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

──李登輝1999.7.9

    中華民國是啥米碗糕？

──陳水扁2007.8.31

    台灣已是台灣人的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台灣。

──馬英九2010.10.26

    台灣新黨在5月4日走上凱道，宣稱是「新五四運動」，目的在整合統派、表明支持統一立場，並倡導民主法治云云。但新黨真正需要解決的困境，恰恰是如何整合自己過去的中華民國論述，與中國統一前途之間的矛盾；而台灣的民主法治出軌失能，正肇因於國家定位與認同未決的根本影響。

    本月3日出刊的最新一期《經濟學人》發表〈當風起時〉（When the Wind Blows)，說的就是台灣政治體制失能，只有街頭風向，沒有前途方向。國家定位的層次只能高於民主法治，而非相反；島內亂象與人心茫然，正是兩者層次錯位的表現方式。

    辛亥雙十之後，中華民國號立於1912年元旦，馬政府曾卯勁籌備建國百年的相關慶祝活動。費解的是，一個沒有共識的中華民國，即使百歲之齡，能在這島上凝聚「也同歡樂也同愁」的向心力嗎？則所謂「建國百年」的慶祝活動，不會是官方一頭熱的獨角戲？況乎「中華民國」也者，情隨勢遷，與時俱變，百年折騰幾度易容的面目尚能認否？

    李馬扁是中華民國百年以來人民直選的「總統」，各自挾具多數公民選票的他們是如何認知「中華民國」的呢？篇首三段題記標誌著彼三人的「中華民國意識」，青史不滅。

    而處在當下的時空座標裏，市井小民不免尷尬地興起幾個疑問：世上有「中國人」，有「台灣人」，有沒有一種「中華民國人」？「中華民國國民」若是「台灣人」，那是不是「中國人」？還是新興的無以倫類的「中華民國人」？全球也許尚有22個國際小朋友點頭承認「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可他們並不清楚也不在乎「中華民國人」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然而中華民國的市井小民該如何自居呢？如果台灣先住民族群不計前嫌、海量包容，則漢族系移民盡管自稱「台灣人」，世世代代的子女也逕稱「台灣人」，於是「中華民國」成了「台灣人」的國家，那還算不算是「中國人」的國家呢？「台灣人」與「中國人」到底是對立的？相容的？主次的？先後的？或者，「中華民國」根本是一種歷史符號和戰略工具而已？興許到頭來，紛擾一時的「台灣人」、「中國人」、「中華民國人」的政治操作與口沫爭議俱往矣！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扁記「中華民國」驚醒夢中人

    身在縲絏，自稱「前任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總統」的陳水扁說：「從1945年10月底，中華民國一直『代理美國』治理台灣」、「換言之，從1945年10月25日起，中華民國是一個次要佔領權國。當1949年12月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移到佔領中的台灣時，已經是一個流亡政府」、「台灣是懸空割讓，將會持續在軍事政府管轄下，一直到該軍事政府被正式替代為止」、「依據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條文，今天台灣仍留在該條約的『主要佔領權國』美國的管轄下，這個管轄是由美國『軍事政府』來執行的。」

公元2000年，台灣地區「政黨首度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的豐歌高唱入雲。是年，中華民國出品了一個“民選總統”──陳水扁。9年半之後，陳君呼告：「美國是唯一有權利佔領台灣的國家。對台灣而言，在戰爭慣例法裡面，美國就是所謂的『佔領權國』。」換言之，台大法律系傑出校友陳水扁明示「中華民國」只是美國統治台灣的代理政權、佔領工具，而美國才是台灣的「征服者」、「主要佔領權國」。

孔子說過「不以人廢言」，狀元律師兼貪污正犯陳水扁不但在縲絏中回答了他兩年前在“民選總統”任上自問的「中華民國是啥米碗糕」，也給予在「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熱炒氛圍中存疑的市井小民以一定的啟示。

「中華民國憲法」──馬英九的護身符

    馬扁輪替是年10月，馬先生表示：「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當然是獨立之主權國家，中國大陸亦為我中華民國領土，而因憲法如此規定，臺灣無法承認中華民國領土上還有另一個國家存在，中國大陸也無法承認臺灣。」又說：「在憲法規定上，並不承認中國大陸為一個國家，無法適用與其他國家保持關係之法律架構，大陸方面亦然。」

然則，主權獨立固是國家要素，主權完整又豈在國家要素之外？馬先生若堅持前述的「中華民國憲法」精神，則兩岸當屬內戰狀態，豈有「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是台灣」之語？豈非推翻「終止動員戡亂」的舊議？即便言之成理，島內明白此論且認同支持者恐幾希矣！兩年後，馬先生對極右的日本《產經新聞》表示：「美日同盟是東亞和平與安定的基礎，台灣會繼續向美國購買武器，維持台美的軍事合作關係。」

