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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8/16 21:11:32瀏覽4061｜回應0｜推薦0 | |
河南百姓為何送補給日軍 幫日軍繳殺活埋5萬國軍媒體對1942年發生在河南災荒的披露，打破了蔣介石的全盤布局，他對三千萬子民生命的漠視，最終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看來，這是他人生中的轉折之年，也是“所有記憶中最為刻骨銘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蔣介石忠實的擁躉，稱其為“團結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認為“中國想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必須在極權統治下再堅持一段時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會”，並為此不遺余力地高調贊揚中國軍隊，呼吁美國對華援助；此後，他對蔣介石的評價變為︰“這/畜/生……犧牲了無數個中國生命，我為此痛惜不已。” 這一年，心靈遭受重擊，導致巨大轉變的絕不止自修德一個人。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慶《大公報》刊載的一篇報道。回憶起這篇報道，晚年自修德說︰“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們在重慶得知，河南的農民正在瀕臨死亡。” “饑餓的河南” 1942 年冬，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24歲的天津小伙張高峰，剛從武漢大學政治系畢業，就被《大公報》派往河南擔任戰地記者。從陝西入河南時，他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隴海路上河南災民成千成萬逃亡陝西……火車載著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更為常事……” 到了昔日繁華的洛陽街頭，躍人張高峰眼簾的是更加悲慘的景象，到處都是“蒼老而無生氣的乞丐”，“他們伸出來的手，盡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們全身，會誤以為是一張生理骨干掛圖”，這些蒼老的乞丐“一個個邁著踉蹌步子，叫不應，哭無淚，無聲無響的餓斃街頭”。 離開洛陽繼續南行，“一路上的村莊，十室九空了”，餓狗畏縮著尾巴，“在村口繞來繞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餓殍”。 在葉縣，他看到當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樹皮、一種毒性很強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臉都是浮腫的，鼻孔與眼角發黑，手腳麻痛。物價已經漲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許多人被迫賣掉自己的年輕妻子或女兒去做娼妓，而賣一口人，還換不回四斗糧食……“先生，官家什麼時候放糧呢?”一個小孩子問張高峰。 “月內就放”，張高峰只能用謊言安慰他。這謊言讓災民們“絕望了的眼楮又發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時間久了，他們那餓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說天災帶給張高峰的是無比悲痛，讓他出離憤怒的則是隨處可見的人禍︰拿著柳條抽打災民的警察、強逼納糧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蹤的賑災款項、自欺欺人的官方說辭…… 于是他奮筆疾書，把此行所見所聞寫成一篇6000字的報道，發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報》。這篇報道最初的題目叫《饑餓的河南》，張高峰憤怒地指出︰“災旱的河南，吃樹皮的人民，直到今天還忙著納糧!” “委員長不相信河南有災” 張高峰的報道，題目被謹慎的編輯改為不溫不火的《豫災實錄》，但仍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各界引起強烈反響。次日，社長王芸生親自撰寫社評《看重慶，念中原!》，將矛頭直指當政者。他將逼災民納糧的官員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質問︰中央宣稱的賑災款項為何遲遲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無條件征發一切物資來分配分售”，為何不征發既得利益集團資產用于救災，卻對災民敲骨吸髓“照納國課”?王芸生還引援了一條政府喉舌中央社發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實征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征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對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評論到︰“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這前後一通訊一社評，惹得蔣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不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張高峰被國民黨豫西警備司令部逮捕，並遭刑訊。王芸生為此去找蔣介石秘書陳布雷詢問究竟，陳布雷告訴他︰“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延緩。” 《大公報》被停刊激怒了一向為蔣介石說好話的美國記者白修德。白修德決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發生了什麼。 和張高峰一樣，這兩個外國人被河南修羅地獄般的場面震呆了︰無窮無盡的難民隊伍，隨時因寒冷、饑餓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尋找一切可以吞咽的東西來吃的饑民，‧ 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復了狼性的野狗，肆無忌憚地吞噬著死尸……最觸目驚心的，母親將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親將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東西賣完換得最後一頓飽飯吃，然後全家自殺…… “沒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災的嚴重程度。