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至死不渝地捍衛積怨已久的斯大林???!!!

核心提示：與斯大林有過如此多積怨的毛澤東，為什麼會在斯大林死後高舉斯大林的旗幟，甚至至死不渝地捍衛斯大林？比較一下同樣與斯大林有過相當深的積怨，同樣是共産黨領導人的鐵托，在蘇共“二十大”後對斯大林的種種嚴厲批判，毛澤東的態度確實令人有點難以理解。於是，各種猜測紛至沓來。

本文摘自：人民網，轉引自：《革命》，作者：楊奎松，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原題：《蘇共“二十大”，毛澤東為何捍衛積怨以久的斯大林？》

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開始，在全世界就開始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對斯大林草菅人命、殘酷鎮壓的大膽揭露，本來是俄國人自己開始的。但奇怪的是，直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初，圍繞著要不要取消天安門廣場高高矗立著的斯大林的巨幅畫像，最高領導層裏還頗多猶豫和爭論。結果，在世界共産黨國家中，中國是最後一個在公共場合摘掉斯大林畫像的，也是最後一個停止公開為斯大林進行辯護的。而當初決定這樣做的，竟然都是毛澤東。

與斯大林有過如此多積怨的毛澤東，為什麼會在斯大林死後高舉斯大林的旗幟，甚至至死不渝地捍衛斯大林？比較一下同樣與斯大林有過相當深的積怨，同樣是共産黨領導人的鐵托，在蘇共“二十大”後對斯大林的種種嚴厲批判，毛澤東的態度確實令人有點難以理解。於是，各種猜測紛至沓來。有人估計，毛澤東當時就已經在考慮自己的身後事了，為斯大林辯護不過是想以此來防止自己死後中國會出現同樣的局面。而更多的人則相信，毛澤東同情、理解斯大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思想體系與斯大林頗多接近，兩人在對馬克思主義主要觀點的理解上，幾乎是一脈相承的。

那麼，究竟應當怎樣理解這個問題呢？

一、蘇共“二十大”風波驟起，毛澤東拒絕摘掉斯大林的像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幾乎是迅速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道路。蘇聯的非斯大林化之所以來得如此突然：一是斯大林的專制、多疑和由此而生的頻繁的政治清洗，在其周圍的領導人當中造成了極度的恐懼心理，幾乎沒有人希望看到突然出現腦溢血的斯大林從昏迷中重新甦醒過來，自然，也沒有人希望再出現一個新的斯大林繼續這種恐怖政治二是斯大林的國際國內政策無法適應已經變化了的形勢，導致戰後蘇聯不僅沒有從緊張的狀態下解脫出來，反而陷入到新的緊張狀態之中，而過度重視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所造成的社會經濟生産的畸形發展，使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社會上特別是高級幹部當中普遍存在著希望變革的心理。斯大林剛剛去世，蘇共中央政治局對外馬上就要求中朝兩黨馬上結束朝鮮戰爭，對內則迅速公開平反在斯大林主持下造成的冤假錯案，甚至在黨內公開檢討斯大林時代的各種問題，包括個人崇拜所造成的惡果，都很實在地反映了這種情況。

斯大林死後發生在蘇聯黨自身的這種政策調整，不可避免地會帶有權力鬥爭的明顯痕跡。而在蘇聯黨內爭奪權力的這場角力當中，能否取得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其他大黨的支持，對新一代黨的領導人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正因為存在著這樣一種十分特殊的背景，再加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斯大林過去的一些做法始終耿耿於懷，因此，這種情況不僅沒有使中蘇兩黨兩國關係變得疏遠，反倒是使它們一度變得更加接近起來了。

1954年10月，剛剛在蘇共黨內權力鬥爭中佔據了優勢地位的新領導人赫魯曉夫，為了取得共産黨國家中最大的執政黨中國黨的認可與支持，做了極大的努力。他不僅親自率團來華參加新中國五週年國慶紀念，而且不顧黨內的反對意見，堅持要向中國提供規模宏大的援建項目，幫助中國從長期落後的經濟狀況中擺脫出來因此，他此行與中國政府簽訂了一系列增加援助的重要協定，並取消了過去斯大林強加給毛澤東的一些明顯不平等的協定。最直接地推動了中國基礎工業建設的156個項目的援建計劃，就是在這次訪問期間正式承諾並簽署下來的。不難想象，赫魯曉夫此舉給毛澤東留下了較好的印象，雙方的關係一度變得相當密切。中蘇兩國在印度支那戰爭問題上的密切合作，直接促成了越南停戰和柬埔寨、老撾，乃至於東南亞各國共産黨人放棄了武裝鬥爭的方針。而毛澤東也參照蘇共對斯大林問題的初步檢討，嘗試著從許多方面對中國照搬斯大林的經濟建設模式進行了研討，甚至主動提出了不搞個人崇拜的問題。