    美日同盟不過是反共島鏈的一環，不過是美日帝國主義殖民東亞的歷史餘孽，不過是來自二戰中敵對火拼的美日雙方在今日合謀阻滯中國崛起的共同手段而已。美方自食1982年《八一七公報》中減少對台出售武器之言，乃是遏阻中國壯大的戰略需要所致，豈是以承認「中華民國為主權國家」作前提？馬先生主張「台灣會繼續向美國購買武器」，是因為「中華民國領土上還有另一個國家」嗎？還是因為「從1945年10月底，中華民國一直『代理美國』治理台灣」呢？如此作為，可以逆轉歷史、復辟前朝嗎？還是藉以維繫欺罔性的「法統」而已？追究馬先生所謂「維持台美的軍事合作關係」的歷史脈絡，恐在一定意義上印證了陳水扁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論」吧？真相原來是「中華民國一直『代理美國』治理台灣」？

    事實上，馬先生所稱頌「東亞和平與安定的基礎」的盟約雙方，無不承認「世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美日均在1970年代與北京政府的建交公報中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主張，舉世160多個國家也無不具文認同前述事實。難道國際承認不是主權國家的成立要素嗎？難道國家成立的要素容許主權和領土的割裂嗎？中華民國政府仍擁有國際法上的主體資格？台北固然恪遵《中華民國憲法》，北京就該背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可「國民大會」而今安在？該條文與「中華民國固有之疆域」豈不俱往矣？李記增修條款掩耳盜鈴，能自欺幾時？而「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顯然不是一段過去式的序言吧？則馬先生的「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論」之難以見容現實，乃至美方前國務卿鮑爾宣稱「台灣不是獨立的國家，沒有作為一個國家的主權」之說的生硬事實，也就不足為怪了。如此，陳水扁的「中華民國是啥米碗糕」，豈不大哉問？

李記國家機器的扈從性與獨占性

    在台操弄兩岸兩國論的首位“民選總統”是李登輝。他上承兩蔣仇共遺策，下啟馬扁反中新局，棲身共產黨、國民黨、台聯黨之內，變裝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之間，將自身撕裂的人格實踐為撕裂的台灣社會，具體反映了撕裂的近代史衰貌和殘局。

    雖然李先生自稱：「三十歲前不相信共產主義是沒夢想；三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叫不實際。」可即便活到九十歲之後的他，其信仰也未必實際吧？兩度進出共產黨，冒進又投機的李先生豈是一個堅定的唯物論者？上世紀末他還疾呼日本人應該重新重視唯心論、神秘主義的「精神鍛鍊」，以超越「能力」和「利害」的極限，要日本人打坐冥想、掃大街、清廁所以錘鍊意志力呢！這不是與法西斯主義同源的尼采式的唯意志論嗎？彼時拋出的李記兩國論是「夢想」還是「實際」的產物呢？

李先生在1988年2月下旬繼任島內總統的首次記者會中宣稱：「中華民國的國策，就是一個中國的政策，而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其後又不斷表態「中國只有一個，應當統一，也必將統一」、「我們一貫主張中國應該統一，並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一個中國原則是最高原則」等語。直至「六四事件」與「蘇東劇變」之後，美國「以中制蘇」、「以蔣制中」、「以獨制蔣」的多重遏制戰略面臨重新洗牌。原來為牽制蘇聯而形成的美中關係的戰略基礎已告終，作為次要敵人的中國繼之升格為美國獨霸全球的主要敵人，類如「五獨攻心」之流的手段加緊登場，則此刻「台灣問題」不正是美方早先預設的一張好牌嗎？

作為世界體系扈從性國家政權合作精英的李登輝怎能不向美霸歸隊輸誠呢？兼作為日帝皇民化運動的活遺物，李先生又怎能不強調「釣魚台列嶼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所有權理應屬於日本沖繩縣」？又怎能不主張「尖閣列島無可爭議是日本領土，不存在主權和捕魚權的問題」呢？

    1970年代，台灣依附美方撐場的主權國家式地位逐漸被國際否定，國民黨當局開始吸收台籍精英至權力圈圍之內，以逐步另闢「一中一台」框架下的「政治實體」。蔣經國死後，流亡來台的官僚、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所建構的國家政權，在沒有市民與工農階級革命的條件下，由李登輝式的本地政商資產階級接力延續一個上層建築決定下層建築的國家體系，「以獨制蔣」躍升為「以獨制中」，其仇共反華拜美親日的意識形態是被揚棄呢？還是被進一步強化和發展？

