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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3/21 01:16:00瀏覽191｜回應0｜推薦0 | |
| （轉載）臆造出來的“崑曲鼻祖”顧堅
——從歷史角度探討顧堅出現的年代及其可疑性 作者/彭劍飆 原文出處：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1501f0101pms7.html 摘要： 幾乎所有關於崑曲歷史的教材和資料，都不否認在崑曲的發展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顧堅，並且被稱頌為“崑曲鼻祖”，與後來的“崑曲之祖”魏良輔相提並論。 本文圍繞顧堅被發現的時期（上個世紀60年代）、現存抄錄者所處的年代（乾隆早期）、抄錄本作者張醜的年代（明末）、文征明和魏良輔所處的年代（明中期），以及顧堅所處的年代（元末）等到這些時代背景，來探討顧堅的存在性以及出現的年代。 關鍵字：《南詞引正》、路工、抄錄者、張醜、文征明、魏良輔、顧堅 前言 自從1961年《戲劇報》第七、八期合刊上披露，元末崑山出現了一位“居千墩，精于南詞，善作古賦”、“善發南曲之奧”的崑曲鼻祖顧堅以來，由於沒有第二條有力的資料佐證，故此爭論半個世紀。 本文主要從顧堅資料出險的歷史時代背景，來探討顧堅資料的真偽。 一、發現經過及歷史背景 顧堅歷史資料的首次披露，是1961年文化部訪書專員路工（1920～1996，署名錢南揚1899～1987）在《戲劇報》第七、八期合刊上披露了他在明代崑山崑山人張醜（1577～1643）《真跡日錄》中發現，吳崑麓(據傳為明嘉靖時人) “校正”、大書畫家文征明（1470～1559）手寫的《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引起了崑腔史研究領域的一場熱烈討論。 原來書中有這樣的記載，見《南詞引正》第五條： 腔有數樣，紛紜不類。各方風氣所限，有“崑山”、“海鹽”、“余姚”、“弋陽”。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陽腔”；永樂間，雲、貴二省皆作之；會唱者頗入耳。惟“崑山”為正聲，乃唐玄宗時黃綽所傳。元朝有顧堅，雖離崑山三十裡，居千墩，精于南詞，善作古賦。擴廓帖木兒聞其善歌，屢招不屈，與楊鐵笛、顧阿瑛、倪元鎮為友，自號風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風月散人樂府》八卷行於世，善發南曲之奧，故國初有“崑山腔”之稱。 （摘自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清乾隆年間無名氏抄本、張醜《真跡日錄》記載、吳崑麓校正、文征明手書的《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上、中、下三冊， ISBN：7501319278，200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但後世為了維護顧堅以及崑曲的歷史地位，故意將原文省略為： 腔有數樣，紛紜不類。各方風氣所限，有“崑山”、“海鹽”、“余姚”、“弋陽”……惟“崑山”為正聲，乃唐玄宗時黃綽所傳。元朝有顧堅，雖離崑山三十裡，居千墩，精于南詞，善作古賦。擴廓帖木兒聞其善歌，屢招不屈，與楊鐵笛、顧阿瑛、倪元鎮為友，自號風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風月散人樂府》八卷行於世，善發南曲之奧，故國初有“崑山腔”之稱。 將“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陽腔”；永樂間，雲、貴二省皆作之；會唱者頗入耳”句省略，從而凸出“惟‘崑山’為正聲，乃唐玄宗時黃綽所傳”。 文末有“《南詞引正》凡二十條，乃婁江魏良輔所撰；余同年吳崑麓較正。情正而調逸，思深而言婉，吾士夫輩咸尚之。昔郢人有歌《陽春》者，號為絕唱。今良輔善發宋元樂府之奧，其煉句之工，琢字之切，用腔之巧，盛于明時，豈弱郢人者哉？時嘉靖丁末夏五月金壇曹含齋敘，長洲文征明書於玉磬山房。” Ⅰ、當事人之一吳新雷教授回憶錄 摘自著名崑曲研究家、紅學專家、南京大學吳新雷教授（1933～），在錢南揚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會上專題發言的修改稿，刊於2010年1月19日《中國文化報》，標題為《著名戲曲史家錢南揚:從淒苦失業者到曲學大家》。 那是1960年8月光景，我遊學京華，承蒙傅惜華（1907～1970）、周貽白（1900～1977）等專家指點我，說是文化部訪書專員路工家裡藏有崑曲的新資料…… 事先我瞭解到路先生是個崑曲愛好者，便以崑曲作為“敲門磚”上了他的門。他問我是做什麼的？我答稱是研究崑曲的，他就讓我進了家門。接著他又考問我能不能唱？我當即唱了《琴挑》和《遊園》裡面一生一旦兩支曲子，他大為興奮地說：“想不到解放後的大學裡，還有你這樣的小夥能接續崑曲的香火！” 我告訴他是陳中凡（1888～1982）老先生試圖在南大恢復吳梅(1884～1939)曲學的傳統，所以讓我學習唱曲的。這一來竟引發了他極大的熱情，脫口而出地說：“我告訴你，我發現了崑曲的新材料，別人來是不拿的。既然你有志於拾薪傳火，我認你是個崑曲的知音，我獨獨給你看！”說著說著，他就把我帶進了他的書房，只見一隻大木桶，裡面盡是孤本秘笈。有古本《水滸傳》，有珍本《綴白裘》等等。 他從書堆裡摸出一部清初抄本《真跡日錄》，鄭重其事地翻到一處給我看，並繼續考驗我說：“你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名堂？” 