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電影：名導演79 - 圖博館

　　影片開頭的30分鐘是我最滿意的部分。在這30分鐘裡，老謀子功力之精湛可見一斑。首先是郭濤部分的一場戲，很值得事後回味。丹丹說陸焉識和她沒任何關係，一切聽從組織的安排。這段話很有意思，要知道丹丹自3歲起便沒見過父親了，從小到大在一個”父親是罪犯“的單親家庭長大，其間所受到的來自于同學鄰居的壓力，可想而知。丹丹恨父親沒有盡到撫養責任，這是矛盾之一。丹丹所受的思想教育有悖於血濃於水的親情，這是矛盾之二。丹丹可憐母親被方師傅欺侮，這是矛盾之三。外部壓力，這是矛盾之四。所以丹丹的確是恨陸焉識的，但陸焉識是那個特殊時代下產出的特殊罪犯，而並不是真正含義下的罪犯。丹丹是可以恨那個時代的，但無可奈何的只能選擇怨恨自己的父親，於是她說出了這段看似白眼狼的話。可以看出來，郭濤在聽了丹丹的表態後松了一口氣，然後他向馮婉喻強調知情不報是共犯，無非是在告訴母女倆在這樣的特殊環境下如何保護自己。

　　一個舞臺總有儈子手似的人物，這是衝突所需。於是祖峰和劉佩琦出場了，他們冒著大雨風塵僕僕而來，我們可以知道從西寧到這裡他們一無所獲，向我們暗示了抓捕陸焉識是很難的，至少是不輕鬆的。而其中劉佩琦的一句臺詞：“你們不用知道。”，也向我們暗示了農場生活的殘酷，也是這個特殊時代難以啟齒的黑暗面。隨後陸焉識出場了，從後門上樓和天臺上窺探以及特別的敲門方式都説明我們深刻了陸焉識這個人物的背景和性格。到之後天橋下陸焉識洗臉和糾正醫生法語讀音，陸焉識的背景就明朗了。曾是富家子弟，智商極高，過目不忘，會四國語言，這是原著中的解釋，電影很好的用細節還原了陸焉識這個人物。

　　隨後，一家三口的矛盾，也在陸焉識和丹丹見面之後激化了。丹丹是學校的芭蕾舞演員，她迫切的需要一部樣板戲的女主角色。她的成長承受了太多，她以為只要跳了女主角便證明了自己，便可以摘掉“罪犯爸爸”的帽子。有意思的是馮婉喻的一句話：“戰士也挺好。”這裡很批判，批判了個人崇拜，我不敢說。影片之後馮婉喻第二次說這句話時，丹丹說她還是不懂，這句話說出來時，我完全原諒了丹丹的背叛，因為她是何等的愛自己母親。理所當然的，丹丹落選了，這是時代的選擇，政治高於一切。當丹丹阻止馮婉喻去見陸焉識，馮婉喻說：“以前都為了你想，現在要為你爸想。”丹丹哭了，從小到大所積累的怨恨和挫敗感在這一刻爆發，同時還有她身為女兒去揭發父親的無奈與悔恨，也包含著她對母親愛與保護欲的堅持。這裡的表演是新謀女郎出彩的地方，同時這裡也是影片出彩的地方，年紀輕輕的女兒做了最理智的選擇，母親卻做了最感性的選擇，女兒成了保護者，母親成了被保護者，這種角色本質的顛倒互換，矛盾與衝突在這裡表現到極致！

　　天橋上的戲是第一次歸來的結束，也是前30分鐘的結尾。本來還藏在橋洞極為謹慎的陸焉識突然奮不顧身了，馮婉喻盡力呼喊的聲音卻無人聽到，正如來自底層的聲音無人知曉。丹丹拼命攔住母親是對時代的順從和對母親的保護。橋切割了陸焉識和馮婉喻，中間間隔著時代的洪流。不同階層的矛盾，國家與個人的矛盾，新老思想的矛盾都在一刹那彙聚到了這裡。最後以馮婉喻頭上的鮮血收尾，批判了這個社會上層首腦的錯誤。

　　影片的前30分鐘已經奠定了這是一部偉大的影片，其後的80分鐘圍繞著陸焉識的第二次歸來和馮婉喻的失憶來講述。方師傅是神來之筆，我們都知道馮婉喻為了不讓陸焉識被槍斃與神秘的方師傅發生了什麼。但影片一點都未說明，這是國師的聰明之處。不得不說，關於方師傅的戲碼設計的極其巧妙精彩。迫害和侮辱馮婉喻的方師傅自始至終都未露面，真正的罪人竟然找不到了，文革中的這些不齒成了無頭冤案，這是誰之過？陸焉識拿著飯勺去懲罰方師傅，吃飯的工具成了兇器，人沒找到，卻被方師傅之妻罵的“有理有有節”，這真是極具諷刺。

　　再說馮婉喻的失憶，馮婉喻記得女兒，記得李主任，記得方師傅，卻唯獨不記得陸焉識。唯獨自己的丈夫不記得了，這是有悖常情的。國師以失憶來暗喻了民族對文革這一慘痛歷史的選擇性遺忘。鞏素珍之夫名叫大衛，一個中國人叫了一個洋名字，大衛之死是否暗示了文革社會的封閉排外？

　　整部影片的結局讓我沒有遺憾。許多年後，失憶者依然失憶著。正如文革帶來的心靈創傷永遠不能痊癒，這是時代之悲鳴，是張藝謀最強力的批判。張藝謀用大量細節大量留白來撐起一個看似空洞卻富有內涵的故事，這與演員極致的表演不無關係。這樣一部影片，與《天註定》不同，同樣是批判，《天註定》讓觀眾看到了該看到的，卻掩蓋不住他的空洞。而《回歸》，則是一部表面平靜，實則盪氣迴腸的精彩電影。（詳參【圖博館】：張藝謀：名導演50 賈樟柯：名導演54）

　　也許，內地電影的光大之路，也將由國師開啟。

http://bbs.tianya.cn/post-filmtv-478264-1.shtml

歸來的影評 (2077)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21352814/reviews

一個自由人，在追趕監獄 2014-05-18

　　第一次聽說張藝謀國師的力作《歸來》，是某天瞄到了娛樂新聞上的一篇軟文，說好萊塢大師斯皮爾伯格看完樣片後哭了一個半小時，差點哭暈在廁所，於是對此片產生了無比的期待。

　　但老實說，等我真正看完《歸來》，我真的在想那天斯皮爾伯格君是不是芥末吃多了。

　　《歸來》與《我的父親母親》、《山楂樹之戀》一樣，講的都是那個“純潔”年代的愛情，相比如今被金錢裹挾的時代，似乎人與人之間尚存一分值得追求的精神自由。但是，單純的另一面就是淺薄，《山楂樹之戀》中已經相當明顯，而在《歸來》中，這份淺薄簡直無所不在。

………

　　張國師在文革年代成長，這是國師擺脫不了的個人經歷，在清朝、在民國、在當代，你都可以講一個架空時代只有愛情的單純故事，但是唯獨在文革時期不行（楨：?）

　　回應

　　我恰恰喜歡他沒有執著於去拍這些衝突點，大家總覺得他沒有呈現出原著，但根本沒有想過他本來就不是想拍第二個活著，時代在這裡只是背景，他想告訴大家的是相濡以沫，普通人的感情，堅持，和責任，……這才是生活

　　電影和文學，本就是相輔相成的兩種藝術形式，保持原著的精神和感動，按自己擅長的方式用鏡頭講一個故事，沒覺得有什麼不妥。當然你可以不喜歡，但如果只是因為“和原著這裡那裡不一樣”，“原著黨”會不會太狹隘了些呢？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6672980/

從過去的血淚中榨取出些許溫情

　　一般公認，"傷痕文學"的局限是十分明顯的：思想上比較膚淺，對文革的否定不夠深刻；藝術表現上也比較幼稚，許多小說的語言明顯還未擺脫文革語彙。但這畢竟是可以歸因於時代的局限。

　　而《歸來》所依據的原著嚴歌苓小說《陸犯焉識》顯然不是這樣一部作品，但張藝謀卻成功地把夾邊溝級別的殘酷拉低到傷痕文學的層次，並狠狠地煽了一大把情。（詳參【圖博館】：《小說改編與影視編劇》文革電影：名導演79）

...... 　　

　　矛盾衝突一旦被抹平，殘酷也就被溫情消解。張藝謀的《歸來》，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失憶消解文革、進而消費文革。甚至，連“文革”本身也被虛置了。　　

　　張藝謀裁取了《陸犯焉識》的一小段情節，把它拍成一出失憶不忘愛情的感人故事，這簡直比傷痕電影還不如，是在玩弄傷痕。看來，雖然被罰了幾百萬社會撫養費，張藝謀對党國，卻從來不缺和解。

　　回應

　　呵呵，用血淚榨溫情，用血淚榨勵志，或者說純血淚的電影，這個世界上還少嗎，國外的大師榨血淚就是大師，國內的就是賤？

　　難道一定要拍個片子出來被禁掉就是好的？

　　多年以前，都沒聽過嚴歌苓的名字，那時她是不是因為“意識形態有問題”被禁了？現在嚴的作品被不斷地搬上銀幕。證明党國還是在進步的。

　　藝術本來就是來源於現實而又高於現實的。如果電影拍得和當時的文革完全吻合，那豈不很沒意思。那就不用看電影了，直接去看有關文革的書籍好了。

　　整個評論充斥著批評和尖酸。我真的不懂現在的文藝界。

　　苦難歲月裡人們靠什麼支撐著活著？難道靠苦難？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6684701/