    1990年5月，李先生說：「兩岸的現實是一個中國，兩個政府」；91年2月，李記“國統綱領”稱兩岸「互不否認對方為政治實體」；92年8月，李記“國統會”提出「中國處於暫時之分裂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93年2月，李氏對民進黨人聲明自己「始終沒有講過一個中國」；94年3月，李氏對司馬遼太郎說「中國這個詞是含糊不清的」、「臺灣必須是臺灣人的東西」；95年6月，李氏訪美前後稱「一個中華民國在臺灣，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96年5月就職“總統”前夕，李氏密囑陳炳基轉知北京：「你就說，我李登輝在職期間不會搞台獨，放心好了！」97年2月，在《透視一個中國的說帖》中提出「一個分治的中國」；98年6月底柯林頓提出“三不”立場，其後李氏交辦蔡英文等人研究「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專案；99年5月李記《臺灣的主張》要將中國大卸七塊，同年7月正式拋出“兩國論”；2000年5月，「政權和平轉移」陳水扁，然而陳氏8年忙於自家“拚經濟”，最終黯然承認台灣獨立「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李陳體制以混淆階級與民族定義的「愛台灣論」、「去中國化」等議題掩飾其新興官商資產階級支配的真相，帶給台灣社會20餘年在虛幻基礎上的人心撕裂、衝突、壓抑、偏狹的一筆爛帳，聰明如馬英九會不知嗎？明知而承續其意識型態，如此的「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是每下愈況呢？還是能止跌回升？

反共世界體系下的台灣體質

    台籍「北京市政協常委」、「北京政協台港澳僑聯絡委員會副主任」、李登輝早年共黨同志陳炳基說：「台灣的政治人物不管是談統一或獨立，我看都只是為了選票而已，談統一的人也沒有支持『一國兩制』，只是政客為選票的說法。」由此論之，台灣的“民選總統”李馬扁三位終究是為了選票的政客李騙仨而已？

    「中華民國」的事實到底為何？「一國兩制」為什麼是島內政客的洪水猛獸和人民的思考禁忌？做為“總統”，該不該誠實負責地告訴人民「國家的真相」？「不統不獨不武」和「永遠維持現狀」的主觀願望如何面對「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歷史？偏安苟且唯心虛構的國族想像如何逆轉中國崛起的客觀形勢？形形色色遮遮掩掩扭扭捏捏的實體論、分治論、兩國論、現狀論、連結論等等分離主義戲法，已佔去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光，聊以呈現台灣社會阿Q、虛耗、空轉、徒然的國族建構史。

    2010年12月2日，馬先生出席「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時致詞：「歷史不應有禁區和忌諱，…民國史不應被中斷，也不應被低估。」善哉斯言，可民國史於今日台灣社會還存在什麼「禁區」和「忌諱」，以致印象殘缺、心神恐懼呢？

    台灣人仇共反中與拜美親日源自國共內戰與美蘇冷戰，而數十年的雙戰構造又加乘台灣人的仇共意識與拜美人格，至今未已。是故，中共雖成立於1921年，但在1949年國府“轉進”海峽此岸之前，台灣社會不存在集體性的反共問題。46年的「一二二○學運」、47年的「二二八事件」、49年的「一九遊行」與「四六事件」突出的皆是反蔣反美日而非反共反中華。共黨身份的李中志、謝雪紅、張志忠甚且在台北、台中和嘉義領導「二二八」武裝行動，這段臺灣人呼應內陸紅色革命的民國史是否「不應被中斷，也不應被低估」呢？

    所謂「中華民國到台灣」之後的民國史，蔣氏政權同南韓、印尼、希臘、土耳其、西班牙及中南美各右派政權，皆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亦即美國霸權秩序（Pax Americana）下的被造之物。在臣服美國「新殖民主義」的條件下，兼具依附性與獨裁性的反共國安體制徹底摧毀島內的左翼組織、文藝、科學與思想，蔣氏以國家機器剿滅左翼人士、湮滅左翼史實、醜詆左翼形象，成千上萬自日據末期以來的工運、農運、學運成員紛紛投獄或刑死於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這種巨大的社會荒白與斷裂，透過反共法西斯政權數十年妖魔化的有意操作，能不成為民國史的「禁區和忌諱」嗎？

