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不見了

鳥飛過去了，天空還在。就是這樣。

我懷疑，但，就是這樣了。

有時候，眼睛只肯告訴我這麼多。

──陳斐雯詩集《貓蚤札》

自小，對家的觀念始終很模糊，因為似乎我沒有過固定的家，或許，曾經有過，但，很短暫……。

我曾有過的家是傳統的四合院，鐵皮屋，還是西式樓房？都記不得了，只依稀記得，我是個身不由己的「浪人」。父親每換營生，全家就得跟著瞎忙、忙著搬家。永遠不太熟悉的鄰居，始終陌生的同儕。悲觀看，我是個飄流的浮萍；樂觀點，血液中有著吉普賽的因子。誰讓我過著這種生活？

一次醉酒後的父親撒潑的說：「還不是那個偉大、英明的領袖！」

猶記得母親初聽聞時，霎時蒼白的臉龐。那時母親探頭探腦的觀左看右，就怕牆上長了耳朵。那夜，父親醉伏餐桌，母親兀立一旁垂淚，懵懂的我耳傍伴著呼嘯的砲鳴，領略著「家」的氣味。

這幅情景持續三十年了；萬念俱灰的父親、垂淚無言的母親。我無法理解父親為什麼定型於這款悲劇形象；我十歲前的父親，容光煥發、開口頭頭是道，有人恭維他是明日之星，也有人酸他是臭石頭。

「都對！」母親幽幽的說，「要不是有些才氣，也幹不成縣政府最年輕的科長；要不是脾氣硬，也不會被人鬥臭。」

這樣一個形象迥異的父親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我見過彬彬有禮的父親，也見過酩酊撒潑的爸爸。母親說：

「你爸的苦，常人是無法領會的，就讓時間消磨一切！」我不懂，父母始終很忌諱提那段不光彩的過往。真相，只能從片斷的記憶中裡去拼湊。

＊

小時候最常見的風景，就是綠。那時的金門有好多綠；樹的綠、草的綠，阿兵哥的綠，碉堡、掩體上攀附的綠；綠應該代表生氣、活力，我住的島嶼卻始終漫布著肅殺的氣息。轟隆隆的軍卡、坦克、砲車，不時蜿蜒著行軍的人龍，都警示著這個島嶼的非比尋常。老師說，「金門是捍衛民主的前線、反攻的跳板」；學校裡不時舉辦愛國歌曲、保密防諜競賽，眼界所見都盡是「反共必勝，建國必成」、「建設戰鬥的金門，反共的金門」、「貪生怕死，必死；險中求生，必生」等等的標語。

「做得到的就不用寫在牆上。」父親說，臉上充滿了不屑。但我知道，父親這是酸葡萄主義作遂。

「你得體諒一個人從雲端跌下來的滋味。」母親淡淡的說，彷彿這一卻都跟她無關，說的只是別人的故事。慢慢的，我才懂：歲月是最強的酸液，消頹壯志、蝕腐人心，只因為日子終究得過。

母親初識父親時，父親風華正茂；一位最年輕的縣政府科員，有高學歷、好才氣；頭腦清晰、處事果斷，是眾人眼裡的明日之星。那年，父親下鄉督考鄉鎮業務，見到了著民防隊服、正在操練傷患救護的母親。母親的蕙心巧手在鄉裡素孚盛名，不意外的在上級指導員面前進行了一段完美的示範操演；父親對這名清麗的女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外公刻意的搓合下，年輕的政壇明星成了東床快婿，母親也極為滿意，畢竟初中學歷的她，始終認為自己是高攀了。

可父親從不這麼以為。父親說，「人沒有高低，只有價值的多寡；人的價值要看對社會、對國家的貢獻。」處於軍管的官僚體制下的父親，思想並不僵化，對家國的未來更有「捨我其誰」的豪情壯志，這也是為什麼當年他甘冒烽火學成返鄉的理由。

年輕的父親運氣不壞，遇上了開明、賞識他的長官，一路的提攜，沒少過流言蜚語，但長官同父親說，「身正不怕影子歪，管他個屁？」父親一直對這位長官推崇備至，但，到底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就在父親升上科長後不久，老長官調職了；明眼人都知道那叫「明升暗降」。老長官走的那天，語重心長的對父親說：