我看到裡面抄錄的是《魏良輔南詞引正》。作為唱曲的人，我是熟習《魏良輔曲律》的，但想不到路先生竟有《魏良輔南詞引正》的新發現，而且立馬拿給我考問異同。 我看到《南詞引正》的文本是根據文征明的真跡錄下的，裡面大有名堂，當我讀到其中有崑山腔起源於元朝末年的記載時，不禁歡欣鼓舞，拍案叫絕！因為過去的戲曲史都講崑腔是明代嘉靖年間魏良輔創始的，而魏良輔在自己的著作中卻說起始於元末崑山人顧堅和顧阿瑛，足足把崑腔的歷史上推了200多年。 為此，我誠摯地建議路先生能及早把《南詞引正》公之於世，為崑曲史的研究揭開新的一頁。 想不到路先生反而稱讚我是個“識貨者”，表示要提攜我這個研究崑曲的新人。他連聲道：“常言說得好，紅粉送給佳人，寶劍應贈義士。我樂意把這份珍貴材料送給你，由你去公佈。”他讓我坐在他的書桌旁，當場讓我把《真跡日錄》中《南詞引正》的文本過錄下來，叫我去發表。 這對我來說，當然是一舉成名的大好機會，但我回到南京後斟酌再三，考慮到這份珍貴材料如果送給錢先生校注後在《戲劇報》上發表，那就能起到為錢先生恢復名譽的關鍵作用。 於是，我把《南詞引正》的過錄本獻給了錢先生，然後跟路先生說明了獻寶的原因，路先生稱許這是雪中送炭，是義舉，甚表贊同，並配合錢先生寫了篇短文，一起交給《戲劇報》編輯部。 由於已跟戴不凡(1922～1980)先生說合，得到特別重視：在1961年4月30日出版的《戲劇報》七、八期合刊上，赫然出現了署名錢南揚的《〈南詞引正〉校注》，目錄用黑體字排版，突出其重要地位。 Ⅱ、歷史背景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事情，就是顧堅資料的初次問世，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當時正值“大幹快上”、“超英趕美” 的“大躍進”運動，各個行業都依照中共八大的精神指示，努力為社會主義增磚加瓦。 學術界也不甘落後。在顧堅資料被發掘出來以後，稍後就出現的曹雪芹畫像事件和《蘭亭序》真偽之爭。多年之後，當真相大白於天下的時候，此“雪芹”非彼“雪芹”，王羲之時代多種書體並存，學術權威瞬間被打倒，都值得思考和玩味。 曹雪芹畫像事件的經過。1963年2月19日，河南省博物館收購了一幅曹雪芹先生畫像。如真，乃稀世之寶，驟然惹起海內外紅學界的轟動，筆墨官司曠日持久地打了十多年。直到近20年後的1982年10月23日下午，河南省博物館的代表、副館長韓紹詩在上海召開的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講臺上宣佈，這幅畫像是偽造的。 《蘭亭序》真偽之辨。1965年5月22日，郭沫若在第六期《文物》雜誌上發表了《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真偽》一文，認為《蘭亭序》是偽作，頓時掀起軒然大波。南京著名書法家高二適撰文反駁，認為郭沫若以兩塊碑石而斷東晉只有隸書一種字體，孤證不立，偏難概全。高二適還寫下《<蘭亭>的真偽駁議》，發表於1965年7月23日的《光明日報》。毛澤東對蘭亭論辨所下的結論：筆墨官司，有比無好。直到30多年後的1998年6月東晉高崧墓誌的出土表明：六朝的書體在轉型之中，多種書體並存，東晉時期不僅僅只存在隸書，《蘭亭序》應該就是王羲之所作！為郭沫若和高二適關於《蘭亭序》真偽之爭畫上了句號。 不過，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政治對於學術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2004年7月，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由趙仁珪、章景懷整理的《啟功口述歷史》第211～216頁一文《<蘭亭序>真偽的辯論——兼談學術政治化》中，一開頭就寫到： 說起學術著作的寫作，不能不提到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歷。解放後學術批評往往和政治運動攙和在一起，或者說政治運動往往借學術問題而發端，學術問題最後上綱為政治問題。……在最初沒最終確定目標前，曾多次在其它題目上試探過，其中之一就是1965年發動的對王羲之《蘭亭序》真偽的辯論上。……陳伯達把這樣一本《蘭亭序》及跋送給郭老，目的很明顯，就是讓郭老帶頭從這方面做文章，看是否能釣上大魚來。郭老接到這樣“聖旨”，自然也明白其中的用意，便做起文章。郭老又結合了一些新考證，寫了一篇《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說南京挖出一些王家的墓碑，上面的字也都是方頭方腦的，因此以柔美見長的《蘭亭序》肯定是假的。不但字是假的，就連文章也是後人篡改的。 在這之前我曾寫過一篇《蘭亭帖考》的文章，認為《蘭亭序》是真的，並詳詳細細地考證了現在流傳的各種蘭亭版本，在社會上很有影響。……當時郭老住在什刹海，錢杏鄰先生(阿英)住在棉花胡同東口，郭老就讓錢杏哪找我談話。 ……他才把事情的背景和郭老托他來找我的前前後後都給我說了一遍，等於是跟我交了底。我聽了暗暗叫苦不迭，心想我原來是不同意隨便說《蘭亭》是假的，一直堅持現存的定武本和唐摹本都是根據王羲之原作的複製品，這可怎麼轉彎啊?但形勢已經非常明顯，這已不是書法史和學術問題了，又把學術問題政治化了，而且是“欽點”要我寫文章…… ……現在想起來我當時也夠胡說八道的了，但不這樣寫不行。有事實證明，不照著他們的意思確實過不了關。南京有一位叫高二適的人，與章士釗、林散之是好朋友，他大約不知內情，還把它當成純學術問題，在讀了郭老的文章後，首先寫了一篇抗議文章。……幸虧“蘭亭論辨”半道收場，如果由它鬧下去，我就被捲進革命風暴的漩渦裡，干係就更大，想拔都拔不出來了。這種拿學術討論來釣政治魚的手段實在是知識份子最害怕、最頭疼的做法。後來我在編輯我的文集時堅決刪去了這篇文章。 