左派不必害怕，張藝謀的電影《回歸》否定不了前三十年

關於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習總已經做過總結：“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張藝謀成名靠的就是黑中國，大家看下他在國外獲獎的電影無一不是醜化中國，當然如果美化中國的電影是不可能在國外拿獎的，從諾貝爾獎到各國電影大獎早就被美國控制，能夠説明美國統戰的作品都能獲獎，反美反西方的則永遠不能獲獎，象中國的莫言（詳參【圖博館】：二００一年諾貝爾政治文學獎得主)，張藝謀的作品都是符合美國統戰需要的作品，所以這二個人都能得獎，這二個人的成分可劃為：半主動，半被動型的文化漢奸。

http://r.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0/75/67/2_1.html

張藝謀和他的《歸來》 by嚴行

這是一部最像張藝謀的電影。

1951年出生的張藝謀，幾乎與現政權同齡，也基本上是中國近六十年歷史的見證人；作為第五代導演中的領軍人物，張藝謀又責無旁貨地成為當代文化的代表。

　　讀此片，如讀張藝謀其人，他的文化精神，他的政治立場，他的藝術品味，全都表露無遺。

　　一、忍

　　二、偽

　　三、取悅

當一個人的心被蒙住時，他看也看不見，找也找不著。他將如馮婉瑜對歷史失憶；他也將如陸焉識，對未來無盼望。他只是活在當下，一天一天過日子，度盡的年歲好象一聲嘆息。

https://www.ai-kan.net/?p=107625

焦點對話：張藝謀"歸來"，為何遭到左右夾擊？美國之音中文網

參加這次討論的嘉賓是：網路雜誌縱覽中國總編陳奎德先生；美國之音中文部資深編輯寶申先生；中國人權高級研究員，《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作者何清漣女士；普林斯頓大學學者程曉農先生。

　　回應

　　美國之音咬人很厲害，可以把白的說成黑的，凡是美國的都是好的，凡是中的的都要批判。

　　中國的所謂左派和右派都屬於油鹽不進，凡是反對我的都是敵人，自以為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別人都睡著的一類，很搞笑。美國之音也不要揪著一篇網文撕咬不放，又不是中宣部發的文，不要上綱上線。網上還有人要給美軍帶路呢，難道說右派都是叛徒走狗帶路党？美國一堆智庫學者說要對中國實施軍事經濟打擊，難道cctv也拿一篇美國人的文章放在新聞聯播裡批判？這不是有病就是別有用心，美國之音就屬於後者。

　　冷靜點想，一樓說的”中國的所謂左派和右派都屬於油鹽不進，凡是反對我的都是敵人，自以為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別人都睡著的一類“。有道理，值得深思。

　　我覺得一樓說的有道理，藝術上面的評判這只是那個專家的個人觀點，還是別摻雜在政治理論中了。

　　六四那些學生如果鬧到今天不又是一個文革！教訓啊！

　　司馬夾頭瘋狂攻擊電影《歸來》，跟黨建網一個調調，遭到線民諷刺。

　　有的傻逼被洗腦了就是傻逼，戲子拍出來的東西，老百姓就有資格批評，這叫言論自由，你他媽一個五毛你懂嗎你

　　中國是多元化的社會，有左的，有很右的，他們爭論很正常。不像米國，美國媒體幾乎都是反共的，所謂民運人士幾乎都是反共的，這是言論一元化，是獨裁社會的標緻。歐洲還比較寬容，法國和義大利等國還有共產黨人進入政府，美國是徹底反共，你要說你是共產黨員，估計會很受排擠的，甚至會遭到政治壓迫。

　　你說《活著》被禁，為什麼不提這個片子早就解禁了？我上高中的時候就看過公放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_FnK3Ve_o

揭祕中國電影，讀解文革影片(作者：啟之新銳文創2013出版)

　　內容簡介

　　勾勒五十年代至本世紀初，中國大陸電影的真實歷史，並對這一時期的重要影片，如《白毛女》《金光大道》《春苗》等進行了解讀。

　　《春苗》是「陰謀電影」的重鎮，穩據「反黨影片」的首席。據說它是「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扔向老幹部的銀幕炸彈。

　　《白毛女》為革命歷史開創了一個嶄新的表現領域，一個不朽的話題──絕對對立的階級分野，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本書分影史和影評兩個部分。影史勾勒了五十年代至本世紀這五十年間中國電影的歷史軌跡。試圖回答為什麼「人民電影」變成了「三突出」、「高大全」？為什麼新時期的電影從鼎盛走向衰落？什麼是中國電影的出路等官方學者不曾想到，或想到而避而不答的問題。影評主要是對這一時期大陸影片的讀解。從第一部故事片《橋》到「紅色經典」的代表作《白毛女》，從「高大全」的典範《金光大道》到「陰謀電影」的首席《春苗》，從唯一一部歌頌工宣隊的作品《芒果之歌》到愛國主義的大片《紅河穀》，作者以獨到的眼光，鋒利的筆觸，互文的方法，剖析了這些影片的內部隱藏的思想文化密碼。此外，作者還聯繫江青的思想性格，對她喜愛的三部好萊塢電影做了生動的描述和精闢的分析。

　　作者簡介

啟之　北京大學文學碩士，《記憶》主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教授。著：《中西風馬牛》、《內蒙文革實錄》、《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譯：《解釋：文學批評的哲學》（合譯）、《天皇之客：香港淪陷與加拿大戰俘》；編：《中國電影研究資料》（三冊）等。

影史

新中國的文藝實驗－－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六的電影

風雨蒼黃《武訓傳》

《電影藝術》：一個時代的縮影－－從一九五六年創刊到一九六六年停刊

影史啟示錄－－歌頌與暴露溯源

電影大批判：發動與運作

電影界的造反

電影人的勞動改造－－幹校、下鄉、「戰高溫」

銀幕中的上山下鄉運動－－淺談知青電影中的理想主義

中國電影的淪落

中國電影的出路　　

影評

《蕩寇志》：美國俠盜傑西‧詹姆斯－－江青喜愛的影星

《瑞典女王》：好萊塢的異數－－江青崇拜的影星葛麗泰‧嘉寶

《紅舞鞋》的誘惑：江青最常看的電影

《金光大道》讀解之一：土地改革與「狼奶」教育

《金光大道》讀解之二：發家致富與「窮過渡」

《豔陽天》讀解：「黑五類」、「變天帳」與「狗崽子」

浩然的貢獻：「高大全」

毛主席派來工宣隊：《芒果之歌》讀解

有限現實主義：《春苗》讀解

馬尾巴的功能：《決裂》讀解

工人階級佔領銀幕－－第一部故事片《橋》

重讀紅色經典《白毛女》

反人性、反文化的烏托邦－－《太平天國》讀解（外兩篇）

《紅河谷》：歷史的追問

時代與命運：塔爾科夫斯基和他的電影

俄羅斯PK好萊塢

美國往事－－讀《禁止放映：好萊塢禁片史實錄》有感

　　序

　　本書所收之文，大部分因觸了文網而被「槍斃」，小部分雖然僥倖發表，但也慘遭刀斧。可以說，這個集子是屍體的展覽廳，殘疾的修復所，言論管制的紀念碑，「勝利大逃亡」的成績冊。

　　有一次開會，遇到了楊、王兩位搞電影研究的同仁、博導，楊導衝我嚷嚷：「嘿，你可真夠狡猾的，悶頭為自己寫書。不像我們，為課題忙活，淨說些言不由衷的話。」

　　我知道，他所說的，我的「狡猾悶頭之作」，指的是我在港臺出的書。但我不想讓他在會場上道破，只好低調處理：「唉，寫不好瞎寫。」

　　可楊導不依不饒：「別裝了，一看就知道，你是蓄謀已久，下了大功夫的。」

　　我想跟他說：「功夫是下了不少，可談不上蓄謀已久，只能說逼上梁山——此間文網森森，我只好另謀出路。」可是，在這場合，我不想跟他多費口舌，只想趕緊結束這場談話，就搪塞道：「你們的書是主流，學生必讀。我的書是支流暗流，沒人看。」

　　楊導拍拍我的肩膀：「得了得了，現在沒人看，以後有人看。不像我們的書，應景之作，紅火一兩年，就成了文化垃圾！」

　　我嘴上說，哪裡哪裡。心裡不禁佩服他的明達和坦率。佩服之餘，不免有些腹誹：你為什麼不狡猾一下呢？沒人攔著你呀。老闆一過生日，你就去唱堂會。主旋律一開拍，你就去捧臭腳。為了區區博導，去爭那些應景項目。我不去北廣（當時還不叫中國傳播大學），不當博導，不為評職稱寫書，你做得到嗎？天下沒有這樣的好事－－既能說真話、寫好書，又能躋身主流，享受體制的好處……

　　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王導說話了：「主流之所以為主，是因為它得人心。不跟著主流，就等於跟人心做對。再說，主流也可以批評嘛，剛才在會上，你（指楊導）不是說了主旋律的文化視域不夠開闊，視聽修辭還有差距了嗎？咱們的書，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學術含量。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真話，就有價值。學術研究也不能光想著後人，都為後人寫作，現在的人讀什麼？……」

　　莫言稱讚對權勢畢恭畢敬的哥德，詆毀桀傲不馴的貝多芬，並且還講出了一番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我在另一本書的序言裡已經談到了，茲不贅。這裡，我想說的是，王導與莫言可以並肩攜手，高舉「內外通吃，好處均沾」的大旗，招覽國中的知識菁英，組成一個「新犬儒主義」的聯合陣線。

　　新犬儒與舊犬儒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善於裝－－對學術裝著忠誠，對藝術裝著虔敬，對腐敗裝著不滿，對言論管制裝著看不見。他們也批評時弊，也替弱勢群體說話，開會的時候，也會熱情洋溢地裝著呼籲求真求實，義正詞嚴地裝著聲討學術造假。可他們說歸說，做歸做，更不會去碰體制。他們的學術活動或藝術創作，說到底，就是以個人得失為圓心，以體制內外的好處為半徑，在不得罪權勢的前提下，做著不間斷的圓周運動。

　　薩特說，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使自己成為英雄。我算不上英雄，在體制的銅牆鐵壁面前永遠是個失敗者。但是，即使碰得頭破血流，我仍選擇說真話。薩特說過：要麼不寫，要寫就寫自己就想寫的。我以此為原則。

　　這本書說的是電影，電影是第七藝術。關於藝術，我有一點感悟：人們一直以為，藝術是自由的產物。沒有自由就沒有藝術。不，沒有自由一樣有藝術，甚至有更繁榮的藝術－－暴君要用它滿足私欲，專制要用它點綴升平，戈培爾要用它鼓舞士氣，日丹諾夫要用它表明政績。藝術有久暫，有傳世的經典，有一時的娛樂，有短命的獻禮，時間就是裁判。鹽鹼地上雖然長不出莊稼，但總不乏堿蒿、羊草和西河柳。

　　按表現形式，我們可以將藝術分為音樂、舞蹈、繪畫、文學、戲劇、電影等等。假如換上另一種標準－－把藝術家對待權、錢的心電圖，外化為身體的姿態，我們就會驚異地發現，屈膝、俯仰、站立足以概括所有的藝術。