    至於所謂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乃至「中華民國是台灣」時期，李陳體制不但沒有填補台灣社會前述的巨大荒白與斷裂，也沒有解放人民心中前述的「禁區和忌諱」；相反地，「本土」論、「共同體」論、「台灣民族」論、「政治實體」論、「外來政權」論、「活動空間」論、…變本加厲地延續仇共反中與拜美親日，恭謹順服地貫徹現階段世界體系手造的國家意識形態。前後超過半世紀的反共意識形態禁錮，社會「禁區」依舊，人心「忌諱」如故，如此還能寄望「民國史不應被中斷，也不應被低估」嗎？人們都說台灣藍綠對立，但在其獨占性官商資產階級的構造上、在其仇共反中的「禁區和忌諱」上、在其拜美親日的意識形態上，兩者政權有何差異？有何不同？

馬記史觀的政治成分

    馬英九公開讚揚過台灣史上的兩個人物：八田與一和蔣渭水。前者是日帝殖民台灣體制下的工程技師，後者是台灣反帝抗日運動中的領導人物。世界體系決定了兩者的對立，卻在馬先生那裡被「矛盾統一」起來。信仰孫文學說的蔣渭水無緣見到「中華民國到台灣」，生前留下了一張處方：「只會爭眼前小利益、智力淺薄、不知立久大計、…。」〈給台灣的病人處方〉

    馬先生肯定八田與一以建立和親日選民交心的聯繫，又稱頌蔣渭水以取得國民黨本土論述的發言權；但不提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及其夫婿鍾浩東。後者在日據末期偷渡到所謂的「中華民國在大陸」去參加抗戰，顛沛流離，蔣碧玉因此失去二子，其抗日愛國的犧牲奉獻不是受到蔣渭水的啟發所致嗎？台灣光復後，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鍾浩東任基隆中學校長，1950年10月14日鍾氏為新中國的解放事業而仆倒於馬場町刑場，遺孀蔣氏連坐反共黑牢之難。出獄後，蔣女士於台北歸綏街賣麵營生，在反共特務雲集迫害的環境下茹苦撫育幼子成人。

1988年4月，67歲的飽經國民黨反共迫害的蔣碧玉成了「中國統一聯盟」創盟執委。這段蔣渭水後人的民國史是否「不應被中斷，也不應被低估」呢？或只是會嚇跑選票的「禁區和忌諱」而已？馬先生果是「只會爭眼前小利益、智力淺薄、不知立久大計」嗎？

    2008年2月，馬先生在「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發起人會議」上表示：「我對待台灣歷史上日本人的所作所為，跟對待台灣歷史上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乃至於中國共產黨在大陸上的所作所為，所用的標準都是一樣的，就是人權跟法治。我沒有第二個標準，因為我認為這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問題是什麼條件下的人權與什麼標準內的法治呢？十三州反英是什麼「人權跟法治」？孫中山反清是什麼「人權跟法治」？蔣渭水反日是什麼「人權跟法治」？共產黨反蔣是什麼「人權跟法治」？犬儒式的「人權跟法治」是很好用，但符合歷史實際嗎？

    日本人公佈的「日本經濟百年統計」數據顯示，嘉南大圳完工後的1930年代，台米增產2.07倍，而台人增加1.57倍，亦即台灣米糧增產遠高於人口成長。但當時台灣人均每年稻米消費量居然較1910年代減少23.1%，而甘藷消費量卻增加了38.1%！此外，在1920年時，單是日人在台排名前5大製糖公司的當年總利潤即高達7,600萬圓，竟為桃園大圳與嘉南大圳兩工程費合計的1.2倍！馬先生說「在八田與一工程師紀念館前獻花致敬，是表示大丈夫恩怨分明」；那麼，要在何處向籲天不應的台灣農奴們獻禮致哀，以示男子漢是非有別呢？

如此看來，微觀下的日人建設遠不如宏觀下的日帝榨取吧？對日據下的台灣普勞大眾而言，這又是什麼樣的「人權跟法治」呢？

    上世紀20年代以降，台灣反帝抗日運動中的左翼人物與事蹟長期在反共法西斯的陰霾下不見天日，只因他們於台灣光復不久即投身「新民主主義」的解放運動，蔣碧玉如是，鍾浩東如是，千千萬萬在此岸犧牲、到彼岸奉獻的台灣人亦無不是。他們的「被中斷」、「被低估」，他們之成為台灣史、民國史上的「禁區和忌諱」，成就了今日台灣藍綠內鬥的格局，成就了今日台灣拜美親日資產階級復辟的政權結構，從而成就今日台灣仇共反中操弄統獨的虛幻視野。

