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咖經濟學 人性是利他還是自私   1150218

這是一個類似中國古人探討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的問題

1964年3月(我出生4個月後)一個又濕又冷的紐約市夜晚，發生了一件可怕的刑案，這個案子顯示出人類是地球上最殘忍自私的的動物。一位名為吉諾維斯的28歲女子下班開車回家，她在下車後走回奧斯汀街一家商店樓上的公寓，不久在路上她被一名男子用刀剌殺，案發現場在奧斯汀商店街前的人行道上，她高聲大叫，對街有一棟10層樓的公寓，住著很多戶人家。

剌殺吉諾維斯的人名為摩斯里，他回到自已的車子倒車離開那個街區，同時吉諾維斯蹣跚拖著腳步，向她居住的公寓走去，沒想到凶手再度折回，再瘋狂刺殺她至死，然後開車回家。

摩斯里29歲，同是住在紐約的皇后區，其妻子是名護士，育有兩名子女，在摩斯里開車回家的路上，他發現有一輛車停在紅燈前，車上的男駕駛趴在方向盤上睡著了，他下車並未傷害或搶劫他，而是叫醒這名男子，這時他做了一件利他的行為，第二天摩斯里照常上班彷彿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這件刑案很快變成紐約最轟動的新聞，並非凶手摩斯里是名精神病患者，這名外表上看起來正常的人沒有犯罪紀錄，事後調查他有怪異的性暴力史。案件轟動的原因，也不是因為吉諾維斯個人的一些特性，她是酒吧經理、女同性戀者，曾因賭博罪為捕，此案之所以會轟動紐約，全係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的一則有關案發經過報導。

這篇報導的大意：在長達30分鐘的時間內，皇后區38位正派守法的市民，竟眼睜睜地看著凶手攻擊追殺吉諾維斯，卻沒有一個人打電話報警，只有一名目擊者是在吉諾維斯死後才報警。

這一篇紐約時報的報導雖然只有1400多個字，但卻立即產生爆炸性的影響，社會上普遍認為，這38名目擊者代表了人類文明的卑劣性，政治人物、神學家、報紙的主編都嚴厲譴責這些冷漠的鄰居，還有人要求公布這些鄰居的姓名、地址，讓社會公眾對這些人進行公審。

這件事在接下來的20年深深地震憾美國社會，還引發很多學者捨棄研究「納粹大屠殺」之類的問題，改而研究「旁觀者的冷漠」。事發30週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到紐約市，記者會上他談到這件凶殺案，並表示當時的社會每一個人都是孤伶伶的身處危險中。事發35年後學者葛拉威爾在其社會行為輰銷書「引爆趨勢」中，引申這個例子作為「旁觀者效應」的例子。案發後40多年間最輰銷10大社會心理學大學教科書中，全都有探討到吉諾維斯這件凶殺案的群眾心理。

作者身為經濟學家，雖然經濟學總是談及人們是如何的自私自利，但對這個個案還是覺得很反常，人的冷漠真的到如此強烈的深沉疑問。

美國的暴力及財產犯罪率，在1950年代之前一直維持穩定且相當低的比率，但到了1960年犯罪率高出1950年的50%，到了1970年犯罪率提高到4倍，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很難論斷原因。

原因之一是美國的刑事司法體制，1960年平均每件犯罪的拘捕率明顯降低，不僅是警方破案的比率降低，被捕者最後因為有罪入獄的數量也減少。在1970年平均一名罪犯吃牢飯的時間比1960年少了60%，所以犯罪率升高的原因之一是犯罪受罰率降低。

戰後嬰兒潮是另一個原因，因為1960年到1980年間美國15到24歲的人口增加了40%，而這個年齡層是高度犯罪危險的年齡層。

電視的普及或許也是原因之一，美國有部分地區1945年開始收得到電視訊號，到了1955年則普及全美，經過比較較早看電視的城市與較晚看電視的城市，在犯罪趨勢上有著顯著差別。電視的問世是否對城市的犯罪率造成明顯可辨的影響?

