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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頂考
盔犀鳥
原產東亞熱帶雨林的盔犀鳥，因頭冑質地堅實美觀，而為人獵捕製成工藝品，並曾以進貢及貿易等方式傳入中國，名之為鶴頂。鶴頂在元代已入中國，但廣為國人所知則是鄭和下西洋之後。因出產國多以為貢物，故典制不僅在貢國下列出，且還規定了正式的回賜價格。朝貴多用於製盃、腰帶等以資賞玩。明中葉後國勢日衰，遠貢不至，其物逐漸稀有，因而騰貴；至清初實施海禁政策，與產地貿易斷絕，在中國遂至絕響。惟因只見製成品而未睹活物，故明人記述中多有臆斷訛誤者。耑此論證。
古董中有鶴頂紅一款，其物寬僅寸餘，外紅內黃，質地似象牙而更細緻，多作為各種小雕飾，允為古玩中的奇珍。這當然不是傳說中牽機斷腸的毒藥，也不可能是丹頂鶴（Japanese crane，Grus japanensis）的頭頂部分，但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盔犀鳥
此物今日不經見，但數百年前的中國人並不陌生，史料中恆稱為「鶴頂」，實為一種目前已瀕臨絕種鳥類[1]的頭冑部分。
這種鳥今多稱為盔犀鳥（Helmeted hornbill），屬佛法僧目（Coraciiformes），犀鳥科（Becerotidae）。原分類為盔犀鳥屬（Rhinoplax），近期學者多主張併歸角犀鳥屬（Buceros），故學名有Rhinoplax vigil與Buceros vigil二說。
主要體毛呈深棕色，翅尖及尾羽為白色，並有黑色寬條紋。公鳥頭頸肌膚裸露，呈紅色。頭冑中後部外表鮮紅，前部與喙為黃色。母鳥頸為淡藍色，頭冑小，顏色亦較淡。體型是所有犀鳥科鳥類中最大的，公鳥自喙尖至尾端約125公分 ，並有長達 五十公分 的兩根中央細長尾羽；母鳥體型略小而無長尾羽。產於馬來半島、婆羅州和蘇門答臘等地 一千五百公尺 以下低海拔森林中，其頭冑有犀鳥象牙之稱。[2]犀鳥科鳥類部分有頭冑者，其中多為空心，獨此為實心，故能用於雕刻。所謂鶴頂，就是其公鳥的頭冑。
通常成對或小群生活，繁殖特性如同多數犀鳥科鳥類一樣，築巢於樹洞，雌鳥產卵其中，雄鳥以泥封洞口，僅留一小孔自外餵食，雛鳥孵化至羽毛接近長全時，母鳥才破洞飛出。食性為雜食，食譜包括果實、昆蟲、蜥蜴，以及小蛇等。
這些特性，古人敘述中真謬相雜，下文再辨。
產地及貢國
國人之知有此鳥似不早於元代。所見史料中，最早出現「鶴頂」一詞，是元末汪大淵的《島夷誌略》。所記出產國有丹馬令、吉蘭丹、蘇洛鬲、龍牙犀角、須文答剌等。[3]但不言其以此為貢物。
而最早以為貢物入中國者，可能在至元間。據《元史》世祖本紀：「（二十八年冬十月）癸未，羅斛國王遣使上表，以金書字，仍貢黃金、象齒、丹頂鶴、五色鸚鵡、翠毛、犀角、篤縟、龍腦等物。」[4]《島夷誌略》有羅斛國，不言其地望，但謂：「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氣候常暖如春。」且其所貢多為東南亞土產，故應位於南洋，多數學者認為在今泰國湄南河下游。[5]羅斛所貢之「丹頂鶴」疑即鶴頂，因為丹頂鶴產於亞洲東北，足跡罕至南亞，即使偶有迷鳥也非常有，不可能作為貢品。細玩文意，以「丹頂」冠於「鶴」前者，或是以活物進貢，可能此物前所未見，尚無專名，故漫稱為「丹頂鶴」。及至《島夷誌略》撰述之順帝至正九年以前，「鶴頂」一詞則已為其定名無疑。