讓中蘇兩黨都沒有想到是，不過兩年之後，即1956年，由於蘇共召開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竟使得他們之間剛剛建立起來的信任關係開始蒙上了一層陰影。

為祝賀蘇共“二十大”的召開，中共中央特派朱德率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劉曉等，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前往莫斯科。朱德一行是1956年2月4日抵達莫斯科的。14日，他們應邀出席了蘇共“二十大”開幕式，聽取了赫魯曉夫所做的報告。讓他們感到有些詫異的是，在赫魯曉夫當天的報告中，不僅一個字也沒有提到斯大林，而且不止一次地暗示斯大林破壞了蘇維埃的民主與法制。這在多少年來已經習慣於在各種正式場合頌揚斯大林的中國共産黨人來看，自然是不同尋常的。因此，朱德在第二天大會上的致辭就顯得格外突出，因為他宣讀的毛澤東的致辭仍舊繼續稱頌斯大林是我們共産黨人的導師。根據當時與會者的日記，朱德突然引人注目地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時，“全場爆發出一陣掌聲”。

十天之後，即大會進行到幾乎最後一天的時候，人們終於知道蘇共中央在大會期間對斯大林的態度為何如此冷漠了。

赫魯曉夫從24日深夜起一直到25日淩晨，向蘇共代表們做了一個極端秘密的報告，並嚴肅地告誡與會者説：“我們不能把這個問題弄到黨外去，尤其不能捅到報刊上去。”但是，會後，同樣是根據赫魯曉夫的主張，蘇共中央分別向幾個大黨的代表團的負責人提交了這一秘密報告的副本。這是一個多少有些致命的決定。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讓所有共産黨人深感震驚。

秘密報告詳細地説明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如何導致了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的破壞，如何導致了個人專斷獨裁，直至産生了完全無視民主與法制的駭人聽聞的大規模鎮壓和恐怖行為。報告暗示，列寧格勒州黨委第一書記基洛夫1934年被暗殺可能與斯大林有關，而斯大林又利用基洛夫事件，通過刑訊逼供，製造了大批假案錯案，並大開殺戒。僅1934年參加聯共（布）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1966名代表中，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被指控為“反革命”而被捕，或流放或被殺；這一屆代表大會選舉産生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就有70％因為同樣的罪名被逮捕並槍決。僅在1937—1938年兩年時間裏，經斯大林親手批准捕殺的名單就有383份，幾乎都是黨、政、軍、團乃至文藝界的重要幹部，人數竟達到4.5萬人。

自從列寧死後，斯大林早已成了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旗幟和象徵，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代言人。突然之間，斯大林變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獨裁者和嗜血成性的暴君，這不可避免地會嚴重打擊共産黨人的形象，給西方世界提供最有力的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武器。然而，做事一向容易情緒化的赫魯曉夫絲毫沒有考慮到這種嚴重的後果。他明明知道“我們不能將武器交給敵人，不能在他們面前暴露我們的膿瘡”，但卻相信“大會代表們會正確理解和評價這一切措施的”。

如果赫魯曉夫真的只是在蘇聯黨的代表大會上做這個秘密報告，而不讓各國黨知道，事情也許會是另外一種結果。至少，秘密可能會保持得更長久一些，它對各國共産黨，包括對中蘇關係的影響也可能小得多。但是，即使如此嚴重的報告已經被黨代會的代表們所知道了，要想封鎖住消息只會在蘇共黨內乃至整個蘇聯內部引起無端的猜疑和分歧。因此，會議剛剛結束，赫魯曉夫的報告文本就被下發到各級黨組織，傳達到全體黨團員和普通工人、職員、集體農莊莊員當中去了。很快，各國黨也都知道了這個報告的內容。它自然會造成一連串的震動和風波。

還在大會期間，當發現蘇共中央有批評斯大林的意圖之後，中共代表團就急忙去電北京，詢問應付辦法。中共中央當時的答覆是：會議照常參加。

28日，赫魯曉夫特別約見了中共代表團團長朱德等。他在與朱德的會談中就秘密報告産生的經過及其揭露斯大林錯誤的必要性等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説明。按照赫魯曉夫的説法，斯大林的錯誤還遠不止報告所揭露的那些。尤其是在對待農民的問題上，斯大林過分依靠鎮壓和剝奪的方法，對蘇聯的農業生産以及工農聯盟都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後果。朱德按照代表團商定的意見，沒有表示明確的態度。不過，朱德在私下還是對蘇聯方面講過：斯大林是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領袖，他不僅屬於蘇聯共産黨，也屬於各國共産黨，你們對他進行如此尖銳的批評，卻不同其他黨商量，這不合適。