統計顯示這兩者有著關聯性，15歲的青少年每早一年看電視，在暴力及財產的犯罪率上有上升的情形，到了1960年代電視對犯罪率造成的影響是：暴力犯罪提高25%，財產犯罪則是提高50%。

作者表示，看電視的小孩沒有得到適當的社交，或是受了電視的犯罪情節的影響，更有可能是父母忙著看電視，怠忽了當父母的職責。

在我們的通常認知中，社會上難免有一些犯罪的壞蘋果，但這無法解釋為什麼在吉諾維斯被害深夜的皇后區，沒有一個人展現出利他的行為?經濟學家貝克進行了一些利他行為的研究，他認為在商場上自私的人，私底下對熟人是非常利他，他也預測這其中有策略性成分。

後來貝克的這個觀點得到三位經濟學家的實證，他們使用美國政府的長期調查資料證明，成年子女若預期能繼承一筆巨額遺產，他們比較會探望到住在退休之家的年邁父母。而且這些富有的老父母至少要有2個子女，有了競爭關係，子女會增加對父母的探望。表面上是傳統家庭內的利他行為，其實也存在有利益計算。

經濟學家向來以一個理性且自私的人「經濟人」的角度，看待經濟相關事物，但美國的公益捐獻又相當顯著，每年約有三千億美元的慈善捐助，遇有造成重大死亡的風災或地震，民眾們總會慷慨解囊。想要探究真實世界，人的自私或利他的背後意圖，卻是相當困難。

因為有太多的因素混亂了利他或自私的心理背景，於是有經濟學家試著採用另一種不同的方法，既然真實世界的利他行為這麼難以衡量，那為何不剔除真實世界的複雜性，在實驗室研究這個主題。

他們使用博奕論囚徒困境的啟發版：「最後通牒」賽局，開始是由參賽者甲拿到20元美元，然後甲決定要給另一個參賽者乙多少錢，若乙接受則交易成立，乙不接受則甲乙雙方都空手而回，而且在賽局前甲、乙都已知道這個賽局規則。

在經濟學家的眼中，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乙就算拿1分錢回去也總比空手而回的好，所以經濟人的甲應該只給乙1分錢就可以，然後把19.99美元納入口袋。

可是經濟學家錯了，一般人在玩這個賽局時，並不會採用這個「最佳策略」，乙通常會拒絕3元以下的分配，他們鄙視偏低的提價的程度，已經到了寧願玉碎的地步，不過偏低的提價也很罕見，通常甲方會提價6美元，甲提出如此高額的提價為的是避免乙的拒絕。在這個賽局的規則下，甲會提價到6美元算是十分慷慨。

這是否是利他的表現?也許是也許不是，甲會這麼慷慨提議，本身也是有利可圖，看似利他的行為幾乎潛有自私的動機，於是再演變出新的版本，稱為「獨裁者」賽局，在這個賽局，只有甲有權決定要給乙多少錢，乙不得為任何選擇，所以名之獨裁者賽局。

在此賽局中直接切入「利他」衝動核心，甲有兩個方案：一個是甲乙雙方平分；另一個是只給乙2元，乙沒有權利拒絕。或許有很多人認為，實驗中甲採取給乙2元的機率極高，但是很難想像，在實驗中有75%的甲會平分這20元。這個實驗在我的看法有問題，因為對甲而言，這20元是天上掉下來的，就算是平分，甲還是有賺頭而且對乙也不會太內疚，這才是主因。不然直接要甲從自己的口袋拿出這20元看看，甲應有極大可能連2元也不給。

這兩個賽局得到這麼令人注目的結果，很快也在學術圈中延燒起來，有無數版本進行無數次賽局實驗，而且不只經濟學家，連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及人類學家都加入這個行列。

有一群知名學者走遍世界各地，在15個小規模社會中檢驗人類的利他行為，從非洲坦尚尼亞到西蒙古。他們都得到一個相同結論，人類有施捨助人的行為，在獨裁者賽局給予甲完全的選擇，結果他們發現甲通常會提供4元，相當總金額的20%。這個獨裁者賽局實驗有個bug，我上一段已經提到了。