    一部完整的民國史，豈容湮滅扭曲左翼與共黨的成分？馬政府籌辦「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活動，走馬看花，多於健全和普及民國史的完整重現。如此，非但無助於島內「共產黨」、「二二八」、「白色恐怖」等政治恐懼還原其歷史實相，且依然淪為各路投機政客綁架台灣政治的法西斯道具。不圖填補民國史與台灣史的那塊巨大荒白與斷裂，馬先生只好繼續懷抱原罪人格去面對「賣台區長」的指控而到處低頭謝罪，台灣社會也只好繼續在美日台秩序的號令下任由各色分離主義戲法去撕裂與內耗，繼續在反共拒統的選舉市場中任由腐化與謊言崩解價值信念。

    2010年10月25日，馬英九出席「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及台灣光復六十五周年」活動時指出：「紀念抗戰勝利65周年，目的是希望大家能以台灣為榮，台灣已是台灣人的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台灣，大家為中華民國前途共同奮鬥。」如此這般，馬先生是不是窄化了對日抗戰和台灣光復的格局與意義？前述發言裏的「台灣」、「台灣人」和「中華民國」怎麼與李陳時代的意識形態是一脈相承、克紹箕裘呢？馬先生問鼎“總統”大位以來，怎不再自稱是「中國人」了呢？

    「台灣」、「台灣人」既然與「中國」、「中國人」相斥相隔，又何必搞「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建立民國，一甲子前的抗日慘勝、光復台灣，是為了「台灣已是台灣人的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台灣」？渭水遺言尚在，烈士事蹟猶存，青史終究成灰？陳炳基所謂「台灣的政治人物不管是談統一或獨立，我看都只是為了選票而已」，馬記「台灣論」如是？

    儘管馬先生這樣那樣地妝扮自己的「台灣人」門面，這樣那樣地解說自己的「中華民國」觀點，戰戰兢兢、唯恐人後地對各色分離主義交頭接耳、推心置腹，島內依然有人視其「中國人」基因為原罪、為恥部，他栖栖惶惶，深怕「中國人」帽子扣來頭上，又怎敢再以「中國人」自居呢？於是，上行下效，風行草偃，「台灣人」能不與「中國人」對立起來嗎？

    可悲的是，即便馬先生忠心耿耿地面對一群「台灣人」，唾面自乾，以順為正，他依然被“本土派”老皇民解讀為：「台灣人民不放心馬英九！」馬先生為何依然不是「台灣人民」呢？恐是他「連結國民黨與台灣的歷史」的概念有誤以致之吧？歷史正是被過多的有意造作才會湮沒不彰。台灣人與國民黨、與共產黨、與中國的歷史一直躺在人為的掩埋之下，它需要的不是低聲下氣、矯情邀憐式地連結，而是誠心無私地挖掘和義正詞嚴地呈現吧？或者，馬先生怕是挖掘越多，台灣史上的左翼成分和共黨人物也呈現越多而無助選舉政治？

    兩岸對立問題既然源諸雙戰構造，自必須從超克帝國主義與解決民族分裂著手，而這兩手問題又存在相互因果和加乘的關係，從而衍生諸多複雜的現象。故而同時就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各面向本質地處理雙戰遺留，才是徹底的解決之道吧？

    以史觀言之，馬先生既然在意「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及台灣光復」，當知「甲午戰爭」和「八年抗戰」集中於半個世紀之內，表面看來是中、日兩國的矛盾，實則是近代帝國主義殖民亞洲的利益爆發衝突，而以中國為戰場的列強豪奪之一環。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於是反帝、反封建乃成為中國以至亞洲人民同步的歷史任務；亦即，兩岸人民參與的抗日經驗乃是近代亞洲人民反帝鬥爭的共同成分之一，反侵略、反殖民運動無疑是兩岸人民在近代帝國主義嗜血中國下的共同記憶。所謂「太平洋戰爭」的真正本質宜在此吧！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必須在其殖民地建立社會聯繫與階級基礎，於是它們連結國內阿附性、獨占性、反動性的扈從政權相互依存，以遂行雙方各取所需的殖民掠奪與買辦獨占。「中華民國」難道不是在近代列強侵奪與買辦幫兇的險惡環境中艱難匍匐地求生與圖存嗎？上世紀中葉以來，在帝國主義與分離主義雙重作用的構造下，兩岸分裂迄今，骨肉亂離，手足仇視。美日安保條約到底是「東亞安定的基礎」？還是阻遏兩岸進程的帝國戰略？不從拒絕帝國主義與克服民族分裂著手的兩岸政策，難道印證陳水扁所示「中華民國一直『代理美國』治理台灣」的「流亡政府論」？

