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毋須譴責或溢美科學家。重要的是，科學才情和人文價值觀之間缺乏關聯。這也使我們得以把科學放在它應有的位置上，從更廣大的人生角度上來看待，並問它的真正作用到底是什麼。

我認為性靈就是個人轉化的方法，是人類基本需要，不是純粹彌補科學的不足而已。這是科學界真正的問題所在。個人轉化絕非易事，即便是專精一志也不容易，若是只把它的重要性擺到次要地位，成功機會自然更加渺茫。性靈轉化本應在生存上佔有核心地位，如今既視為選擇性的附屬物，把它放在背景地位，整個科學事業便因而蒙上陰影。科學事業的意圖不明，手段往往未經妥善評估，結果就會出現兩極化；若不是基本上出於正面和啟智的動機，則探求知識可能的極限必須會優於想要或必要的考慮。

有些科學家認為自己的工作完全在於探索和發現，至於如何利用研究成果就不是他們的責任了。這種立場純屬妄見、率性無知，或者等而下之的公然詐欺。知識產生力量，力量須有責任感，應為負責起自身行為的直接或間接後果的意識所制衡。

科學研究通常（但未必）動機純正，只是後來落入政治人物、軍人和商人手中，用途才令人質疑。科學、權力與經濟關係密切，這是任誰也不能輕忽的。然而，研究成果遭到「誤用」雖是不難預測，卻鮮見科學家出面質疑，縱然有也是在實際起疑懼之後，那幾位原子彈之父就是這種情況。其他人甚至拋開基礎研究應有的中立性，公然協力生產細菌武器等各式招來苦難的工具。

鄭：科學家刻意致力於發展死亡和大量毀滅性的工具實在無可原諒。越戰期間，我駭然聽說多位極出色的美國科學家，包括若干諾貝爾獎，都是五角大廈所設置的「傑森委員會」成員，為軍方開發新武器提供建議。這些大人物每個月開會，只為了設想殺人無數的武器，令我震驚不已。

馬：瑞典政府在一九三六到七六年間，強制六萬名「劣等人」絕育；一九三二到七二年間，美國「公共衛生署」為了研究梅毒長程演變情況，把四百名亞拉巴馬州貧窮黑人公民當白老鼠。衛生署承諾，只要患者同意定期接受檢查，便提供免費健保，外加一些小利（包括五千美元喪葬費）。事實上，患者根本沒有接受任何治療。這份所謂《塔斯契基黑人男性手術治療梅毒研究》報告，不過是研究未治療梅毒的演進，執行研究的是醫生和有份量的科學家，後來也把研究成果發表在許多同樣望重一方的醫學刊物上。二十四人死於梅毒，一百人亡於二度並發，四十位患者妻子與嬰兒受到感染。

這項研究還是因為一名叫海勒的女記者報導，引起一般大眾注意才戛然而止。執行研究的衛生署沒有人表示絲毫歉意。但這些人是自由國度里的公職人員和研究人員，並不是納粹醫生，受害者雖然最後獲得少許賠償，卻沒有醫生因此受審。一直到一九九七年，克林頓總統才以全體美國人名義表示道歉。

一九七八年，吉村壽人醫生因「環境適應學」研究獲日本政府頒贈最高榮譽獎章。吉村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七三一部隊指揮官（譯按：吉村在戰後曾任廳主任研究員、京都府醫科大學校長），利用中國和盟軍戰俘進行多項實驗。其中，環境適應研究包括把戰俘推入冰水裡，再以鐵鎚敲擊，藉以判斷他們的四肢是否已開始凍僵。其它的實驗還包括發放感染炭疽菌的巧克力，觀察中國兒童死亡的速度。這些雖是特例——一般而言，科學大多數致力於改善人類環境——卻足以顯示科學不具備內涵的倫理性。

鄭：我深信科學家不應對自己的研究所造成的後果一昧保持冷漠，特別是在軍事領導人、政治人物和商人利用他們的研究成果發動戰爭、增長自身權勢，或剝削窮人和破壞環境以賺取更多金錢時，他們更應負起責任。

