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罪惡靠著長大！

「陰謀理論」（ conspiracy theory ）乃是一九二 ○ 年代「大蕭條」時出現於美國的新詞，但到了一九九七年才被收進《牛津英語辭典》中。

然而，儘管這個詞的出現甚晚，但它所指涉的心態和現象，卻日益普遍，據曼徹斯特大學教授賴特（ Peter Knight ）所述，這個詞到了現在早已不再祇是一個詞而已，它已變成一種「陰謀文化」，對有些人，「陰謀理論」甚至成了一個應付一切問題的萬靈丹。就以眼前的台灣為例，自從國安局弊案被揭露後，台聯黨的一干人等，二話不說的立即就祭出「陰謀理論」；這起事件的被揭露乃是某黨某人的陰謀。「陰謀理論」可真是好用，當任何問題一發生，祇要祭出「陰謀理論」，該問題的本身似乎就已消失或不再重要，原來的問題已被轉移到了「陰謀理論」的頭上。因而賴特教授遂說，當「陰謀理論」一出，即等於「討論停止」。當代女性主義思想家修瓦特（ Elaine Showalter ）遂在《歷史：歇斯底里流行病及現代文化》一書裡指出：「陰謀理論摧毀了對證據和真相的尊重。」

因此，戴維斯（ David B. Davis ）的《恐懼陰謀》一書裡遂指出，「陰謀理論」之有用，乃是它鼓動著一種情緒，善良的「我們」正受到邪惡的「他們」之威脅，當有了這種情緒，即可用來合理化自己尋找替罪羔羊的行為，而對那原本沒什麼好指責的人加以攻擊。

「陰謀理論」乃是近代政治與社會日益重要的一種現象，或者說是一種策略，一種論述公式，一種語言表述的系統，最可以被當做例證來討論的，或許就是一九九七年梅爾吉勃遜和茱莉亞‧羅伯茲聯合主演的《絕命大反擊》這部當時還算賣座的好萊塢影片，在這部電影裡，梅爾吉勃遜飾演一個曾經做過殺手，但腦筋被人弄壞的計程車司機，他認為任何事情都有關聯，都被一個龐大的邪惡勢力所操控，這部電影指出了「陰謀理論」的幾個重要元素：

其一，「陰謀理論」與其說是一種策略，倒毋寧可以說是一種「妄想症」（ paranoid ）和「妄想修辭」（ Rhetoric of paranoia ）。相信「陰謀理論」的，都認為自己是善良的化身，不可能做出邪惡的事件，因而自己若有任何事情被人揭露與批評，那就意味著一定有個邪惡的勢力在進行某種以我為對象的陰謀。前述的修瓦特認為，這種「妄想症」，乃是一種自己由於「著魔」（ Obsession ）因而覺得受苦，祇有藉著指責別人的「陰謀理論」，始能讓自己的情緒獲得緩和的「精神混亂」（ psychological disturbance ）。

其二，「陰謀理論」由於是妄想，是精神混亂，因而它同時當然也就是一種「認知標示圖」（ Cognitive mapping ）。他把自己沒有能力去辨識的複雜世界及自己所造成的複雜問題，企圖用很簡單的「認知標示圖」來定位與解釋，而這個標示圖即是「陰謀理論」。

因此，這張圖與現實之間遂有著極大的脫離，他把很大一張圖裡的自己故意渺小化，而後將整個世界都認為是某個人的版圖，藉著自己找不到路的自虐來讓自己的存在變得有意義和偉大。「被迫害妄想」的深層邏輯裡，都具有自我偉大的成分，「陰謀理論」所印證的即是這種自我偉大。

其三，「陰謀理論」通常都出現在極左極右這兩種人之中。這兩種人乃是一個圓圈相遇的那個點，一個順時針由右到左，一個反向而行，終於相遇。它們都是心靈的集體主義者，相信世界上的所有事務都被人蓄意操控。他們藉此取得攻擊別人的權力，而避免掉世界失敗也和我有關的指責。「陰謀理論」在現實上的另一最佳例證，乃是最近布希的「邪惡軸心」論點。他為了取得攻擊別人的權利，而將別人誇大為可怕的陰謀集團。

