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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3&v=irAbegRe7ME

我有个缺点，就是说话太直太毒太残酷，总把别人说得断了念想。在上一篇博文中，我就又把有些人给说急眼了。当时我说中国人民智低下，“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本是民智问题，中国人缺乏辨别是非的基本能力……智商是天生的，就那么一点，不存在智力需不需要开发不开发的问题。因此中国的问题也是无解的……同样的问题会永远存在。”

这下把那些“普世价值”们给说绝望了，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现在忙活的事是自欺欺人，毫无意义，是在做无用功，所以一定得找出个理由，把民智低下的原因赖到体制上，让人相信只要民主了，中国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否则，还怎么拿普世价值作幌子混迹江湖呢？

有位先生给我留言说：“智商是可以改变的，中国人智力还有救……大陆中国人总体智力是够普世价值的……我对民主有信心，只要强行灌输普世价值，写进教科书，从娃娃抓起全盘西化，不出20年，就能生产一代正常人。”妄图忽悠我相信他们的邪说，为普世价值卖命。

我回答这位先生，如果只要实行民主体制，灌输了普世价值，智商就能提高的话，你不妨也在学校搞个实验，给学生灌输普世价值，让班上实行民主宪政，民主选举班干部，你看班里那些连中学都毕不了业的差生智商能不能“开”？是否就能考上清华北大？此人语塞。

那位活跃在网络的上海“普世价值”分子吴建民或许也看见了我的拙文，坐不住了，开始对此问题大放厥词。他振振有词地说：“中国一切的问题都是制度问题，你把中共的暴政改变以后，你看中国人智力开不开。台湾走向民主了吧？台湾人智力和大陆人比比怎么样？新加坡人都是华人后代吧？他们智力和现在的大陆人比比看怎么样？香港人智力和中国人智力比比怎么样……制度改变了，民智必开……为什么在民国时期中国有如此多的大师啊？那就是民国时期开启的恰好是民主的风范，所以大师辈出，而中共建政之后没有出过一位大师，这用制度解释还不够吗？”并骂道：“所以我不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和脑残继续讨论。”可惜我这个脑残偏偏喜欢较个真，让大家看看吴建民此番言论究竟有没有道理。我将从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民国的大师们智商真的很高吗？

在吴看来，大师越多，说明民智越开，也就证明当时的制度更优越。那么中国古代出了那么多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每个朝代的大师都远比民国多，连战乱中的三国都群星璀璨，那时人们就会玩三十六计了，四大发明也都是在帝制下产生的，帝制之后不曾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发明创造，这不是说明帝制比民国更好吗？难道你也打算支持我“恢复帝制，再造中华”的政治主张了？

再说，从民国建立到1949年败逃台湾，仅仅38年，这些大师都远不止38岁，从小都是受大清的教育才成为的大师，怎么在吴嘴里就成了民国培养的呢？民国功劳那么大，为什么败退台湾后，和中共一样没培养出什么大师呢？我们姑且不去争论北洋当局和常凯申当局的民国当时是不是真的“开启了民主的风范”，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看吴说的那些大师是不是真的智商就很高？吴到底有没有自打嘴巴？

吴曾在上个月的10号做了一期视频，题目叫《从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选择，看中国知识精英的政治判断力》，他讲，民国中央研究院共有81位院士，基本涵盖了民国时期的顶尖人才，分人文组28人、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当常凯申意识到大陆守不住要退守台湾的时候，打算实施“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将这81人带走。

然而愿意跟常凯申走的只有10人，去他国的只有12人，也就是说只有22人对中共持怀疑态度，其他59人，如章伯钧、罗隆基、马寅初、陈寅恪、褚安平、黄炎培等坚定跪舔老毛，选择留在中国。哪怕常凯申派出飞机冒着中共炮火在北平机场诚心诚意等了他们两天，宁可让这些珍贵的座位就这么空着浪费掉，不让将军们搭机逃走，这些人也不为所动，只有胡适等极少数的教授愿意登机。

吴又说，当时散居在海外的中国科学家还有5000多人，到1956年为止，有一半也因痴迷中共而自投罗网回到中国。这些人几乎全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含恨自杀的大有人在，荒废一生的大有人在，早后悔死了。那么我想请教吴先生，这些大师不都是海外民主制度培养的吗？怎么老蒋的民主中国他们不想报效，中共又没拿枪逼他们，却抢着报效呢？为什么都向往专制独裁呢？这是智商高的表现吗？

