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思光先生未完成的學術志業

         ------為文化哲學奠基：開放理性的重建

十年來幾乎每學期勞思光先生在華梵大學哲學系開設兩門碩士班的課程，一門是哲學基本問題的必修課程，另一門是與勞先生的文化哲學研究更有關聯的選修課程。振崑有幸在2004年能成為勞先生的同事，隨即開始旁聽勞先生文化哲學相關的選修課(另有中文系的林碧玲老師和後來的林永崇老師伉儷參加)，一直持續到2010年9月起因為擔任教學主管得參加校務行政會議而不得不作罷。雖然勞先生所講授的當代文化哲學相關課程並非振崑主要的研究專長所在，好在在這之前曾先後跟隨陳文團等教授約略十餘年的時間研讀黑格爾、馬克斯、霍克海默、阿多諾、哈伯瑪斯、尼采、海德格、高達美、盧卡奇、、與奎因、郎尼根等等現代或當代的哲學經典，所以這六年來上起勞先生的課程來，勉強還能進入狀況。

期間振崑還籌組了一個｢文化哲學研究室｣，不定期地邀請國內當代哲學或文化哲學相關的年輕學者，如游淙祺、林遠澤、林維杰、黃冠閔、吳豐維、周明泉、米建國、、等教授，前來勞先生的課堂上發表有關哈伯瑪斯、羅斯、高達美、魯曼、戴維森、、等論文或演講，並由勞先生主持與講評。透過校內外學者的互動與討論，大家有另外一種｢以文會友｣的師友之樂。最後振崑還珍藏與研讀了香港中文大學劉國英教授為勞先生編註出版的｢思光學術新著｣三冊，《文化哲學講演錄》、《虛境與希望》、《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以下是振崑一個小小的不成熟初略心得，在追思會的前夕紀念勞先生所給我的思想啟發。

勞先生一生的學術志業在於真正面對他所關心的普世性文化危機與哲學危機，並由此尋求希望與出路。聞名於世的《中國哲學史》所完成之中國傳統哲學的系統闡釋、還有一系列西方近現代哲學思想的釐清，都只是為了他晚年所念茲在茲的文化哲學理論奠基工作作先行的鋪路準備。

為了建構文化哲學理論的基礎，勞先生經歷了一個既深遠又廣闊的觀念探索的過程：從康德知識論的批判分析思辯、以卡納普為代表的維也納學派的邏輯語言分析、到後期維根斯坦的日常語言分析(如奧斯丁語用學)；從黑格爾的主體性哲學與揚升系統理論、帕森斯的理性功能論、社會文化結構主義與系統整合理論、韋伯對於現代性的憧憬與反省，尼采與馬克斯對於現代性的批判、涂爾幹的社會實有概念、到哈伯瑪斯的普遍語用學、交互主體性、對話倫理學、溝通理性、事實與規範的分判、以及後形上學思維(超脫實體性或主體性哲學的思維)的程序合理性。又旁及高達美的視域融合與魯曼的系統理論模型。隱含在歐美各學說理論中的開放成素(不管是建設意識或解放意識)，以及後現代哲學對於理性的質疑，以上從分析、思辨、自覺、批判、反省、解構、整合、、、到整個理性的開放思維，都是勞先生用來為文化哲學奠定理論基礎的思想資源與理論借鏡。

〈論非絕對主義的新基礎主義〉一文是勞先生晚年較有細膩理論分析的長篇力作。勞先生指出各種形式的絕對主義哲學理論所對於實體性與終極性的預認，以及對於理論之不可修改性的堅持，因著理論體系的自我封閉而終將造成理性作用的自我否定。然而，另一方面勞先生又認同哈伯瑪斯對於理性之普遍性的堅持，而不落入文化多元主義與哲學相對主義，因此他仍然要為人類理性心靈的自覺活動尋求定性、定位與定向的基礎條件。為了免於落入絕對性的自我封閉與相對性的自我放任兩個極端，勞先生力主極限概念與理論的可修改性，以各種含寓建設意識與開放成素的理論模型或觀念努力增進建構文化哲學的理論要求與理論效力。

再者，勞先生力圖通過邏輯實證論的嚴格檢驗，在語言效率課題上，超越於科學物理語言(以自然世界為對象)、生物語言(以有機存在為對象)、探求可以建立心理語言(以自主活動為對象)與倫理語言(以交互活動為對象)的嚴謹知識論基礎。這是勞先生為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學術整合建立語言學理論基礎的嘗試。

勞先生肯定哈伯瑪斯的哲學思考可以收攝文化哲學的大問題。有些年輕學者卻私下指出勞先生那麼重視哈伯瑪斯似乎是過時了。振崑認為這個對不趕時髦的勞先生的評斷是過於輕率了。勞先生對於哈伯瑪斯哲學的限制：強調程序合理性的形式主義未能真正安立價值之源、未建立在真正內在主體性之上的交互主體性思維的弱點、、，實際上早已覺察。最後，我們當然會為勞先生未能親自完成文化哲學理論的專著而感到遺憾。但是回頭一想，勞先生以八十高齡，特別在動大手術之後，仍然以他堅強的心靈與毅力支撐著他赢弱的身體，在孤單與愁煩的情境下，仍然為他的觀念探險與學術志業持續不懈地孜孜戮力於教學與研究工作，並且已然為文化哲學的理論奠基開拓出一個初步的輪廓與藍圖，這不得不叫我們晚輩由衷地敬佩與景仰。我們宣稱熱愛哲學，卻不珍惜就近在我們身邊活靈活現的哲學家，這才是哲學界最大的遺憾。

                     華梵大學哲學系   陳振崑2012.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