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5.3  騰訊科技

美國《赫芬頓郵報》刊登了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傳播學和社會學教授陶德‧吉利恩（Todd Gitlin）的評論性文章，作者稱：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故事，只是越來越少人是透過報紙上讀到它的，看報紙的人越來越少了。從很久之前，廣告就已經開始青睞諸如Craigslist等網站。訂閱量不斷減少，網路報刊已經不能帶來豐厚的廣告收入。我們已經無法回避這個很明顯，但很少人關注的問題：新聞業會大而不倒嗎？或者說，在遇到財政危機很久之前，新聞業便已經開始沒落？

上個世紀，美國新聞業有個短暫的輝煌時期，儘管有時這種輝煌顯得有點華而不實。之後，新聞業便回歸到正常水準。從2000年開始，我們看到大量新聞報導假設在2000年美國大選中布希會戰勝當時副總統阿爾‧高爾，煽動對伊戰爭，掩蓋氣候變化的事實，忽視次貸危機、抵押債務及其它社會問題，這些都導致了美國巨大的、浮華的、搖搖欲墜的、不切實際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形成。當你考慮新聞業危機，例如新聞業廣告收入下降、新聞編輯部人員不斷減少等問題時（2010年新聞編輯部的員工人數比1978年時還少），同時你也想想當北極冰帽融化時還在華爾街酣睡的新聞機構。

拋棄讀者，意味著商業模式存在弊端。在互聯網產生之前，美國每個家庭的日常報紙訂閱量在60年裡呈穩步下降趨勢。從1950年每戶1.24份報紙，下降到2010年的每戶0.37份。除了體育賽事情況、占星術和字謎遊戲外，讀者不需要閱讀整份報紙，於是對新聞的關注度不斷降低。不要假設生活在美國共和模式之下的一些嚴肅公民會花大量時間讀報，以此了解時事並形成自己相應的判斷。

不要被談論早期美國新聞業狀況的話語所愚弄。首先，根本不存在所謂的輝煌時期。事實的確如此，正如報紙上經常引用湯瑪斯‧傑佛遜在1787年說的這句話：「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沒有政府監管的報紙，如果一定要在這兩者之間作出選擇，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美國成立初期，在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下，新聞業享受著過分的言論自由。但在經歷過新聞帶來的困擾之後，總統傑佛遜於1787年又說道：「不讀報的人比愛看報紙的人頭腦更清醒，不讀報的人比起頭腦中塞滿錯誤想法的人更能接近事實真相。」

兩個黃金十年

如果說美國新聞業有過一個輝煌時期，那應該是冷戰時期的那兩個十年。當時儘管電視開始吸引更多的眼球，但人均每日報紙的發行總量仍然保持不斷上漲的趨勢。無可否認，在這段時期的絕大多數時候，華盛頓和美國其他地方的社會精英都喜歡看新聞。從1954年到1974年，一些新聞機構的確發揮了作用。例如，新聞宣傳公民權利的普及，促進了白人至上局面的打破；關於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的新聞報導也對林頓‧詹森和理查‧尼克森這兩位總統的下臺產生了一定作用。

當美國政府於1953年推翻伊朗政權，於1954年推翻瓜地馬拉政府，並於1973年在智利掀起軍事政變時，新聞機構站在肇事者的一邊。但在越南這個問題上，是新聞業的努力創造了奇蹟？然而，事實卻並不是像我們今天想像的這麼簡單。多年來，新聞報導者用各種方式來附和政府機構對戰爭進展的言論，以至於今天的新聞報導讀起來像美國官方媒體的報導。但《紐約時報》上引用的一則關於1964年東京灣事件的報導，該報導指出，白宮、五角大樓和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導致了戰爭的升級（政府在撒謊）。在戰爭初期，至少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曾請求五角大樓對事件進行調查。

特別是當越南人於1968年1月到2月間發起新年攻勢，使美國軍方、華盛頓政府、記者感到無比驚訝時，越來越多人感覺這是一場非正義戰爭。1969年，來自一個名為Dispatch的小通訊社報導稱，來自美國軍方的一隻隊伍在一個叫美萊村的地方屠殺了數百名越南人，這則報導引起了美國全社會的關注。