由於「陰謀理論」有著這些可怕而離譜的元素，因此，它經常都有著左右兩股法西斯主義的陰影潛存其中。昔日納粹的興起，所仰仗的，即是「陰謀理論」；也正因一九二 ○ 及三 ○ 年代美國右翼「紅色陰謀理論」，才出現一九四 ○ 年代的麥卡錫白色恐怖。最近，派普士（ Daniel Pipes ）在《陰謀：妄想症的昌盛和起源》一書即指出：「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德兩國領袖都駕著陰謀理論而走向權力高峰，並用來合理化它擴張領土的侵略行動。」

「陰謀理論」一詞初現於一九二 ○ 年代，到了近代已成了新的普遍現象。而最早對「陰謀理論」有所警惕的，乃是開放大師卡爾波柏（ Karl Popper ），他曾如此定義「陰謀理論」：「它是社會中形成的一種觀點，將人們不喜歡的事情如戰爭、失業、貧窮、匱乏等，都歸咎於某些有權力的個人或組織。」

但卡爾波柏也指出，「陰謀理論」基本上乃是一種錯誤的認知，因為：「社會裡的陰謀理論不可能是真的。他們認為社會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某些人的陰謀所致，但許多他們所說的，一眼就看得出乃是完全不相干。」

正因「陰謀理論」是一種邪惡、卸責、轉移、扭曲的認知與修辭，因而柏內特（ Chip Berlet ）遂提醒世人注意：「陰謀理論並不是沒有受害人的犯罪。」在普通時候，「陰謀理論」祇是一陣風式的語言夾纏，但當某些條件湊合，「陰謀理論」則可能像昔日的德俄以及白色恐怖下的美國，逸出常軌，而讓許多人人頭落地。「陰謀理論」的為害，和它的變形∣∣「國家安全」相同，都必須時時不忘警戒。「國家安全」乃是相信某種「陰謀理論」存在而做的對策，當它把「陰謀理論」極大化，「國家安全」也就成了無限上綱。特務會用「國家安全」掩護非法，其道理和用「陰謀理論」進行羅織迫害或精神騷擾可謂完全相同。

賴特教授最近著作《陰謀文化》一書，該書指出，近代由於世界更趨複雜，不但政爭激烈造成「陰謀理論」大盛，由於人們的不安定感日深，對掌控自己命運的能力也日益薄弱，因而使得「陰謀理論」不但在政治中，也蔓延到了社會現象中。美國人有許多相信愛滋病毒乃是美國政府實驗室所製，美國街頭毒品氾濫，也是美國政府的陰謀。「陰謀理論」的氾濫，所注解的乃是長期以來西方人文精神的淪喪，這個世界已沒有什麼可堪信賴，政府不值得信賴，各種體制也不值得信賴，因而事事都用「陰謀理論」來看待，所顯露的乃是一種新犬儒主義時代的到來。

而在台灣，我們的「陰謀理論」尚未氾濫到社會事務上，但在政治事務上，我們的「陰謀理論」則遠較其他國家為甚。我們的政府犯錯，永遠在自行檢討之前，就以「陰謀理論」來合理化錯誤，而後藉著「陰謀理論」將牽涉證據與真假的問題，扭轉為祇涉及好惡的立場問題，這是用好惡來取代是非對錯、用政治權術來取代司法正義，無所不用其極的「陰謀理論」，不但在蛀蝕台灣的制度，也在摧毀著台灣人民的心靈。

在目前國安局醜聞正如火如荼之際，台聯黨又再大搞「陰謀理論」，他們看不見自己主子的非法濫權，卻看得見別人的「陰謀」，而後用「陰謀理論」意圖塗抹掉非法濫權的事實。「陰謀理論」在台灣真是再好不過的萬靈丹了。稍早前，柯林頓因為性醜聞而受抨擊，當時的第一夫人希拉蕊在電視訪問中祭出「陰謀理論」說：「有一個巨大的右派陰謀在整我的丈失，從他宣誓就職那天就已開始了。」

