食客數百”。
　　記得在我九歲的時候，全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備辦著除夕大年夜飯，准備在父親回家后大家一起開心地吃一頓團圓飯。就在這個時候，消息傳來父親搭乘的太平輪出事沉沒，船上及百名乘客全部罹難。剛開始我們都不相信，但是，報紙，電台都陸續報導這一消息，稱這艏運載几百名乘客及大批黃金的輪船的确在海上出事無人生還。
　　這一惡耗來得太突然了，我們都不愿相信，我從來沒有看過母親如此悲傷，她覺得縱使輪船沉沒，父親仍有可能在輪船沉沒時死里逃生，便華了大筆錢雇了一架飛机飛到出事的地區四處搜索，但是沒有任何結果。
　　父親就此与我們永別了，他為我們編織好的在台灣發展的美夢也破滅了，原來投靠我們家的親友同鄉紛紛离開，剩下的是一位從未外出工作過，年過半百的母親，帶著失去丈夫之創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況下，于异鄉陌地里擔負起把十多個未成年子女撫育長大的重擔。
　　母親是一位性格堅強能吃苦耐勞的女子，在父親罹難后，她擦干眼淚，承擔起我們這個有十几張口的大家庭重擔。家里只有兩個哥哥及兩個姐姐工作，儲蓄又少得可怜。
　　為了養活這么多小孩，母親起早摸黑，四處奔波，忙里忙外填飽我們的肚子，替我們安排學校，有時看到別人都有父親而自己卻沒有，我們心里都很難過。母親卻將自己的痛苦掩飾起來，開導我們要好好讀書，不要辜負她對我們的期待，也才能安慰父親在天之靈。我們兄弟姐妹也理解到家中的困境，都會設法幫助家務，或到外面打工以補貼家用。
　　与上海的日子相比，台北的生活簡直是天壤之別，家里常常缺錢鬧窮，飯都吃不飽，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縫逢補補繼續穿。用電也十分節省，為了省電，我們小孩都圍在一張圓桌上一起看書做功課，睡覺時間一到，得馬上關燈。雖然母親沒有接受過教育，但是她知道父親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盡管忙里忙外不可開交。但是她一有机會就查問我們的學業。家里沒有錢，但是如果我們需要文具和學費，母親總是想盡辦法去籌來。當時我們住在桃圓郊區，但上學卻在桃園國小，要走很遠的一段路。記得我入學那一年，學校不允許學生光著腳上學，母親便用省下的錢特意替我買了雙鞋，自從父親過世后我都沒有穿過新鞋，大部份時間都是光著腳，雖然當時家里很缺錢，但是母親還是挪出家人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替我買了雙新鞋，我知道這雙鞋得之不易，不愿意將它穿坏，因此我總是在上學事時光著腳丫提著鞋子走到學校，到了校門口才將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門又馬上脫下來，提著鞋子光腳走回家。就這樣，別的同學每年都換一雙，而我這雙鞋卻伴隨我很長的日子。
　　雖然家里經濟環境很不好，但母親嚴格要求我們一定要讀書，大姊李昌云，三姊李小楓，四姊李昌婉，六姊李昌萍相繼到大學讀書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親后來隨同三姊搬到美國，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姊李昌婉和姊夫林伯安住。因為我在家中年紀最小，學校成績平平，母親在出國前一再叮囑我要好好讀書，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學位，為了不讓她擔心，我就答應她一定會念到博士學位。在我求學的生涯中，我的兄姊均花了很多心血照顧我。四哥李昌鑫，五姊李昌霞，六姊李昌萍及兩個妹妹李昌如与李昌芷，還有兩個侄儿因為年齡相近，所以最談得來。我們都是一同在貧困中長大的兄弟姊妹。