這個賽局的訊息，讓非經濟學家覺得滿足、對經濟學的經濟人論點感到幸災樂禍，經濟學家長期擁抱的「經濟人」已經死了。對經濟學家而言，這個實驗結果是一個壞消息，經濟學模型的最基本立論被破了。

長期以來器官移植的需求，遠大於器官捐贈的數量，在歐洲部分國家甚至通過「推定同意」的法律，只有死者或其家屬聲明不同意器官捐贈，否則政府有權取得他的器官，雖然如此腎臟的供給始終短缺。

人類有兩顆腎臟，捐一個給他人仍可以正常生活，活著同意捐一顆腎給家人、好友這是常見的事，但如果是一個沒有家屬或朋友關係的人，是否會有人願意捐贈一顆腎臟，成就這種利他的行為?當然若是賣一顆腎有利可圖，那就成了窮人的選擇，為此大多數的國家都是拒絕器官買賣，只有黑市器官市場存在。結果卻是在醫療界腎臟的來源，遠不及實際所需。這是因為人類的自私行為嗎?

在「最後通牒及獨裁者賽」引發實驗經濟學熱潮，它又開發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行為經濟學。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將頒給史密斯及卡尼曼，特別是卡尼曼的「決策研究」為行為經濟學奠定理論基礎。

有位新一代的實驗經濟學家「李斯特」，他從大學時期開始進行一些古怪的實地實驗，並發現：實驗室的發現，不一定在真實世界裡存在。有次他在維吉尼亞州的展覽會上進行經濟實驗。

這實驗很簡單。顧客從李斯特訂定4到50元的五種價格中，選一種價格並拿到現金，然後再由其商販對此一價格賣出一張棒球卡給顧客。在這個實驗中顧客必需先向商販出價，因此商販有著可以欺騙顧客的機會，他可以給一張低於出價的棒球卡，而且商販還有另一個優勢，就是他們熟知每一張卡的實際價格；雖然顧客則有選擇出低價的權利。

實驗的結果如何?平均而言，顧客的出價相當高，商販也給予相當價值的棒球卡，意味著雙方互相信賴，而且都得到公平的回報。李斯特對此並不表示驚訝，因為先前在實驗室中以學生為對象，進行相同實驗，結果也是一樣。不過這二次的實驗都有研究員在旁邊仔細他們的行動。

接著李斯特再進行另一項不同的實驗，這一回在真實的交易會場進行，他隨機招募顧客，向商販選購棒球卡，最重要的是商販們並不知道有這項實驗存在，而且也不知道有人在觀察他們。

遊戲規則也很簡單，顧客可以選擇兩種方式之一，向商販提出交易，一是直接告訴商販：我出20元，請給我值這個價值的○○球星棒球卡。另一種是：我出65元，請給我最值這個價格的○○球星棒球卡。

實驗結果如何?先前表現正直的商販，在真實的交易中，一再欺騙顧客，不論出價是20元或65元。李斯特還發現一個差異，外地來的商販更常欺騙顧客，這是有道理的，本地商販會比較關心自己的商譽，甚至擔心顧客在查價後發現被騙了，會拿著棒球棒來找他們算帳。

這個真實交易會場的欺騙行為，讓李斯特懷疑他先前觀察的「信任與公正」根本不確實，或許它們只在有人在旁觀察下，才會出現的結果。利他這個主題的研究，與真實情況會不會也是如果。雖然那些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已經贏得非常多的支持與喝釆，包括諾貝爾獎，李斯特越是思索，就越加懷疑，那些實驗的發現根本就錯了。

李斯特再對獨裁者賽局做出改變，為明確人類是否有天生利他的傾向，於是設計出下列四種獨裁者賽局。

第一種：給甲一些錢，讓其決定給多少錢給匿名的乙，可以全部給、部份給或是全不給，結果甲平均給乙25%的金錢。

第二種：同第一種再加上「甲也可以選擇從乙手中拿走1元」，按理這種設計跟第一種的賽局應該有相同結果，沒有想到結果竟然是：35%的甲會給乙部分錢，45%的甲不給乙半毛錢，還有20%的甲不僅不給乙錢，反而從其手中拿走一塊錢。奇怪?那人類利他的傾向到哪裡去了?

