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李敖不是大師，是我以前連想都沒想過的事。可是最近翻閱他的得意作：《大江大海騙了你》。才驚覺李敖只不過是雜學淵博，要稱「大師」，那還遠得很！？

       看陸客在網路留言（大意）說：即使在戒嚴時期，李敖一樣可以自由研究、自由寫作、還可以自由交女朋友。言下不無欣羨之意。講白了，就是你李敖好僥倖逃到了臺灣，在「蔣」天保護之下，可以恣意的抒發快意恩仇，你才能博得「大師」的虛名，要在「毛」下，哪還有你李敖？！

        翻看「大江大海騙了你」第143頁，標題是＜我看不起跟蔣介石的知識份子＞，內容為：

     「像戴高樂看不起法國國會議員一樣，我看不起來台灣的知識份子，因為基本上，他們是蔣介石的人馬，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兵敗如山倒，逃到台灣，為維繫所謂道統、政統、法統或什麼什麼統，從故宮的六十五萬件古物以下，能搬到什麼都朝台灣搬，其中人馬自然在內，蔣介石想搬知識份子，但信譽破產，知識份子不跟他了，以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選出的第一屆八十一位院士為例，跟著偽政府到台灣的，只有九個人，占院士總數的11.9%，去美國的十二人，占院士總數的15%，留在大陸迎接解放的達六十人，占院士總數的74%，光在這一範疇，就看出人心所向，相對的，來台灣的是什麼貨色，也就可想而知了，蔣介石搬到的知識份子是雜碎。」

       李敖說對的是當時的表相，至於此後數十年，客觀的比較知識份子整體表現和受到的對待（群體命運），我們才能說來台或留陸的知識份子，誰比較高明。

        一、就知識份子整體表現而言：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桃樂絲‧奈思比(Doris Naisbitt) 合著《中國大趨勢》：「1949年到1976年間，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把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中國，熔化成一片廣大的灰色群眾：飢餓、孤立、受教條所綑綁，在國家體制以外的任何作為都是非法的。教育和知識受到譴責，大學關閉。」大陸人民都變成了藍螞蟻，生活在「共慘」世界。

       相對的，台灣在國民政府領導下，隨著土地改革及經濟建設的逐步落實，人民的生活獲得大幅改善，台灣創造舉世知名的經濟奇蹟與政治奇蹟。

       特別是讓台灣大幅翻身的十大建設，陶涵（Jay Taylor）在《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寫著「蔣經國是在世界能源危機，全球經濟走疲的大環境下，推出此一雄偉的建設開發計畫。」「有些觀察家說，適逢全球經濟大危機，台灣沒有力量完成這些宏偉計畫。蔣經國的答覆是：『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李國鼎等人，受到蔣院長熱誠的號召，支持絕大部分的十大建設項目。」                                                                                                                                                                                                                                                           

        兩岸分治之後的第一個三十年，鄭竹園著《台灣經驗與中國重建》總評指出：「由於經濟制度與發展策略的迥殊，無論在經濟成長、經濟穩定、產業結構、所得分配及生活水準各方面，台灣經濟在過去三十年的成就，均遠在大陸之上。」

        二、就知識份子受到的對待（大師群體命運）而言：

    （一）經過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到1956年毛澤東鼓勵知識份子說出心聲的「大鳴大放」運動，事實上是「引蛇出洞」的「陽謀」，以便一網打盡漏網之魚（對中共還有意見者）。留在大陸的「大師」們，各個早已面目全「灰」。能熬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也只剩半條命了。等到「文革」颶風一起，這些「大師」，包含之前害人的，又都成了「大苦旦」，任人凌辱。

    對於「文化大革命」，連大陸前領導人鄧小平1988年都說是「十年浩劫」。作家無名氏在《花與化石》寫下他的感受：「文革像一場持久的十四級颱風，颳得幾乎人人可怕，人人自危，人人朝不保夕。」現任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則說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焚書坑儒』」。

    （二）耗時八年、查閱近千萬字珍貴資料，所完成的史詩級鉅著。（如果是李敖完成的那有多好！）大陸作家岳南追尋抗日戰爭爆發前至1949年後的民國知識分子流亡故事。完成120萬字的《南渡》、《北歸》、《傷別離》三本著作。經過比較後，他獨尊傅斯年與其他來台學者，把留在大陸的學者「踩在腳下」。

       請看他在共同自序文中的客觀敘述：「隨著國共內戰爆發，兄弟鬩牆。這些大師不得不在內戰的砲火聲中無奈地作出人生抉擇。其結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胡適、梅貽琦、傅斯年、李濟、董作賓、錢穆、毛子水等等，攜家帶口，同時帶著他們的個人理想和主義，越過台灣海峽，進行第二次南渡，最終『歸骨於田橫之島』」（傅斯年語）（田橫：盡忠賢能之士）而陳寅恪、葉企孫、饒毓泰、曾昭掄、吳宓等一批大師，則在南渡中，突然改轍更張，回驀故土，倉皇張望，不知如何適應。終於在大時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後情境淒涼。更有一批北歸後原地不動的知識分子，堅守故土，積極改造。其晚境不是投湖，便是上吊自殺。如向達、…陳夢家、傅樂煥、穆旦等等。也有一部分在『文革』中投靠江青等權貴，紅極一時，如馮友蘭、周一良等。最終又陷於世人皆曰殺的尷尬之境。令人欲哭無淚，扼腕浩歎。」