　　屈膝，可以是跪倒塵埃，匍伏不起；可以是兩股戰戰，低頭哈腰。不管是哪一種，其心思都是一樣——如何討主子歡喜。天下的主子都愛聽奉承話，都愛看到自己的偉大形象，賢明如唐太宗者也免不了想殺掉直諫的魏徵，無常如唐明皇者竟會讓口蜜腹劍的李林甫連任十六年宰相。所以，迎合上意就成了這種藝術的永恆主題。

　　俯仰，不是「仰觀宇宙之大，俯察萬物之盛」，而是「與世浮沉，與時俯仰」。這種姿態對身體頭腦和神經系統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說，屈膝只需要奴才的智商，腿和腰的協調；那麼，俯仰則需要靈活的頸椎、柔韌的脊柱，發達的頭腦，阿Q的情懷，以及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機敏。「俯」自然免不了摧眉折腰，與奴婢相類，但是「仰」卻足以補苴罅漏，修復形象。

　　仰，有時是精湛的藝術，有時是愛國的熱情，有時是莫談國事的超脫，更多的時候則是有奶便是娘。以「奶」為底線，就免不了當一當奴才。《鬼子來了》裡面的有個街頭「藝術家」，日本人得勢時，他在街上眉毛色舞地說評書－－

　　眾位安靜請壓言，

　　咱不論古說今天。

　　皇軍來到咱家鄉地，

　　共建大東亞共榮圈。

　　皇軍來了救苦救難，

　　咱應該大開門戶如迎親人一般。

　　八百年前咱是一家，

　　使的一樣方塊字，

　　鹹菜醬湯一個味兒。

　　有道是：打是喜歡罵是愛，

　　「八格牙路」我不見怪，

　　往後哇，「米西米西」皇軍他給，

　　皇軍和咱親密無間，

　　鄉親們往後不用受窮苦，

　　「約西約西」，「大大的約西」笑開顏。

　　日本子剛一投降，他馬上有了新詞－－

　　硝煙散去萬民歡，

　　中國人抗戰整八年　　……

　　打得小日本蹶著屁股撂著蹶子的跑，

　　他們跪在了國軍的面前舉著個雙手，

　　哆哩哆嗦繳械投降渾身打顫，

　　嘴裡頭說：「我的八格牙路幹活！

　　你的三賓的給！」

　　這就是小日本侵華可恥的下場，

　　我們迎來了和平勝利的這一天，

　　看今朝山河光復多燦爛。

　　……

　　《法門寺》中的賈桂雖然站著，其實時刻準備跪下。所以沒跪下，是因為主子最近想起了人權的緣故。藝術分等級，有欽定的樣板，有精英的好惡，有民間的口碑，公道自在人心。俯仰不是站立，俯仰的藝術是騎牆的藝術，犬儒的藝術，投機的藝術，隨波逐流的藝術。它們不能長久，儘管俯仰藝術家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大丈夫能屈能伸。

　　站立的藝術，人人都懂，知易行難。站立，是人與猿的區別，是人類進化的終點。如果說，「屈膝先生」用大腸代替大腦，「俯仰君」靠脊椎指揮行動，那麼，「站立者」則以頸上之物決定行藏取捨，其作品多真實，尚批判。因其真實，故而久遠；因其批判，故而深厚。

　　為作品出生，「站立者」也須俯仰——向權力妥協，與孔方周旋，或令真實褪色，或請有司寬鬆，虛情假意，言不由衷。他深知，權力隨時可以翻臉，把他和他的藝術打入死牢。他明白，沒有財神的滋養，藝術就會枯萎，以至胎死腹中。但是他有一個不變的宗旨：說真話，說不成真話時不說假話；非說假話不可的時候，蓄須養志，如梅蘭芳。因為抱定這個宗旨，站出來的作品，總是難得問世。委屈辛苦一場，名位財色統統泡湯。古今中外，肯用這「四大皆空」來換取此類作品者，少之又少。

　　由此可知，一部藝術史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棗核，「站立者」與「屈膝先生」恪守那尖尖的上下兩端，圓滾豐滿的中間部分則由大大小小的「俯仰君」佔據填充。同屬「屈膝先生」，古今不同。古人愚拙，老老實實承認自己就是奴才；自己的藝術是「奴婢的藝術」。今人聰明，當了奴才卻以主人自居，且引經據典，證明奴才的藝術就是主流，就是主旋律。「俯仰君」對此不肯苟同，仗著人多勢眾，給奴才以冷面，給大眾以媚眼，向主子爭正統，向繆斯發聲明：俯仰是藝術的最高哲學，從三皇五帝到於今，藝術就在俯仰中求生。因此，沒有俯仰就沒有藝術；俯仰藝術才是真正的主旋律；俯仰藝術家才是藝術史上的中流砥柱。一味屈膝下跪，迎合上意，是封建主義，是習慣勢力，既有損於形象，又不利於雙百。只圖挺胸昂首，身心舒暢，是個人主義，是崇洋媚外，既有違於現實，又不利於和諧……。出於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的考慮，主子允其請，於是，奴才聽命，大眾附和，站立者愈寡，俯仰藝術大盛。

　　基於這種認識，我給這本書的書名定為「有夢樓隨筆」。「有夢樓」對應於張中曉的「無夢樓」－－毛澤東時代一路無夢，後毛時代有了，夢發財、夢升官、夢出國、夢移民、夢有房有車、夢五個一工程獎……，我的夢是說真話而能出版，這個夢只能在大陸之外實現。可是，對於港臺的人來說，我之宏願早已是陳糠爛穀。所以，人家要我改名。以便讓讀者一目了然，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思來想去，改成了現在這個名字。

　　從一九八七年到北京電影學院教書，至今，我已經在電影界混了三十多年。N年前，電影家協會就要我填表，先是會員，後是什麼理事。這些表格都被我隨手扔了。上大學的時候，還不知道陳寅恪，更不知道「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念茲在茲的只是「人生貴在適志」。三十多年來，適志的事情少，拂意的時候多，而這本書則是少中又少者。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78687

文化大革命- 维基百科（詳參【圖博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文化大革命，全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始於1966年的一場重大政治運動，即政治清洗，被廣泛認為是自1949年建國至今最動蕩不安的災難性階段，常被稱為「十年動亂」、「十年浩劫」、「文化浩劫」。一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結束於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和10月6日懷仁堂事變四人幫被捕後。五一六通知的內容表現出「黨內走資派正在全面篡權」是當時在黨內高層流行的說法，是發動文革的最初動機，但它是一個缺乏證據的陰謀論，類似於妄想。

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活動性質均在由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於1981年6月27日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被正式否定，決議認為毛澤東應負上主要責任。該決議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1 文革前因和背景

1.1 四清運動和毛澤東、劉少奇歧見

1.2 大躍進和中蘇論戰

1.2.1 七千人大會

1.3 以階級鬥爭為綱

2 文革發展過程

2.1 輿論準備

2.2 文革爆發

2.3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

2.4 紅衛兵與大串聯

2.5 全面奪權與文攻武衛

2.6 上山下鄉與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

2.7 林彪與九一三事件

2.8 文革後期

3 結束

3.1 華國鋒上台

3.2 宣布文革結束

3.3 揭批查運動與清理「三種人」

3.4 鄧小平掌權

3.5 對四人幫的審判

4 影響

4.1 人道主義災難

4.2 社會影響

4.2.1 文化教育

4.2.2 青年與知識分子

4.2.3 中華文化傳統

4.3 民族與宗教

4.4 科技經濟

4.5 大量文物古蹟嚴重損毀

4.6 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

4.7 負面評價

5 相關書目

6 文藝相關

6.1 文學

6.2 電影

6.3 電視劇

7 相關條目

8 參見

9 研究書目

10 外部連結

10.1 專題報導

10.1.1 文革35周年

10.1.2 文革40周年

10.2 相關資料

11 注釋參考

　　文革前因和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史達林模式作為新中國國家建設的藍本。正當毛澤東滿懷信心以史達林模式的方針進行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赫魯雪夫領導下的蘇共開始全盤否定史達林，國際反共和非史達林化的呼聲迭起。毛澤東遂以反右、階級鬥爭擴大化、防修反修重新捍衛史達林模式。[1][2]中國共產黨的觀點一般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針對黨內劉、鄧的路線政策，毛主席多次指出了其路線的錯誤，由於劉鄧認識上的差距，他們不同意毛澤東的意見，與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路線上發生了對立，出現了尖銳的矛盾，後來發展到他們搞小團體，開會時不通知毛澤東。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毛主席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之前幾年農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採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把所謂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

　　四清運動和毛澤東、劉少奇歧見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後，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澤東關注的焦點。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關於工作方法問題的講話，強調權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由他挂帥。[3]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廬山召開，通過《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4]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是在會議後期出現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懷寫了一封「橫直是寫給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要阻止史達林晚年的危險」。[5]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給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經權衡黨內具有壓倒性趨勢的肯定彭德懷的意見，認為信件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毛澤東怒責彭德懷：你是反中央，信是準備發表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6]8月2日毛澤東發表講話，動員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明確宣布，現在已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問題。從次日開始，各組分別對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和周小舟開始批判。8月10日下午，胡喬木作了長篇發言，內容是批判所謂「史達林晚年」，這是彭、張談話一個重要把柄。胡喬木說，毛主席有點像史達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史達林錯誤方面，這是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衊。胡喬木引述恩格斯《論權威》中的相關文字，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是黨和人民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這顯然是指要維護毛澤東權威而言的。[7]廬山會議至此峰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罷官，宣布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各地黨的地方委員會先後召開常委會、黨委書記會、黨支部書記會和工業戰線上的黨員廠長、支部書記會，傳達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兩個文件，採用大放大鳴大字報的方式，揭發、批判右傾問題。參加「反右傾」鬥爭的黨員，從領導開始，個個作自我檢查，搞人人過關，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提出的不同看法，作為右傾情緒加以批判。[8]

　　1958年11月，在準備和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反覆號召全黨認真學習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說：「我們研究公社的性質、交換、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這些問題，可以參考的材料還是史達林那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為澄清「大躍進」中的思想混亂，毛澤東在他那篇著名的《關於讀書的建議》中，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區、地委、縣四級黨委的委員認真讀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兩本書，每本用心讀三遍。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1959年上半年，在學習史達林著作的基礎上，毛澤東把學習的重點轉到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上。毛澤東在所列「廬山會議討論問題」中，第一條即讀書。「高級幹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讀者範圍，由中央委員到縣委書記，都要讀。」[9]1959年7月，五省幹部開始學習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10]