但尼克森總統下令在柬埔寨和老撾進行長期轟炸這一事實卻沒能在電視上進行報導，也沒有在報紙上進行公開報導。後來，這場美國人毫不知情在柬埔寨進行的祕密轟炸於1969年5月9日出現在《紐約時報》的第一頁，作者是威廉‧比徹（William Beecher）。37年之後，作者回憶稱，「我們談論的不是一般小型的祕密活動，而是一場大型的祕密轟炸，政府使用了一組假座標來誤導國會和公眾。你們肯定認為這個故事在當時會掀起軒然大波，但事實並非如此。」

「水門事件」之後，大眾媒體從其歷史中爭取的、得來不易的、尊重事實的獨立性報導一去不返。在給布希總統發起的伊拉克戰爭助威之時，大多數華盛頓報紙再一次站在政府的一側。華盛頓製造戰爭的能力和華爾街的金融策略一樣，都太過強大和精明，以至於從不會失敗。

儘管《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承認了其在伊拉克戰爭報導上存在失誤，但卻沒有一家報紙或主流媒體承認他們報導上的疏忽導致了2007年到2008年間的全球經濟危機。我們無法想像，在經濟呈現虛假繁榮的狀況下，商業新聞扮演的助威者角色給當時美國經濟帶來了多少負面影響。之後，美國金融危機一發而不可收拾，繼而演變成了全球危機，給世界經濟產生了災難性影響。

由始至終，金融新聞業對導致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機的市場虛假繁榮感到興奮：全球經濟的金融化，金融衍生產品的轉移，特別是自20世紀70年代的放鬆經濟管制行為，在1999年因國會廢除1933格拉斯‧史蒂格法案（由比爾‧柯林頓總統簽署廢除）而達到高峰。該法案的廢除為商業銀行、投資性銀行、保險公司組成「大而不倒」的企業鋪平了道路，政府降低了對此類企業成立的資金要求，這也為其潛在的倒閉危險埋下了伏筆。

在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對1999年所有美國報刊的文章進行搜索之後發現，總共只有兩篇文章曾對公眾提出警示，稱格拉斯‧史蒂格法案的廢除是個錯誤。其中一篇出現在緬因州的《班戈每日新聞》上，還有一篇出現在佛羅里達的《聖彼德堡時報》上。簡直不可思議：竟然只找到兩篇。

2002年2月24日，當安然公司的財務造假醜聞公諸於眾，《紐約時報》的丹尼爾‧奧特曼（Daniel Altman）獨樹一幟，寫了一篇名為《合約複雜性危及金融系統》的報導，這篇只有一頁長的報導出現在商業版。他寫道：「合約的複雜性加上眾多複雜衍生產品的演化和增值，已給金融系統帶來了微妙的危機——這場危及無法估量，有時候甚至難以被發現。」在當時的商業報導中，幾乎只有他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大多數記者喜歡在報導中引用美聯儲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言論。在當時的政府官員中，他也是唯一一個能讓記者安心相信金融衍生品能穩定經濟發展的人。

2008年3月23日，當經濟泡沫最終破裂後，《紐約時報》記者尼爾森‧施瓦茨（Nelson Schwartz）及朱莉‧克萊斯威爾（Julie Creswell）稱，「20世紀90年代末期，華爾街激烈反對任何規範衍生品市場的行為。」他們還寫到：「2000年秋天，當失職的國會通過不被人注意的《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之時，放鬆對衍生產品的管控行為達到了頂峰。該議案本可以有效地制止衍生品和其他金融產品市場成為管控包括股票、債券、期貨等傳統資產的機構。」

該法案在當時不受關注。據Lexis-Nexis稱，《紐約時報》從未對此議案進行實質性的探討。2000年10月1日，《華盛頓郵報》作家傑瑞‧奈特（Jerry Knight）悲觀地寫道，「關於政策討論最引人注意的一點是，對下列指導原則的一致認同：政府不應阻礙金融創新。」

