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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6/23 07:38:12瀏覽913｜回應0｜推薦6 | |
| 二、文貫乎道
經世致用思潮席捲北宋文壇，並影響宋代古文運動之推革，歐陽修開其端，王安石隨其後。其所興盛之因，或與古文寫作不純為記事敘物，更不為抒情，卻為政治教化目的所用。通經明古與宗經復古，同為當時經世致用者所崇；安石以古文崛起，其屬文議論說理，必引孔孟之道，並一以貫之。茲舉安石及各家之評，並略論之。 （一）安石之評述 安石〈取材〉載述曰： 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頌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箋奏家法之義。」 筆者以為，安石於文義所取向，前述已明載。即「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王安石〈上人書〉）、「以適用為本」（同上），其重視文章內容與社會公益，於學則能貫穿乎道；於博則能廣濟乎義。簡言之，安石在學術文章之闡釋，不講究表現形式，不拘於語言運用之看法，確有警示作用。若如蘇軾〈答張文潛書〉所載：「文字之衰，實出於王氏……」是不公平之論，由上述可明證之。 安石〈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載述：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 此篇以「記」體方式，宣導儒家仁義之道，並為佛僧善因藏經之處所為「記」文。安石認為，聖人所遺仁道思想，其興衰之各種原因，皆由主觀引起；有順其自然者，有誘於社會風氣受影響者，唯大皆因客觀因素受阻而無法順勢而為。至於佛徒多持「不忮似仁，無求似義」之心，從而與儒家「仁義」之道掛了鉤，此間接闡述自己「文以載道」之心意。 安石〈送孫正之序〉載述： 時然而然，眾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 安石立論「聖人之道」，所謂「道」，永恆存於世，「君子」求道，即便「窮苦顛跌」，亦不影響求道意志。「眾人」求道，即便「泰然安逸」，道未必有所形，乃因個人志願所限。 據《王荊公年譜考略》（清．蔡上翔）稱：「介甫年十八、九，已以天下為己任。今『序』曰『則志於君則變時之道』，亦猶是耳。」此述可知，作者深化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之人生觀，而且強調了「志」、「術」的修養在「變時之道」所衍生之作用。 安石為文，以古聖賢與今世顯貴相互對比，古由追求堅守大「道」，迄今敢於「變時而之道」間，運用對比、設問、比喻、引用典故等筆法，但見文能貫乎道之逼真功力，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效果。 安石《周禮義序》載述： 士弊於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學校，而臣安石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不具乎《周官》之書。 神宗任安石為相，安石親自主導了《詩》、《書》、《周禮義》之重新詮釋，其中《周禮義》為其親自校訂。熙寧八年（一○七五），合三部典籍為《三經新義》，正式頒布，教於學官。安石分別手撰《詩義序》、《書義序》、《周禮義序》三篇序文。安石以改革陳腐庸俗之教育弊端，上書以該三部經典為教材，重新開啟闡釋古代治世經典之旨意，而作者「實董（專管）《周官》（周禮義）」，皆擔任此書訓釋校訂工作。 安石依儒學觀念，說明「道」凌駕於萬物之上，為永恆之道義規範。而「道」在現實社會之體現，則有「貴賤」、「先後」、「多寡」、「遲速」的差別。為縮小上述落差，透過教育之灌輸，假以時日於取士用人方面，必可體現安石「務求有補於世」之致用主張，而「文」之地位、作用則悉為貫乎道，且執行該項任務之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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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