　　初中剛開始是住在大姐家里就讀彰化中學，初二轉到強恕中學；畢業后考上大同高中。
　　在這段時間里我結識了許多知心朋友，記得當時同班同學吳東明擔任班長，他目前是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劉平衡在班上擔任文藝股長，后來成為著名的畫家。我在班上擔任風紀股長，后來就走上警政這條道路。初中時我很想當一名籃球運動員，一有空就打籃球，雖然當時營養不良，發育緩慢，身材瘦小，但仍想爭取加入籃球隊。教練不想直接拒絕我，便叫我長到一米八以上再來。我知道自己的身材無法突飛猛進，籃球夢難以實現，便漸漸打消了這個念頭，但是，在籃球場上花費的時間也不能挽回了。
　　等我覺醒到籃球這條路走不通時，我的學業成績以受到影響，學科成績一律平平。只有加倍努力，一九五七年參加升學考試時，表現還不錯，海洋學院(即國立海洋大學的前身)，与淡江英專(淡江大學的前身)兩所學院都錄取了我。我權衡了一下，決定去海洋學院報到。
　　剛進入海洋學院就讀一個星期，就得知中央警官學校招生，這所培養警官人才的學院首度公開對外招考。這個消息十分吸引我，因為學員除不需要繳交學費外，還可以獲得生活津貼。盡管海洋學院環境不錯，但是我覺得自己的學費及生活開銷給家人帶來太大的壓力，又不能一輩子靠兄姐的幫忙，因此躍躍欲試。
　　我將自己的想法与家人商量時，他們都全力反對。我十分理解他們的顧慮，一來他們關心我的個人安全，二來以前舊社會的警察形像很差，貪污，欺壓百姓的事情司空見慣。
　　我向家人解釋道，政府已向外招生，就顯示政府銳意改革警政之決心，而自己也可以透過報考去參与警政廳改革。
　　盡管家人依然反對，但是我偷偷去申請并參加了招生考試。放榜后，我幸運上榜，成為該學院首批對外招生的二十四期學員之一，該期共招收五十名學員，警校也成為我投身警政的開始。

　　警官學校生涯

　　入學第一天，教育長及教官就對新學員訓話，詢問新學員為何選擇警校而成為警察隊伍的一員。有的學員說，是因為以往被人欺侮，當了警察就沒有人敢欺負；有的學員說，是因為警察很威風，能保護社會大眾；有的學員說可以替將來做官打下基礎。當問到我時，我就照實說，我放棄了海洋學院而選擇了警校，主要是因為警校免學費，又有津貼，加上畢業后工作有保障。語音剛落馬上引來哄堂大笑，但教育長及教官都對外報以微笑，肯定了我的成績。
　　進入了警校，我覺得自己的人生進入了新的階段。我完全舍棄了不切實際的夢想，立志充份利用警校的學習環境，為自己成為一位好警察打好基礎。校方的伙食對外這個在家里只能免強填飽肚子的年輕人來說的确很丰富，隨著營養的增加，我的身体也越來越強壯。
　　官校的紀律和訓練都非常嚴格，每天清晨六點鐘就吹起床號，五分鐘內就要漱洗完畢并整理好內務，然后馬上出操，這种訓練讓我養成了早起晚睡的生活習慣。
　　除了沒有放棄籃球活動外，我還參加學校的各類活動，如柔道，摔跤比賽等，從這些課程中，我也學會了中國武術。我意識到做警察必須与社會各界打交道，口才要好才能做一位稱職的警察，于是我參加了學校的各類演講比賽，并得到許多大獎。
　　我了解到這個學習環境得之不易，除學習校方安排的課程外，我對外語也十分有興趣，在校期間從不放過學習英語的机會，一有空就背書溫習。一年后，官校訂体格及紀律訓練有素，加上營養變好，使我比以往強壯，此外在應變能力上的訓練，使年紀剛到二十歲的我顯得相當成熟。而且成績名列前茅，家人不再為我擔心。
　　學校每到暑假都安排學員到派出所或警察局和警員一起執勤巡邏。第一年的暑假我被派到台北的松山机場派出所實習，這個派出所負責机場的治安，責任非常重大。
　　有一天，我和另一名警員正沿著机場旁的街道巡邏，一架飛机從我們的頭頂高速飛過，飛机离地面很近，离附近房屋的屋頂只有十几米，看上去差一點就要接触到附近的高壓電線杆，我便向這位經常巡邏這一帶的同伴說道，這架飛机怎么飛得這么低，好像要碰到電線杆一樣，他答道，這是常見的事，這里的飛机都是飛得這么低的。