　　1959年11月劉少奇召集了九次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學習討論會，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問題時指出：「教科書沒有分清專政和民主的方法，沒有明確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只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是組織群眾、教育群眾。把國家組織和教育群眾的職能叫做『專政』，那麼就可以對群眾粗暴了。專政只能對反革命。從國家職能的發展趨勢來看，專政的作用越來越少，組織教育的職能越來越多。國家專政對內的作用越來越縮小，組織教育群眾的職能一萬年也有。」「教科書說：『社會主義社會根本就沒有階級對抗和民族對抗，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這裡只講一致，不講矛盾。社會主義社會不是無衝突，但可以減少衝突，預防衝突。沒有對抗性矛盾，處理得不好，也會衝突起來的。」「社會主義是向著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短暫的階段，這是對長期的共產主義而言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幾十年或者更長些，而共產主義可能有幾萬年、幾十萬年。這樣看，思想就解放了。在社會主義階段，還利用許多資本主義的舊形式，如商品、價值、貨幣、銀行等，都是為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史達林同志在兩個問題上，扭扭捏捏。一是矛盾問題，講社會主義有矛盾，好像心虛得很；一是對採用資本主義的舊形式問題。他對生產資料是商品不敢承認，只承認消費資料是商品；不承認勞動力是商品，不承認剩餘勞動時間，不講有盈利。現在教科書承認了剩餘勞動時間，不承認剩餘勞動創造的價值是剩餘價值。自然，剩餘價值的形式和性質都發生了變化。勞動力的本質不是商品，也還是採取了商品的形式。剩餘價值是有的，但不是個人佔有，是社會佔有，或勞動者集體佔有。不要迴避這些問題，迴避了，反而講不清楚。」[11]1959年12月毛澤東組織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

　　1959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當時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大躍進結束後被稱為「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飢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分析意見認為有兩千萬至五千萬人死於飢荒。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中共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和處理；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對黨、政、軍日常工作進行決策和處理。毛澤東在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與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12] [13]在內的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復大躍進以前的體制，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堅決糾正農村人民公社的「共產」風、浮誇風，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14]公社開始退還社員自留地、糧食、房屋、農具、傢具、生豬、家禽。1960年8月14日李維漢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為六個民主黨派的中央全會擴大會議所舉行的報告會上講話指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形勢，向工商界、知識界和各民主黨派成員提出了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觀的需要，同時也提供了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觀的可能和條件。希望我們大家不做一個言行不一致的自由主義者，而做一個毛主席的老實學生。」[15]

　　大躍進和中蘇論戰

　　七千人大會

在1958年開始的三年「大躍進」中，國民經濟陷入了非常的困境。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指出，在1960年，全國人民繼續高舉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在1958年和1959年偉大躍進的基礎上，取得了國民經濟繼續躍進的勝利。[16]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之說。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並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由於毛澤東的態度，會議報告對經驗的總結，就只能在堅持「三面紅旗」的前提下進行。1961年11月5日，劉少奇宣布由陳伯達牽頭，胡繩和吳冷西等參加，擔負具體的報告起草工作。劉少奇反覆強調要科學分析當前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災，也不是赫魯雪夫撕毀全部協議和合同，而是我們工作中的錯誤。[17]

　　1962年1月，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央決定這次擴大的會議參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地)、縣、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及解放軍的一些負責幹部，共7078人，又稱「七千人大會」。1月18日，彭真在發言時稱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18]而1月19日會議一開始，陳伯達就搶著發言，稱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後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都在這次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他說：「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毛澤東提到了國家變修的可能性，他說：「我們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是變成修正主義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毛澤東還講道：「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會繼續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5年以後，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談話時說：「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系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裡面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19]

　　劉少奇的報告表示，這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當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門和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門」；「其次要負責的是省一級領導機關」。1月27日劉少奇在向大會解說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時，提出「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20]1月29日下午時任國防部長的林彪於在大會上發言指出：「我感覺到，我們的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

　　七千人大會以後，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被人稱作「西樓會議」。在會上陳雲做了《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劉少奇提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會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對國民經濟進行堅決的全面的調整：大力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縮短工業戰線，實行必要的關、停、並、轉；進一步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加強農村基層的領導力量。從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國共精簡職工約2000萬、城鎮人口2600萬。[21]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現了有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做法。毛澤東批評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主張，是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表現，是刮「單幹風」。1962年7月，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22]

　　以階級鬥爭為綱

9月24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在北京正式召開。毛澤東主持了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彭德懷、習仲勛、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五人不參加全會。毛澤東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毛澤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會議根據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矛盾的講話，批判了所謂「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把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對1960年以來我國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形勢所作出的實事求是的估計，說成是只講「黑暗」、不講「光明」的「黑暗風」，是右傾機會主義；把有些地區為了反對平均主義而採取的包產到戶等生產責任制和鄧子恢等支持這種責任制的意見，視為刮「單幹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把彭德懷為了澄清1959年廬山會議上強加於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按照黨的組織原則，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寫信申訴和為受錯誤處分的幹部平反，視為「翻案風」、「平反風」，是對1959年反右傾的「一風吹」。會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寫的歷史小說《劉志丹》有嚴重政治問題，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曾為小說《劉志丹》提出過意見，是利用小說反黨，為高崗「翻案」，是個「反黨集團」。[23]全會接受了毛澤東關於階級、形勢和矛盾的基本觀點，並將它寫進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公報指出：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外國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外國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24]公報還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

　　文革發展過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

毛澤東時代（1949–1976）

毛澤東思想國共內戰抗美援朝戰爭鎮反土改三反五反雙百方針反右運動總路線大躍進中蘇交惡三年困難時期人民公社三線建設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四人幫四五運動毛澤東逝世唐山大地震

重建時期（1976–1989）

兩個凡是改革開放

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四個現代化中越戰爭六四事件鄧小平南巡

經濟崛起（1989–2002）

一國兩制香港回歸澳門回歸中國統一兩岸關係台海飛彈危機五八事件中美撞機三個代表

今日中國（2002–）

非典事件神舟飛船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上海世博中國夢

領導人世代

第一代（核　心）：毛澤東

第二代（核　心）：鄧小平

第三代（核　心）：江澤民

第四代（總書記）：胡錦濤

第五代（總書記）：習近平

　　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25]

第一階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

第二階段：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

第三階段：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

　　輿論準備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該劇借古諷今，通過描寫「平冤獄」為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劇中的「退田」情節則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當時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然而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而同時林彪則通過解除羅瑞卿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一事，基本掌握了軍隊的主導權，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鬥爭做好了保障。共青團九屆三中全會公報通過了《關於在全國青年中更好地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決議》。在1966年4月舉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會議決定：以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會議期間，陳伯達等人起草了《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的通知》。[26]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

　　毛澤東認為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被以赫魯雪夫為首的修正主義者篡奪了[27]據此毛澤東提出的所謂「四個存在」理論，[28]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29]

　　文革爆發

1966年5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標誌「黨內走資派篡權」的陰謀論在黨內最高層已經到達一個頂點，已經達到嚴重妄想的程度。該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30]《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由彭真、陸定一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原五人小組上報並得到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批准，《二月提綱》也被廢除。[31]「五一六通知」發布和「二月提綱」被撤銷，往往被視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文件，只有達到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才能接觸。[32] 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職務，不過對於他們犯下的錯誤的通告同樣也是機密文件，並不公開。

　　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開始在全國各地實施及倡導個人崇拜。1966年教育部、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教育戰線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一九六六—九六七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挂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背了黨的教育方針。要求中小學停開歷史課，合併政治與語文課，以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33]由於原來負責北京市、中共文化宣傳、解放軍、中央文書等重要職務的四人被撤職，其下的大批黨員幹部也受到牽連，而林彪、康生等人則開始逐漸獲得實權。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34]同一天，《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自殺，由康生接管改組這一共產黨的喉舌。

　　與此同時由於中下層並不了解高層發生劇烈人事變動的原因和內情，康生等決定採取手段「發動群眾」。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軼歐赴北京大學調查工作，並專門會面了曾在延安結識的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35]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此時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大舉讚揚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親自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由於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立即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還發表的有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這個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5月31日經毛澤東批准，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傳部已經改組，陶鑄任部長，陳伯達任顧問（仍掛副部長名義）。當時，原中央宣傳部連同前已改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稱為「三舊」。[36]

　　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一群學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熱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報》轉載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宣揚《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裡盡朝輝》[37]。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來源請求]。

　　當時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在此之前已經長期不在北京，由劉少奇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在這種非常局勢之下，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包括不應影響工作學習、不得打人等，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彙報，沒有明確回復。6月6日的《解放軍報》刊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其中提到「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制度，逐步消滅工農、城鄉、腦力勞動、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乘專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拒絕，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組的想法。[38]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在對"有問題"下屬機構進行接管的傳統辦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運動中，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39]。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同越南領導人胡志明談話中說，我們都是70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雪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他還說：我勸你，你們的人不是都忠誠於你的。忠誠的可能是大多數，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頭上叫你「萬歲」，實際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萬歲」時，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一個黨不分裂？沒有那回事。[40]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等，在他們死後就成為資產階級的黨。這條不注意，要吃虧的。[41]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1966—1967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其中指出，不論高小或初中都要學習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42]

　　學者認為，此時中國可能還沒有人意識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對象是最高層的劉少奇等人，而誤以為只是反右四清等運動的延續，所以他們的目標僅僅是中下層敢於發表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等。日後「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在1967年5月承認，自己當時也絕對沒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劉少奇。[43] 而副總理薄一波在當時對工作組講話時，就認為目前已經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現在就可以一網打盡，顯然也完全誤讀了當時的形勢。[44]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

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終於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彙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況彙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45]28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達《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同時這一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布這一決定。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麼搞，他也不曉得；鄧小平的發言承認，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來簡稱《十六條》）。其中第十條「教學改革」提出：在各類學校中，必須徹底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條規定：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直到明年暑假。[46]10月,中共中央又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指責劉少奇、鄧小平「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鄧小平是批判對象，自然出席了會議。他在檢討時直言不諱：「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在這次會上，林彪拖著慣有的長音煞有介事地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47]

　　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實際矛頭已經直指過去50天內執政的劉少奇。毛澤東同時將之前缺席了一周會議的林彪從大連召回北京，林彪隨即於8月8日發表針對劉少奇發表了言辭激烈批判，並與其在5月18日關於彭陸羅楊等人「錯誤」地言論，一起印發大會。[48]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十六條」里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鬥」等規定。

