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主要做细化的研究，去年年初主要提了一个大框架，但是我们知道没有输赢的情况下很难搞，从今年来看，输赢确定后，赢家的利益慢慢和国家利益重合，因此可以考虑慢慢细化，然后在沿海发达城市搞试点。

预计4月份还会出一篇细化到操作层面的分析文章，我们团队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调研和分析和推演。因为我们熟悉现在地方官员的心态和诉求，也熟悉现在地方民众说面临的问题。我们不是大学里面的象牙塔里面的研究机构，因此看问题会比较实际和注重可行性和将来产生的问题的应对方案。

一、中央集权

二、地方民主和垂直的监督体系

一、中央集权

首先讲中央集权，从操作层面来说，就是进行权力串联资本的改造，我国千万不能走资本串联权力的模式，因为资本没有底线，权力有底线。为何？看看犹太势力现在在做空美国就明白了，因为资本可以依附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权力离开了中国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权力为了他的延续，是有底线的。我国现在金融体系已经是资本串联权力的模式了，所以首先要把金融体系改造成权力串联资本的模式，大的银行体系行政化，成立金融国资委等等都是比较合适的模式。同时在税制问题上面也进行改进，改变诸侯割据的局面（关于税制的分析，2011年7月份我们团队曾经写过一篇分析文章“关于中国财税问题的探讨”：http://blog.sina.com.cn/u/593b23560102dqv9 ）

但是金融体系在完成权力串联资本的模式的改造的同时，要尽快建立一个巨无霸的国债市场，为后面利率市场化和金融竞争的市场化做准备工作。因为行政过多介入金融系统也不好，如何控制这个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建议就是给金融系统一个行政级别，纳入系统内，但是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进行考核，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考核不能简单的用前面的国企那种利润考核的模式，要有民众满意度等等指标在里面，考核指标要多样化，就象我们公司原来做MBO考核有10多个指标，里面包括了销售业绩、考勤、进步速度、参加公司内部培训次数等等一系列指标，考核不能单一化不能粗暴化。就象地方官员以单一的GDP考核，结果必然会出现现在这个局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在权力串联资本的模式下给你一个舞台，你们自己玩，也就是给了他们一个底线，因为资本没有底线，那我就给你设定一个底线。关于国债系统的建立和里面的核心要素，我前面有一篇专门讲的“我国的金融安全和建立一个巨无霸的国债市场的关系”：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b23560102e103.html

又有人会问中央集权如何防止中央层面的腐败的问题，首先有垂直管理的公检法体系监督（这个要在建立垂直的公检法体系后），其次政治局9个常委是可以监督公检法体系，中国其实在最高层是相当民主的，9个常委是投票表决机制的，谁进常委从17大开始就也是用表决机制了。这个可以说和美国的选举人制度的民主程度差不多，同时比较适合中国的权力串联资本的模式。

二、地方民主和垂直的监督体系

现在我国主要的问题出在地方上面，特别是县和县级市这个级别，因为一般来说县委书记的上升空间不大，他们要进入地市然后再上省里面，年龄基本上不够了，一旦上升空间被堵，结果他们就以钱为目标，所以很多地方的县委书记成了房地产总经理，有些地方的县委书记我估算了一下，身价在20个亿左右（当然不在他自己名下，在他小舅子或者其他亲戚的手里）。

所以地方层面要做两个事情，一个是打开他们的升迁通道，一个是完成监督机制，包括民众的监督和体系内的监督。

1、官员的升迁问题

我们先来看升迁通道，现在江苏就在做试点，省直管县，这个是好事，其实就是直接打开了县委书记升迁的通道，让他们有盼头。有盼头就会减少阳奉阴违的情况。

2、垂直的监督体系

其次就是形成体系内监督机制，这个就是要公检法司体系象国税系统一样垂直管理监督。这个问题涉及到公检法司体系的人事权、资金等问题，可以借鉴我国的国税系统的这种垂直管理体系。做这个事情之前也必须对公检法司体系进行整顿，这个整顿模式可以采用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模式，叫做抓一小批赦一大批，你把贪污的钱上缴就既往不咎。重庆有个问题就是运动式的模式常态化，公检法司体系里面的人很容易得精神病的。其实应该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什么叫做妥协的过程？就是在抓了头目判刑后，下面的把贪污的钱上缴了，后面就执行大赦，既往不咎，假如有人继续贪，就把以前的事情也挖出来让他付出更大的代价。另外在执行的时候初期用武警，因为公检法司体系都烂掉了，你让公安的人去抓，他第一个通风报信，所以初期用武警抓，但是这个事情解决后就必须进入正常的司法流程（用武警抓不能常态化）。其实就是一个度的问题，任何东西都是一把双刃剑。常态化的还是必须建立在司法体系的运作流程里面。