而大量接觸則在鄭和下西洋之後，鄭和隨員鞏珍的《西洋番國志》、馬歡的《瀛涯勝覽》，以及費信的《星槎勝覽》等書，都或繁或簡的提到這種奇特的鳥類。正因其頭冑的特殊，故出產國常作為貢品以入中國。
據《明史》，曾貢鶴頂的諸國，僅浡泥、滿剌加、榜葛剌三國而已。又言文郎馬神產鶴頂，但不言其曾貢。[6]《明史》擇要而記，不可能鉅細無遺。徵之《明會典》，則曾以此為
盔犀鳥的型態
貢物諸國，包括爪哇、浡泥、滿剌加、榜葛拉等。[7]這一記述其實也不夠周全。
再對照三種鄭和隨員的著作，皆僅記舊港出產此鳥，不及他國。[8]
正德間，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記貢國有爪哇、三佛齊、滿剌加、浡泥、榜葛剌等。[9]
萬曆初，嚴從簡《殊域周咨錄》，記滿剌加、爪哇、三佛齊、浡泥、蘇門答剌、榜葛剌等國出產。[10]
萬曆中，慎懋賞《四夷廣記》，記貢國有爪哇、滿剌加、三佛齊。[11]
萬曆末，張燮《東西洋考》，記產國有暹邏、大泥、亞齊、彭亨、文郎馬神。[12]
與《東西洋考》著作時代略同的羅日褧《鹹賓錄》，所列異邦數最多，但僅記三佛齊國產鶴頂，自註：「海鶴頂也，為帶最佳。」[13]
由於古今譯名差異及政治疆域變化，史料所見地名頗與今日不同，為節篇幅不詳考。要之，鶴頂的出產地，和今天的盔犀鳥分佈大致吻合，且綜觀許多對其性狀的描述，可確定是同一物種無疑。
又，《殊域周咨錄》記滿剌加除產鶴頂外，又有「金母鶴頂」一款。[14]《明史》因之。這不太可能是另一物種，應是同一種鳥的變種，可能其頭冑紅色部分消失而呈全黃，故稱「金母」。
另外，嘉靖間陳侃作《使琉球錄》，所列的「夷語」中有鶴頂一詞，其音為「它立尼谷只」[15]琉球不產此鳥，而有此語，足見當時的琉球也習見鶴頂製品，不只中國而已。
盔犀鳥的頭骨
盔犀鳥的頭骨 / 明人的描述
中國境內從不出產盔犀鳥，因而除了確曾出過洋（例如隨同鄭和出使）者外，實際見過活物的人應該有限，各種記載雖多論及其外型、生態，但大多僅憑耳食，許多記述頗有問題，甚至與其他犀鳥科鳥類混為一談。
最早具體描述這種鳥的，可能是鄭和的隨員馬歡。據《瀛涯勝覽》：「鶴頂鳥大於鴨，毛黑脛長，腦骨厚寸餘，內黃外紅，俱鮮麗可愛。」[16]相較於對其他珍禽異獸的描述，作者著墨不算特多。而《星槎勝覽》及《西洋番國志》則都僅在舊港國的出產下，列有鶴頂一項，提都沒提究竟是何物。可能三寶太監的隨員們初至異邦大開眼界，各種珍異目不暇給，故不特別留意於此。盔犀鳥體毛以深棕色為主，馬歡所說的「毛黑」不算太離譜，但就其身體比例而言，「脛長」之說不確。或許馬歡未見活物，僅憑土人敘述；也可能雖見活物卻未仔細觀察，又受了「鶴」字的影響，直截認為腳應該很長才對。
《西洋朝貢典錄》則說：「有鳥焉，其狀如鳧，黑翼，鶴頸鷺喙，腦骨厚寸餘，外紅內黃，其名曰鶴頂。可以為靶擠機。」[17]所謂「其狀如鳧」和馬歡形容的「大於鴨」，皆以鴨為闢，盔犀鳥與雁鴨科鳥類形狀差異甚大，大概作者也是沒見過活物，輾轉抄襲所致。「靶擠機」到底是什麼東西，不敢妄臆，在此就教於高明。
《四夷廣記》說：「鶴頂鳥大如鴨，黑毛、長頭、尖嘴，頂有歃紅冠。腦骨厚寸餘。外紅色，內黃如蠟，堪作腰帶。」[18]除了「大如鴨」之外，這可能是錯誤最少的記述。而《殊域周咨錄》則說：「鶴頂大於鴨，腦骨厚寸餘，外黃內赤，鮮麗可愛。」[19]把紅黃顛倒了，作者可能連其頭冑製品也沒見過，抄書又不仔細，故有此誤。