泰國學者趙平也在《政治對學術生態的制約——回看郭沫若引起的《蘭亭序》真偽之爭》一文給予明確的答案： 這場學術之爭之所以“善始善終”，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郭沫若的觀點和一些論據得到了最高領袖的認可，以及得到一些政治權威的支持，並與主流思想意識基本上保持一致。……可以說，《蘭亭序》筆墨官司的爭論雙方主要是以各界的學者專家為主，圍繞著學術問題而展開，但背後其實是有著深刻的政治因素推動的。 政治影響學術，也許就是那個大躍進時代的標誌之一吧！ Ⅲ、疑點 1、傅惜華、周貽白早已知悉顧堅資料 “承蒙傅惜華（1907～1970）、周貽白（1900～1977）等專家指點我，說是文化部訪書專員路工家裡藏有崑曲的新資料……” 2、取得寶貴資料的過程異常順利 先是投其所好，無論是“研究崑曲”，或是唱曲，接著是搬出老先生陳中凡和吳梅，引發路工的“極大的熱情”， 脫口而出地說：“我告訴你，我發現了崑曲的新材料，別人來是不拿的。既然你有志於拾薪傳火，我認你是個崑曲的知音，我獨獨給你看！”並且“從書堆裡摸出一部清初抄本《真跡日錄》，鄭重其事地翻到一處給我看，並繼續考驗我說：‘你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名堂？’”這一系列動作，說明路工非常明白其中的內容。 3、相互謙讓公開發表 當吳新雷教授“誠摯地建議路先生能及早把《南詞引正》公之于世”時，l路工反而讓吳教授“把《真跡日錄》中《南詞引正》的文本過錄下來，叫我去發表”。 4、蹊蹺——錢南揚名義發表 吳新雷教授“回到南京後斟酌再三”，決定讓“錢先生校注後在《戲劇報》上發表”，目的是“為錢先生恢復名譽”。 果不其然，“路先生稱許這是雪中送炭，是義舉，甚表贊同，並配合錢先生寫了篇短文，一起交給《戲劇報》編輯部。” 結果很順利，“由於已跟戴不凡(1922～1980)先生說合，得到特別重視：在1961年4月30日出版的《戲劇報》七、八期合刊上，赫然出現了署名錢南揚的《〈南詞引正〉校注》，目錄用黑體字排版，突出其重要地位。” 5、疑問 既然“傅惜華、周貽白……說是文化部訪書專員路工家裡藏有崑曲的新資料……”，那就說明他們對於顧堅的資料心知肚明；而路工先是讓吳新雷教授拿去發表，後又在吳的義氣中慷慨地同意署名錢南揚，並且還“配合錢先生寫了篇短文”，這一戲重要劇資料的誕生過程也太富於戲劇性了！ 說來說去，這份資料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就是讓錢南揚先生平反了！因為吳新雷教授在這篇回憶錄中還提到： “好在學術界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例，凡是在運動的風口浪尖被“批倒批臭”的人，等到風平浪靜以後，如果能在首都高層次的報刊上露名，便等於是恢復了名譽，可以重回學術界。…… 還有就是給學術界也大幹快上、大躍進一番。 二、抄錄者的歷史背景 1、錄有顧堅資料的《真跡日錄》，2002年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有著名學者謝國楨(1901～1982)先生為《真跡日錄》寫的跋，題目就叫《謝國楨<真跡日錄>跋（代序）》： 書翰之作，名賢遺墨，可以心契於千年，通聲氣於萬里。至於因之徵文考獻，廣求博聞，猶其餘事。承路工同志讓余明朱存理《鐵網珊瑚》十四卷，清康熙間精鈔本，始知其意。至張醜《真跡日錄》鈔本，路君既認為珍密，餘亦未敢請。經久而後得之。按醜字青父，號米庵，明崑山人。《四庫全書》著錄其所撰《清河書畫舫》無卷數，《真跡日錄》初二三集，仁和吳氏所刻，僅七十五頁，不分卷。汰去其所著如《清河書畫舫》及《法書名畫見聞表》等書中之重複，蓋不全本也。青父此著，為隨手鈔錄之書，有見必記，前任著述如魏良輔之《南詞引正》等書，賴茲以傳。又此書鈔本‘玄’字避諱‘弘’字不避諱，確為清乾隆間舊鈔本。以余愛書成癖，承友人之割愛，乃以大衍之數得之，乃有不知老之將至之感。故友周季木印章有雲，‘人豈可輕視我予有此哉’。七七年十月十五日晚小飲新僑飯店歸來，謝國楨記。 不知是謝國楨先生筆誤，或是後來者有意避開，跋（代序）中明確寫到“此書鈔本‘玄’字避諱‘弘’字不避諱，確為清乾隆間舊鈔本”，避“玄”不避“弘”，說明肯定是在康熙玄燁之後和乾隆弘曆之前，怎麼可能是“確為清乾隆間舊鈔本”，應該是康熙、雍正朝鈔本才對，這樣才符合吳新雷教授筆下的“清初抄本”，而不是“清乾隆間舊抄本”。 2、那麼，清朝初期至中期，崑曲勢態如何呢？ 先從最高統治者談起。從康熙皇帝開始,清朝接連幾個皇帝都是標準的崑曲迷。 ① 史料記載 懋勤殿舊藏“聖祖諭旨”檔案中，有三條關於演戲的史料： “魏珠傳旨，爾等向之所司者，崑弋絲竹，各有職掌，豈可一日少閑，況食厚賜，家給人足，非常天恩無以可報。崑山腔，當勉聲依詠，律和聲察，板眼明出，調分南北，宮商不相混亂，絲竹與曲律相合而為一家，手足與舉止睛轉而成自然，可稱梨園之美何如也。又弋陽佳傳其來久矣，自唐霓裳失傳之後，惟元人百種世所共喜，漸至有明，有院本北調不下數十種，今皆廢棄不問，只剩弋陽腔而已。近來弋陽亦被外邊俗曲亂道，所存十中無一二矣。獨大內因舊教習，口傳心授，故末失真。爾等益加溫習，朝夕誦讀，細察平上去入，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 到了乾隆時編演劇之風逐漸盛行。據《嘯亭雜錄》載： “各節皆相時奏演：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謂之月令承應。內廷諸喜慶時奏演祥瑞者謂之法官雅奏。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群仙神道添籌錫禧，以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又演目犍連尊者救母事，折為十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演唐玄奘西域取經事，謂之《升平寶筏》，於上元前後日奏之……” 關於皇帝怎樣看戲，文獻中記載的不多。