馬：軍火交易正是最令人惱怒的富國偽善證據之一，譬如，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所產生的武器，就佔全世界的95%！這是倫理和責任徹底失敗的又一例證。

富裕國家在資源浪費上也是同樣情況。六十億美元已足可滿足全球基礎教育開銷，但歐洲和美國每年花在香水上的錢就有一百二十億美元，全世界花在不法毒品和軍火上的錢，更高達四千億和七千億美元。

鄭：同樣地，基礎研究和人類智能不過是工具，這些脫軌行為不能怪罪他們。

馬：確實，有害或無益的利用研究成就只是反映倫理薄弱。但這不是理由。有些科學研究結果的應用，如基因學和原子能，或許可以引起大眾的興趣，但絕大多數人不見得關切倫理問題。這只是特別委員會研討的事項，結論對日常生活沒有太大影響。政治投機主義盛行，更糟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市場法則高於一切。

美國製藥公司葛蘭素（Glaxo）是個絕佳的例子。葛蘭素揚言，南非和泰國若以一般人買得起的價格自行生產三重治療艾滋病的藥物，該公司將會控告兩國政府。葛蘭素顯然有能力剝奪數百萬患者多活幾年的機會。這等於是惡形惡狀地拒斥利他主義（前不久葛蘭素才同意降價提供治療艾滋藥物給發展中國家）。

不僅如此，富裕國家的艾滋病研究經費充裕，以亞洲和非洲貧窮國家根本買不起美國藥品的現況而言，讓窮國自行自產治療藥物，該公司的總銷售額其實減少不到1%。以我現居的尼泊爾來說，受感染人數估計佔總人口5%至10%之間，卻沒人接受治療。尼泊爾平均工資卻只有五十美元。我不難想象，這種商業策略令誠實的科學家多麼深惡痛絕。

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有毒氣體排放到大氣中會嚴重影響我們生活已是不言自明，各國政府卻完全沒有能力加以限制。如今唯有仰仗每一個人的決心，展開全球性的運動才有可能化解。在這一方面，非教條性的性靈方法，如佛法，或許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鄭：願聞其詳。

馬：我所謂「非教條」，是指不要譴責進步，天真地呼籲世人回歸不合時宜的生活方式，但也不要盲目認同年經濟成長和科技發展式的進步是人類幸福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的目的若是要求得自身存在的深層滿足，那麼，有些東西是根本，有些則可以捨棄。佛法看待世事的方式，可以讓我們列出一張目標與行動的優先級表，從而掌握自己的人生。佛法對苦樂作用的分析，很明確地顯示自利與利他的結果殊途異軌。

鄭：這跟倫理有何關係？

馬：倫理的基礎極為單純，就是凡事本身沒有所謂善或惡。善惡全由造成我們自己或他人的苦樂而定。如果我們採取真正的利他態度，念茲在茲的是他人的福祉，那麼就會成為我們最確切的判斷指標，屆時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哪些行為會帶來較多的樂和減少更多的苦。這是直接體驗，而不是道德學說或一套預設的規則，也就是意味着時時關照自己的動機。心好比是水晶，置於何地就帶着那個地方的色澤，它本身是中性的。不論行為的表面如何，決定行為真正本質的是我們的意圖。

重要的是，不要譴責被瞋恨、貪着、驕慢或嫉妒所控制的人，但也不要把這些負面的情結當做是本來就免不了的而予以寬容，而是要視其為疾病徵兆，只要我們努力就可以治療的。佛教的方法其實很實際。科學研究提供我們信息，但無法帶來性靈成長或轉化。相形之下，性靈或思證的法門「必定」可以讓我們在看待世間的方式上產生深刻的變化。佛法跟量子物理一樣，只是「知道」我們的意識不能自外界實相抽離還不夠，還必須透過親身「體驗」來了解，我們的意識就是這全體實相的一部分。從理論理解邁向直接體驗，乃是解決倫理問題的關鍵。一旦我們的倫理反映出我們的內在特質，並引導我們的行為，言行思慮之間便會自然流露，從而使得旁人潛移默化。

