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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31 16:22:55瀏覽299|回應0|推薦4 | |
伎倆二:利用自利心理,實施心理恫嚇,是對心存猶疑、敢於質疑的信徒的心理打擊和摧殘 趨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一個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人,完全能夠克制自己的自利心理,遵守社會行為規範,在不危害社會公德、不損人利己的前提下,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對於一些自利心理較重而科學辨析能力不強的人,這卻往往成為他們被邪教歪理邪說精神控制的關鍵點。 為了吸引信徒,邪教理論往往編制諸如“有病自愈”、“消災避難”、“圓滿飛升”等諸多幻象來加以誘導,對於受到個別徒眾質疑、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則往往以“信之則有、不信則無”、“修行不夠、領悟不到”等說法搪塞,甚至直接以“冤業向報”、“法力懲戒”等理論對教徒的人身安全進行直接的恐嚇,逐步脅迫他們放棄自我思辨的能力。很多逃出李洪志魔掌的原法輪功練習者,用自己噩夢般的經歷告訴人們,他們一開始大都是被李洪志“真、善、忍”的美麗外衣所迷惑,從而接觸法輪功的。但是,進入李洪志精心設計的圈套後,就往往被脅迫、裹挾著走上了“消業”、“上層次”、“求圓滿”這條不歸路。不過,一旦衝破了這個“結”,套在身上的枷鎖就被打破,那些曾經為了“大法”可以付出一切的癡迷者也就獲得了新生。 筆者接觸的另一位原法輪功癡迷者張某,在擺脫邪教控制後,向筆者講述了他的當時難以跳出法輪功的心路歷程。 1997年7月,張某聽信李洪志宣揚的所謂“真善忍”、“做好人”加入了練習法輪功的行列。為了儘快“上層次”,他把大量的時間都用在學法、抄書、背書上,甚至在國家取締法輪功後,仍癡迷不悟。還多次參與法輪功組織的違法活動。反邪教志願者多次耐心細緻做他的轉化工作,可是他當時就是“害怕走向‘大法’的反面,怕被人背後說‘這個人在壓力面前受不了了,成為叛徒了’,更害怕‘謗佛’而遭到報應……”他把家人、親戚朋友的勸說當成耳旁風,他說:“這正是‘師父’要我看淡親情而過‘情關’,這時候如果咬不住牙,就要遭受‘師父’‘法身’的報復。” 張某還說:“以前我認為自己最大的心結就是一個‘怕’字,現在想得更透徹一些了,這個‘怕’字後面其實隱藏著一個很深的‘私’字。這個自私自利的‘結’才是自己長期難以擺脫法輪功枷鎖的罪魁禍首”。“其實,從我們一開始練習就掉進了李洪志早已精心設計好的圈套裏去了,所有的練習者都被他騙了,他安排的什麼學法、弘法、護法,甚至不惜讓成千上萬善良的人們去圍攻中南海,向政府示威,實際上是把我們往邪路上推,往人民的對立面推,都是為了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伎倆三:歪曲價值觀念,對信徒實施“道德捆綁”,是對部分深度癡迷者的“人格綁架”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在上下五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華民族逐步形成了以儒家理念為主幹的社會價值觀。像“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名言更是傳誦千古,成為歷代仁人志士勵志修身的道德基準點。而邪教歪理邪說,也看到了這些道德理念深入人心之處,往往加以歪曲,表面上似是而非,實質上相去甚遠。但是,如果邪教信徒看不到這一點,往往受到的毒害更深。因為一旦將邪教行為與個人自身的價值判斷標準強行捆綁在一起,那麼擺脫邪教的第一步就面臨著對自身道德的否定,往往自己首先成為了自己的桎梏和牢籠。一些法輪功癡迷者對李洪志一心追隨,甚至置個人生死於不顧,置家人親情于不顧,很大程度上也是源自這種道德上的“愚忠”。 原法輪功練習者潘某,原本是一個幹得不錯的個體戶,為了祛病健身,潘某於1998年開始練習法輪功。一度曾因癡迷法輪功,參與過法輪功組織的違法活動,被公安機關治安處罰過;為了“去執著”,把個人事業、家庭、親人都當成累贅,事業一落千丈,家庭更是瀕於破裂的邊緣。 轉化後的潘某後來對筆者說:“當時員警抓我時,我仍是十分堅定,仍認為我是在‘做好人’,要經受住‘師父’的考驗;原先的一些已轉化的功友告訴我不要再練了,我當時真的很吃驚,更為他們難過,我那時還直言不諱地罵她們懦弱可恥……現在想想,當時的我真是荒唐可笑!” 想起以前一心追隨李洪志的所作所為,潘梅悔恨交加,她說:“做好人,要堅持用明白的心智、明亮的眼睛正確地看待世界,否則就會鬼迷心竅,盲目追隨。在事實面前,我不得不承認我受騙了。我明白了什麼是現實生活,什麼是虛無飄渺的世界。當我回憶起這些年所走過的路時,就像是做了一場噩夢,醒來後天是那樣藍,地是那樣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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