其实这个问题就象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要客观，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因为他把中国从军阀割据的局面和半殖民地的局面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国，另外两弹一星的事情又为中国打下了厚实的战略根基。但是毛泽东同志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决定了在建国后必然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把阶级斗争常态化了。因为毛泽东是一个实践哲学家，我原来专门分析过实践哲学家和理论哲学家的区别。马克思是理论哲学家，他的思维模式来自于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当时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法国正在工业革命，但是德国正处于小农社会进入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因此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弱者反抗的哲学，所以马克思的哲学也是弱者反抗的哲学，也就是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反抗哲学。但是毛泽东同志实现了这个暴力反抗的成功，一旦成功，无产阶级干掉了资产阶级，也就占有了资产阶级的资产，变成有有产阶级，这个时候假如理论哲学没有跟上，还是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就变成必须把内部分成几个阶级来斗争，因此就会出现内部的分化，然后开始斗地主的儿子，然后大家都变成了穷人。在大家都变成了穷人后，那么资产谁那边去了？当然在国家手里了，为了维持阶级斗争的常态化，这个时候从理论上来说就必须把民众和官僚体系对立化，这个时候文革必然应运而生。所以阶级斗争常态化是不好的，在通过这个手段完成建国后，就应该发展经济。假设统治者告诉老百姓，你们这辈子永远是无产阶级，你说老百姓会这么想，老百姓一想，奶奶的我们帮你成功获得了政权结果自己一辈子还是穷光蛋，那还要你这个政权干嘛，我们帮你这个政权打下江山，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一辈子做穷光蛋。所以这个就决定了走中间路线的重要性，也就是危机的时候偏左一点，发展的时候偏右一点，向左常态化和向右常态化都不是好事，容易走向极左和极右。

3、民众的监督体系

再其次就是民众监督的问题，前面中央集权和体系内监督可以快速推行，但是民众监督这块必须先找几个地方试点，切忌太快，这个太快容易出大问题。为什么选择县和县级市这个层面呢？因为我国有几千个县和县级市，美国人最会搞选举操控了，数量一大他们就不行了，假如是省一级，因为就几十个省，美国人控制住几个大省就可以了，所以省一级不能搞。但是为什么不是镇一级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前面村直选里面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假如这个村里面“周”是大姓，结果村里老大就是周姓的人自己内部协商一个出来，对于其他小群体会产生巨大危害。假如村里面没有大姓，结果就出现巨大的贿选问题，花100万获得这个老大地位，然后就要搜刮200万以上，这个就是投入和产出比。县一级这个人际关系型社会的结构就复杂多了，没有哪个大姓控制县一级，另外县一级要贿选的成本太大了。因此选择县一级比较合适。那么如何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呢？这个就需要在选举制度的设计上面进行研究，可以在宪法上面确定参与县一级县委书记的选举的必须是共产党员（也就是候选人制度），这方面我们最近正在进行调研和研究，预计清明节后会专门发布一篇如何实际操作的文章。前面我们研究了为什么村一级的普选会出问题，原因就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试点的地方为了成功而成功。就象上次有人说在搞撤销街道办而搞居委会的这个试点，说试点情况很好，我说这个假如推广，就全歇菜。为何？因为街道办还是有行政编制的，是有预算编制的，你居委会假如靠市委书记良心发现来保障经费，试点的时候能够搞的很好，一旦推广，就死定了，而且现在街道办也是国家稳定的一个基石。上次有个清华还是北大的专门搞撤销街道办搞居委会的还在跟我辩论，我就觉得象牙塔里面人和社会接触太少，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利害关系，我做房地产和很多地方官员接触过，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知道电老虎、消防这些体系里面的问题。

后面我们在地方民主的选举制度的设计中，会把候选人体系、中国的关系型社会问题、贿选问题、人物的升迁途径、政府和党的关系、如何保障共产党的执政稳定等等问题都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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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之前,可先试否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