到中共建政的1949年，中共已经在政治舞台上充分表演了近三十年，除了在陕北种鸦片、党内政治清洗等罪行较少有人知道，中共在乡下杀人放火、在地方武装割据、在城市恐怖袭击、假抗日、真扩军、投靠苏俄、分裂祖国的劣迹斑斑，早就人尽皆知，臭名昭著了。任何人，但凡有基本的智商，从中共这三十年来的表现都应看清其狰狞面目，知道毛是不值得信任的，而轻易作出正确的判断，只要有机会逃走，就应赶紧离开。然而这些大师却如现在某些人轻信轮子的广告宣传词一样轻信中共广告宣传词，做的正好相反。

吴建民一边说这些大师是“开了智的”，一边又承认这些大师“政治判断能力低下”，岂不是自相矛盾？可见不能拿大师的多少来衡量时代的智商，也不能拿读书搞科研的本事来评论一个人的智商。

二、我说的智商是指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确切说是智慧

要说读死书熬文凭的本事，中国人大概世界第一，在海外与各族裔杂居时，这点更加突出，华人小孩可以把非裔西裔小孩远远抛在身后，连白人都赶不上，同文同种的日韩也不是对手，就印度人犹太人可以勉强比比。中国人照猫画虎抄袭剽窃的智商更是独步天下，只是叫他另辟蹊径，搞个发明创造，他就现了原形。如果照吴认为的，读书好、文凭高、会附庸风雅就算智商高，那中国就根本不存在“民智不开”的问题了，奥数冠军中国学生最多。

用宗教的话来讲，读书好、文凭高、当大师只是一种福报的形式而已，与其“对是非判断，对善恶分别”的能力不是一回事，并不能证明此人一定不糊涂。大师不等于高智商！

我说的民智，更不是中国人投机取巧、卖乖弄俏、扯谎作弊的奸诈，而是指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尤其对大是大非的判断。小聪明只看得到炒股炒楼市能赚钱，却看不到在助纣为虐，捧中共股市楼市的场，最后被中共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全国人民都给装了进去，一辈子去还房贷，活得更难，损失远不是炒房赚的钱可比的。大是大非糊涂，轻则选错了职业嫁错了人跟错了党，毁了自己一生，重则信错了教，毁得还不止一生。这些大师和绝大多数当时的人一样糊涂。
 
三、港澳台新加坡人因为民主而开了智吗？

港澳台新加坡人也是华人的后代，民智和大陆人一样，也是极其糊涂的，并没有因为搞了民主而提高分毫。那里之所以没有象大陆这样黑暗，是因为另外的两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当地政治由洋人的大脑决定，华人糊涂的大脑没有起作用。众所周知，香港最辉煌的时候是英国人统治的时期，虽然英国人恩赐民主与港人，港人对政治的冷漠也是尽人皆知的，“反正有英国人替我们拿主意，总不会错。”所谓的民主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同样，华人一旦移民到海外，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总统大选，也是鲜少有人感兴趣。我在海外看报纸，发现经常有华人议员在鼓动华人出来投票，叫华人要懂得发声，不要当“哑裔”。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华人信任洋人，政治上的一切都由洋人包办，自己的愚昧没有在政治中起作用，当地的治理才不会如大陆一般糟糕。香港如此，澳门、新加坡也是如此，美加的华人聚居区也是如此，都是洋人在主导一切。这不是民主的功劳，恰恰是华人不当家做主、糊涂的大脑没有去添乱的功劳。刘晓波讲的“中国应该让洋人殖民三百年”确实是一句大实话。

同样，中国古代能搞好，也是因为不搞民主，人民各守其职，不参与政治，将政治交付与帝王和圣人大脑的缘故，即所谓的内圣外王。

相反，英国人走后，港人对中共不信任，这些年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超然于政治之外了，被迫对政治感了兴趣，突然吵着要民主了，中烂海里的糊涂大脑和百姓的糊涂大脑打起架来，闹得鸡犬不宁，各种问题纷纷出现，经济一落千丈，东方明珠再也不亮了。

台湾更是这样，不仅没出什么“大师”，选出来的马九陈扁都是“骗”子。包括马英九宋楚瑜等达官贵人纷纷被中共蓝金黄，暗助中共意识渗透、经济渗透、军事渗透，若不是还有台独势力死扛，不需武统，早就投降了，这在常凯申拒绝开放党禁的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而一旦让人民糊涂的大脑也去掺和国家大事的时候，就离亡国不远了。