乾隆六十年有一道諭旨： “重華宮為朕藩邸時舊居，朕頗加修葺，增設觀劇之所，以為新年宴賚廷臣，賦詩聯句，蒙古、回部、番眾錫宴之地。來年歸政後，朕為太上皇帝率同嗣皇帝于此臚歡展慶。太上皇帝于正殿設座，嗣皇帝于配殿設座。”這條資料提到看戲時座位的安排。 ② 行動 西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 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蘇州的行宮設在拙政園。據清初文人姚廷遴的筆記《歷年錄》記載，這一年的農曆12月26日下午，康熙皇帝剛到蘇州，在園子裡小坐了一會兒，就急忙要到蘇州織造祁國臣的家裡去。當天晚上,康熙皇帝留在祁家用膳，一口氣看了二十出崑曲戲。所有戲目都由康熙本人來點，可見他對崑曲的熟悉和喜愛。 第二天上午，本打算去蘇州近郊遊玩的康熙皇帝卻臨時改了主意，又看了一上午的戲，用了午膳才動身。江南的無限美景，似乎還不及崑曲舞臺上的一方春色，令康熙心醉神迷。康熙皇帝是個標準的崑曲戲迷。整個大清，像康熙這樣的戲迷又何止千萬。不要說朝廷裡的達官貴人，就是地主鄉紳，甚至於平民百姓，對於崑曲都非常地喜愛和癡迷。 西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來到蘇州。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一樣，乾隆最關心的也是唱大戲。清代作家吳太初所寫的《寰垣識略》裡有著這樣一段描寫，“景山內垣西北隅，有連房百餘間，為蘇州梨園供奉所居，俗稱蘇州巷。” 乾隆時期，宮裡的伶人已經擴大到了1400人的規模。當時的南府大概也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為龐大的皇家劇團了。 紫禁城裡到處都建有戲臺，甯壽宮、重華宮、壽安宮都有戲臺。在重華宮的漱芳齋裡，是紫禁城內第二大戲臺漱芳齋戲臺，室內還有一個小戲臺:風雅存。乾隆皇帝就曾經在這裡演過戲。承德避暑山莊、頤和園、圓明園等眾多的皇家園林裡，同樣都建有規模大大小小的各色戲臺。在這些戲臺中，僅三層的大型戲臺就有6座以上。這樣的大戲臺，可以同時容納上千名演員，見過的人都歎為觀止。 1793年英國使臣馬葛爾尼來華覲見乾隆皇帝，就曾在承德避暑山莊就觀看了一場清宮大戲的演出。馬葛爾尼的《乾隆英使覲見記》裡有著這樣一段記載:今日晨間，餘如言與隨從各員入宮。至八時許戲劇開場，演至正午而止……戲場中所演各戲時時而變，有喜劇、有悲劇。卻無一例外的都是崑曲折子戲。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在封建帝王時代，皇帝的一舉一動對於全國社會風氣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康乾時期崑曲的繁榮與康熙河乾隆的洗好無不關係。 ③ 蘇州崑曲盛行 在民間，特別是崑曲的發源地蘇州，更是一副太平盛世、繁花似錦的盛景。 與康熙相比，雍正是一位皇權極重的帝王，在他即位後的第一個月,就降旨“禁外官蓄養優伶”，一時間各位官員家裡豢養的戲子，迫于生計，都紛紛加入到民間職業崑班之中，民間學戲的人也越來越多。而此時，在北京、南京、蘇州等一些城市裡開始出現戲園和戲館。 據當時的蘇州文人顧公燮《消夏閑記》記載:雍正年間，蘇州的郭園始開戲館。到乾隆年間，發展到“戲館數十處，每日演戲，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一幅刻於乾隆年間的蘇州桃花塢木板年畫《慶春圖》。說的是蘇州一個叫“慶春樓’的酒樓戲館。館子裡的人正在喝酒看戲,館子內外的牆壁上都貼有戲單。這幅畫真實地為我們描繪出當時戲館看戲的場景,崑曲的演出物件和演出場所都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1774年，蘇州人錢德蒼就花了前後12年時間編選出一部《綴白裘》，收錄了當時流行的折子戲，總計四百四十六出。今天我們能在舞臺上看到的崑曲大多都被收錄其中。 由此可見，蘇州人對於崑曲的鍾愛和熟悉程度。清朝初期蘇州才子對於崑曲的鍾愛，除了歷史原因之外，另外一個很只要的因素就是以自己的不合作的方式來反抗清朝。到了康乾盛世的時候，由於江南文人輩出，一些有才華而無功名的才子們就利用各自的才華去博得最高統治者的青睞，最為知名的是《姑蘇繁華圖》的作者徐揚。 徐揚本是一名監生，家住閶門專諸巷，擅長畫山水和梅花。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南巡到蘇州，徐揚和同鄉獻上自己的畫作，得寵，二人被任命為“充畫院供奉”。當年六月徐揚領旨來到京師，從民間草根一躍吃上了皇糧。清宮如意館記載：“……六月初二日員外郎郎巨培奉旨：對畫人張宗蒼、徐揚每月錢糧公費照余省、丁觀鵬一樣，於六月起。欽此”。並“賞緞一匹”。乾隆十八年（1753年），徐揚被欽賜為舉人，授內閣中書。這樣的成功自然吸引了許多民間文人對於非主流入仕的嚮往。 這本張醜《真跡日錄》的清初本抄者，應該是個資深的崑曲愛好者，或者說是實踐者。為了實現自己的私利，利用自己熟悉崑曲歷史的特長，為博得帝王的歡心，不惜歪曲、編造歷史、胡拼亂湊硬生生地把唐末生活於崑山千燈、號風月散人、江南絲竹首創者陶峴改造成元末崑山腔的鼻祖顧堅。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收錄有張醜的《真跡日錄》，但沒有收錄這篇有顧堅資料的文章。而《四庫全書》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提出，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庫全書》抄寫完畢，歷時十年之久。