哈哈鏡下的「中國」與「中華民國」

    2010年4月6日，馬英九透過視訊會議對美國人說：「我瞭解中國想將臺灣納入這一部分，中國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臺灣卻採一中各表原則。」對美交心告白之餘，馬先生寄語胡錦濤「正視現實、累積互信、求同存異、續創雙贏」。這十六字箴言不是一國兩制的精神嗎？還是一邊一國的縮影呢？若是後者，則馬扁同路，兩岸關係殷鑑不遠；若是前者，則一馬當先，四海華人共襄新局，順便試試斯德哥爾摩的和平獎是鮮花還是垃圾。李馬扁仨“民選總統”皆曾是國民黨，唯有馬英九始終不離不棄，對「中華民國」具一定的忠誠度，只是其念茲在茲的「中華民國憲法」已名存實亡？除非，延續戡亂思維，堅持內戰狀態，國亡俱亡；或者，索性改號獨立，斷然孤注一擲，島在人在。否則，對歷史、對蒼生、對世局，徒然是一種殘酷的嘲諷與凌遲。

    以虛幻的政治符號為托詞，卻不惜出賣民族主體、分裂領土主權以掩飾自身階級利益的依附性作為，只能是自欺。馬先生面對兩岸問題一再以《中華民國憲法》當作偏安護身符，不啻溥儀一再以《大清律例》否認革命、否認共和、否認民國以撐持法統的邏輯。改朝換代難道不是一個民族辯證發展的過程嗎？重點在這個朝代的政權，是維護了民族存續？還是出賣了民族主體？至於什麼主義、什麼旗號的，皆是一個時代的反映和後人的借鏡之用，拿戒嚴時代的反共國安思惟來示威，還成嗎？

    2005年8月2日，陳水扁提出「中華民國四階段論」，所謂「中華民國在台灣」是李陳體制以國家機器打造人民歷史認知的政治口號，其權謀性、虛幻性與自欺性固是島內權鬥條件下產生「重大共識」的成分；然而即便「台灣獨立」獲得舉世公認，或者「中華民國在台灣」可以千秋萬世，非共化論述的「中華民國」只是對歷史的自我欺瞞而已吧？

「中華民國」的孫中山

2010年8月，台灣吹皺一池評價孫中山的時尚春水，竟是為了製播某節目而爭吵的鬧劇，孫中山神化之後又被綜藝化了。「民國百年」的孫中山能直航兩岸，俯瞰自己苦心孤詣艱難締造的「中華民國」與「三民主義」成啥模樣？兩岸當局既然都推崇孫中山，何不各自檢視實踐了什麼孫文學說與理想？

    上世紀末，《時代》雜誌選出二十位亞洲世紀偉人，孫中山、毛澤東與鄧小平三名中國人列榜。該刊認為孫的偉大在於他替近代中國設立國家統一及民族振興的目標，為苦難中的人民帶來希望。──此所以兩岸民眾四海華人尊崇孫的原因吧？孫中山說：「近來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見解卻是兩樣：外人斷不能瓜分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時至今日，他沒料到「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的悲劇和醜劇百年未已吧？孫又說：「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號稱孫中山信徒的國民黨卻是以「不統不獨不武」為兩岸政策，如今的「中華民國」竟成為與中國對立的「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孫中山及無數先烈前賢「建國百年」的獻禮？

    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為文曰：「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 事物總是發展的：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過45年，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進到21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今日中國是不是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自有公論。毛指出「事物總是發展的」，國家何嘗不是如此？主義何嘗不是如此？從倒滿建國到反帝統一，反對封建王朝與反抗帝國主義不但是「中華民國」的立國意義，也是近代亞洲國家共同的歷史意義。

    「中華民國」與「三民主義」作為反帝反封建過程的重要手段，孫中山曾依據救亡圖存的需要而做過重大的內容整修，包括1924年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等，還主張「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但是再怎麼整修或發展，孫中山也不便去依靠帝國主義搞國家分裂吧？難道馬政府「繼續向美國購買武器，維持台美的軍事合作關係」是為了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嗎？台灣作為美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而被割據乃至與之對立的一部分，到底該何去何從才算真正擁有主權而非代理工具、流亡政權呢？

蔣介石的「反共」

    台灣人的反中拒統意識既是源於雙戰構造，便不能不追究作為中介角色的蔣介石。因為蔣的反共內戰，因為蔣的依附美日，客觀上造成國家分裂、兩岸對立、媚外反中的結果。當然，支撐他獨裁權力的地主、財閥、官僚、買辦階級共犯們的歷史責任亦無可遁逃。然而，蔣又非常複雜，國共雙方都有過極端甚至矛盾的評價，遑論島內“自由派”和“本土派”的見識。蔣雖私心反共，卻又愛國反獨；雖拜美親日，卻也拒外侵華。他的矛盾複雜，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反映；他的齎志以歿，留給兩岸懸而未決的難題。因此，超克他的侷限性與矛盾性，當是治療島內蔣氏後遺症的不二方向吧？