《海語》：「海鶴大者修項五尺許，翅足稱是，吞常鳥如啖魚鱔。成化間有至漳州者，漳人射殺之，復有以頂貨者。類淘河而銳咮，雄大雌乃略小。」[20]盔犀鳥生活於亞洲熱帶雨林中，不應稱「海鶴」，可能知其產於南洋，故臆斷其為海鳥。明尺一尺相當於營造尺一尺一寸一分，「五尺許」約為170公分 左右，若連公鳥的中央長尾羽並計，尺寸還算滿準確的。但這並非候鳥，即使迷途也不至於遠從婆羅州等地飛至福建，所謂「有至漳州者」應該是誤傳。「淘河」又名塘鵝，也就是鵜鶘，其種類不少，都是體型相當大的水禽，與盔犀鳥幾無類似之處。可能主觀上認定其為大水鳥，故聯想到鵜鶘，進而以為闢。
《東西洋考》說：「楊用修載劉安期曰：『鸏 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為酒器，』即今之鶴頂也。」[21]盔犀鳥頭冑實心且僅寸餘，不可能用為酒器。這可能是與馬來犀鳥（Rhinoceros hornbill，Buceros rhinoceros）誤混為一。鸏 這種鳥，據《本草綱目》引《交州志》：「鸏 即越王鳥，水鳥也。出九真、交趾，大如孔雀，喙長尺餘，黃白黑色，光瑩如漆。南人以為飲器。」[22]實為某一種犀鳥科鳥類。鶴頂雖然頭冑特殊，但也是一種犀鳥，其親緣頗近，混為一談情有可原。
《東西洋考》又引《華夷考》：「海鶴大者，修頂五尺許，翅足稱是，吞常鳥如啖魚鱔。晝啄於海，暮宿巖谷間。島夷以小鏢，伏於鶴常宿所刺之，平旦有獲五六頭者。剝其頂，售於舶估，比至閩廣，價等金玉。」還說：「南番大海中有魚，頂中魫紅而血，名鶴魚。以為帶，號鶴頂紅。有人於達官處，見其鶴頂紅帶，雲是鶴頂翦碎夾打而成。」[23]張燮應是未見其物，不敢妄斷，故羅列異說以待徵。至於「鶴魚」云云，應是傳聞之誤。
又，「售於舶估」一語，也顯示到了萬曆年間，鶴頂入中國的渠道應是以商貿為主，貢物不再是大宗了。
價格及用途
鶴頂作為貢物以入中國，明載《會典》自無可疑，但各出產國自宣德以後貢者日稀。其最後入貢時，據《明史》爪哇、浡泥在嘉靖九年、[24]滿剌加在正德三年、[25]蘇門答剌在成化二十二年。[26]且其進貢都不是經常性的。
明廷對四方貢物例有回賜，其實是變相的交易。鶴頂雖然不是經常有的貢品，但制度上亦須訂定價格以為依憑，弘治間以鈔價計，定其值是「一箇一貫」。[27]按，大明寶鈔是明代法定貨幣，惟因發行浮濫導致鈔價貶值，實際上早已失商貿功能，一般交易多用銀、錢，此非關本題不具論。因其為法幣，載之皇皇典制者必以此為基準，從這一規定可略推鶴頂的價格。就同一資料看，金每兩值鈔五十貫、銀每兩十五貫、象牙每斤五百文，[28]那麼，就「公告價」而言，每兩金與五十個鶴頂等值、每兩銀值十五個鶴頂、一個鶴頂可換兩斤象牙。
然而這官樣文章應該只是弘治年間的狀況，不足以反映長期的「物價波動」。嘉靖間其價已自不菲，據《海語》：「島夷乃剝其頂售於舶估，比至閩廣，價等金玉。予嘗見廣中善宦，有以鶴頂製飲器數百事。雜飾金寶，餉諸貴璫朝右，以希顯柄。」[29]此謂其「價等金玉」，顯然與五十個值 一兩 金的相距頗大。可能弘治間所定回賜價雖不甚高，但數十年後其物日稀，所以騰貴。這反映明廷國勢日衰，遠國貢多不至，過去外邦經常貢品乃益顯珍貴。