《四庫全書》的從開始到完成時間，都晚於這本《真跡日錄》抄本。沒有收錄這本《真跡日錄》，說明當時《四庫全書》的編輯者根本就不認可這本無名氏的《真跡日錄》。 3、明末清初崑曲開始在宮廷盛行，因此許多記載疑點甚多，誇大之風甚囂塵上。 如關於崑曲遠祖黃幡綽的事蹟，就是很好的佐證。 早在南宋，龔明之在《中吳紀聞》中有記載：“崑山縣西二十裡，有村曰綽墩，故老相傳，此黃幡綽之墓。”還是比較慎重，用了一個“故老相傳”，也就是不確定的意思。但又說“唐伶人黃幡綽葬於此，今村人猾稽能作三反語。”可見態度之曖昧。 到了明朝，魏良輔在其所著《南詞引正》中談道：崑曲“唯崑山為正聲，乃唐玄宗時黃幡綽所傳”。 態度也模糊，只是黃幡綽所傳而已。 到了清朝，劉亮采在所輯《梨園原序倫•論四方音》中有：“黃幡綽，崑山人，始變為崑腔，其取平上去入四聲，正而無腔，字有肩，板有眼，陰陽清濁。”不僅肯定了黃幡綽是崑山人，還有鼻子有眼兒地說了一大通。 因此清人張潛之的詩，就是對這種以訛傳訛進行諷刺最好的例證：“張徽宮內曲初傳，供奉拋來舊細嬋。卻憶江南落花處，不知誰葬李龜年。” 三、張醜的歷史背景 前文所述，張醜（1577～1643）在《真跡日錄》中提到文征明抄錄了魏良輔的《南詞引正》。 張醜出生的時候，距離文征明（1470～1559）去世已經18年，距離魏良輔（1489～1566）去世也11年。 張醜是明末書畫收藏家、藏書家、文學家。原名張謙德，一作廣德，字叔益。後改名醜，字青甫，號米庵，別號亭亭山人。江蘇省崑山人，善鑒藏，知書、畫。 萬曆四十三年（1615）收藏到宋米芾《寶章待訪錄》墨蹟，遂命名其藏書樓為“寶米軒”，並字自號“米庵”。萬曆四十四年（1616）著《清河書畫舫》十二卷，對“鑒定之學”作了較為深入的敘述：“鑒賞二意，本質不同”，指出了各種鑒賞的方法，認為應該先看精神、氣質，再看有無皇家收藏記載，有無名人題跋；要買紙畫，不要買絹畫，因為“紙壽千年”。記書畫名跡之流傳、題跋。所錄範圍始自三國鍾繇，終於明代仇英。正錄並附見者共140餘家，其中著錄法書49件，名畫150件。對於作者生平，間有考證，此書因內容豐富系統，引用文獻亦多，所以很長時間成為收藏鑒賞家辯驗書畫真偽的參考書，影響很大。 《真跡日錄》刻本很多，四庫全書收錄（收錄當時浙江鮑士恭家藏本），乾隆末年大藏書家鮑廷博選罕見古書輯成的《知不足齋叢書》亦收錄，甚至1918年都有姚江湯思崑刻本等等，獨獨只有這個清初抄本有顧堅的資料，豈非咄咄怪事！ 同時，還有兩位比張醜(1577～1643)稍早的戲曲作家、曲論家潘之恒（約1536～1621）和王驥德（約1557～1623），在他們的作品中，均無顧堅的記載。 潘之恒在《亙史》中談論“曲派”，說：“自魏良輔立崑之宗”；明末王驥德在《曲律》中說：“崑山之派，乙太倉魏良輔為祖。” 《中國崑劇大辭典》中關於潘之恒的《亙史》詞條記載： 崑曲表演論著。明潘之恒撰。北京圖書館藏有天啟六年(1626)刊本。全書凡十二部，共九十三卷，內容十分豐富，有關戲曲表演方面的論述集中在《外紀》中的“豔部”與《雜篇》中的“文部”兩部分內。《外紀》中的“豔部”包括卷十六至卷三十六，收文章一百二十餘篇，記載了明代嘉靖、隆慶、萬曆年間活動于南京、蘇州、揚州、開封等城市中的一些名姬的生平事蹟，其中有許多人是當時的崑曲演員。收在《雜篇》“文部”中的文章，有的是評述崑曲演員的表演技藝，有的是論述崑山腔的淵源與流變，有的是對戲曲伴奏樂器的論述。不僅為研究明代中葉崑山腔的演出情形提供了真實豐富的資料，而且也對戲曲表演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按：此書原有萬曆年間刊本，題名《亙史抄》，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潘之恒兩試太學未中，從此研究古文、詩歌，恣情山水，所過必錄。與湯顯祖、沈璟等劇作家交好。可見潘之恒和他的作品《亙史》在崑曲歷史上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獻作用，記錄必然詳實而準確，但卻沒有關於魏良輔文中有顧堅的記載，說明他從未聽說過這件事。 《中國崑劇大辭典》中關於王驥德《曲律》的詞條： 《曲律》曲學論著。也稱《方諸館曲律》。明王驥德作。萬曆三十八年(1610)完稿，有明天啟四年（1624)原刻本、《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四集排印本。全書共四卷四十章，所論及的問題十分完備，自成體系，對戲曲的起源與流變，戲曲的結構、情節、語言、曲律、科渾、腳色等都作了論述，並對一些戲曲作家與作品的內容及藝術特色作了評論。當時曲壇上湯顯祖與沈璟正圍繞著內容與曲律問題展開爭論，作者對兩家的主張作了較客觀的評價，提出了劇本內容與戲曲格律兼長的創作主張，糾正了兩家的偏頗。在《論腔調》章中，較詳細地記述了崑山腔在明代中葉的流傳情況，一方面崑山腔壓倒了海鹽腔，取代海鹽腔在上層社會流行；而另一方面，唱余姚腔、青陽腔的石台、太平梨園也流行各地。另外，書中還指出崑山腔本身也在發生變化，自蘇州而太倉、松江，以及浙之杭、嘉、湖，聲各小變，而腔調略同。這都是崑劇發展史的重要史料。 王驥德是吳江派的中堅人物，雖與沈璟過從甚密，但他對沈璟和湯顯祖都有公正而較為中肯的評價。可見王驥德和《曲律》在崑曲歷史上都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並且還對自己的好友、同為吳江派的沈璟有著“較客觀的評價”，可見其公正性和歷史真實性，但同樣也沒有關於魏良輔文中有顧堅的記載。 王驥德與潘之恒兩位戲曲評論家都沒有關於顧堅的文獻記載，而稍晚的崑山人張醜卻說魏良輔文中有關於顧堅的資料，並且來自于文征明的手書，豈不怪哉！ 除開王驥德與潘之恒外，還有張鳳翼（1550～1636）、湯顯祖（1550～1616）、沈璟（1553～1610）、張大複（約1554？