鄭：所以，這就是如何把理論和體驗配合的事了。

馬：沒錯，如此才能彰顯體驗的真正價值。科學上發現我們自己的意識和整個實相界關係密切還不夠，更需要把心融入這發現的含意中，並在生活上做出相應的改變。修行佛法的人都知道，一旦體驗自己與世間相依相存，對所有生命自然充沛着莫之能御的慈悲——使自己的存在徹底轉化的慈悲。舉例來說，見過尊者的人都知道，片刻的親炙勝於聆聽上百場愛與慈悲的演講。

至於佛教的發現和轉化方法，大體而言是漸進地從吸收和學習着手，進行知性的分析，經由禪定，亦即嶄新的行為處事方式，而臻於與自己的存在合而為一的。在這種情況下，修行表示讓自己熟悉看這世界的新方法。由悟解而修行，從而表現在行為上，如此便可直接從知識趨向精神修為，成就行動倫理觀。

我們的社會網羅大思想家來設置倫理委員會，智者卻不多見。在我現居的社會裡，如果把不具備無可議論的人性特質的人納入這樣的委員會，會令人匪夷所思。我們很難想象擅於開示性靈的精神宗師，同時也是易怒、虛榮或惡劣的父親。沒有人會跟他們請益。

鄭：在西方，「智者」委員會通常是根據專業標準來選擇，人性特質並不是那麼重要。可是，真正的智慧顯然是心與智等量齊觀。性靈方法可以提供我們個人行為的指南。在我的本行里，我們遭遇到許多倫理上的問題，諸如核擴散、環境破壞、複製、基因操控，乃至選擇若干的人性特徵，到了二十一世紀必然會更加明顯。

科學研究是否該管制？答案需細加思量，因為我們同時也得保障創作和發現的自由。我們已經見到前蘇聯等獨裁政權對科學的不利影響，如俄羅斯的李森科（Trofim Dinisovich Lysenko）事件即為此例。李森科因獨獲斯大林的支持，壓制所有的反對聲浪，在沒有任何實驗證明的情況下，於一九三二到一九六四年間強行推動基因根本不存在的觀念，使蘇聯的生物學和基因學落後數十年。世人應該知道，有些研究會誤入歧途。如基因「修補」可能導致新優生學，以及維持所謂優等各族和消除「異常」或「低劣」者的觀念勃興；又如以發明晶體管榮獲諾貝爾物理獎的肖克萊（Williams Shockley），晚年即大力提倡以智商為根據的絕育計劃。

我認為，有些研究牽連道德甚大，科學家若不事先衡量清楚不宜貿然投入。該怎麼做這種決定呢？我跟你一樣，認為應該根據佛教所說的利他和普世的現任感。科學界應該對自己的研究有規範，以免傷及他人；但是，這是知易行難，要科學家衡量自己的研究有何反響談何容易。且舉人眾所皆知的例子，愛因斯坦絕對想不到，在研究狹義相對論之際所發現的質能等效原理，會導致發明原子彈和滅絕長崎和廣島居民。

馬：複製多莉羊引起相當歇斯底里的反應，又是另一個例子。基因學和原子物理學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出在如何應用上。誠如美國總統候選人史蒂文森在一九九二年演講中所說的，「造化不偏不倚，是人攫取自然力量使世界變荒漠或荒漠開滿花。原子無惡，惡只在人的心靈里。」科學可以保人性命，也可以發明武器摧毀生命。關鍵不在箝制研究——這是不理想甚或不可能的舉動——而是要更加重視那些能啟迪研究人員和決策者的人性特質。智力、財富、體力、美麗或權力亦然；這些可以為善為惡的工具，本質上都是中立的。正因如此，佛教修行最重要的便是開發利他行為。

摘自《僧侶與科學家——宇宙與人生的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