在得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副本之後，鄧小平很快就帶回北京，並譯成中文大字本，分別提交給毛澤東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其他有關方面的負責人。中共中央書記處3月17日即開會討論秘密報告，交換看法。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敢於揭蓋子、破除迷信給予了肯定的評價，同時，與會者也擔心赫魯曉夫此舉過於草率，如此不全面地談論斯大林的功過問題，側重於強調斯大林專制殘暴的一面，一旦消息泄漏就很可能會給資産階級提供攻擊共産黨人的口實。此即毛澤東後來所説的，當時他對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毛澤東的“喜”是可想而知的。毛澤東始終認為自己是在抵制了斯大林的錯誤干預的情況下，引導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因此，他對斯大林不僅早就沒有多少敬畏之心，而且並不把斯大林看做是真理的化身。如今赫魯曉夫自己打碎了籠罩在斯大林頭頂上的層層光環，暴露出了其醜陋的一面，這自然會讓毛澤東在心理上感到某種滿足。但是，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做法卻頗感擔心。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的幾乎同一天，即美國時間的3月16日，《紐約時報》駐東歐國家的記者就發出報道，披露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反斯大林秘密報告的消息。18日，毛澤東剛一得到新華社的通報，就緊急召集書記處成員開會，商量對策。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接連兩次召開會議，討論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並研究應當如何表態等問題。很顯然，無論國內還是國際，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都造成了極大的政治衝擊，特別是在共産黨國家的黨員幹部和群眾當中，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對此，毛澤東看得很清楚。他明確認為，必須針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寫文章，進行補救。即要從正面講清楚，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所犯錯誤是共産黨人勇於解剖自己、改正錯誤的表現；而犯錯誤總是難免的，故不論斯大林犯過多麼嚴重的錯誤，也不能否認斯大林是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否認領導了蘇聯和世界共産主義運動三十多年的斯大林，事實上就等於否認自己。

基於這樣一種態度，毛澤東與剛剛從莫斯科參加完蘇共“二十大”回到北京的蘇聯大使尤金有了一番頗能反映其對赫魯曉夫報告真實看法的談話。31日，在與尤金的寒暄幾句之後，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表示，他已經看過了鄧小平、王稼祥從莫斯科帶回來的報告的副本。他説：在批評斯大林的問題上，中國人不好先説話，因此，問題由蘇聯黨自己揭露出來，是件好事。隨後，他花了三個小時的時間講述了他對斯大林由來已久的不滿。按照毛澤東的説法，斯大林從1926年起，在中國革命的問題上就犯了不少錯誤，包括1926年過高估計國民黨；30年代不考慮中共的意見，對王明偏聽偏信，通過共産國際發出大量不正確的指示；1945年抗戰結束時堅持要中共同蔣介石罷戰言和；直到中國革命勝利，仍舊懷疑中共要走南斯拉伕道路，認為毛澤東是中國的鐵托；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斯大林甚至拒絕與他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後來勉強同意簽約，仍極不光彩地討價還價，堅持要了兩塊勢力範圍和四個合營公司，如此等等。

毛澤東最後將斯大林的主要錯誤歸納為七條，即：一、目無法紀的肅反；二、戰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三、對農民的政策給工農聯盟帶來重大危害；四、非法遷移某些民族；五、否定集體領導原則，過分聽信諂媚；六、獨斷專行；七、對南斯拉伕等國的外交政策有嚴重問題。

他特別提到了“逼供信”的問題，並顯然記起了他在江西時期的“富田事變”和延安整風期間發生的“搶救運動”。“富田事變”和“搶救運動”與斯大林的目無法紀的肅反幾乎如出一轍，也是用“逼供信”的辦法取得了大量的假口供，前者造成了紅二十軍從班長、排長直至軍一級領導人幾乎全部被殺的慘劇；後者同樣使大批黨的幹部被誣為特務內奸，好在因各方面反應強烈，毛澤東及時覺悟干預，半途剎車，幸未釀成嚴重慘禍.

從這時起至少有兩年多的時間，毛澤東在許多場合下都直截了當地批評斯大林，有時還批評得相當尖銳。許多歷史舊賬和恩恩怨怨都被提了出來，並且歸因于斯大林。但是，即使在毛澤東與蘇聯大使最初的這次談話當中，他也沒有忘記強調：“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優秀忠誠的革命家”，“斯大林不是在所有問題上，而是在個別問題上犯有錯誤”。因此，當蘇聯大使隨後通知中共中央説，蘇聯已決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遊行時只拿列寧和其他活著的蘇聯黨領導人的像時，毛澤東明確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為“我們人民不滿意”。他堅決反對跟“風”轉。他在內部明確批評説：“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到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不能跟著轉。中共中央經過討論最後決定，五一國際勞動節遊行時，活著的領導人的像一概不挂不舉，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以及其他兄弟黨領袖的像統統取消，而斯大林的像則不能摘。用毛澤東的話來説，天安門前的那“五個死人——馬、恩、列、斯、孫——的像，和一個活人——他叫毛澤東——的像還挂著。

挂就挂吧。

很顯然，毛澤東與莫斯科圍繞著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存在著明顯的意見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