这同样适合于美国。妇女、有色人种、不纳税的人最初是被排除在美国民主之外的，没有投票权，但那时选出来的总统都很靠谱。然而，随着民主的无限扩大，这些人逐渐也有了投票权，连还没有取得国籍的留学生也要在大选期间说三道四兴风作浪，甚至西裔非法移民偷渡客在加州也可以冒充公民投票，越来越多烂七八糟的大脑被收编进来干涉国家大事，民主越普及，反而伤及了民主的本身，选出来的总统就越来越不靠谱了。

这些人是怎样选总统的呢？就象我去年的一篇博文引用的调查数据，这些人，尤其是女人，是看影视偶像选谁就选谁，看体育明星选谁就算谁，看电视台捧谁就选谁，看大选辩论谁神气活现就选谁，视政治为儿戏，极端不负责任，从此美国就再也选不出罗斯福、华盛顿、林肯、杰弗逊那样的总统了。在杜鲁门尼克松约翰逊担任总统时，就已经很混账了，等再把祸国殃民的庸才小布什和有意伤害美国的败类奥巴马选出来，美国国力已经大减。若非今次川普奋力一搏，而让老巫婆上台，美国难逃成为大号巴西的命运。

第二个原因，是港澳台与新加坡没有大骗子来骗。要是有，保证他们会和大陆仔一样中招。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雷哄稚的那个教也曾传到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华人智商与大陆人没有区别，也照样中招，尤其是新加坡人被雷哄稚哄得五迷三道，如大陆人轻信中共宣传一样轻信轮子“做好人”的广告词，使得轮子在新加坡疯狂发展起来，喜得雷哄稚手舞足蹈。于是在1996年给新加坡人赏了一顶免费的高帽子，说：“新加坡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人生活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福分。为什么呢？因为在全世界有很少很少的地区是业力小的地区，新加坡是其中的一个地区。”（摘自《在新加坡法轮佛学会成立庆典上讲法》）

然而好景不长，在老江于1999年镇压轮子以后，新加坡当局才如梦初醒，也开始打击轮子，几次判了轮子的鞭刑，极大地限制了轮子的扩张，这让雷哄稚怀恨在心。在2003年的《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就再也不说新加坡好话了，转而改口骂道：“新加坡（人）是李自成那伙的。”轮媒也随声附和，多次撰文大骂李光耀是李自成转世，象当年流寇榨取地主钱财一样用“酷刑”治国。

轮骗虽然可以在美国无所顾忌地肆意传教，可至今数十年也只能吸引糊涂的海外华人，在洋人中没有市场，洋人即使一时不慎，被轮子哄着看了神晕晚会，也能立即觉察出这是在“洗脑”，是在“神化雷哄稚”，网上洋人写的这些批判文章数不胜数，这就和马克思主义在其发源地德国不受待见，偏偏在中国大受追捧，发扬光大一个道理，这就是华夷智商的区别。

台湾人也同样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前些年让轮子在台大肆发展，直到近年才觉察出不对劲，很多人开始厌恶起来，台湾民间也自发出现群众上街打横幅怒斥轮子的场景。无论新加坡港澳台人，还是海外华侨，只要是华人，在雷哄稚面前毫无抵抗能力，智商并不比大陆人高。如果没有老江当时乾纲独断，替全世界华人作了一次主，不知雷哄稚今天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

四、吴建明先生者，无见明先生也

吴建明先生“制度决定智商”的说法本身就透着一股愚昧，他两眼一摸黑，却偏爱不懂装懂，把任何问题都上纲上线说成“制度造成的”，学旧上海滩算命瞎子吴见明先生拉不出屎怪马桶不好，瞎三话四，以盲导盲。那些为其叫好的人本身就是偏执愚昧的义和团红卫兵，现在竟厚着脸皮要以给别人“开智”为借口大搞政治。

中国的民智从古到今都是这水平，从未变过，总是被国民党骗完，再被共产党骗，雷哄稚还没骗完，又来唐主席骗，中国历史就是这么一回事，反反复复，循环不绝。要想走出这个怪圈，唯有两条路，一是不让自己愚昧的大脑去参与政治，让洋人来统治（有人喜欢说是“管理”，是“服务”，嘻嘻），千千万万投奔海外接受洋人统治的华人走的是这条路。千千万万怀念殖民时期，甚至日据时期上海香港美好生活的人怀念的也是这个社会模式。还有一条，就是让圣人让皇帝来替自己思考，这就是兄弟我提出的“恢复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