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做一個猶太人是不能原諒的，而不做一個猶太人是不可能的。”

1894年維也納一家報社駐在巴黎的通訊員赫茲爾（Theodor Herzl 1860 - 1904) 為報社去旁聽法國軍官德雷佛斯(Alfred Dreyfus 1859 - 1935)被判賣國這起聳人聽聞的政治事件。這兩個人正巧都是猶太人，都是19世紀西歐新柏拉圖主義和諾斯(Gnosis)主義哲學思想的產物。

德雷佛斯是法國一名驕傲德陸軍上尉，以宗教的熱誠效忠陸軍，愛國心比其他法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簡直可以說他急切要當一個法國人勝於當一個猶太人。可笑的是他被誣害陷入這個他永遠不了解的陰謀里，一個沒有骨幹，酗酒的陸軍少校被德國政府收買，偽造一份機密文件，誣告德雷佛斯泄露軍事機密給德國。同時，耶穌會一群教士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一些極右份子合謀說第三共和國是被操在猶太人的手裡。於是，蒙上不白之冤枉的德雷佛斯被判終身監禁。

法國自然主義大師左拉，一生為窮人打抱不平，痛恨教士攻擊教會，呼籲社會改革，為此寫下他著名的“我控訴”。左拉聯合幾乎所有的法國知識份子抗議政府，為德雷佛斯辯護。左拉這一舉無異於一塊大石頭投入水中，引起軒然大波，使當前的民權，種族爭議和外交政策頓時成為法國燃眉之急的問題。左拉也被他的敵人提出公訴，逃難到英國，躲避幾個月，等到大赦後才回國。德雷佛斯在1906年重審而平反昭雪。但這個德雷佛斯事件餘波未平，不僅導致法國政教分開的政策，還蓬勃法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對赫茲爾的深遠影響。

赫茲爾紀錄下德雷佛斯的審判後，突然領悟到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那就是永遠會有一個被利用，被單獨挑出來公開羞辱的猶太人，幾乎類似耶穌一樣，成為公憤的標誌和仇恨的象徵，理該受到攻擊。他想了又想，漸漸地想出一個解決辦法。他認為猶太人最需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地方，自己管理的政府，換句話說就是有屬於自己的國家。但哪兒呢？他的直覺告訴他就是猶太人兩千五百年前的故園巴勒斯坦。當時這地方還是土耳其奧圖曼帝國統治下的一部。但他開始為這個信念奔跑，跟朋友討論，說服有錢的猶太人出錢，請求有心的非猶太名流出力，與土耳其蘇丹，教皇，意大利國王，英俄政府的顯要開會。由於他的誠懇和魅力，他的報社也願意繼續付他薪水，讓他有更多的時間去奔波，尋求他夢想的猶太地方。許多人同意他的看法，因為這畢竟是猶太人期望的彌賽亞之夢，但也有更多的人反對，理由是他的行為製造另一個屠殺猶太人的藉口。但不管如何，1898年赫茲爾出版《猶太人的國家》，種下猶太民族復國運動 (Zionism) 的種子. 1897年他堅持在瑞士的巴塞爾召開世界錫安復國運動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告以色列為猶太人建立的國家。

1904年，錫安復國運動成立不久，返回巴勒斯坦的努力尚未見到結果，赫茲爾已病逝。但這個組織繼續滋長，步子緩慢但穩定，首先只有三三兩兩的猶太人跋涉長途，翻山越嶺從俄國，東歐，經過土耳其進入巴勒斯坦。赫茲爾的信念，像風中的一陣嶄新的低語，散入各處的猶太人耳朵里，最後他們鼓起勇氣，把希望的目光轉向巴勒斯坦。

赫茲爾成為現代以色列國的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