　　話音剛落，我們就听到上空“轟”地一聲，接著就是連續性的几聲碰撞撕扯聲，前面十几根几十米高的高壓電線杆摩擦者耀眼的火花應聲倒下，我來不及躲避，在我前面的一根電線杆就朝我的方向壓過來，“轟”地一聲倒在离我几米遠的地方，電線杆仍不斷閃出火花，接著我又听到前面不遠的地方又傳來一聲巨響，听起來好像是地球被撞上一樣，地上都有震動的感覺。我往前一看，一架飛机頭部朝下，尾部朝上地撞在几間房子上，机身正毛出濃煙，房子全都給壓扁了。
　　同行警員和我一樣都為剛才十几秒鐘發生的事情大吃一惊，他馬上用電話聯絡，“松山出事，松山出事，軍用机翼墜落，軍用机墜落”，我們邊跑邊向派出所報告情況，當我們接近机身時，机身上的字顯得清晰些，同伴大聲叫嚷道，“糟糕，好像是總統專机！”
　　我們也顧不得倒下的電線杆及火花，拼命往机身跑去，指揮中心正發出指示，“快！快！赶緊將里面的人救出來，快！快救人！”
　　机身仍冒著濃煙，房子的大部份都被石頭壓著，我們用雙手拼命往里面挖，拼命地將大塊大塊的石頭搬開，汽油味塑膠燒焦的臭味刺鼻，我知道一定要爭取時間，如果汽油遇上火花，不僅救不了机內与屋內的人，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會送上。我用盡全力拼命搬，其他救援人員，消防人員均先后赶到，大家同心協力搶救受傷的居民及机員。
　　四處都是血跡，我一把抓住一個全身都是血的人，他臉上的肌肉繃得緊緊，用力咬著牙，我估計他正強忍著傷痛，二話不說就想把他抱起來，沒想到他一把將我的手搶過去往嘴里一咬，鋒利的牙齒緊緊地咬著我的手碗，我尖叫一聲，赶來支援的警員赶緊跑過來幫忙，才將我的手從他的口中拔出來，鮮血淋漓，我來不及包扎。赶快和同伴們將這位痛不欲生的傷者抬离机身。
　　我用布將手上的傷口包扎一下后，馬上赶回去幫忙維持事故現場。當時盡管沒有記者知道，但是附近的民眾都赶過來，有的好意想幫忙，有的好奇來看熱鬧，尤其是當大家知道墜落的飛机可能是總統專机時，圍觀的民眾越來越多。警校的教官就一直強調第一位赶到現場的警員要保持現場，我連忙加入維護現場的行列，隔离圍觀的人群，真沒有想到第一個赶到現場的警員除了要救人之外，還要維護秩序。
　　在情況穩定后，我才了解到，雖然這是總統軍用專机，但當天總統并不在机上。咬我一口的傷者是一位少將的儿子，由于我們及時搶救，居民与机員全部生還。
　　這次實習的經歷讓我受益良多，我對警察工作更加崇敬，他們在隨時可能爆炸的現場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去搶救他人的性命，同時還要保持現場，維持秩序，置個人生死于度外，此外還要替世人除暴安良，替社會大眾打抱不平。經過這次實習，我發現自己漸漸愛上這個工作。一向教育与人為善的母親觀察我在警校的表現后，也逐漸改變當初反對我進入警界的立場。
　　在隨后兩年的警校生活中，我都十分盼望暑假的來臨。我非常喜歡和正式警員一起執勤巡邏，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不少東西。官校三年中，我也結識了許多終身好友。我們一同生活，一起學習，從而我和師長与同學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教育長梅可望，師長李興唐，程盤銘，徐遠齡等等，他們除傳授警政專業知識外，還以身作則，教育人生哲理，影響到我的一生。
　　許多學員都有家人，周末和假期都回家与家人團聚，我的兄弟姐妹都各自忙于自己的學業或事業，母親又在國外；周末或假日時，我就和許多沒有成家的同學在一起，一起讀書，一起出外郊游，現任台北市警察局副局長王長修，前台中市警察局長孟宜蓀，警政署署長丁原進，副署長黃丁璨，于玉堂等都是經常聚會的同期同學，在二十四期畢業的四十九人中，目前還有十五人在警界服務，其中多位現在已成為警界的棟梁支柱，分別擔任了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等市警局局長的職位。此外一些离開警界的同學在其他領域也成就卓著，例如警大校長暨國大代表謝瑞智，澳洲僑務委員程宗熙，民進党的活躍人士魏瑞明等都是我們同期的同窗好友。三年警校訓練，為我的人生奠定根基，尤其是校訓------誠，更成為我的座右銘。