～1630）、呂天成(1580～1618)、祁彪佳（1602～1645）、李玉（1610～1671）、李漁（1611～1680）洪升（1645～1704）和孔尚任(1648～1718)等諸多戲曲家，都從無顧堅資料的記載。 四、文征明、魏良輔的歷史背景 根據上文記載，文征明（1470～1559）在嘉靖丁末(1547年)，也就是抄錄魏良輔的《南詞引正》那一年，是77歲。一般認為，魏良輔（約1489～1566）在這一年是58歲。 這時候的文征明，早已是名滿天下的書畫大家，如果要手書自己青睞的後輩作品（並且這位元後輩距離蘇州非常之近的崑山太倉塘），一般來說就會親自召見魏良輔了，而不是抄寫了“凡二十條”，其實也是“十八條”，但和魏良輔的“十八條”《曲律》無論從文本格式還是內容，均相去甚遠。有悖於他作為一位成名已久德高望重的大家風範。 再者同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祝允明（1460～1527）“性格狂放不羈，常面施脂粉，從優伶席間度聲。曲作典麗纖巧，受時人推崇”。在《猥談》中曾憫“南曲”不振，大罵地方戲余姚、海鹽、弋陽、崑山為：“變易喉舌，趁逐悠揚，杜撰百端，真胡說耳”，極力反對改革後的新崑山腔。 如果真的有崑山腔的鼻祖顧堅，那麼竭力維護舊崑山腔形象的祝允明一點反應都沒有？ 被稱之為“真三不朽”的王守仁（1472～1529）陽明先生，不僅是宋明心學的集大成者，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有名，是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不但精通儒家、道家、佛家，而且能夠統軍征戰，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南京都察院左都禦史，還因軍功而被封為加官封侯。 他一曲“宦海茫茫涼塵渺”（【南仙侶入雙調•步步嬌】《歸隱》）的散曲，讓天下諸多士子拋棄功名利祿的誘惑，轉而沉醉於自己的內心世界。加之正德和嘉靖年間世風大變，不再似洪武、永樂那樣鉗民於口，各種思潮在社會上氾濫。於是就有了以小說為代表的文化發展，這其中也包含了崑曲為代表的傳奇故事的傳播。 而創作以《牡丹亭》為代表的“玉茗堂四夢”的湯顯祖，少年時受學于羅汝芳，羅是泰州學派王艮的三傳弟子，這一學派承繼了王守仁哲學思想中的有積極意義的部分。 同時期，整個蘇州社會朝向精細化發展，特別是文人把玩之物，更是由能工巧匠推向極致。 如張岱（1597年～1679年）在《陶庵夢憶》中記載：“吳中絕技：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銀，馬勳、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范崑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 五、顧堅的歷史背景 1、根據《南詞引正》資料，“元朝有顧堅，雖離崑山三十裡，居千墩，精于南詞，善作古賦。擴廓帖木兒聞其善歌，屢招不屈”。 ①擴廓帖木兒史料 《元史》記載，擴廓帖木兒已知活動範圍在黃河以北開封、太原一帶乃至更遠的大西北。明太祖朱元璋很喜歡擴廓帖木兒，心目中位列名將常遇春之前，因而《元史》中關於擴廓帖木兒的記載應當真實可靠。 據《明史•擴廓帖木兒傳》（列傳第十二）記載： 擴廓帖木兒……元平章察罕帖木兒甥也。察罕養為子，順帝賜名擴廓帖木兒。……至正十二年（西元1352年），察罕起義兵……為王士誠所刺……順帝即軍中拜擴廓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如察罕官。……至正二十二年(西元1362年)也。……擴廓既平齊地，引軍還，駐太原……逾年，擴廓以太子令舉兵討孛羅，入大同，進薄大都。順帝乃襲殺孛羅於朝。擴廓從太子入覲，以為太傅、左丞相。……居兩月，即請出治兵，南平江、淮。詔許之，封河南王，俾總天下兵，代皇太子出征，分省中官屬之半以自隨。……時太祖已滅陳友諒，盡有江、楚地，張士誠據淮東、浙西。……順帝乃削擴廓太傅、中書左丞相，令以河南王就食邑汝南，分其軍隸諸將；而以貊高知樞密院事兼平章，總河北軍，賜其軍號“忠義功臣”。 ……擴廓既受詔，退軍澤州……擴廓憤甚，引軍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於是順帝下詔盡削擴廓官爵，令諸軍四面討之。……脫因帖木兒敗走，餘皆望風降遁，無一人抗者。……明兵已定元都，將軍湯和等自澤州徇山西。擴廓遣將禦之，戰于韓店，明師大敗。會順帝自開平命擴廓複大都，擴廓乃北出雁門，將由保安徑居庸以攻北平。…… 從這段史料可以看出，擴廓帖木兒主要活躍于1353年至1368年8月明軍攻陷大都之前，活動地點也在黃河以北。 朱元璋對王保保是非常重視的。《皇明通紀》載，“高帝謂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少傳國璽；二，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無音問。”可見，擴廓在太祖的心中比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還要重要。因此《明史》對他的記載應該是確信無疑。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心目中甚至超過了開國第二名將常遇春。可以佐證《明史》中擴廓帖木兒傳記的真實性。 ②張士誠史料 而當時的千墩、崑山乃至蘇州，都是張士誠的地盤。張曾經投降過元朝，但“雖去偽號，擅甲兵土地如故”。這裡的問題是，如果擴廓帖木兒的命令能夠送達，以顧堅的身份，一個一個儒家南人，拒絕當朝權臣的召見，下場和結局如何？依照元朝的律例，肯定不會有好下次。