第三種：給甲、乙各同額的錢，讓甲決定可以給乙多少錢或是可以從乙手中偷走任何數額的錢。結果很驚人，只有10%的甲會給乙錢，有60%的甲不給乙錢，還偷走乙的錢，其中有40%拿走乙的所有的錢。怎麼原本利他的人會突然變成一群賊?

第四種：條件如第三種，但甲、乙必需先工作才能拿到錢，因為都是靠自己辛苦工作賺錢，有28%的甲會偷走乙全部的錢，有66%的甲不會給乙任何錢，也不會偷走乙的錢，也就是說只有6%的甲會給乙錢。

第四種獨裁者賽局是最類似人類社會的環境，因為需要工作才能取得金錢，這是最有說服力的一點。也就是我前頭講的甲如果不需成本的錢，甲當然給的很大方，但如果這錢是甲的工作所得，那結果就不一樣了。

那麼獲獎的行為經濟學家所謂的「人類明顯利他」傾向，要怎麼解釋，李斯特認為大多數人顯然錯誤詮釋他們的資料，這些實驗有瑕疵，這絕不是真實世界的利他行為。

李斯特出身一個卡車司機之子，經過努力苦學爬進行為經濟學界菁英之列，現在李斯特忠於自己的科學理念，他必需背叛這群學者，隨著他實驗的發現外流，他突然變成「行為經濟學領域最被痛恨的人。」李斯特起碼可以安慰，他的發現幾乎是正確。

我突然有種感覺，諾貝爾獎中，和平獎是最政治，經濟學獎是最容易騙到手，我常說的一句話：社會學科不是科學。

先前這些實驗室的洞察有著一些不可信的因素：

第一，是選樣的偏差，早在李斯特之前就有經濟學者提出，在大二學生的實驗中，這些樣本都是自願參與者，相對拒絕參加的同學，他們本身就有意願對科學做點好事，這些學生相對也有較高的配合度，也是比較會行善者。

第二，污染實驗室的原因是有人觀察下，人類的行為也可能因此改變了結果(這怎麼有點像量子力學，原本是隨機態，但一有人觀察立刻塌縮成單一的態樣。)可以想像這些參加的實驗的學生知道教授在旁觀察，而且這20美元是不勞而獲，應該沒有人會在別人面前表現出貪婪吝嗇，於是決定將這20美元分出去。

不知道設計這種賽局的經濟學家為什麼沒有想到這些問題?我一看到這設計就覺得太假了，而且最後竟然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

作者認為除了「選樣偏差」及「監視觀察的影響」，還有另一個因素要考慮，人類的行為受到很多誘因的影響，包括社會規範、參考他人的行為及本身的過往經驗，這些可以概括為「環境因素」。我們的行為表現決定於特定環境及特定誘因之下，所為個人認為最有利行為，這就是「理性行為」，經濟學不就是談「理性行為」嗎?

只要有適當的誘因，人的善惡都能被操縱

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看似利他的行為，似乎不是那麼純粹，大多數的施予是經濟學家所謂的「非純粹利他」行為，會施予他人並非只是想幫助他們，也因為這種行為可以讓自己看起來有善心、心中有好的感受或是減少心中的不安。這或許可以瞭解，那麼多美國企業家在死後會將大多數的財產做公益捐贈，或許他們認為這個行為可以讓他們拿到進入天堂的門票，雖然他們在生意上是多麼惡劣沒良心。

如果說李斯特的研究證明了什麼?那應該是我們錯問了一個問題「人類天生有利他的傾向」，人就是人，他們會對誘因作出反應，若是你能找到正確的手段，幾乎都能操縱他們，不論是善良或是訝惡的操縱。