官僚機構～層層掩蓋著災荒的真相……”和張高峰一樣，自修德出離憤怒；這個政府非但不作為，而且變本加厲盤剝災民。軍隊征走了農民的所有糧食，倉庫里堆滿了吃空額剩余的糧食，軍官們便通過黑市倒賣這些糧食中飽私囊。教會和清廉的官員，卻要花高價從黑市上買來糧食用于賑災。當1942年秋收稅糧征齊之後，政府才偽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稅。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報道《等待收成》刊發在美國《時代》周刊。 災難背後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國引起了轟動，也帶給蔣介石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此時正值宋美齡在美國巡回作秀、討要貸款最關鍵的時刻，這篇文章不啻一顆重磅炸彈，極有可能打碎蔣氏夫婦全盤計劃。 而另一方面，自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見蔣介石。在他看來，蔣介石是被手下的層層官員蒙蔽了。後來，他見到了蔣介石，但蔣介石“臉上帶著明顯的厭煩神情听我講述”。他告訴蔣介石災民紛紛餓死的慘狀，官員們征稅和敲詐勒索的丑行。蔣介石一開始對此矢口否認，但當白修德拿出大量現場照片後，“總司令的腿開始輕輕抖了一下，有點神經質地抽搐。” 蔣介石問了照片的來歷，又詢問了很多官員的名字，還拿本子和毛筆記了下來，表現出要整頓這件事的決心。20分鐘後，白修德被送出了總統官邸。但之後發生的事，讓他徹底看透了蔣介石。“的確有人受到處分彈劾甚至掉腦袋了”，比如洛陽電報局那個將自修德的文章發往美國的發報員。 蔣介石真的不知道災區的事嗎?張仲魯，這位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時任國民政府河南省建設廳廳長的老人，在數年之後道出了實情。 1942年夏，河南災情初現，蔣介石便接到了軍方密報。他于第一時間趕往西安，召開緊急“前方軍糧會議”。在會議上，蔣介石宣布︰本年河南軍糧配額減為250萬石——並沒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隨即指派大員分頭出發，一面督催軍糧，一面視察災情。在張仲魯看來， 他們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繳軍糧，至于救災，不過是“粉飾門面，欺騙百姓”。 就在蔣介石宣布減低河南軍糧配額後不久，糧食部長徐堪卻把250萬石改為了250萬包。一石小麥約為140多斤，一包約為200斤，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窮苦無告的農民!張仲魯回憶說︰“超額完成征收軍糧任務的河南糧政局長盧郁文，卻受到了蔣介石的記功褒獎。” 抗戰爆發以後，幾十萬軍隊駐扎在河南，軍糧、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糧均列全國之首。異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賦稅，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財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風調雨順的年頭，農民交完賦稅後也只能靠野菜雜糧勉強度日；遑論1942年全省遭災，麥收只有一兩成，秋糧完全絕收!。 在蔣介石看來，河南是中日軍隊角逐的主要戰場，而非相對穩定的大後方，他隨時準備放棄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讓糧食資敵”的口號，一面將河南農民搜刮殆盡，一面隨時準備拋棄這三千萬子民。正是沿著這樣的邏輯，他才會在1938 年下令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而這件事情，也是導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大公報》的停刊，張高峰的入獄，也就不足為奇了。 民心的反噬 《大公報》和《時代》對于河南災情的披露，讓蔣介石陷入國際輿論壓力之下。為堵人非議，蔣介石派中央勘災大員張繼、張厲生二人前往災區視察。 根據張仲魯回憶，此二人來到河南，先召開一個小會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災、軍糧是兩件事情，災要救，但不能為救災減免軍糧；另一方面，不應對災荒夸大其詞、過分宣傳，以免影響抗戰士氣、混亂國際試听……總之就是賦稅一個子都不能少，輿論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張告誡河南官場︰諸君受黨和領袖撫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實事求是”。 “二張回去後，把縮小了的情形報告蔣介石後，蔣介石才決定撥給河南法幣1.2億的救災貸款”。即使是這點杯水車薪的錢，也被河南省政府秘書長馬國琳和省銀行行長李漢珍扣下用來做投機倒把買賣，一直拖到1943年麥快熟時才買了一批發霉的麥子發給災民，而截至彼時，河南至少已經餓死了三百萬人。這個數字，被當時的河南官方統計為︰1602人。 “我們知道，在河南農民的心底，有一種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們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農民的忠誠化為烏有”。從河南回到重慶的白修德，看著重慶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內心涌起無限悲哀︰“重慶誰也不相信我們，直到一年後日軍在這全部的插曲內，最後加上歷史性的一幕。” “歷史性一幕”發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受到重創後，孤注一擲在中國發動空前規模的“一號作戰”，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歷時38天的戰斗中，日軍5萬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萬人的國軍，豫中30多個縣城被日軍佔領。 湯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時，“歷史性一幕”發生了︰豫西山地的農民舉著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這些散兵游勇，後來甚至整連整連的解除他們的武裝，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台，甚至槍殺、活埋部隊官兵。