希拉蕊罔顧事實而談「陰謀」，結果受到全國媒體的噓聲和奚落，後來她再也不敢信口胡言。人家社會對「陰謀理論」能夠警覺，但我們社會卻「陰謀理論」大行其道，讓人夫復何言。

「陰謀理論」是一種政治性的精神錯亂，是一種邪惡的狡猾。它藉著猜測與羅織別人的動機，而製造出一種修辭與論述，然後政治最基本的分寸、責任、尊嚴等盡皆拋棄。「陰謀理論」是一種獨特的語言修辭學，它讓邪惡在語言所造成的簡化和盲點中得以棲息。昔日羅蘭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到了今天，這句話已可改為：「陰謀、陰謀，多少罪惡都靠你而長大！」

諺語：政客的最愛

有些人可能知道，但多數人並不了然，那就是「鐵幕」（ Iron Curtain ）這個詞的發明人，乃是邱吉爾。由他會發明這個詞，顯示出他對語言高度的敏感。因而後來有個學者說他一輩子都在「和句子談戀愛」。

邱吉爾首次使用「鐵幕」這個詞，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他在美國密蘇里州西敏寺學院演講的時候。他說：「從巴爾的海的史特汀，到亞得里亞海的崔斯特，一個鐵幕已落到了歐洲大陸。」

但邱吉爾會用「鐵幕」這個詞來形容第二次大戰後的蘇聯陣營，並非有什麼特殊的靈感。他當然知道，「鐵幕」是歐洲主要劇院裡舞台上的一種裝置，設若劇院的後台失火，舞台的後面就會降下一個鐵閘，將火勢和觀眾席隔離。但這個舞台專有名詞並不普遍。它首次出現於一般讀物上，乃是始於一九 ○ 四年，當時的英國文豪威爾斯（ H. G. Wells ）在小說《諸神的糧食》裡有這樣的句子：「一個鐵幕已落在他（指小說裡的科學家）和外在世界之間。」

而可能真正影響到邱吉爾的，則可能來自他的敵國德國。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納粹第二號人物弋貝爾（ Joseph Goebbels ），他在德國報紙上發表談話說納粹拒絕投降的理由：「如果德國人民放下武器，整個東歐與東南歐，再加上第三帝國，就會被俄羅斯占領，關在鐵屏風裡。」他的德文原文是 eiserner Vorhang ，但德國自己發出來的英譯，則是「鐵屏風」（ Iron Screen ）。學者認為，同時也嫻熟德文的邱吉爾，可能察覺到德國英譯的失誤，它應譯為英語的「鐵幕」，而非「鐵屏風」，於是，他遂由「鐵屏風」，根據他的理解與想像，而發明了後來被使用超過半世紀的「鐵幕」一詞。

在此舉出邱吉爾發明「鐵幕」這個詞，真正要表示的是，由這個例子已可舉一反三地證明他對語言的敏銳能力。由於語言能力超卓，後來的學者們，遂有人說他「進行英語的動員，而後將它的力量送上戰場」，也有人說他是個「修辭機器」和「句子製造家」。他用他的聰明、能力、寬廣的心胸，讓英國人團結到了一起。他是近代幾乎算得上最正面而傑出的語言政治家，把語言的正面功能發揮到了極致。

而由邱吉爾，則必然要提到與他同時的希特勒。希特勒乃是和邱吉爾同樣傑出的語言政治家，他嫻熟語言的操弄，但他那傑出的能力，卻都被他那邪惡的意念所左右，於是他的語言遂成了剛硬、暴烈、仇恨、排他的寄棲之地。希特勒和邱吉爾是二十世紀兩個完全相反的語言魔法師。

不久前，美國佛蒙特大學的語言專家，教授德語和德國民間故事，專長諺語研究的密德（ Wolfgang Mieder ），出版了一本有趣的著作《諺語政治學》（ The Politics of Proverbs ）。這本著作的核心論旨是：語言的建造與操弄，乃是政治的主要成分，而藉著諺語和俗語來操控，則又是其中最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部分，有的政治領袖藉著操控，而將整個國家的心靈完全摧毀，最後是邪惡由語言中跳了出來，成為真實，在陽光照到的世界，營造出一個地獄。而有的政治領袖則藉著語言的操弄而讓國家團結，心靈向上。惡與善之間，決定一切的乃是語言後面的心靈。也正因此，該書遂以兩個專章，對希特勒和邱吉爾做了比較研究。