「不要灰心，政治就是這麼一碼事；一朝天子一朝臣，潮起潮落正常的很，好自為之吧！」

那時，單位裡盛傳父親是下一波整肅的對象，父親始終一笑置之，「又如何呢？大不了在那個冷衙門待著吧。」父親沒想到的是，人心的險惡，著實超乎他的預期。

民國六十三年，國防部頒行《金門地區肅清賭博實施辦法》，辦法中規定，公教人員，包括鄉鎮長、縣諮詢代表、鄉鎮民代表、村里長、以及社團的理監事、員工在內等，凡參加賭博，或者在賭博場所逗留的；一經查獲，除了依規定處罰外，一律記兩大過免職，而且功過不能相抵，永不錄用。

辦法頒行前當然經過一定程序的研討，與會的父親據理力爭，理由是「矯枉過正，大可不必。」話傳到高層長官的耳裡卻變成「某某姑息養奸，堅決抵制中央政策。」

「胳膊擰不過大腿，當心點。」同事悄聲的提醒父親，父親的腦裡一片茫然。真理就像面鏡子，明淨透亮，卻又脆弱得可憐。

一夜，父親接到一通自稱長官秘書的電話，要他某時至某地議事。父親才剛敲開門，大批的軍警便蜂擁而上，相約的地點是處賭場，開門密語正是「某長官要我來的」，這下子，跳到黃河都洗不清了。雖然所有的人都知道父親從來不賭，但大家也知道他反對肅賭政策。拘留了五天、罰了一千元後，父親的世界有了天差地別的改變；工作當然是沒了，還連累主管受到連帶的行政處分。

萬念俱灰的父親，帶著一家子上了登陸艇，誓言一輩子不再回到這個荒唐的島嶼。荒不荒唐，十歲時的我並不知道，只知道：同學沒了、鄰居沒了、狗沒了、家沒了、快樂沒了，我撒潑的呼天搶地，自然改變不了任何事。登陸艇的轟隆聲像單號日時必定響起的砲鳴，擊潰了高傲的父親、擊毀了幸福的家庭，我隱隱覺得，世界變了，黑夜太早……來臨。

到了台灣，父親才驚覺自己竟是個百無一用的書生，想靠筆桿討生活並不容易，特別是父親寧折不彎的個性，到那都是顆不定時炸彈。在換了十來個工作後，好不容易父親的大學同窗替他推介了份代課工作，地點在偏遠的山區。

父親苦笑著說：「山區好，單純最適合我。」就這樣搬了六次家的我，終於又有了一個臨時的家，那種日式的平房，幹什麼都得哈著腰，日本人真是會自找罪受。

我有了一群說說怪腔怪調、尾音老是往上飄的鄰居和同儕，我們互相把對方當成外星人，瞅著彼此陌生的行止。但到底小朋友的適應力強，慢慢地，我們就和成了一團，黑不溜丟的我，不開口，人家也不曉得你是平地的孩子。母親也習慣了閒適的山居生活，唯一改變的是父親；他學會了山地朋友的每餐必酒、大口喝酒，而且一喝就無法收拾，不到酩酊大醉絕不罷休。母親勸了幾次、留了幾次淚，慢慢的也是麻痺了，那時的她應該知道，那個風采飛揚的丈夫已經不在了。傷口或許癒合了，但心始終淌著血。

父親堅守著他的承諾，不但未曾踏足金門，甚至連下山都懶，他樂得和純樸的山胞們把酒言歡，說些不知輕重的渾話。

「不自由勿寧死。自由，才能呼吸；自由，才能生活。」酒後的父親總是對著山林嘶啞著同樣的話。母親的眼裡盡是陌生、滿是哀嘆，她見證了一齣悲劇，最慘的是，她得陪著演下去……。

十年後，我參加救國團的金門戰鬥營，回到父親嘴裡那個荒唐的島嶼。我站在縣政府的門口，翻找著片斷的記憶；方正的建築裡，曾經有位充滿理想的父親，在那棟建築之後，我曾經有個幸福的家；它沒被共軍的砲彈擊毀，卻在人心的砲火下，成為灰燼。

民國九十年，金馬一百多名被依《金馬地區肅清賭博實施辦法》遭免職的公教人員獲得平反，可以重回公職或取得金錢補償；母親拿著親戚捎來的家鄉報紙對著廳堂上父親的靈位垂著淚。我耳中抖然響起：

家，不見了。就是這樣。

我懷疑，但，就是這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