    以蔣氏移植台灣的「反共」基因而言，那無疑是一個血腥、自私、荒謬、慘痛的歷史教訓。辛亥革命之後，列強侵華不已，軍閥禍國日亟，黨人信念淺薄，孫中山對「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國情痛定思痛；而「俄國革命」與「五四運動」的影響，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終使孫決定聯共改組、建立軍校、北伐統一等一系列新政策。蔣介石作為國民黨新政策下的赴俄軍事代表團團長、黃埔軍校校長乃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他豈是一個反共至上的人物？孫中山逝世後的1925年12月，蔣不是在〈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同學錄序〉明示「吾為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用而不相悖」嗎？

    曾是同盟會會員、國民黨黨員、中共創黨黨員的邵力子，先後擔任黃埔軍校秘書長、政治部主任等職，1926年11月他奉蔣之命至莫斯科請求共產國際直接領導國民黨，而由國民黨領導中國革命。換言之，在反帝反封建的世界革命陣營裏，蔣要求獨裁中國革命的領導權。正是如此權力至上的人格心理，才使他後來走上「清共」、「反共」這條背離孫中山政策的反革命之路，從而展開10年漫長內戰的吧？另一方面，自甲午戰後，割據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不曾止息侵略中國的行動，趁著共產國際於1935年8月號召各國共產黨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聯合陣線之際，蔣不是在次年元月派員至莫斯科要求收編中共紅軍、實現國共合作，以共同對抗日帝侵略的嗎？該年十二月，張學良兵諫西安，逼蔣抗日，舉世皆知國共再度合作。此後，蔣的政策由“剿共”改為“編共”，然而中共在承認國民黨領導的前提下，始終只願與之聯盟對外而不欲被合併融化。到了對日抗戰中期的1940年4月1日，主張聯共的孫中山被國民黨規定為「國父」，然而不過兩週，蔣卻提出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自此，國共兩黨角力不已，鬥爭日亟，而無可避免地爆發日後的二度內戰，禍延迄今。

    總的來看，蔣介石的「崇孫」與「反共」同是為了權力集中與鞏固的需要所為，豈是基於反對共產主義？在1937年5月底，蔣不是針對國共合作提出了“國民革命同盟會”的新組織方案，參加者還必須取消各自的原有黨籍嗎？他甚至在重慶的一個國民黨高幹訓練班上提問：「為什麼我們國民黨處處比不過共產黨？」至於中共內部，毛澤東不也在1938年的6屆6中全會上稱呼蔣介石是「偉大領袖」、「最高統帥」的嗎？如此的國共關係豈能說蔣是「為正義而反共」呢？中國國民黨自孫中山主持一全大會以來，中華民國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完成過北伐統一、完成過對日抗戰；然而北伐期間蔣桂聯合發動清共政變，抗戰期間蔣系胡宗南與顧祝同部也先後圍共剿共，這種非同尋常的權力慾望顯然使蔣介石溢出領袖高度與時代責任。千瘡百孔的中國大地成了爭奪權力的血腥場域，百萬抗日將士在國共內戰裏莫名地身敗名裂、無奈地家毀人亡。

    「中華民國」成了反共法西斯政權而敗退台灣之後，連句踐和岳飛都被請來反共了，全島進行反共撲殺動員的「白色恐怖」，死難成千上萬。然而，蔣記「漢賊不兩立」的真相究竟是權力鬥爭還是民族大義呢？韓戰爆發後的1950年6月27日，杜魯門公開拋出了「臺灣地位未定論」。次日，蔣介石授權葉公超發表聲明，一方面接受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另一方面明確表示：「臺灣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仍為各國所公認，國民黨接受美國防務計畫，自不影響國民黨維護中國領土完整之立場。」顯然，美、蔣各有盤算吧？

1954年12月3日，美國與台灣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企圖鞏固兩岸分裂，此舉惹「毛」了，彼以三軍協同於次年1月20日攻下一江山島。嗣後，艾森豪推行「台灣問題」國際化方針，然而蔣於該年2月14日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在4000餘年的中國歷史上，雖間有賣國賊勾結敵寇叛亂之事，但中華民族不久終歸於一統。」又說：「我決不放棄收復大陸的神聖責任，大陸和臺灣皆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不容割裂」云云。儘管「收復大陸」是作為島內反共動員和權力獨裁的超現實令箭，蔣介石仍讓彼岸明確了自己的中國人立場。3年半後的所謂“八二三炮戰”，難道不存在蔣毛反制美帝企圖的背景因素？