有關希特勒的語言，近代學者早已做了許多深刻的研究。奧地利學者克勞斯（ Karl Kraus ）即指出他透過語言，對德國人民撒下了一個「欺騙的政治煙幕」，而「絕大多數德國人都無法察覺到隱藏其後的實體」；而德國學者雅可布（ Hans Jacob ）則藉由分析而指出他的語言乃是「對語言精神的強暴」；另外的學者格里士威利（ Detlev Grieswelle ）則特別注意到希特勒話語裡，有著一種他自稱的「棒槌策略」（ Hammerschlagtaktit ），那就是他的話都不會有論證∣∣因為論證是蛋頭學者們的事，因而他的話祇有定義、分類，以及兩極化的或此即彼。近代有許多學者對他那本一共發行了九百八十四萬冊的《我的奮鬥》（ Mein Kampf ）做了各種角度的分析，在他的語言表述方式及邏輯裡有許多發現。

例如他的剛性指令：「對猶太人沒有條約，祇有堅強的這樣或那樣。」「祇有今天會服從的人，明天才可以指揮。」「一個領袖，一種群眾，一個國家。」「說話是銀，沉默是金。」「時間已經來到，所有時刻全世界最邪惡的猶太敵人，至少要讓他們停止角色一千年。」

例如，他很善於從《聖經》裡找諺語，而後賦予它另外的脈絡意義。〈出埃及記〉和〈馬太福音〉都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個諺語，他即用來說：「歷史上第一次，『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個猶太法律將付諸實現。」學者們指出，希特勒乃是「很清楚地以意識到的原始夾槓（即口水）來統治人民」，由於一般人民的思辨能力不足，他們喜歡聽能夠懂得的話語，因而從諺語裡找句子，挑動出人們的原始喜怒情緒，遂成了希特勒語法裡最大的特色。諺語乃是人民傳統經驗的總集，它有許多是人民素樸的智慧，但也有很多是舊價值與舊偏見的集合，而希特勒最善於操弄後者以獲得俗民的擁戴。人們不能忘了，希特勒在他的黃金時刻，可是頂有人氣的。當他說道：「人民在哪裡，勝利就在哪裡。」人民怎麼可能不著魔得歡欣鼓舞！

再例如，希特勒使用諺語，非常講究正反、對偶，俾藉此形成一種「全稱性」及「整體性」的印象，從而讓所有的論證都變得模糊與不可能。他同時也喜歡用充滿權威的口氣，責罵人民「笨頭笨腦」、「容易被騙」等，俾激起人民自歎不如的卑順感和對領袖的崇拜。而像諸如給他「重重的一擊」（ mit einem schlage ）等暴力語言更是不斷出現。

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乃是語言學的一個範本。它可以讓人瞭解獨裁語言的語法，可以知道二分法對群眾是多麼的有號召力，也可以讓人理解到如何藉著卸責而將人民的憤怒拋給替罪的羔羊。從今天的角度回頭去讀，它當然已成了諷刺的證據，但誠如學者們所說的，它那種假先知、偽神諭的語言操控技術，卻仍然令人歎服。他藉著諺語的活用和轉殖，創造出一種剛性、暴力的語言氛圍，思想在其中被解消，而仇恨則在裡面被種下。希特勒證明了「邪惡在語言中」的道理。

也正因此，由此也證明了去探索語言背後的思想與邏輯是如何的重要了。祇是他那個時代的德國人缺乏了這樣的能力與自覺，因而在希特勒自掘墳墓的過程中，許多德國人民也就一併的成了陪葬。

