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被三總乳房外科確診乳癌，開刀已是不可以避免，而且不能拖延。我立刻把這消息通知在美國的哥哥、妹妹們和女兒。而爸媽年紀大，我們決定暫時隱瞞著。

當時由乳房外科俞至誠醫師確診的，他也是三總外科部主任。第一次見面，他就宣佈我罹癌，並解釋預定開刀的方式。在之前，我從未見過他也沒聽過他名字，當然後來才知道俞主任的門診好難預約，通常要三個月。

因為聽說過去有誤診而開錯刀的例子。立即；我開始在台北尋找 Second Opinion, Third Opinion， 同時也尋求在台灣最好的醫院及治療團隊。 

在美國的家人和我一樣忙，切片病理報告(Biopsy Pathology Report) 立刻傳到小妹夫的弟弟 Dr. Lin 手中，因為他是美國病理醫生(Pathologist)，在南加州某大醫院執業，我們請他看看這份病理報告的內容。

哥哥則找到交往五十年的哥兒們，中研院吳成文院士 (當時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吳院士是一位世界級的癌症專家，哥哥請他推薦最好的醫生。吳大哥當時在美國，也立刻打電話給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所長彭汪嘉康博士。並且要我直接請教她。

在台北，很快到台大醫院及國泰醫院之乳癌專家看診，確定罹癌，必需馬上開刀。

在美國，專業分析根據三總病理報告分析的結果，也是強烈建議馬上動手術。

彭汪嘉康博士告訴我，台灣最好的醫生其實就在我的身邊。因國家癌症研究所在三總有長期研究病房，而俞主任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乳症外科醫生。我是誤打誤撞碰到最好的醫生，或著說上帝早就替我預備了最好的醫生。

在住院前我曾看了一本書「如何活著離開醫院」，因此對於這次開刀，其實我很緊張。

開刀的前一天晚上，俞主任到病房來看我，他很輕鬆耐心地安撫著我的情緒。他對我的家人說，治療癌症，最困難的是「心理」治療，開刀其實是最容易。後來我還笑著催著俞主任早點回家休息，因為第二天一早我可是他的第一刀。現在更證實俞主任所說的，七個月長的療程中，手術是最輕鬆的一部分。

第二天一早七點鐘，俞主任在進開刀房前來和我打招呼。接著我換上手術衣被推到手術室外的手術轉換窗口，我如同一件行李轉進了手術室，並放在手術台上推到等待區。在我推車上掛上了17 的數字牌，與先到達的其他病人一起排隊。

首先，第一個護理人檢查我手腕上名牌，並拿了選單開始問我一連串問題: 你叫什麼名字？開什麼刀？左邊還是右邊？請用手指指給我看是那一邊？

接著第二個工作人員、痳醉醫生、駐院醫生都來打招呼，也都詢問相同的問題。

問完問題，被推著進入一長廊，看到一間掛著 17 的門，門自動開了我就被推進去。進入手術房，見到俞主任穿著綠色手術衣走過來。又問一次同樣的問題。

這一切顯示三總的 SOP (標準作業程序) 真的執行的相當徹底，開錯刀的可能性非常低。那時我更確定我不但活著進去，一定會活著出來，難怪三總一直被評鑑最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