5萬多國軍士兵，就這樣束手就擒。 “中原王”湯恩伯惱羞成怒，這位河南民眾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湯)之一，把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罵河南人都是賣國賊。其實何止一個河南，其他地方這樣的事情也不新鮮。《劍橋中國史》還記載︰“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守衛洛陽的第四集團軍卻受到了民眾的大力支持，其總司令孫蔚如回憶說︰“在陣地十八日之激戰中，輸送軍食、傷兵，皆人民自動為之。”原因很簡單，大災之中，這支軍隊曾在駐地汜水縣節省軍糧大力救災，在民間廣為傳頌。 日軍攻克的湯恩伯部倉庫中，僅面粉便存有100萬袋，足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為什麼不分出一些來賑災呢?早在自修德還在河南時，他便提出了這個疑問。一個官員告訴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還會是中國的；但如果士兵餓死了，日本人就會佔領這些土地。” 這恐怕也是蔣介石的心聲，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災區拿出軍糧賑起了災，這也導致了河南民眾對國民政府的唾棄。對此，白修德說︰“他們是創造了世界上最偉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後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視傳統節日和倫常禮儀的文化背景中燻陶和成長。這種文化把社會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們不能從自己這里獲得秩序，就會接受不論什麼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個河南農民，我也會被迫像他們一年後所做的那樣，站在日本人一邊並且幫助日本人對付他們自己的中國軍隊。我也會像他們在1948年所做的那樣，站在不斷獲勝的共產黨一邊。” 在中國第一線 1938年，白修德從哈佛大學畢業，得到拉丁文學位榮譽最優等獎勵（小約瑟夫·P·甘迺迪是其同班同學），和中國歷史學位，是費正清的第一個得到此學位的學生。同時申請到謝爾頓旅行獎學金(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攜帶費正清的畢業禮物——一台舊打字機和六封去中國的介紹信，前往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到中國時退出旅行團，留在中國，在國民政府情報部替霍林頓·唐(Hollington tang)等人工作，並取中國名字白修德。 時代雜誌的約翰·赫西(John Hersey)途徑中國時結識他，即招聘其為兼職記者，抗日戰爭爆發後，懷特在騎兵掩護下深入日佔區，返回及有價值的報導，《時代》為此曾在頭版文章標題下刊出他的大名。《時代周刊》的創辦者和發行人，在中國出生的亨利·路思義，也在1939年來到中國，並和白修德成為好友。白修德成為時代周刊戰時駐中國的通訊記者。 1943年，白修德躲過新聞審查，深入河南境內報導大饑荒，報導千百萬人瀕於死亡，難民已逾3百萬，國民政府顆粒不振。很快，河南大饑荒引起美國轟動，但蔣本人並不相信，宋美齡則希望《時代》解僱懷特，最終，由於反響太大，國民政府放糧賑災。國民黨當局迫於壓力，開倉賑饑。此事之後，目睹國民軍在日軍壓迫下節節敗退和國民政府的無所作為，白修德悲哀地給盧斯寫到：「這個國家正在我的眼前死去。」 時代的編輯們和以白修德為代表的在外採訪記者之間的摩擦始於1943年，但美國公眾對此了解甚少，新聞檢查很嚴，政府極不樂意報導它的盟國軍事失利，若將中國報導成處於包圍的劣勢或困獸猶鬥裝，是更不允許的，宣傳「委員長」(Gimo)是第一要務。 1944年初懷特返美休息，開始著手寫作《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同時，《時代》更換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為國際版總編，負責對報導的把關和修改。1945年返回中國後與盧斯再次發生衝突，白修德堅信中國內戰將會爆發，而蔣介石會一敗塗地，在發回封面報導時並附拍了一封建議電報： 如果《時代》有限公司執行的是絕對的、無條件支持蔣的政策，我們就極端地損害了美國千百萬讀者的利益，並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罪行，他們個人主要關心的問題也是如此......我們希望看您能以公正的態度，毫不偏頗地搜集事實。這一悲劇足使您採取這個態度，雅各比和我視此報導為一個試金石......我們認為我們雜誌應當是超黨派的，應朝民主與和平解決方案這一中間道路，如果事情不是這麼解決的，我們就考慮將此信作為我們脫離雜誌的聲明，並請解除我們現行的任務，使我們能夠回來至少在主編面前最後解決我們的身份以及我們對於中國的政策問題。[1] 回到國內 最終，白修德和賈安娜的報導並未有一字登在《時代》上，相反被編輯修改的面目全非。白修德在採訪完東京投降儀式後，回到國內，與雅各比(中文名：賈安娜/英文：Annalee Jacoby)集中精力撰寫《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 [2]。1945年，與編輯部門及盧斯的衝突使其在《時代》無立足之地。辭職當天，當月書刊俱樂部(Book-of-the-Month-Club)通知白修德，它們決定購買《驚雷》的版權。《驚雷》一書記描寫了他所期望的中國，也描寫了現狀，並對中共也未存任何幻想，一問世就引起轟動，在序言中警告「在亞洲有十億人厭煩了這個世界的現狀；他們生活在如此可怕的奴役中，以至於他們除了鎖鏈之外沒有東西可以失去.... 不到一千年前歐洲也是這樣生活；後來歐洲起來反抗... 亞洲的人民將要經過同樣的歷程。」 (p. xix). 普通版賣了43萬冊，「當月書」版本賣了40萬冊，為當時「當月書俱樂部」第三大暢銷書。 麥卡錫主義興起時，白修德稱為關照對象，白修德求職十分困難，各報編輯視其為左翼分子，不敢聘用，但對白本人影響最大的是當聖路易斯《郵訊電訊報》對盧斯的採訪，在採訪中盧斯說他不得不開除懷特，因為他是共產黨)。美國對外圖書館禁止銷售他的著作，還有人在護照上找麻煩，後來只好前往歐洲謀生。此後白修德擔任海外通訊社（Overseas News Agency，1948年–1950年）和The Reporter（1950年–1953年）的歐洲通訊記者。 來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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