在某個平安夜的辛迪加專欄上，非主流專欄作家莫利‧愛文斯的觀點卻沒這麼悲觀。她稱，新法律「有點恐怖」，這也是當時唯一持該觀點的作家。該文章沒有出現在金融期刊《美國銀行家》和《對沖世界每日新聞》裡，因為當時這些報刊為新法案感到心奮不已。「現代化」這一詞冰凍了記者們的大腦。

或者看看《紐約時報》是怎樣評論那些被稱為「抵押債務」的衍生工具，那個年代整個國際金融就建立在這些衍生產品之上。從2004年到2007年，這些在市場上被稱作風險管理奇蹟的衍生產品從200億美元左右上漲到1,800億美元以上。《紐約時報》的佛洛依德‧諾里斯（Floyd Norris）於2001年在商業版頭條上刊載了名為《他們銷售衍生產品，但他們卻不懂它》的文章，這是一篇關於美國運通公司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帶有諷刺意味地提及到了美國的新法案。他這樣引用了富國銀行首席執行長的話，「那裡進行著各種有些人不明白的生意。」從此以後，大概在4年時間裡，《紐約時報》商業版頭條刊載的文章再也沒有談論過之前提到的抵押債務問題。

2009年，在《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刊登了一篇具有啟發意義的文章，文章作者狄恩‧達克曼（Dean Starkman）曾是《華爾街日報》的特約撰稿人。在文章中，作者對從2000年1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也就是整個房地產泡沫時期，這段時間裡九大影響力最大的商業報刊進行了分析。結果達克曼認為，一共有730篇文章發出了房地產泡沫終究會破裂的警告。在發表的100多萬篇文章中，竟然只有730篇文章有這樣的見解。

根據以上分析能得出一個簡單而直接的範式：商業新聞服務於市場的風雲變幻。新聞是製造名譽的機器，是企業的宣傳設備。換句話說，那些年裡，金融新聞記者的工作就是當抵押貸款行業和次級抵押貸款最遭人啜泣的部分成為常規銀行業務時鉗口不言。

同時，同樣感謝金融報刊使名人文化籠罩了金融行業中的大牌人物：主要銀行的首席執行長、華爾街投資商及對沖基金的操控者。他們常常被新聞提及的原因是，他們不僅是事業有成的企業界大亨，他們還努力為社會做貢獻，例如做慈善事業，他們的名字被刻在大學建築物、博物館、交響樂大廳及歌劇院的牆上。他們不僅給市場帶來資金，而且是充滿智慧的商人；他們被媒體稱為財富的創造者和道德模範。實際上，這兩者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因為他們創造了財富，所以他們是道德模範。

新聞業的荒漠化

如果你覺得不良新聞對金融危機影響甚微的話，你再考慮考慮。現在，更大的危機是新聞業開始突然關注起氣候變化；而之前新聞卻很少提及這個本該得到嚴肅對待的問題。儘管氣候變化經常和旱災、饑餓聯繫在一起，但新聞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卻時斷時續。《波士頓環球報》、《大西洋月刊》網站前任編輯、國內公用無線電臺《在路上》的資深製作人溫‧史蒂芬森在《波士頓鳳凰報》線上板塊刊載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總結道：氣候變化這一主題很少被新聞業當做要點，但卻經常被當做是有關特殊利益的話題，被當做是一個「問題」，而非「存在性威脅。」

即使是現在，當談到氣候變化，新聞業仍然不會饒有興致。但是，卻召集多位氣候變化專家和否認、懷疑氣候變化的人之間展開討論，來證實氣候變化這個問題的「客觀性」。

一旦提及到金融問題，新聞業在那些年裡很少覺得有必要提出異議。現在，談論到當今的重大課題時，新聞總是不斷保持超然狀態。兩位英國學者在研究了從1988年到2002年刊載在美國頂尖報紙的636篇談及氣候變化的文章後發現，大多數文章對對氣候變化持懷疑態度的人和科學家的共識給予同等關注。

如果說報紙對氣候變化這一主題的關注令我們失望的話，那麼電視新聞對這一問題的忽視程度更甚。除了2012年的天氣紀錄之外，新聞部門對愈演愈烈的風暴、乾旱、森林大火及其它惡劣天氣事件，北極冰帽的逐漸消失，格陵蘭島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冰層消融等問題保持緘默。週末的脫口秀也主要關注華盛頓和和諧的公共生活，並未提及氣候變化這一主題。