《海語》所謂「雜飾金寶，餉諸貴璫朝右」也有佐證。嘉靖間抄嚴嵩家清冊《天水冰山錄》中有「廂金銀器皿」一款，其中赫然有「金廂鶴頂盃一箇」。[30]該款開列各種鑲箝珠玉、象牙、犀角、玳瑁等貴金屬器皿，一共五百六十三件，鶴頂盃僅居其一，其珍貴可想而知。其物長寬僅寸餘，不足單獨為盃，應是集合多個鑲在金盃上。按，嚴嵩遭抄家後，所藏珍寶多沒入大內，許多法帖名畫至今仍可從故宮收藏中按考，但查海峽兩岸故宮網站，都未見有此一「金廂鶴頂盃」存在。推斷或係兵燹散失、或為典守者所盜，也可能是登錄者不識其物而冠以他名，詳情不得而知。
鶴頂最普遍之用是製帶。前引《四夷廣記》稱「堪作腰帶」、《鹹賓錄》稱「為帶最佳」皆顯示品官以鶴頂製帶的普遍。
清乾隆，鶴頂紅靈芝如意
依明制，品官服制有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四種，用帶不同。朝服、祭服用革帶，定制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31]公服用腰帶，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32]常服用束帶，一品玉帶、二品花犀帶、三品金鈒花帶、四品素金帶。[33]（五品以下略）
這些正式的規定不能打折扣，特別是朝會時若不依制服用，難保不遭糾儀御史彈劾。但由於嘉靖帝多年不上朝，實際上既無朝會，廷臣隨意穿戴遂無糾之者。服用朝、祭服的場合併非經常，且儀典莊重，不可能隨意為之，能亂出花樣的，應該是公服的腰帶及常服的束帶。王士貞說：「世廟晚年不視朝，以故群臣服飾不甚依分。若三品所繫，則多金鑲雕花銀母、象牙、明角、沉檀帶；四品則皆用金鑲玳瑁、鶴頂、銀母、明角、伽楠、沉速帶。」[34]就此三、四品官所用帶的質料比較看，似乎當時鶴頂的價值尚在象牙、沉檀之下，而與玳瑁、伽楠、沉速等相牟。
這是嘉靖年間的事，往後鶴頂來源日稀，四品官大概無法再如此奢侈了。前引《東西洋考》稱「有人於達官處，見其鶴頂紅帶，雲是鶴頂翦碎夾打而成。」四品官絕稱不上是「達官」，這顯示到了萬曆末年，用鶴頂製帶已經非常稀有了。
鶴頂的式微
鶴頂在中國史料中初見於元，大盛於明。但到了天啟、崇禎以後卻罕見記載，漸趨沒沒無聞，其故安在？
近人周鎮說：「鶴頂頭冑部之雕刻品，雖亦曾見當地土人之作，但被引進至中國大陸，大量製成鼻煙壺等藝術品後，卻使此鳥走上瀕臨滅種命運。」[35]似乎認為鶴頂罕見的主因是過度獵捕而致稀有，以致絕跡於中土。此說雖言之成理，但尚需斟酌。
最起碼在明末以前，獵捕過度說是值得討論的。眾所周知，人類近數十年對雨林的開發，是導致當地許多物種減少、消失的主因。假如盔犀鳥在四、五百年前就已瀕臨滅絕，再經近世的棲地破壞，恐怕今日早無遺種了。
如前所述，至萬曆間遠貢不至，鶴頂之入中國多賴閩廣商舶，而實際上已極罕有。就政治情勢發展而言，到順治、康熙間，清廷為防範鄭成功的海上勢力而實施多年海禁，沿海對外貿易幾近停頓，因而此物不再入中土是可以想見的。久而久之，國人多不知有此一珍玩，不再求索於域外。若然，則工藝品中雖少一珍奇，但此一珍稀物種卻因而能苟延殘喘至今，這未嘗不是一件幸事。（作者楊龢之 ）
從背部的紋路能看出牙類寶石的條紋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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