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慣了「白宮」，在美國看見（比起國會）不算宏偉的總統住宅，才會想起「White House」的直譯其實是「白房子」。約定俗成是白「宮」，若說美國總統只是住在白「房子」裡，顯然不夠尊貴。

關係著深植我們心中的文化符碼。

前一陣子國父紀錄片的事端中，比擬孫中山，也數次提到「美國國父」是一個人，喬治華盛頓。事實上，在美國人從小到大的認知中，「國父」這個名詞，所謂「Founding Fathers」，從來以複數形出現。常是七個甚至七個以上，富蘭克林、傑佛遜、麥迪生、約翰亞當斯、漢彌頓等等，包括互有重疊的兩批人，簽署「獨立宣言」（the Signers）以及草擬憲法（the Framers）的都是他們的「Founding Fathers」。

單數與複數，關係著身上的文化符碼，也關係著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方式。

不習慣多元辯證的頭腦體操，我們寧可把複數化約為單數，習慣的是一條傳承的直線。多年的教科書上，印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再傳國父再傳蔣公，如此相繼不絕，如同一棒接一棒的線性銜接，固然因為孫中山在民國十年說過他自己的思想基礎就是「道統」（他這麼說，多少也因為這傳統說法易於讓人接受），若把歷史現場移回當年，理解孫中山的時代背景，就會明白領導權逐漸如同父子嫡傳，當時有一個轉折，涉及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後的挫折心境。

討袁的二次革命徹底失敗，眾叛親離的情形下，孫中山開始覺悟自己是個木偶，是個假黨魁，他重建的中華革命黨不能重蹈覆轍，因此「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黨員需要向孫先生宣示效忠並蓋上指模，黨證也開始放置他一人的照片，其實，在孫中山周遭，從來都有些思想與戰略不遜於他的黨人，卻在孫所覺悟的敗因之下，黨的決策趨向於一人！

到了後世，包括革命事蹟也歸於興中會到同盟會的直線傳承，自動刪節了與「興中會」一樣重要的「華興會」，也淡化了以「休休之容靄靄之色」而受人愛戴的英雄黃興。

在後世，講起辛亥講起黃花崗，常只浮現孫中山的身影，一來因為從孫逝世後事關政治傳承的造神運動，二來更重要地，其實也與我們身上的文化符碼符合。換句話說，人們在心理層面上，也期盼有助於「鞏固」領導中心的單一領袖。

多年後，法國史學家白吉爾所寫的《孫逸仙》書裡，「他（孫逸仙）的民主概念，似乎必然合理化建立威權政府以確保國家發展」，在公共的領域，當年那聚於孫一人的光環，多少預示著中華民國從訓政到憲政何以在威權統治中一波三折，但在對個人的理解上，我們卻可以由衷理解孫中山縱使氣質上開闊包容，始終是最富樂觀精神的夢想家，在諸多頓挫之後，為什麼愈到晚年他愈急切，彷彿返祖現象，像某些批評他的人士（包括胡適）說的，中山先生捧出綱常名教，在黨內愈像一位舊道德的捍衛者。

畢竟，文明這張斑駁的網上，豈有一根無色的絲？

有趣的是，對他們那一群「國父」，美國人其實是相當親近。從家居到韻事到跟奴隸間的關係都耳熟能詳，包括買黑奴的牙齒做假牙（華盛頓）與去巴黎買時尚衣服給心愛的女奴（傑佛遜），既是人性面，也是當年那個時代的必然，反而增加美國人對這些「國父們」的同理心以及更重要的…相親近的感覺。（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