個人感覺：民主變獨裁或是文明變野蠻，也是可以在誘因操縱下迅速發生改變。

吉諾維斯小姐故事的真相

有關這件刑案後續的文章、研究、論述，都是基於紐約時報那篇令人憤慨的報導，這篇報導在案發兩週後才刊登，起因是紐約時報的編輯與警察局長共進午餐時，警察局長提到有38人目賭吉諾維斯，但沒有人報警。於是就有這篇驚駭的報導。這記者從這個案子，寫出一本暢銷書「38人目擊者」，並成為紐約時報的總編輯。

有人找到幾個與事實不符的錯誤，主辦這刑案的檢察官，認為警方所提的38個目擊者依據有問題，他們總共也才找到7名目擊者。另外一個當年15歲的目擊者霍夫曼表示，第一次攻擊發生時，他以為是情侶吵架，開窗大叫他們閉嘴，他的叫聲驚醒了他的父親，他父親看到這女子疑似受傷，於是打電話給警察。當年沒有911專線，必需請電信局轉警方，因此耽誤了幾分鐘。

第二天霍夫曼才發現吉諾維斯被殺害，他的父親表示如果報警當時警方有前來查看，就不會發生第二次致命的攻擊。

警方則是承認在發生第二次攻擊時，確實有人報警並且他們很快就抵達現場，而且公寓的其他住戶聲稱在第一次攻擊後，他們就有通報警方。這些都是口述證據，是否可靠很難說，但霍夫曼對他的敘述寫了一份署名宣誓書。這個霍夫曼應是可靠的正派目擊者，年近80歲的他現居住在佛羅里達州，先前曾經在紐約當過20年警察，升至副中隊長後退休。

從頭看完這件吉諾維斯刑案發生的影響，是不是覺得有些驚訝，警察局長與記者朋友吃飯時吹了一個牛，記者為了引人注目寫成駭人的報導，靠這一個報導出書並升為紐約時報的總編輯。引發了經濟學家以此作出「人是自私或是利他」的研究及實驗，還引來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參與研究人性的自私問題。

研究本案的經濟學家用遭污染的樣本、環境進行實驗，創造出所謂的「行為經濟學」，還因為研究出人有利他的天性，還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且認為經濟學的「經濟人」設定是有問題。

最後的結果卻是沒有「行為經濟學」這種東西，人類所為的任何經濟行為，都是理性的選擇(瘋子是例外)，為何會自私或利他的現象，完全是誘因下的理性選擇，我舉二個自己的例子。

有次我到市場買東西，曾經遇到一個老婦人攤商，連加減都有問題，我買了幾件睡衣，她竟然少算了100多元，我直接糾正她的錯誤，並將正確的價金給了她。我是有利他的傾向嗎?不是，因為看到生活這麼困難的老婦人，她少賺100多元對她的影響應該很大，在良心的驅使下，我不忍心讓她受損(這個叫道德的誘因)。我發現有不少攤販的算術都不是很好，常常會少算錯錢，如果及時發現我都會糾正。

另一個是發生在30多年前，有天凌晨二點我開車在臺中市區，遇到紅燈停了下來，等綠燈亮起時，前面的一部車沒有任何動作，我想只有兩個可能：這傢伙突然心肌梗塞了死了或是喝醉了。當時四下無人，我直接繞過去，經過這車時我特別看了一下，只有一個30多歲的男性駕駛，喝醉的可能性很高，我就直接開走了省得麻煩，那我有自私的傾向嗎?需知道民國83年的臺中市治安亂的可怕，路上槍擊案多的很，這個人凌晨二點開車在路上，比較可能是醉倒了，而且他看起來也不像是個「善良百姓」，我直接把車開走，也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那我們再回來中國從古至今的爭議：性善說還是性惡說，其實沒有天生性善或天生性惡，人之所以會為善行或為惡行，端賴當時所受誘因的影響，這個千年爭議也是一個假命題。

這一篇作者寫的很長，引用了一大堆論文，有興趣的可以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