　　一九六O年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績畢業，分發到台北警察局服務。記得我負責的第一宗凶案是殺人碎尸案，被害者的尸体被剁成無數碎塊，分別裝在六個大瓦缸內，當我走近時已聞到一陣臭味，看到缸內發黑的尸塊，目睹凶手留下來的現場，真可謂慘不忍堵，我開始感到胸口好像被什么東西壓得緊緊的，一股惡心的沖動升起，我強忍著嘔吐，快步走出房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气，再回到現場繼續偵查。
　　后來的几個月里，我眼前總是會浮現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塊，好几個月都不敢吃肉，不過，后來想一想，被害者家屬的看到親人被害，且死無全尸，他們一定比任何人都悲慟。一想到受害者家屬的處境，我意識到自己身為探員，有替天行道，替受害者討回公道的責任，那种嘔吐的感覺就逐漸消失了。
　　在以后的三十多年刑事偵查及鑒識生涯中，我處理了六千多宗案件，目睹了上万具尸体，正是這种社會正義感和對受害者及其親人的責任感，給了為了巨大的勇气，我要用科學的方法讓被害者的尸体說話，來替自己伸冤，協助刑警找出凶手。一九九五年底我應聯合國之邀，前往波士尼亞調查當地滅族屠殺的真相，埋葬無辜死者的現場到處都有地雷，不遠處游擊隊出沒無蹤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但是，我想到了當年日本軍隊在南京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我感到責任重大，我不要讓這种已經殘害過千千万万中國人的屠殺繼續下去，就是憑著這個想法，我一頭鑽入了這些臭味刺鼻，触目惊心的死人堆里，尋找替這些無辜者伸冤的證据。
　　台北警察局的工作雖然十分繁重，卻也十分有意義。當時警政系統雷厲風行地進行改革，許多方法都要靠自己摸索，從外國元首訪台的護衛工作到刑事偵查都需要邊做邊學再編納出自己的一套方法。
　　當時越戰剛剛開始，台灣成為美軍過境及后勤補給的基地，警察局要處理的涉外案件越來越多。一些過境的美軍經常在台灣鬧事，曾因多位美軍涉嫌強暴并殺害中國女子而爆發“劉自然案件”，民眾包圍美國領事館，一時反美情緒高昂。
　　有一天，一個美國大兵酒醉后在街上調戲我國婦女，路人群起追打后來他被追進了警察局，我當時正好值班，見門外成群怒气沖沖的民眾，我知道如果不讓這位大兵留在警察局內很可能會鬧出人命。
　　我馬上通知美國憲兵來領人誰知道這個見到我們警察仍破口大罵向警察的制服吐口水侮辱在場的警察，我上前勸阻他不但不領情，反過來罵我我不理會他的叫罵沒想到他得寸進尺，當著我的臉罵道：“你們中國人都是蠢豬……”
　　他罵警察，罵我本人，我都可以忍受，但是听到他罵起我們中國人及我的國家，我再也忍耐不住，雙手握成拳頭，气憤地指著他說：“住口否則我就讓你嘗嘗我拳頭”他瞟了我一眼，用挑釁的語調說：“我就是要罵你們這些中國人，怎么樣？想打我？你敢！”
　　他上前向我挑戰，我在官校學的功夫馬上就派上用場，几招就將這個高出我辦截的美國大兵制伏。我告訴他：“你可以侮辱我個人，但是如果你侮辱我的民族和國格，我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現在，我雖然入了美國國籍，但是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