希特勒是語言魔法師，邪惡的那一種。邱吉爾也是語言魔法師，但不邪惡。他靠著六大冊的《第二次大戰史》獲得一九五三年諾貝爾文學獎，文學家們當然為之譁然，但語言和修辭學家則認為他乃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修辭大師，並在修辭中維繫了人類的價值。有位他的友人說他的一生「有如一篇長長的語言，但他不是說說而已，他是在宣道」。

邱吉爾和希特勒相同，都喜歡使用百姓能懂的諺語。有學者研究他所寫的六大冊《第二次大戰史》，即發現它的諺語在全書四四 ○ 五頁裡多達四百一十則，平均十‧七頁有一則。另外有人遍查他全部的出版品計三萬七千頁，諺語則出現三千三百次。這也就是說，使用諺語乃是他的嗜好，也是他認為的最好溝通工具。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七九二頁裡用了五百次諺語，就頻率而言，邱吉爾似乎少了一大截。但最大的不同，乃是希特勒藉語言散播仇恨，而邱吉爾則要藉語言創造團結。

因此，對邱吉爾的語言研究也同樣多。他喜歡使用各種隱喻與轉喻，喜歡用「我們」這樣的字眼，有關航海、氣候、自然的各種比喻乃是他最喜歡使用的諺語類型。由於他的語言和使用的諺語比較乾淨，因而他的語言表述遂不至於有太多的後遺症。他在語言中所創造的，乃是一種捍衛自由的價值信念。邱吉爾不會使用承載了舊價值的諺語。

由希特勒和邱吉爾的諺語使用比較研究，它證明了諺語學上的一個重要論點：諺語乃是一個社會平常百姓的經驗累積，諺語的庫房裡，既藏著智慧，但也藏著偏見或古代的狹隘，因此，心靈光明的政客或知識分子，遂必須對諺語加以思辨，多闡發智慧的諺語，而批判及少用隱藏著偏見的諺語。密德教授在《諺語政治學》裡另外用了兩章，分別討論兩則美國的惡劣諺語，一則是歧視及仇視印第安人的諺語：「唯一的好印第安人，乃是死印第安人」（ The Only good Indian is a dead Indian ）；另外一則乃是歧視華人移民的惡劣諺語：「 No tickee, no washee 」，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請勿賒帳，否則拒洗」，它主要是藉著這個文法及發音都不對的破英文，來諷刺中國人洗衣店的小氣吝嗇，英文不好，祇會做這種低下的洗衣行業。美國家教不好的兒童，到了今天還會用一些破英文如 workee, thinkee, ricee, gettee, smokee, drinkee 等來諷刺中國移民的英語發音不好。

以上兩句美國諺語，皆為十九世紀所出現，它們都反映出那個時代美國一般人對印第安人及華裔的偏見，而這種偏見所凝聚而成的諺語，當然應予批判揚棄。由這兩句諺語也反映出，政治人物在使用諺語時，對諺語內所隱藏的價值必須格外敏銳。希特勒善於使用舊價值或壞價值的諺語，邱吉爾則反是。在選用諺語中，我們也就看到了政治人物的高尚或低劣，甚或邪惡。

邱吉爾和希特勒使用諺語的善與惡，對我們社會也喜歡使用俗諺的政客們，應有什麼樣的警惕和啟發性呢？

《 貓言貓語 》

有些人是自己有陰謀﹐卻指責別人有陰謀；

有些人是自己有「被害妄想症」﹐卻抹黑別人有「被害妄想症」 …

這就是所謂的「賊喊抓賊」，永遠一喊再喊、喊不完 …

我在「老百姓好苦」這位網友處﹐在回應中寫了這麼一句話 ——

「很多名為警察、律師、總統…的人﹐實為流氓、無賴、騙子…」 。

很多看似高尚的 ‘ 人 ’ ﹐其實是下流卑鄙的「牲畜」；

很多看似甚麼都有的人﹐其實一無所有﹐最後連自己都失去 …

至終只好在一個「火是不滅的、蟲是不死的」地方永遠悔恨﹐因為他們不肯悔改。

悔改﹐是往回走的結果；悔恨﹐是往懸崖下跳的結果 …

不肯悔改的人﹐就只好永遠悔恨 …

這些話﹐不想信的人﹐可以不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