　　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11人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為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林彪則第一次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此後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現，成為毛澤東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資歷更高的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會議還正式確認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5月對於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人撤職的決定，更高層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點名批判。

　　紅衛兵與大串聯

在中共高層權力大規模調整的同時，5月底出現的紅衛兵於此同時大規模壯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廢除高考制度。[49] 從此中國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學生也失去了繼續就學的必要。

　　由於得到毛澤東對「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級政府黨委試圖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視為鎮壓革命，於是對於紅衛兵的管制全面撤銷。有大量「革命師生」從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會期間，北京市有數萬名外來學生，僅清華大學校園內就住下了7000人。[50] 8月12日，文革小組提議勸導學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是毛澤東不同意，反而決定鼓勵紅衛兵運動，並安排親自接見在京紅衛兵。

　　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至11月期間，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會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紅衛兵活動的最有力表示。從此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對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動，以「破四舊」的名義衝擊寺院、廟宇、教堂等，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蹟，焚燒書籍、字畫。同時針對被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的個人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者、知識份子被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殺。除了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外，全國紅衛兵還進行了大串聯。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

　　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傳教士等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8月與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戶家庭被紅衛兵或自稱紅衛兵的人員抄家，紅衛兵在一個多月內獲得了十萬三千兩（約5.7噸）黃金、三十四萬五千二百兩白銀、5500餘萬人民幣現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間就有84,222戶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戶為教師或知識分子，紅衛兵除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珠寶外，還獲得了334萬元美金、價值330萬元人民幣的其它外幣、240萬民國銀元，以及3.7億元的人民幣現金或憑證。據1966年10月的黨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至此之前全國的紅衛兵僅黃金就獲得了一百一十八萬餘兩（約65噸），並將這稱為充公「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51]

　　針對出現了許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內容是：「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8月22日，毛澤東厭惡當權派利用國家機器大肆逮捕學生，發布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警察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色恐怖」的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興縣更是發生屠殺，三天之內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52]。而全國自殺人數達到20萬人，這個數字需要確切的統計資料證實。

　　在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周的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並分別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11月8日，那個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又與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5000餘人在北京城區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1967年1月1日，北京20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和一些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也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53]與此同時，六年前就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與彭真、羅瑞卿等一起接受批鬥。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的院牆上張貼「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劉少奇」等大標語。三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六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謊稱劉少奇女兒車禍致殘，將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扣押並批鬥(後在周恩來干預下釋放)。[54]

1967年3月上旬，陳伯達、康生在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開始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5月8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長篇批判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5月11日專門發出中共中央通知，說這篇文章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毛澤東親自批准的，「希望各單位的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55]

　　全面奪權與文攻武衛

1966年11月以後，原來以教師和學生為主的紅衛兵運動開始向工廠和農村擴張，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由年僅三十齣頭的工廠職工王洪文領導，很快取代了各種紅衛兵組織。1967年1月3日，張春橋與姚文元從北京趕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運動的首腦奪取了上海的黨政大權，陳丕顯、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領導被批鬥。這次事件被稱為「一月風暴」，也成為全國「奪權」行動的開始。1月8日，毛澤東對此表示讚譽，《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上海的「賀電」。11日，由湖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奪權，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1月23日，按照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3月19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決定》要求：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要視情況抽調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即「三支兩軍」。11月5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九大和整黨問題。他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我們的黨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里來。」[56]全國多個省區市的領導機構被「革命群眾」奪權，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往往無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機關職能，導致中央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陷入癱瘓。同時由於沒有明確的原則和規則，奪權的形式與內容也是無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內被三股不同革命群眾先後奪權，黑龍江奪權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的主任最後就是奪權前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還向康生寫信申請批准被奪權。[57] 月中，原本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被紅衛兵奪權。

　　文革時代藝術家並將毛澤東的形象應該是「紅、光滑、發光」的表現方式來顯示毛澤東本人是光的主要來源，無產階級專政的獨裁專政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為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意識形態及口號之一，表現在數張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宣傳海報中，在1949年文盲率為80%到1964年文盲率降為57%的歷史背景下，以海報圖文的方式去對大眾宣傳特定想法及口號，[58]。

　　與此同時，在中央，陳伯達、江青等開始將鬥爭對象轉移到當時中央第四號人物、主要協助周恩來維持社會和生產秩序的陶鑄。此後雖然毛澤東對於陳伯達、江青隨意針對文革小組同僚的行為提出指責，並且要求他們在小組內自我批評，但是並未插手陶鑄被「打倒」。[59]

　　不過毛澤東對於陳、江的批評是這些在文革開始後權力日大的活躍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滿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聯手抗爭。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兩次中央碰頭會議上，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七位國家和軍隊的最高層領導對當時混亂的局勢感到不滿，發表反對造反運動的強硬談話，與張春橋等人當場發生激烈爭論。此後張春橋召集姚文元、王力，先與請病假的江青會面，隨後於當晚即會面毛澤東，彙報了這些元帥副總理的發言。最終毛澤東認為這是從根本上反對文化大革命，而這次事件則被張春橋等稱為「二月逆流」。[60] 此後雖然這些領導人並未立即被正式停職，但實際上國務院、政治局在少了他們以後已經無法繼續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已經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該年5月，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已經完全公開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英國統治的香港，這種風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參閱六七暴動）。

　　與此同時，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支持左派，有些紅衛兵開始搶軍隊的權。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枝的事件不斷發生，武鬥已經升級。這種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8月份才漸漸平息下來。

　　上山下鄉與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

1967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規定：春節後各地小學一律開學。在外地串連的小學教師和學生應當返回本校。五、六年級和1966年畢業的學生，結合文化大革命，學習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級學生學習毛主席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學習一些算術和科學常識。[61]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這個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統一規劃建造毛澤東塑像外，還提到：「各地編印了一些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材料，甚至將別人的講話、詩詞也編進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文章、文件、詩詞，未經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編印，不得出版發行。[62]

　　1967年4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戳穿<修養>再版的惡毒用心》[63]：

一九六二年，國際國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異常激烈。《修養》的作者、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真的在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嗎？不！他是打著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幌子，來攻擊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妄想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從而否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否定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以便他篡黨奪權，取而代之。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毛主席思想，反對毛主席，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殊死鬥爭，是一場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社會主義的你死我活的大搏鬥。

　　３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１９３６年８月至１９３７年３月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先後出獄錯定為「自首叛變」。從此在全國到處颳起「抓叛徒」的惡風（這件錯案已於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宣布徹底平反）。林彪、江青等還誣稱有一條所謂「劉少奇叛徒集團組織路線」，由此製造了「新疆叛徒集團」、「東北叛徒集團」、「南方叛徒集團」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動最猖獗的時候，５月１７日，江青還利用三十年代由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抄件，妄圖誣陷、攻擊周恩來。[64]

　　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單位「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十八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以「中國赫魯雪夫」為代名詞，對劉少奇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65]

　　196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偉大里程碑熱烈歡呼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年來的偉大勝利》指出：「當前，中國億萬革命群眾，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正在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批判這個中國的赫魯雪夫，特別是對他那本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陰險的《修養》——這本書被販賣到全世界，取名為《怎樣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進行徹底的批判。這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因為這個人是當前在中國這個世界革命中心扛著修正主義和對帝國主義的投降主義破旗的旗手，他的這本書就是修正主義和投降主義的綱領。」

　　1967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無產階級專政和叛徒中國赫魯雪夫》指出：「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這場鬥爭，集中表現為無產階級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表現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鬥爭的焦點始終是一個政權問題。在資產階級方面，挂帥的人物始終是中國赫魯雪夫。反革命的「理論」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動是他策劃的，他是中國一切反動勢力的總後台。」

　　1967年8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本質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中國赫魯雪夫的鎮壓群眾運動、復辟資本主義的活動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不僅壓製革命的群眾運動，還打擊廣大要求革命的幹部起來革命，甚至直接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當他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總攻擊面前，陷入窮途末路的時候，又施展故技，把他在土改運動中那一套「搬石頭」，以及四清運動中要幹部「大換班」、「統統罷官」的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全盤搬到文化大革命中來了。他不僅到處散布「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思潮，而且公然叫嚷要中央文革小組「退到二線去」。甚至喪心病狂地鼓動反革命分子「多活動一點，多寫一點反動標語，多發表一些反動言論」，猖狂地直接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他靠了邊以後，還繼續以各種形式，通過他安插在各地的爪牙，挑動武鬥，製造混亂，同無產階級繼續進行較量。這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鬥爭的繼續。

　　1968年春天，在全國興起了一股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浪潮，當時的口號就是「三忠於四無限」，毛澤東已經被神化。

　　不過此時的毛也已經發現局勢有些失控。全國武鬥日益嚴重，打死、打傷的人不計其數，接近於開始一場內戰。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隊」進駐各高校，試圖停止武鬥，實際採取的正是兩年前劉少奇、鄧小平等因之獲罪的措施。但在清華大學，造反派頭子蒯大富無視工宣隊，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況已經非常嚴重。8月26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達全國：「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武鬥才逐漸平息。10月，毛澤東提出幹部下放，於是全國各地大批被打擊的幹部下放五七幹校。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中央委員會提出了新黨章，提請接下來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將林彪正式作為毛澤東的繼承人，而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央決定，攻擊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雪夫:[66]

　　廣大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學習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時候，憤怒地批判了中國赫魯雪夫在建黨路線上推行的「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等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他們指出，中國赫魯雪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謂「六論」，就是妄圖用修正主義來腐蝕工人群眾，腐蝕我們的黨，扼殺黨和黨員的無產階級革命性，使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蛻化變質，為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陰謀服務。他們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為武器，徹底批倒批臭中國赫魯雪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建黨路線，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建黨路線指引下，把我們的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更加純潔，更加朝氣蓬勃。

