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遭到槍擊喪生，在台灣，不意外，果然出現兩種不同的應對態度：這些一九四九年從中國來的中國人，如今和他們祖國的同胞一樣，認為是大快人心；而一般的台灣人，則是無法掩飾心中的憂傷不捨，和失落．

至於為何會有這樣的差別？那就是當一群人失去特權後，就會出現的現象．

對居住在台灣的陸配，或是在西方國家的中國僑民來說，他們最驚訝的就是台灣官員的親和度．當他們發現台灣人民可以進政府機構逛大街，吃飯；或是參加活動，看到台灣的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民眾打成一片時，總是讓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其實台灣的政府官員在一九九二年之前，因為是替全中國人民服務，所以他們一個個還是官老爺．當他們面對地方選出的民意代表的嚴厲質詢時，就會擺出"不做不錯，多做多錯；做的滿頭大汗，被嫌的一無是處．"的無辜表情．事實上，就是無能辦事不力，但靠運氣擁有鐵飯碗．所以只要練就金剛不壞之身，平時上班喝茶聊天，等著領退休金，就是為官之道．

一九九六年，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後，對台北市的行政單位做出重大改革，由於台北市長等於是總統的試腳石，這樣一來，全台灣的政府機構才走出中國的官衙神壇，成為為民服務的公僕機構了．

當然在這之前，由於推動民主選舉，在許多由民進黨執政的地方政府，官老爺都是放下身段，成為親民的公僕大家長．例如陳定南(1981－1989)擔任宜蘭縣長時，有一次辦活動，一對老夫婦走在他和一群縣府官員前面，老先生告訴妻子"縣老爺在後面，我們靠邊讓他們先過．"，陳定南聽到，走上前，扶著兩位老人說"民主時代，人民是主人，我們是公僕，沒有公僕先走的道理．"，再說余陳月瑛(1985－1993)擔任高雄縣長時，遇到民眾的抗爭，她要幕僚帶著吃的東西到現場，分給抗爭的民眾，說"要抗爭也要吃飯，吃飽了才有力氣抗爭．"，就這樣，將民眾的怨氣澆了一半，接下來，大家心平氣和的理性溝通．這就是在陳水扁執政前，逐漸形成的社會現象．

當然台灣官僚文化的轉變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九九二年開始，高普考取消省籍分配後，所有考上的新一代公務員，他們服務的對象不再是全中國，而是台灣人民．所以他們自然對供養他們的台灣人民客客氣氣，成為為民服務的公僕．

如今，你無論到中央或是地方單位辦事情，你都能夠感受到他們的親切和熱誠．所以海外的中國人和陸配的驚訝，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