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總長被起訴了，主要証據是作為証人的馬總統所提供的書面資料（註1）。

九月政爭是立法院長和總統的政治惡鬥，是檢察總長與法務部長的權力恩怨。結果法務部長下台，檢察總長被起訴。

民主政治就是有這個好處，不傷及皮骨。馬總統照做他的總統，王院長還是照做他的立法院長，江院長還是向他所說的「不適任」的立法院長行禮，國慶照舉行，國會照質詢，王金平與馬主席的國民黨官司照打，一切行禮如儀、公開透明。

同樣的，人民也一樣股票照買、餐廳照去，不影響生活。不像薄熙來和王立軍、谷開來的鬧劇，有四川的軍警對峙，有文宣部門排山倒海的黑資料消息，包含薄熙來利用權勢的靡爛私生活。這些黑資料，到最後絕大多數在法院竟然都沒有出現証據。

其實九月政爭，是有正面意義的。

一、它使我們看清，國家大事的決策模式：總統發動側除法務部長、國會議長、鬥爭反對黨的立委總召，這是何等的大事。結果我們發現，這竟然是三個人討論後的的決策，包含馬總統、總統府的副秘書長羅志強、行政院長江宜樺。沒有副總統、沒有總統府秘書長、沒有國民黨的秘書長，也沒有所謂的「大老」或智庫。這使我們思考到，我們兩岸的決策，包含簽服貿協議等，是怎麼樣的決策模式？

二、檢察總長黃世銘被起訴，對司法的中立有正面意義：台灣雖然解嚴，但是長期以來，情治首長往往效忠最高元首。葉盛茂、黃世銘都是。這兩個人其實都是敗壞的政治文化的犧牲品。

葉盛茂把得來的扁家海外資產的情資交給陳水扁，以陳水扁長期選舉的補助款不下十億元的情形下，葉盛茂當時也不認為陳水扁在海外有龐大資產是犯罪。葉盛茂的作為，純粹只是對總統的取悅和效忠。

黃世銘把柯建銘和王金平的情資交付馬總統，除了有意扳倒不對眼的曾勇夫外，也是為了表示對總統的取悅和效忠。如今黃世銘被起訴，誠如起訴書所說「公務員是對國家忠誠，不是對元首一人效忠」。因此，經過葉盛茂、黃世銘案，未來情治首長至少應會比較中立一些，而不只是為權力者服務。

三、司法關說會少一些：立法委員對法務部長或檢察首長打電話關說，是長期以來的惡習。王金平不是第一件，未來立法委員對法務部長、檢察首長的電話關說，王金平也不會是最後一件。不過經此事件，這樣的關說會比較少，而且法務部長和檢察首長的拒卻關說，也將振振有辭、理直氣壯。

四、不法監聽會比較少：由九月政爭引起監聽浮濫的疑慮，未來法官在發監聽票將會越謹慎，檢察官申請監聽也會比較重視是否比例原則相當。這是對台灣人權的進步和隱私權的保障極有幫助。

五、馬英九行使權力可能會較節制一些：經過九月政爭，馬總統以為萬無一失的側王局面，弄到最後開除黨籍的假處分案在法院連輸二審。他所力保的檢察總長黃世銘也被起訴。等於馬總統的威望將受挫、權力骨牌鬆動。這與辦扁案時行政指揮司法的意氣風發和特別費辦綠不辦藍時，不可同日而語。這不僅對司法獨立有幫助，對台灣民主法治也有幫助。經過馬總統的「大是大非」的宣示之後，馬總統以後，向司法單位伸手的情形（包含像對法務部長下條子指示處分侯寬仁等），應會較減少。

九月政爭對台灣民主和法治，也是有正面意義的。 

註1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nov/2/today-t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