　　隨後人民日報揭露劉少奇攻擊毛澤東的親自樹立起來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肆販賣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劉少奇這個黨內頭號走資派是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走狗，反動派的幫凶。[67]毛澤東在大會上的發言從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鄧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機場工作、反省，而沒有得到毛澤東維護的另外兩名元老劉少奇、賀龍則不得不面對更加嚴酷的待遇。劉少奇被匿名關押，缺醫少藥，1969年11月在河南開封的一座封閉的舊銀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後就未能與其見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繼續關押至文革結束。[68] 而元帥賀龍則連基本的飲食飲水都得不到供應，「賀龍專案組」還刻意造成錯誤用藥，促使其於1969年6月在北京解放軍三〇一醫院去世。[69] 這次全會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對於中共政治局面的影響，中央委員會1966年十一中全會後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員中，僅有40人被邀請出席十二中（其餘多數已經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選舉的96名候補委員中，僅有19名參加了會議，其中10人被補選為正式委員，替換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員（其中兩人自殺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數達到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最低標準。而與此同時，又有74名非中央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被邀請參加了大會，主要來自文革開始後得勢的中央文革小組、「奪權」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實際控制局勢的解放軍機構等，也使得大會成為中共歷史上罕見的與會非委員人數超過委員的奇觀。[70]

　　12月，毛澤東又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後來稱為「老三屆」）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

　　5月起，按毛澤東的要求，全國陸續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地採用軍管會和進駐工宣隊的方式，對在文化大革命進程中，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數據認為，此間全國有3000萬人被斗，50萬人死亡。[71]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成了「一打三反」運動。由中共各級組織正式領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對相當多的人進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27歲的遇羅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審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

　　林彪與九一三事件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屆黨代表大會召開。九大正式會議上，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對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所謂「斗、批、改」的新任務，宣告「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72]在大會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過程中，林彪、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幾乎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73]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為黨的接班人列入黨章[74]。國家主席劉少奇已經被打倒，主席一職懸空，周恩來繼續保持黨內第三的位置且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擔當處理國家日常事務大權[75]。

　　九大會議由林彪作政治報告。原政治報告草稿為陳伯達所寫，題目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76]。該題目遭到毛澤東反感，後由張春橋起草政治報告，林彪在會上宣讀。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對張春橋起草的報告不滿，宣讀時磕磕巴巴，照本宣科[77]。張的報告中不斷引用毛澤東語錄，再度批判「劉少奇反革命集團」，還讚揚了軍隊的作用。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修改黨章。新的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從此毛澤東與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聯繫在一起。會議還選舉了中共的新領導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團進入中央政治局，周恩來維持了自己的地位，至於陳雲等一些中共元勛則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資料稱，周恩來在九大期間地位上升，並幾乎成為黨的第二副主席[78]。

　　1969年，因劉少奇逝世，國家主席職務空缺。而此時面臨召開四屆人大，憲法需要修改以容納文革綱領。1970年3月，毛澤東在收到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後明確與汪東興說，「憲法中不要寫國家主席這一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79]。3月8日晚，汪東興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中央政治局一致擁護毛澤東的建議[80]。整個過程中，林彪僅有一次單獨表態，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81]。周恩來向政治局轉達了林彪的建議，「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81]。

　　由於按照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在除毛澤東外多數政治局委員要求設立國家主席的情況下，毛澤東再度以個人權威壓倒集體決議，聲稱「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82] 九屆二中全會上，事情再度出現轉折，康生、周恩來、陳伯達等人再度要求設立國家主席[83]。周恩來建議設立國家主席是為了外事活動，如毛澤東不願意參加外事活動，可以授權他人進行。憲法修改小組的康生對撤銷國家主席反應激烈，他認為撤銷國家主席違背民眾願望，但又不能違反主席的指示，導致他們修憲小組壓力很大。陳伯達表示毛澤東任國家主席是對人民的鼓舞。[83] 林彪僅表示附和[83]。

　　有學者認為[80]，國家主席問題涉及國家體制，多數政治局委員對於涉及國家大事的重大問題有激烈反應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銷國家主席職務這樣的更改國家體制的提議，毛澤東應光明正大地說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釋，反而指責反對者有陰謀[80]。中共的史料對此也指責反對者，即林彪覬覦國家主席職務而引起毛澤東懷疑[84]，「林彪陰謀設立國家主席以篡黨奪權」[85]。

　　有學者認為[80]，據中共承認[86]，毛澤東最早公開指出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間[87]，而中共迄今認定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證據[80] 是吳法憲在1971年10月21日對中央專案組揭發葉群對他的談話[88]。該學者認為，根據這兩個時間可以得出毛澤東是在得到證據兩個月之前就開始懷疑林彪陰謀奪取國家主席職務的結論。

　　關於毛澤東與林彪關係惡化的原因，目前有兩種對立的說法。中共官方說法是林彪覬覦國家主席，篡黨奪權的野心引起毛澤東懷疑，後林彪襲擊毛澤東專列未果，倉皇出逃。而有學者則提出相反的觀點[75]，認為是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與張春橋的文人相鬥，引起了大會成員對張春橋的怒討。而偏袒張春橋的毛澤東則懷疑這種大規模聲討（毛澤東語「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運轉之勢」[89]）是林彪背後指使，故引起毛澤東批判陳伯達，矛頭對準林彪，毛林關係由此惡化。這個觀點認為國家主席問題僅僅是為遮掩批鬥張春橋事件引發毛林關係惡化的一個藉口[75]。

高文謙等學者則明確指出[75]，毛澤東在1971年8月繞過黨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幹部揭發林彪問題，並採取「摻沙子」「拋石子」等辦法鬥爭林彪，均成為後來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敗的林彪，雖然並沒有被直接點名批評，但毫無疑問他也已經意識到，其在黨內的地位已經搖搖欲墜。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及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組成了代號為「聯合艦隊」的秘密組織，並在林彪等人的根據地上海制訂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取自「武裝起義」的諧音）。紀要內明確提出「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林彪的計劃是要利用空軍為主導武力奪權，如果成功的話就可以一舉逮捕所有要員，獲得全國的政權。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形成割據局面。

有學者對此說法提出質疑[90]，認為迄今尚無任何證據證明林彪參與《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制訂，甚至連林彪親信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等人均不知道該紀要的存在。該學者提出一個論點，即「似乎死了的（指飛機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紀要』的目擊者，而活著的，卻沒有一人見過這個『綱領』。」[91]。

　　不過林彪的計劃並沒有實現，政變失敗了。根據香港《明報》幾星期後的報導，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間，毛澤東曾在上海險些遭到一系列襲擊。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經接到情報，稱林彪正在預謀一起重大政治陰謀，一批軍中林彪的親信正在接受特殊軍事訓練。而上海的襲擊陰謀則完全證實了該情報。此外還有其他各種傳聞，稱毛澤東在往北京的火車上險些遭襲，甚至有人到毛澤東寓所行刺。這些傳聞是否屬實不得而知。

據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倉促從隸屬海軍的山海關機場乘256號三叉戟飛機準備逃往蘇聯伊爾庫茨克，飛機在沒有副機長和領航員且跑道燈未開的情況下強行起飛，在進入蒙古國領空幾百公里後在溫都爾汗墜落，林彪及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駕駛員潘景寅在事故中喪生。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墜機的消息才傳到北京。當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國慶慶祝活動也取消。這和1976年也是十年文革中沒有在天安門廣場舉辦國慶慶典的兩年。

　　近年來，有學者發現林彪飛機的飛行軌跡是從山海關至蘇蒙邊境後折返蒙古，在蒙古墜毀[92]。林彪出走事件因整個事情撲朔迷離，其出走原因，出走過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質仍然爭議極大[93]。

　　文革後期

林彪的死，一方面使毛澤東精神上受到極大打擊，身體狀況急劇變差；另一方面國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林彪就是毛澤東心裡最理想的國家領導接班人。

　　1972年9月，毛澤東將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就成為名列周恩來之後的黨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養為接班人。十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為中央政治局常委。[94]從此，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95]

　　1973年，十大黨章刪去了九大黨章中有關林彪為接班人的內容。十大黨章繼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並且強調「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96]

　　1973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林彪和國民黨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轉發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語說：這個材料，對於繼續深入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對於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對於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會有很大幫助。江青等人便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這場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批判宣揚「上智下愚」維護等級制度的孔孟之道，同時「批林批孔」後面本來還有「批周公」三字，指向當年10月病重入院的國務院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毛澤東曾經在一次接見外賓時讚揚秦始皇，並且針對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寫了一首詩表示異議，而四人幫把此事提升為「儒法鬥爭」。林彪死後，周已經成為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獲取政權的最主要障礙。「批林批孔運動」雖然是對著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來卻強調林彪「左」的錯誤，而此時中國普通老百姓經過長時間的政治運動，對各種新的批判運動也失去了興趣。四人幫的「批林批孔」並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來入院後，中央委員會委員鄧小平獲任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其後被增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實際負責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續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

1975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毛的指示《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到了9月，毛澤東也病重，毛澤東把他的姪兒毛遠新由瀋陽調回北京陪在身邊當上傳話人。

　　1976年，是文革關鍵的一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但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卻受到政府壓制。從第二天開始，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就已經出現了紀念周恩來的花圈，向紀念碑前送花圈，這在過去是從未出現過的。1月15日，是周恩來的追悼會，全國都有自發的紀念活動，鄧小平致悼詞。

　　2月，情況再度改變。自認已經沒有了障礙的四人幫開始打擊唯一剩下的鄧小平，經毛澤東批准，搞出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針對的正是鄧小平。但是毛澤東並沒有任命四人幫中的任何一個擔任總理，而是看中了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國鋒，由他出任國務院代總理。

　　3月底，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南京三·二九事件」，並迅速擴展到全國。4月4日清明節，從3月底開始北京群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的逝世，同時也有人是對四人幫的抗議。人們還自行在紀念碑上張貼悼詞，並送來花圈。廣場上還逐漸出現了一些直接針對四人幫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經有大約200萬人來過廣場上。由於擔心有人放火焚燒堆積在紀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幫派出警察在夜間把花圈收走。對立情緒演變成燒毀汽車和房屋，於是要求各單位禁止本單位人員去廣場，並下令廣場上的人群離開，當夜，廣場上剩下的200餘人不肯離開，被北京市委組織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別後遣散。這個後來被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活動，毛澤東把之定性為反革命活動，並指責鄧小平是事件的幕後黑手，撤消了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但留下一句「以觀後效」的伏筆。同時並決定代總理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天安門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中國政治最高領導權歸屬不明，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毛澤東逝世前的五個月給華國鋒寫了三句話，慢慢來，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四人幫在上海組織民兵，有奪取政權之意。[97]