   （三）台灣學者武之璋評李敖「大江大海騙了你」之關於中央研究院院士：

       「事實上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無論原屬左派陣營或不屬國民黨的變節份子，中共建政以後的命運大約可分三類：一類是飽受毛澤東羞辱迫害而意志堅強不屈者，有的自殺了，如老舍；有的改寫與政治、思想、文化無關的文章苟且偷生，如沈從文改行考古，陳寅恪寫小說柳如是別傳；有的變馬屁精，如京城三大不要臉之一郭沫若。但是佔最多數的是不敢反抗、又不願賤賣人格，在飽受精神虐待的氣氛中卑微地活著，最可憐的是梁潄溟，鼓起勇氣質問毛澤東以後，在台灣享有盛名，以為梁是威武不能屈的骨鯁之士，梁在國民黨時代確實是一個有風骨的知識份子。一直到改革開放，大家才發現他頂撞毛澤東一次以後，被毛批鬥、恐嚇，後來精神、意志全部崩潰，花了十年的時間寫了一本肉麻無比、向毛澤東交心的書「我的努力與反省」，否定過去的一切學術成就，歌頌毛澤東思想、感謝毛主席指引。梁的下場是向毛澤東徹底降服以後的自污、自殘、自賤，這對瞭解他前半生的讀者而言，這種下場比『死』、比當『漢奸』更悲慘！

       除此以外，1949年不願到台灣的藝術家們，也無一有好下場，結局不是死就是瘋，至少在文革結束前，所有的學者、藝術家都沒有作品。

       1949到文革結束是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浩劫，這段歷史連大陸學界、大陸中央領導都認為文革殘害了一個世代的知識份子。

       比較起來，來台灣的知識份子幸運多了，蔣至少不會殘害知識份子，至少給知識份子除了推翻政府以外的學術、言論自由。

       李敖看不起跟蔣介石來台的知識份子，難道留在大陸的選擇毛澤東的知識份子比較高明？難道他們不後悔留在大陸？蔣再壞終兩蔣時代，台灣沒有出現過像郭沫若那樣不要臉、像梁潄溟那樣軟骨的讀書人。」

       心痛的看完上述三段，回到1949年代，在國共上演名人爭奪戰中，這些「大師」都有機會來台灣繼續發光發熱。但去留之間，唯一的差別就在「大智慧」。

      以當時最受矚目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為例。正忙著籌備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週年校慶。中共方面積極爭取胡適留下來，不僅通過廣播明確宣佈：只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中共保證北平解放後仍讓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而且通過城內的地下黨員，包括胡適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時的得意門生吳晗曾兩次登門勸其留下，並轉達毛澤東的上述意見。但胡適卻反勸吳晗： 「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師徒二人不歡而散。面對國民黨政權即將徹底崩盤的局面，胡適表示：「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持蔣總統的。」

       雖然不捨，終要離別。針對中共，胡適臨走時，勸勉、提醒北大同仁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被近日大陸網友評為 ：「可謂獨具慧眼。後來的幾十年完全印證了他的判斷。」

      胡適南渡之後，中共仍然想盡辦法要拐他回去，包括在香港刊出《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1950年1月9日，胡適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自由》作為回應，說陳垣他們現在「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足見他是從骨子裡看透老共產黨的真面目。

       至於勸胡適留下的明史專家吳晗，黃河清論述＜ 1949年後的「國學大師」＞，其中寫到「吳晗，清華大學教授，北京副市長，早年加入民盟，又加入中共，明史專家，為中共寫了許多文章劇本；文革中以《海瑞罷官》和《三家村札記》見罪，遭數百次批判鬥辱，跪玻璃渣，流沙灌頸，頭髮拔光，唾沫淹身，1969年獄中自殺。」

       以毛澤東為首的老共產黨黨員，當權後極度仇視知識份子（包含大師在內）。1969年，即便被前台大校長傅斯年誇為：「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的陳寅恪，黃河清指出他 :「在文化革命中遭批鬥至死，死前從床上爬起摸索著（已完全失明）欲尋一口水喝不得而倒斃床腳邊。」

     「大師」的可貴，在有「大智慧」，能「見樹也見林」，直透本質。並能合乎時宜、以動態觀點取精用宏。就像孫中山所說「智之云者，有聰明有見識之謂，是即為智之定義。凡遇一事，以我之聰明，我之見識，能明白了解，即時有應付方法，而根本上又須合乎道義，非以爾詐我虞為智也。」也就是說在面臨抉擇時，能在兼顧義、利的情況下做較好的決定。才是真正的智慧。而「大智慧」則是「在面臨重大抉擇時，能在兼顧義、利的情況下做較好的決定。」

       由此觀之，整體而言，1949年代，跟隨蔣介石來台的知識份子，比較有「大智慧」，足稱「大師」；留在大陸、選擇毛澤東的知識份子比較缺乏「大智慧」，都是「山寨版大師」。既然是「山寨版大師」，也難怪會被大陸學者岳南「踩在腳下」。而李敖對此一議題的見解，顛倒黑白，哪有「大智慧」可言？！武之璋說得很明白：「李敖為了反蔣，什麼顛倒黑白的話都敢講。」

       1949年代，李敖還好僥倖年少來台。要是當時他已長大成人，以他的智慧做抉擇。大概其下場，不脫武之璋所分析中共建政以後，留在大陸知識份子的三類命運。李敖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且將恩人視為寇讎，不智之至，何「大智」之有！？

       昔有趙高，指鹿為馬；今有李敖，以不智為智。鹿不為馬，明矣！不智之舉硬拗為智，李敖自矇心眼可矣，又豈能盡矇天下人之眼。

       比對筆者所著＜認知發展與人生境界的匯通＞一文，在五境界中，李敖屬於認知第三階段，僅達中等，不足以稱大師。

       雖然李敖不是真大師，但樂於捐款，也算是具有人道關懷，擅長舞文弄墨的文壇巨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