元朝時中國唯一一個把人分等級的朝代，依照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漢人（金朝）第三，南人（南宋）第四。還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劃分。顧堅都算是最末等低下的。何以有膽略“屢招不屈”呢？ 再一個就是，因為張士誠 “雖去偽號，擅甲兵土地如故”，對於元朝也就是陽奉陰違，命令根本就送達不了。何以“屢招”呢？ 據《明史•張士誠傳》（列傳第十一陳友諒張士誠 方國珍 明玉珍）記載： 張士誠……襲據高郵，自稱誠王，僭號大周，建元天佑。是歲至正十三年也。……十六年二月陷平江，並陷湖州、松江及常州諸路。……初，士誠既得平江，即以兵攻嘉興。……明年，耿炳文取長興，徐達取常州，吳良等取江陰，士誠兵不得四出，勢漸蹙……士誠遂決計請降……授士誠太尉……士誠雖去偽號，擅甲兵土地如故……令其下頌功德，邀王爵。不許。二十三年九月，士誠複自立為吳王，……當是時，士誠所據，南抵紹興，北逾徐州，達于濟甯之金溝，西距汝、潁、濠、泗，東薄海，二千餘裡，帶甲數十萬……又好招延賓客，所贈遺輿馬、居室、什器甚具。諸僑寓貧無籍者爭趨之。……二十六年十一月，（朱元璋）大軍進攻平江，築長圍困之。……二十七年九月，城破……至金陵，竟自縊死，年四十七…… 再者 “士信、元紹尤好聚斂，金玉珍寶及古法書名畫，無不充牣。日夜歌舞自娛。”這“士信、元紹”是張士誠的弟弟及親信，說明張士誠部屬對於文人甚為賞識，否則就不會有戰亂年代相對風平浪靜的崑山顧阿瑛玉山草堂，也就不會有玉山雅集，也不可能讓擴廓帖木兒肆無忌憚的“屢招”吧！ 2、“ 與楊鐵笛、顧阿瑛、倪元鎮為友，自號風月散人。” 《說文》和《易•兌》中都有“同志曰友”的詞義，即志同道合之人稱為“友”。現代詞典的解釋則為“彼此有交情的人”，可見無論古今能稱之為“友”者，絕對不會將對方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 既然顧堅且“與楊鐵笛、顧阿瑛、倪元鎮為友”，而不是泛泛認識，但這些人在詩文中卻隻字不提顧堅，情何以堪？有人根據顧堅的作品《陶真野集》，懷疑顧堅是瞽者，社會地位低下，從而導致以顧阿瑛為首的玉山草堂文人集團堅決一致抵制他，相約在詩文中抹殺顧堅對於玉山草堂的功績。這種倒推的理論，值得懷疑。 再者顧堅不是泛泛之輩，而是“精于南詞，善作古賦”，並且“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風月散人樂府》八卷行於世”，可見也是才情高雅之士。緣何與這些在《玉山雅集》中經常有作品出現的友人之間無唱和之詞呢？ 張士誠弟張九六（士德）在時，已經延致了不少著名文士，諸如高啟、揚基、陳基、張羽、楊維楨等人，終夕飲樂於幕府之中，唱和往來。張士誠和張士信也一樣，喜歡招延賓客，又向這些文人墨客們大贈輿馬、居室、文房精品，遠近潦倒的文人雅士，一時爭相趨之。但為何獨獨少了遠在黃河以北的“擴廓帖木兒聞其善歌，屢招不屈”且“與楊鐵笛、顧阿瑛、倪元鎮為友”的顧堅，有點不符合事宜。 六、顧堅爭論由來已久 關於“崑曲鼻祖”顧堅身世之謎的爭論，由來已久。 據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旋宣圓、林耀琛、許立言主編的《千古之謎——中國文化史500疑案(續)》（1996年10月版）一書中，有繆依杭編寫的《崑腔創始於什麼年代？》一文中記載： 《南詞引正》是明魏良輔所作《曲律》的另一版本。曾經吳崑麓（明嘉靖時人）校改。這一版本是新中國誕生後在張醜《真跡日錄》中發現的，是文征明寫本。該本內容較曲律的其他刊本、鈔本文字略多，如對當時各種戲曲聲腔流派的論述，即為他本所無。 崑山腔簡稱“崑腔”。後人談論崑腔，有將魏良輔稱為創始者，如明末潘之恒在《亙史》中談論“曲派”，說：“自魏良輔立崑之宗”；明末王驥德在《曲律》中說：“崑山之派，乙太倉魏良輔為祖。”但《南詞引正》告訴我們，崑腔產生於元末，始祖為顧堅。顧堅居於崑山附近，善於演唱南曲，故名“崑山腔”。 從這段文字看：一，“國初有崑山腔之稱”，可以和周壽誼事互為印證。二，不但證明魏良輔並非崑腔“創始”人，而且魏氏還說出了“創始”人是顧堅，遠祖則是黃幡綽。三，過去還有個疑問：魏良輔實為江西人，流寓太倉，為何他“創始”的聲腔叫崑山腔？現在這個問題似乎也解決了：顧堅、黃幡綽都是崑山人。於是，有些戲曲史家如傅惜華，據此認定崑腔是：“元末明初時顧堅所創始的”。（《文匯報》1961年4 月8 日《曲海新知》） 楊維楨、顧仲瑛等人的詩文中還沒有發現過同時代人顧堅的名字，更不要說顧堅會唱崑山腔了。 再一個疑點是《南詞引正》的真實性。堅決懷疑者如周貽白，認為它是吳崑麓“託名于魏良輔”。（《戲曲演唱論著輯釋》）多數研究者雖然感到“問題都還有待於研究”，但“目前只好暫且承認”它的敘述內容。1980年，陸萼庭出版了《崑劇演出史稿》一書，打破休戰狀態，提出新的論點：這段文字既非別人假託，也非直陳史實，而是魏良輔自己在故弄玄虛；抬出黃幡綽和顧堅，以提高崑腔地位，有利於自己的改革工作。是非真假，依然各執一說。 七、結論 縱觀上述資料，有幾個時間段值得特別注意。 首先就是從元末顧堅到魏良輔生活時代，二百年左右； 其次就是魏良輔生活時代到張醜生活時代，一百年左右； 再次就是張醜生活時代到清初抄本生活時代，一百年左右； 最後就是清初抄本生活時代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抄本被發現，兩百多年。 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問題，此前所有的歷史文獻和資料中皆無顧堅的記載和佐證，而到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才突然冒出，且無相關歷史佐證，確實蹊蹺。 