　　9月16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簡稱「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一文里，偷偷塞進一個所謂毛主席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社論說：「毛主席與世長辭了，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深入人心，毛主席開創的革命事業後繼有人。」「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當前要把「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社論發表以後，江青給張春橋打電話：「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發表出去以後，有什麼反應沒有﹖我已對文元同志強調，宣傳工作要以宣傳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針辦』為中心，要反覆宣傳。」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新華社《內部參考》、《紅旗》雜誌、《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學習與批判》雜誌等連篇累牘地宣揚「按既定方針辦」。據從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統計，上述6種報刊就登了宣揚「按既定方針辦」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把「按既定方針辦」做了通欄大標題。《光明日報》在報眼毛主席語錄欄，連續9天刊登「按既定方針辦」；從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進「按既定方針辦」的內容，就連一些專刊專頁的文章和詩歌散文，也被強加上「按既定方針辦」的話，達到了「四人幫」所要求的讓「按既定方針辦」覆蓋報紙版面的目的。 9月21日《文匯報》頭版頭條大標題是《上海工人階級堅決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針》；9月24日《解放日報》一版頭條通欄大標題是《駐滬三軍上海民兵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學習與批判》雜誌在第10期刊出該刊記者寫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上海千萬人民的戰鬥誓言》。10月2日，華國鋒在喬冠華9月30日送來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十一屆會議上的發言》送審報告上批道：「此發言有誤，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話，我查了一下原件，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10月4日，《光明日報》登載《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文中說「按既定方針辦」這一諄諄囑咐，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我們黨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高度概括和深刻總結，「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98]

　　1976年10月6日——《永》文發表的第三天——，華國鋒先發制人，在中共和軍隊元老葉劍英、毛澤東的侍衛長汪東興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幫成員開會為名，由汪東興負責的警衛部隊8341部隊就地逮捕四人幫所有成員，對其進行「隔離審查」。立即派以劉西堯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光明日報》，接管了報紙的宣傳大權；繼而宣布對《光明日報》社臨時領導小組負責人（即總編輯）莫艾隔離審查，責成莫艾交代《永》文發表經過和他同姚文元的關係。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國鋒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這次事件被稱之為「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張春橋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的黨籍，撤銷他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99]

　　文革的正式結束則是在197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華國鋒宣布文革結束[100]。會議通過《關於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決定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全會一致認為，華國鋒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華國鋒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領導人。

　　結束

　　華國鋒上台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當權。

10月10日，鄧小平親自寫信給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復工作。

1977年7月，鄧小平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

8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會議上除華國鋒宣布文革結束外[101]，會議另通過《關於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決定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全會一致認為，華國鋒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華國鋒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領導人。十一全選出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為副主席。五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102]

　　華國鋒雖然成功擊潰了四人幫，但是由於他的權力來源只是毛澤東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東興等毛澤東晚年的衛士支持，面對著鄧小平這一批元老，華國鋒的經驗、政策、革命歷史也比不上鄧小平，故華國鋒憂心會被這些元老奪去大權，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澤東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

宣布文革結束

　　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華國鋒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仍以肯定的態度對待文革。批判了四人幫炮製的「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揭發了他們篡黨奪權、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的陰謀，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而結束。繼續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因此，今後依然要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為綱。[103]

　　揭批查運動與清理「三種人」

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共中央開展了對文革的清理運動，對文革中積極參與的人進行了抓捕，審判。但是期間亦有打擊面過大、冤假錯案及選擇性辦案的情況。

　　鄧小平掌權

1975年1月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104]

1976年4月，鄧小平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被撤職（見前幾段）。

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被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萬里、趙紫陽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105]。

同年8月，鄧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1978年3月，鄧小平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

1978年5月，鄧小平把握機會，由他最親密的戰友、當時中共中央黨校校長胡耀邦負責，在《光明日報》發表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初創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該文在全國引起廣泛討論。他們巧妙地利用毛澤東的語錄，來為自己造勢，當時凡是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的，都是鄧小平的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的是華國鋒和毛澤東的親信汪東興）。7月1日，建黨節時，鄧小平成功地公開了毛澤東1962年為「大躍進」在黨內作自我批評的談話，表明即使是毛澤東也會犯錯誤，間接批評「兩個凡是」。到了9月，鄧小平已經開始公開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被批判。會上還重新評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為其平反。1979年1月胡喬木在中央宣傳部會議上指出康生對毛澤東的四個存在理論進行了篡改，強調黨的歷史不等於就是路線鬥爭的歷史。[106]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劉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領導人被平反，[107]胡耀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的另一親信趙紫陽也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9月，全國人大召開，華國鋒迫於形勢，辭去國務院總理一職，由趙紫陽接任，至此鄧小平已經成為中國實際的最高領導人。

　　對四人幫的審判

1980年11月，由江華擔任庭長的特別法庭開始併案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全國也開始廣泛討論，重新評估毛澤東的功過是非。1981年1月，最後判決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他人分別被判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江青後來在保外就醫期間在寓所內自殺。文革中的受害者陸續平反，這個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葉帥：他們利用篡奪來的權力，大搞法西斯專政，上整幹部，下整群眾，製造大量冤案、錯案、假案，把許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幹部和群眾打成「走資派」、「反革命」，進行殘酷迫害。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

　　影響

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當時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文革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大串聯，全國鐵路系統就承受了極大壓力，總共運載了1100萬人次。也有觀點認為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不願意屢番接見紅衛兵而決定打發紅衛兵「上山下鄉」接受改造[108]。武鬥時期被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則更是難以統計。

　　而「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紅衛兵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秩序，交通、生產為之大亂。他們在各地互相串連，彼此交換經驗，並免費供應食宿，分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組織」。為了「破四舊」，他們闖入了知識份子、富人及官員們的家中，焚書、羞辱甚至毒打殺死屋主；學校也為他們所佔據，教師成為他們批鬥的對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宮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等也成為紅衛兵的破壞對象。紅衛兵在文革期間所造成的破壞，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恐怖災難。

　　人道主義災難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級行政、司法和臨時運動組織完全不必按照中國大陸的法律程序和原則而判決處決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醫療服務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殺的。有些人的死刑沒有經過審判，往往是一個人說了算，例如：張志新。中國大陸政府至今沒有公開這一數目。由於文革期間各國家職能機構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亂狀態，可能這一總數早已無準確記錄、統計的可能。同時文革期間中國基本對境外完全封閉，而國內正常信息的傳遞也陷於癱瘓，所以國內外非政府機構也無法做出可信的計算。國外科學家依靠在國內出版的縣誌資料計算1966年到1971年在中國的農村地區有50萬到200萬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109]。

　　社會影響

　　文化教育

十年文革令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取消。文革開始後的數年內，中國各級、各大教育機構基本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圖書館藏書被焚燒，在校園內發動武鬥，教師被當眾羞辱、打罵，一切教學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知名學者往往不堪羞辱，選擇自殺。

1968年，毛澤東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一段話被稱為「七二一指示」。1970年開始，許多大學按照這個指示招收「工農兵學員」。工農兵學員由各地各界單位推選，選擇對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貧窮、政治思想激進的二、三十歲的青年，與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質基本無關，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學以下文化水平。工農兵大學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澤東思想改變教育系統，即將激進的思維強加到各大院校中。工農兵學員雖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於其政治立場和後台，往往可以隨意批判學術權威，他們中還有不少人編寫政治思想符合毛澤東願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學使用。工農兵學員招收持續到1976年，雖然也有個別人日後做出成績，但總體上這是中國各大院校歷史上學生地位最高而學生素質最低的奇特階段，而中國社會至今的重理輕文現象也是起源於此。[來源請求]

因為不論是當時無法無天的紅衛兵還是被批鬥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這些經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繼承了他們的思想和性格。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實際上使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很大程度上被抹去，而傳統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卻在文革以後逐漸浮現。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一代甚至幾代人，實際上都在承受著文革的負面影響。

　　青年與知識分子

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一些年輕的學生因不能適應艱苦的自然環境和繁重的勞動，因病或自然災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結束後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則永遠地留在了那裡。部分知識青年在農村真正地「落戶」，有的還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農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

但是同年齡的老三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繼續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後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發建設起著微小的作用，但是由於知識青年在鄉間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識青年務農的怪現象，對中國教育資源、人力資源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而由於農村的建設作用不大，直到今天中國大陸的農村依舊貧窮落後，其農村建設也不如鄰近的日韓和中華民國台灣地區。

　　中華文化傳統

毛澤東思想在文革中成為中國的主導政治理論，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經出版《毛主席語錄》3.5億冊，這對在中國掃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澤東熱愛法家思想，不愛儒家，因此在1966年興起了「興法批儒」運動。毛澤東的威望空前高漲，任何修正主義傾向都會受到批評和批判，全國盛行「造反有理」的口號，法律完全受到漠視。全國大量文物受砸毀，古蹟被破壞，對中國，以至人類文化遺產造成了嚴重的損害[110]。出身成分論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農民等勞動群眾成為文藝歌頌的主角，但是勞動人民除外的資本主義家，或者那些學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們的孩子上學都會遭到歧視，辱罵。提出了「破四舊」、「開門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農兵為主體」等眾多新觀點，提倡「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大民主。很多歷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輩遺物在「破四舊」的口號下被紅衛兵砸爛；大量的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工作者被迫下鄉，甚至在文革期間受迫害而死。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批孔揚秦，直接對準了中華文化自漢朝後的主流儒家文化。

　　民族與宗教

文革期間，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完全喪失，回族等其他少數民族受到迫害。1975年發生的沙甸事件中，發生了整村武裝反抗事件，後遭到鎮壓。紅衛兵曾前往扎什倫布寺的佛塔將在該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禪的遺骨挖出肢解拋棄，後被藏人找回[111]。

　　科技經濟

文革期間，中國亦取得了一系列科學，技術和基礎建設的成就：飛彈核武器試驗成功，「紅旗」高級轎車，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成昆鐵路建成通車，第一台電晶體大型數字計算機，第一台自動化立體攝影機，第一台離子注入機，第一艘核潛艇，第一台集成電路數控機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第一顆科學實驗人造地球衛星，第一台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第一台天文測時、測緯光電等高儀，華北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大慶油田的擴建，劉家峽水電站投入使用，葛洲壩的開工，雜交水稻，大型通用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

　　大量文物古蹟嚴重損毀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有大量文物被焚毀，古蹟等也遭到摧毀破壞，給中國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文革中的「破四舊」活動將中國城市與鄉村千百年來形成的歷史文化古蹟和遺產當成封資修的東西徹底破壞和毀盡。就連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慘遭破壞。