去年，一個稱作媒體事務自發組成的研究小組稱，「週末脫口秀談論氣候變化的時間不到8分鐘；美國廣播公司的《本周》只有5分鐘；全國廣播公司的《與媒體見面》在氣候變化這個話題上花的時間最少，只有6秒。在這個話題上，大多數政治家總會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故事為例，例如當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稱，全球變暖只是美國廣播公司《本周》中的」純粹的科學」時，卻未引起質疑。週末脫口秀談論氣候變化時有超過一半時間都是播放共和黨人批評那些支持努力解決氣候變化的言論。4年時間裡，週末脫口秀從未提及過任何一位氣候變化專家。」

新聞業愈演愈烈的財政危機限制了新聞的報導內容，媒體公司加大對商業新聞的報導，是為了在發行量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創造利潤，筆者認為根本不是這回事。為什麼當發現名人這一主題的成本低、收益高的情況下，報刊還要投資監督政府的監管機構？同時，美國最好的環境報導也很熱門。在1月份，《紐約時報》的管理層決定關閉其環境新聞報導小組，解雇了兩位環境新聞編輯，將5名環境新聞報導記者調到其他部門。這樣的舉動怎麼能不使渴望在環境新聞採寫方面做出一番事業的年輕記者朋友們感到氣餒呢？

新聞業在氣候變化這一主題上令人失望的表現，迫切需要新聞從業人員作自我反省。關於新聞構成要素這一問題，如果記者和編輯們總沉浸在自己想當然的假設之中，這樣對他們有益處嗎？是時候回顧一下新聞慣例了：有價值的新聞必須是獨立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冰川融化聽起來很無趣），必須注重有報導價值的資料，處理上應注意平衡（例如：有人說地球是個球體，其他人說地球是平的）。

新聞寫作時要遵守以上所有慣例，但規則可以被打破。看看這個在颶風「桑迪」 淹沒紐約市及周邊地區的大片區域時，彭博社的《商業週刊》給出的新聞標題多麼恰到好處：「蠢貨們，這就是全球變暖。」朋友們，加油吧：你難道真不能找到方法來使人們注意物種滅絕、饑餓的傳播、愈演愈烈的旱災、沙漠化、水災、風暴等等問題？在你的報導中，難道找不到與這些問題的絲毫聯繫嗎？

如果說讓搖搖欲墜的新聞業來處理由我們自己腐化、假公濟私、目光短淺的企業造成的問題有些不公平或很幼稚，或者說兩者兼而有之的話，那我們仍要努力使現有的報刊雜誌感到難堪。

網路上做出的努力也會產生作用。一家名為「Inside Climate News.org」的網站獲得了普立茲國家報導獎，這是一個好的跡象。

但仍然有數千萬讀者依賴舊的媒體，例如直接觀看谷歌、雅虎和其他聚合網站。考慮到風險，我們不能滿足於懷舊或者回歸，或者祈禱新技術將是補救措施。回味《女友禮拜五》、《總統班底》、《廣播新聞》等舊的節目形式固然能給我們帶來快樂，但更重要的是，記住當年美好的日子並不是完美無缺。新聞業從來都不會大而不倒。

歐洲議會在世界新聞自由日到來之際公布一組資料顯示，自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歐洲已有12,353名記者失去了工作。

新聞業似乎已經成為受到全球經濟危機和業態模式轉變影響最深的行業。隨著紙質出版物發行數量的下降和數位出版物的增加，以及透過各種社群網站傳播的消息日益增多，記者行業也受到了衝擊。

在此背景下，2008年至2012年，歐洲已有12,353名記者失去了工作。奧地利、比利時、丹麥、德國、西班牙、芬蘭、法國、克羅地亞、義大利、荷蘭、葡萄牙和英國都在受影響國家之列。

歐洲議會援引歐盟委員會、歐洲記者協會和「無國界記者」組織的資料指出，現如今最值得信賴的媒體依次是廣播、電視和平面媒體，互聯網排在這三種傳統媒體之後。（2013.5.6  21CN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