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第一線
1938年，白修德從哈佛大學畢業，得到拉丁文學位榮譽最優等獎勵（小約瑟夫·P·甘迺迪是其同班同學），和中國歷史學位，是費正清的第一個得到此學位的學生。同時申請到謝爾頓旅行獎學金(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攜帶費正清的畢業禮物——一台舊打字機和六封去中國的介紹信，前往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到中國時退出旅行團，留在中國，在國民政府情報部替霍林頓·唐(Hollington tang)等人工作，並取中國名字白修德。 時代雜誌的約翰·赫西(John Hersey)途徑中國時結識他，即招聘其為兼職記者，抗日戰爭爆發後，懷特在騎兵掩護下深入日佔區，返回及有價值的報導，《時代》為此曾在頭版文章標題下刊出他的大名。《時代周刊》的創辦者和發行人，在中國出生的亨利·路思義，也在1939年來到中國，並和白修德成為好友。白修德成為時代周刊戰時駐中國的通訊記者。
1943年，白修德躲過新聞審查，深入河南境內報導大饑荒，報導千百萬人瀕於死亡，難民已逾3百萬，國民政府顆粒不振。很快，河南大饑荒引起美國轟動，但蔣本人並不相信，宋美齡則希望《時代》解僱懷特，最終，由於反響太大，國民政府放糧賑災。國民黨當局迫於壓力，開倉賑饑。此事之後，目睹國民軍在日軍壓迫下節節敗退和國民政府的無所作為，白修德悲哀地給盧斯寫到：「這個國家正在我的眼前死去。」
時代的編輯們和以白修德為代表的在外採訪記者之間的摩擦始於1943年，但美國公眾對此了解甚少，新聞檢查很嚴，政府極不樂意報導它的盟國軍事失利，若將中國報導成處於包圍的劣勢或困獸猶鬥裝，是更不允許的，宣傳「委員長」(Gimo)是第一要務。
1944年初懷特返美休息，開始著手寫作《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同時，《時代》更換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為國際版總編，負責對報導的把關和修改。1945年返回中國後與盧斯再次發生衝突，白修德堅信中國內戰將會爆發，而蔣介石會一敗塗地，在發回封面報導時並附拍了一封建議電報：
如果《時代》有限公司執行的是絕對的、無條件支持蔣的政策，我們就極端地損害了美國千百萬讀者的利益，並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罪行，他們個人主要關心的問題也是如此......我們希望看您能以公正的態度，毫不偏頗地搜集事實。這一悲劇足使您採取這個態度，雅各比和我視此報導為一個試金石......我們認為我們雜誌應當是超黨派的，應朝民主與和平解決方案這一中間道路，如果事情不是這麼解決的，我們就考慮將此信作為我們脫離雜誌的聲明，並請解除我們現行的任務，使我們能夠回來至少在主編面前最後解決我們的身份以及我們對於中國的政策問題。[1]
回到國內
最終，白修德和賈安娜的報導並未有一字登在《時代》上，相反被編輯修改的面目全非。白修德在採訪完東京投降儀式後，回到國內，與雅各比(中文名：賈安娜/英文：Annalee Jacoby)集中精力撰寫《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 [2]。1945年，與編輯部門及盧斯的衝突使其在《時代》無立足之地。辭職當天，當月書刊俱樂部(Book-of-the-Month-Club)通知白修德，它們決定購買《驚雷》的版權。《驚雷》一書記描寫了他所期望的中國，也描寫了現狀，並對中共也未存任何幻想，一問世就引起轟動，在序言中警告「在亞洲有十億人厭煩了這個世界的現狀；他們生活在如此可怕的奴役中，以至於他們除了鎖鏈之外沒有東西可以失去.... 不到一千年前歐洲也是這樣生活；後來歐洲起來反抗... 亞洲的人民將要經過同樣的歷程。」 (p. xix). 普通版賣了43萬冊，「當月書」版本賣了40萬冊，為當時「當月書俱樂部」第三大暢銷書。
麥卡錫主義興起時，白修德稱為關照對象，白修德求職十分困難，各報編輯視其為左翼分子，不敢聘用，但對白本人影響最大的是當聖路易斯《郵訊電訊報》對盧斯的採訪，在採訪中盧斯說他不得不開除懷特，因為他是共產黨)。美國對外圖書館禁止銷售他的著作，還有人在護照上找麻煩，後來只好前往歐洲謀生。此後白修德擔任海外通訊社（Overseas News Agency，1948年–1950年）和The Reporter（1950年–1953年）的歐洲通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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