　　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影響。

日本文化界發表「反對文化大革命」宣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曾經居住於中國東北十數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安部公房、三島由紀夫等數百位作家、藝術家聯名發動抗議，盼望中國當局能保護中國歷代文物免遭破壞；受鼓動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向防暴警察扔自製的燃燒彈；

香港英屬香港在文革期間爆發多次由共產黨領導的激進左派工人罷工運動，之後演化成六七武裝暴動；

法國在1968年發生全國性罷工動亂，工人、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遊行；[112]

美國學生佩帶紅袖章示威；

澳洲大學漢語系的學生自製紅衛兵袖章賣錢，生意興隆。「造反有理」這句口號被全世界所有對現狀不滿的人使用；

中華民國政府於1966年11月以復興文化之名義開展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抵制文化大革命，並組成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總統蔣中正則多次發表譴責說話，甚至已經指示中華民國國防部令五十萬國軍備戰，戰鬥機天天升空演習，準備反攻大陸，據說蔣也以前黃埔軍校校長身份與學生林彪保持信函連絡；後因美國拒絕提供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作戰戰略物資補給，趁大陸「文革」來「反攻大陸」作戰之舉方停。

朝鮮北韓在1964年秋，蘇聯勃列日涅夫上台之際，與蘇聯恢復了關係。與蘇聯決裂的中國對此表示不滿。1966年起，中國領導人以及紅衛兵譴責金日成是修正主義者，朝鮮則批評中國的領導人是教條主義者、宗派主義者。中朝兩國甚至互相召回大使，兩國關係跌至冰點。但是，中國對毛澤東的崇拜之風反而使朝鮮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加以強化，朝鮮和中國一樣在強調獨立思想體系。[113]

　　負面評價

對於文化大革命，現在中國官方自從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始終採取否定的態度。其長期正式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文革爆發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毛澤東對國內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另一方面，由於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使他的聲望達到高峰，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逐漸脫離實際而個人專斷，凌駕於中央之上，使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受到嚴重破壞。

文革對中國的經濟破壞是災難性的。毛澤東曾經的戰友林彪的心腹就曾經私下說「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114]。

　　在文革時期，文化教育被輕視、不用考試是當時教育的特點。學生生活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學習對象有《毛澤東語錄》、最新指示、《毛選》）和停課鬧革命、街頭運動等內容，教育質量極低。高校招生人數減少10萬人。

大量文物遭到破壞。[115][116]

此外文化大革命後軍隊長期戰力受到嚴重損毀，造成軍隊「紅而不專」（過分強調階級鬥爭而欠缺軍事知識技能）和訓練不足與溝通不良的結果，使後期的中越戰爭所造成嚴重的死傷就是一例。

在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便出現了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傷痕文學」的流行，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對於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從1978年開始撰寫的《隨想錄》中，對於文革也進行了反思。並且在此後不斷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在2005年春節，廣東省澄海市塔山風景區上、民間組織的文革紀念館 [117] 正式開放，但直至4月17日，經《汕頭都市報》報導後才引起注意[118]。

　　蔣介石：「權力鬥爭是真，其餘都是假的。」[119]

文革確保了毛澤東獨裁權力[120][121][122]，而紅衛兵的動員，以群眾專政為口號對群眾的「思想再教育」及暴力也發揮作用；毛澤東主張，無產階級專政若無社會主義經濟的建立，其專政「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的專政」

　　相關書目

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ISBN 978-988-17274-6-6。

Chan, Anita. 1985.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han, Che Po. 1991. From Idealism to Pragmatism: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Thinking among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in China .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雷運河，《告訴你真實的文革——濟寧地區文革傳記》

Liu, Guokai. 1987.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Anita Chan. Armonk, N.Y.: M. E. Sharpe.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

Yang, Guobin. 2000. China's Red Guard Generation: The Ritual Process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1966-1999. Ph.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形形色色的造反：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徐友漁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殺劫》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唯色著，台灣大塊文化2006年1月21日初版，ISBN 986-7291-84-0[123]

《文化大革命博物館》楊克林編，香港東方出版社，1995年4月初版，ISBN 962-8102-02-8（上冊）、ISBN 962-8102-03-6（下冊）

《文革受難者》，王友琴著，開放雜誌出版社

《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王友琴著，開放雜誌出版社

MacFarquhar, R and Schoenhals, M, Mao's Last Revolution, 2006,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ISBN 978-0-674-02748-0. 該書作者分別是哈佛大學教授和隆德大學教授。中文譯本《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於2009年在香港出版。

　　文藝相關

　　文學

《血火痴情——被塵封的另類文革故事》，加拿大諾曼出版社2007年出版，作者李憲源為著名「新毛派」人士。這一聲稱全面客觀公正反映「被主流掩蓋扭曲」之文革歷史真相的60萬字歷史長篇小說，例外受到了汪暉、黃紀蘇、陳子明等中國左中右思想界代表人物和多位「文革造反領袖」的一致好評。

《天讎》廈門第八中學紅衛兵凌耿著作描述文革時福建實況及全中國年輕紅衛兵串聯至北京動人描述之紀實長篇小說 1970年代美國紐約時報印製出版。

《反修樓》鼕鼕等十數篇文革中短篇小說著作集台灣爾雅出版社出版

《牛棚雜憶》季羨林著。

《往事並不如煙》章詒和著寫反右派、學者在文革時的種種

《白色的路》劉青著內容概述：青年將自己的糧票和工資送給在學校認識的女同學，而使得自己頓失生活依靠，由於太過飢餓，他在無意間犯了搶奪罪，而被送到農場勞改。之後他的人生完全被排拒在正常生活之外，他曾經嘗試回到正軌，卻一次次地失敗，最後他選擇用偷竊等不正當的方式生存，在被捕後，他以一種嘲弄卻無奈的情緒，回想自己過去的經歷。

《一百個人的十年》馮驥才著，記錄了遍及全國的數十位平民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電影

（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武訓傳》（1950年，孫瑜導演，孫瑜編劇，趙丹、黃宗英主演）

《早春二月》（1963年，謝鐵驪導演，柔石原著，謝鐵驪編劇，孫道臨、謝芳、上官雲珠主演）

《再見中國》1974年：唐書璇導演及編劇，描述文革時中國大陸知青因不同理想而逃亡到香港，影片曾被香港政府以「影響與鄰近地區關係」禁映[124]

《楓》1980年峨嵋電影製片廠攝製，編劇：鄭義、導演：張一、演員：徐楓（飾盧丹楓）、王爾利（飾李紅鋼）。

《戴手銬的旅客》1980年導演：于洋編劇：紀明馬林演員：于洋、邵萬林，趙子岳，馬樹超，葛存壯

《苦戀》（1980年，彭寧導演，白樺、彭寧編劇，劉文治、黃梅瑩主演）

《天雲山傳奇》（1980年，謝晉導演，石維堅主演）

《皇天后土》（1980年）：中央電影公司（台灣）出品，描述中國大陸文革時期種種荒謬情況，主要演員有秦祥林、劉延方、郎雄、柯俊雄、胡慧中、歸亞蕾

《小街》1981年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編劇：徐銀華導演：楊延晉攝影：應福康、鄭宏美術：劉藩作曲：徐景新演員：郭凱敏（飾夏）、張瑜（飾俞）

《牧馬人》（1982年，謝晉導演，朱時茂主演）

《芙蓉鎮》（1986年，謝晉導演，阿城、謝晉編劇，劉曉慶、姜文主演）

《霸王別姬》（1993年，陳凱歌導演，李碧華、蘆葦編劇，張國榮、張豐毅、鞏俐主演）

《藍風箏》（1993年，田壯壯導演，蕭矛編劇，呂麗萍、濮存昕、李雪健、郭冬臨、郭寶昌、張豐毅主演）

《活著》（1994年，張藝謀導演，余華原著，蘆葦編劇，葛優、鞏俐主演）

《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年，姜文導演，王朔原著（《動物兇猛》），夏雨、寧靜主演）

《天浴》（1998年,陳冲導演，陳冲、嚴歌苓編劇，李小璐、洛桑群培主演）

《巴爾扎克與小裁縫》(2002年,法國籍的華人戴思傑執導之電影，由周迅、劉燁和陳坤主演)

《八九點鐘的太陽》（2004年，卡瑪、白傑明、高富貴導演）

《山楂樹之戀》（2010年，張藝謀導演，艾米原著《山楂樹之戀》，尹麗川、顧小白、阿美編劇，周冬雨、竇驍主演）

　　電視劇

（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還看今朝 (天網)》（1990年，韋家輝監製，黃日華、任達華主演）

《暴雨燃燒》（1991年，韋家輝監製，任達華、關詠荷主演）

《大地之子》（1995年，上川隆也主演）

　　相關條目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中國政治

文化大革命名詞列表

文化大革命口號

文革博物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毛澤東

毛澤東思想

全國大串連

上山下鄉運動

破四舊

林彪

鄧小平

周恩來

劉少奇

四人幫

江青

華國鋒

上綱上線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中國共產黨

紅衛兵

傷痕文學

反思文學

內部書

去中國化

蘇聯肅反運動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張戎

文化滅絕

　　研究書目

王紹光著，王紅續等譯：《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外部連結

維基新聞相關報導：美國舉行紀念文化大革命40周年研討會，中國不准本國學者參加

您可以在維基教科書中查找此百科條目的相關電子教程：文化大革命

　　專題報導

文革35周年

（簡體中文）文革備忘錄，《自由亞洲電台》

文革40周年

（繁體中文）辛灝年：《太陽最紅的年代》

（繁體中文）血色的歲月：革命四十年祭，《明報月刊》2006年6月號

（繁體中文）警鐘長鳴：文革四十年，《香港電台》2006年5月14日〈鏗鏘集〉

（繁體中文）文革四十年：算清苦澀回憶，《中時電子報》

（簡體中文）德國之聲文革40周年紀念系列報導，《德國之聲》

（簡體中文）文革40年往事如煙?，《聯合報》2006年5月8日

（簡體中文）回首文革，《美國之音》

（繁體中文）文化大革命40周年，《星島環球網》

（簡體中文）四十周年評文革，《自由亞洲電台》

相關資料

（簡體中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

（簡體中文）（繁體中文）（英文）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簡體中文）八九點鐘的太陽

（簡體中文）（英文）文革博物館

（簡體中文）文革博物館

（英文）一個關於文革的演講

（簡體中文）文革史

（簡體中文）《人民日報》1950年1月1日—1991年12月28日，《蘇州圖書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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