因此結論有二： ㈠、魏良輔自己故弄玄虛 “1980年，陸萼庭出版了《崑劇演出史稿》一書，打破休戰狀態，提出新的論點：這段文字既非別人假託，也非直陳史實，而是魏良輔自己在故弄玄虛；抬出黃幡綽和顧堅，以提高崑腔地位，有利於自己的改革工作。” 來自於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旋宣圓、林耀琛、許立言主編，繆依杭編寫的《千古之謎——中國文化史500疑案(續)》（1996年10月版）《崑腔創始於什麼年代？》。 ㈡、後人作假 如果不是魏良輔自己故弄玄虛，就是魏良輔以後的崇拜者或者崑曲癡迷者或者研究人員，如張醜、曹含齋或者“清初抄本”的抄者等作假： ①王驥德與潘之恒兩位比魏良輔稍晚的戲曲評論家沒有關於顧堅的文獻記載； ②最早的明朝周之標選輯的《吳歈萃雅》申附刊於卷首（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刻本），稍晚的明朝許宇選錄的《詞林逸響》，並且改名《崑腔原始》（明天啟三年(1623)刊行），也都沒有顧堅的記載； ③反而是最晚出現的“清初抄本”，並且是明末崑山人張醜的《真跡日錄》中發現顧堅的資料，並且說這個抄本是文征明手書，且卷尾有曹含齋嘉靖丁未夏五月所寫的跋，以下又注明“長洲文征明書於玉磬山房。真跡。”字樣。 以文征明的治學態度，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是不會隨便下結論，況且他還和魏良輔生活在同一時代。而文征明之後的王驥德和潘之恒都沒有發現文征明手書《南詞引正》，反而是更晚的崑山人張醜或者更晚的“清初抄本”的抄者發現，的確值得懷疑。 ㈢、筆者觀點：乾隆抄本者作假 從黃幡綽的資料介紹來看，顧堅出現的作假的最大可能性是清朝。 魏良輔本人其實並沒有任何直接關於顧堅的文字記載。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傅惜華校正的《曲律》，才是確認為魏良輔原意的文章。而《南詞引正》疑點重重，不能確認為魏良輔原著。 而《南詞引正》的出現，是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間，記載是文征明手書、吳崑麓校正、曹含齋跋、張醜證實為文征明真跡。但文征明真跡已無可考、張醜原書已無可考，唯一留存的是這本無名氏抄本。而該抄錄時期正是清朝皇家崑曲極盛時期，和黃幡綽的記載有異曲同工之嫌。上文已論述。 八：顧堅的原型或源頭 那麼，既然顧堅是 “清初抄本”的抄者編造出來的，那他的原型或源頭在哪裡呢？ 原來就是比崑曲遠祖黃幡綽生活年代稍早，同樣定居於崑山千燈的民間藝人陶峴。 陶峴的歷史文獻資料如下： 宋淳佑《玉峰志•人物氏族》記載：陶峴，以文學自許，生知八音……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之。…… 元至正《崑山郡志•人物》記載：陶峴……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之。…… 明嘉靖《崑山縣誌•人物》記載：陶峴者……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佳山水必竆其勝，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延，峴不肯來，自謂麋鹿野人，非王公上客，亦有不召而自詣者。…… 清康熙《崑山志》記載：“陶峴，唐開元中（726年前後），家崑山，其學嫻經濟，亦以文學自稱。生知八音，撰《樂錄》八章。陶峴有女樂一部，善奏清商之曲。唐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延。” 這三段記載中，從宋代的“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之。”到元代的“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之。”完全一致。再到明朝嘉靖年間的“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佳山水必竆其勝，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延，峴不肯來，自謂麋鹿野人，非王公上客，亦有不召而自詣者。”和清朝的“唐開元末名 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延。”不僅字數增加了不少，並且更加詳盡。 而《南詞引正》中關於顧堅的資料有“擴廓帖木兒聞其善歌，屢招不屈。”陶峴的記載無論是宋朝的“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之。”還是元朝的“開元末名聞朝廷，經過郡邑，靡不招延。”意思很簡明，開元末年即唐玄宗李隆基末年，大概在西元740年左右，陶峴在上層社會非常有名，所到之處，誰招都不見。 顧堅資料中的“擴廓帖木兒聞其善歌，屢招不屈。”這擴廓帖木兒是元末名將，說明顧堅是“元末名聞朝廷”，一字之差，相去甚遠。陶峴是“靡不招延”，多次召見我，都拖延不去。顧堅是“屢招不屈”，多次召見我，都不屈服，意思差不多。 因而很明顯地得出結論，在那個宮廷崑曲熱鬧登場的年代，“清初抄本”的抄者為了達到宣傳迎奉天庭目的，就將遠在唐朝的陶峴資料略加修改，故意無中生有一個顧堅來。 九、結論 為了迎奉喜歡崑曲的當政者，“清初抄本”抄者在抄錄張醜《真跡日錄》的過程中，故意胡編亂造出一個顧堅，以凸顯崑曲源自崑山的歷史，或達到自己的目的。 作者：彭劍飆 E-mail:pengjianbiao@126.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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