    事實上，自孫中山辭世後，鬩牆爭鬥多年的國共雙方分分合合，早具默契的蔣毛二人乃是彼此敵視的老朋友，只是在他們支使下的不知不覺的芸芸眾生成了後人借鏡的犧牲品。美盛頓看出蔣介石不聽話，意欲另尋“總統”取代之，斯時毛澤東居然對訪中外賓表示台灣還是蔣介石當“總統”比胡適和陳誠來當都好：「…讓他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歷史上凡是不應當否定的，都要作恰當的估計，不能否定一切。」

    “八二三炮戰”之前兩年，住居香港的曹聚仁受蔣密託往見毛、周，後者回應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及善待蔣氏的條件，這也成為日後中共對台政策的一貫方針；否則，“八二三炮戰”怎會採用全島濫射的戰術而沒有海空軍和兩棲部隊的協同作戰呢？炮戰開端後不久，毛在北京對曹氏重申「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裏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台灣人民「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等立場。如此「一國兩制」，不就是馬英九要求別人的「正視現實、累積互信、求同存異、續創雙贏」嗎？

    1963年，人在彼岸的前國軍將領張治中致信陳誠，轉達了中共更為具體的對台政策。文革前夕，蔣介石在涵碧樓看到曹聚仁出示毛的詞作：「明月依然在，何時彩雲歸。」蔣隨之囑託曹氏回應六項條件，其中有「臺灣現任文武百官的官階、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可降低」等語，這大概就是當今“愛台派”、“本土派”所詛咒的「賣台」條款了吧？曹去世以後，章士釗、陳立夫等人皆做過兩岸溝通和解的努力。然而蔣毛相繼死去之後，蔣經國並未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上完成歷史任務，曾是共產黨的他忙於建設“本土”班底，包括拔擢了曾是共產黨的李登輝，對彼岸則堅持“三不”政策，直至他過世前才急於搞開放。此時，在美國對台兩手策略下扶植起來的新興資產階級勢力聲浪高漲，李陳體制的國家構造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要之，自私爭權一生的蔣介石，在承受帝國主義圖謀中國的壓力之下，不失為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儘管他對島內還是一味地反共洗腦，而遺禍未已。李陳集團正是利用蔣氏政權的反共餘緒，操控島內的集體意識，以遂行政經獨占的目的，此所以號稱「愛台灣」、「去蔣化」的李陳政權會貫徹蔣氏「反共」遺策之故。二戰後的前同盟國不也是貫徹前軸心國的「反共」遺策，以收割獨占其殖民地利益的嗎？這類「雙占構造」是歷史冷酷的幽默。

繼承還是揚棄

    在台灣，「反共」既是蔣氏父子教的，「統戰」也是蔣氏父子教的。不分藍綠，台灣官方皆散播「中國」統戰恐慌症，卻自甘於華盛頓的反共統戰，「繼續向美國購買武器，維持台美的軍事合作關係」，充當「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的馬前卒，而美化殖民歷史，拒斥「中國」身分，這大概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重大共識」吧？

    正如李登輝2007年1月所言：「台灣並不存在統獨的議題，只有左右的問題。而台獨本身是假議題，因為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只是現在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簡言之，「中華民國」已成一群台獨成員借殼上市的稱號了。那麼，「中華民國國民」自然是主權獨立的「台灣人」，而斷無「中國人」的可能。「不統不獨不武」和「永遠維持現狀」便是或明或暗地延續這種思維的展現吧？馬英九執守在前述「重大共識」的島內基調上，自然是方便鞏固選舉票房了。

    然而，客觀形勢的發展不隨主觀想像而轉移，特別在信息發達的今世。20多年前在福建漳州南靖縣一口8米深的古井旁，“飲水思源”的女子呂秀蓮曾說：「從歷史的淵源、文化、風俗習慣來看，兩岸都是中國人，應該是一個國家，這是其一；其二，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這麼多人口，有一種強烈希望國家統一富強的心態，台灣跟大陸鬧獨立只能是死路一條。」「事物總是發展的」，呂秀蓮等人也難例外。後來她說參選台北市長，是「為了抵擋中國入侵」，你信嗎？

    台灣政治體系層次錯位的發展結果，秦初的衛、宋初的吳越、清初的南明，將是台灣未來的寫照？被民國國家意識綁在島嶼60餘年的台灣人，存在一種翻過歷史舊頁的憂懼。你只要想想家家酒遊戲，推翻一個6歲孩童造的屋是什麼滋味？他能不較真跟你急？這不是用民主法治可以治得好的深層焦慮。

                                                        原作於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一四年五月四日修訂

註：本文曾刊於《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