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在日治時期的變化                       1140710

7月4日星期五傍晚，我到艋舺清水祖師廟周遭走了一圈，這是一個臺北市相當老的社區，也是當年「頂下郊拼」分類械鬥的重要戰區。

1853年(約171年前)在此地發生嚴重的分類械鬥。械鬥當事一方係以泉州府晉江、南安、惠安三邑人為主的泉郊及北郊，合稱為頂郊，另一方則以泉州府同安人為主的下郊或廈郊。我原本覺得很奇怪，這頂下郊的商人都是福建泉州府的人，只因是來自不同地區縣域，也會分類械鬥?後來才明白這次的分類械鬥主因在於艋舺碼頭的商業利益。

另外也有種說法，此次械鬥發生原因，是因為同安縣地處泉州府、漳州府兩府交接（比起偏北的三邑，同安地理上較接近漳州；今日大陸的行政分區同安隸屬廈門市），臺灣的同安人於18世紀末開始的臺灣泉漳械鬥中，立場過於中立，並不援救同屬泉州府的三邑人。據此說法，部分學者將頂下郊拚視為漳泉械鬥的餘波。

這次頂下郊拼的分類械鬥，戰敗的同安人流亡遷徙到大稻程及大龍峒，造成大稻埕及大龍峒的開發及興起，原下郊同安人的商業區八甲莊（今老松國小一帶）則在械鬥中付之一炬。

查了一下這次械鬥的經過

1853年初，閩南漳州泉州兩地發生了天地會民變，臺灣經濟與民心也受到這民變的影響。下郊同安人對於頂郊三邑人霸佔碼頭與艋舺龍山寺深感不滿，蠢蠢欲動。(請注意：此時剛建好的龍山寺是三邑人的行政中心，而且三邑人還擁有團練、稅金及巡更等公共事務權力，而且三邑人的人口數也比同安人的人口數多。)

三邑人見到同安人的不滿狀況，在取得三邑人大老，黃、林、吳三姓世族同意後，即以艋舺龍山寺作為其作戰指揮中心，先行主動攻擊同安人，請注意：是人多的三邑人認為同安人對其有威脅，故先行主動攻擊同安人，這種情形從古到今不斷在發生，至於同安人真的具有那麼強大的威脅性及武力嗎?從械鬥的過程及最後械鬥的結果來看，顯然同安人的威脅說法是被高估了，這不重要，因為這只是械鬥開戰的藉口而已。

兩方人馬於是於八月展開械鬥，各有攻防，不久設於艋舺的新莊縣丞署，海山堡潭底公館等兩官署，遭兩方人馬焚毀(這兩個官署連自衛的能力都沒有，可見當時真的是沒政府了。)

三邑人在人口數上佔有優勢，但是三邑人所居的龍山寺、舊街（今西園路）與蕃薯市街（今貴陽街）三地與同安人所居之八甲莊(今老松國小)，正好隔著安溪人所建的艋舺清水巖祖師廟，而且當時池沼遍布(不然從現今的道路來看，老松國小往西到西園路，左轉不遠就是龍山寺，兩地距離實際上很近。)

因為地形地勢的限制，所以三邑人難以進行大規模的攻擊，於是三邑人向中立者泉州安溪的頭人白隆發借道，三邑人透過威逼利誘，欲毀安溪人信奉的祖師廟，以便攻進八甲莊，並承諾事成之後，會幫助安溪人重建廟宇。白隆發被迫同意，將清水祖師神像徙出，任由三邑人燒毀廟宇攻進八甲莊，但等到三邑人在械鬥事件打走了同安人後，三邑人卻違背了當初許下的承諾。

三邑人在此次的「頂下郊拼」分類械鬥最終得勝，如願佔得了艋舺地區大部分商業利益，但三邑人並未依先前約定幫助重建安溪人的艋舺祖師廟，白隆發責問三邑人，三邑人於是捐獻了一對龍柱，聊表意思，白隆發對此也無可奈何，只好轉向安溪人募款重建。

安溪人於募得兩萬五千銀圓後，開始重建清水巖祖師爺(那天我到清水祖師廟時，還有募款箱為廟重建募款中)，工程於1867年開始整修，遲至1875年才完工。清水祖師廟原有三殿，格局完整，目前僅剩三川殿及正殿。後頭有一大片空地，空地上舖有傳統紅色地磚，並留有不少頂廟柱用的頂柱石及兩根龍柱，這些頂柱石及龍柱看起來年代十分久遠，我心想這兩根龍柱該不會，就是三邑人所捐，藉以聊表心意的那一對龍柱吧?

不知道為什麼，從「頂下郊拼」的過程中，我個人總覺得三邑人做的有些不太地道。雖然打贏了這次分類械鬥，但隨著艋舺商業環境的沒落，流亡到大稻埕的同安人，反而得到了新時代及新世界所帶來的商機。

隨著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在臺灣打了近一百五十多年的各種分類械鬥終於告歇，日本政府的強力統治讓臺灣從無法無天的社會進入法治社會，不過這個法是日本人訂的，臺灣人只有遵守的義務。日本人也有地域歧視，關東人、關西人…之類，當然歧視這些殖民地上的民眾，但至少是用「法」統治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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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立刻日式化的現實

日本剛統治臺灣時，初期階段對臺灣民眾的服飾並未要求日式化，理由也很簡單，臺灣人普遍很窮，連吃飯都成問題了，生活穿著上就是傳統的寬大布衣，至於士紳階級因為較為富有，所以習慣穿著傳統的長袍馬掛或是中式服裝。

1911年2月12日大稻埕公學校禮堂(今臺北市太平國小及永樂國小，兩校原為一所學校，後來延平北路穿過將校區一分為二，永樂國小改名第二公學校。)舉行了一場「斷髮不改裝會」(請注意日本於1895年開始統治臺灣，此時已是統治臺灣超過15年後，可以想想在這15年間，臺北街市有不少人還是留著大清帝國制式的辮子，在街上走來走去，這對統治者而言，似乎也有點不像話。)

日本執政當局找來臺北有頭有臉的仕紳，辦個公開儀式帶頭一起剪去辮子，去除掉這個大清帝國的特有的髮型。這群剛剪去辮子仍身穿長袍馬掛的仕紳們，望著彼此的新髮型，怎麼看都覺得有點唐突及不習慣。為何只剪髮而不易服?因為經濟不好的人家可沒有錢買新式的洋服或和服，辮子問題只需一刀剪去，但易服可是要花錢的，窮人出不起這錢，難不成叫總督府出?

斷髮本身帶有變革開始的味道(記得以前的大清入關的規矩「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 既然原加於身上的髮型解放了，穿著上也就不需受限，依循原傳統服裝，於是臺北地區有錢家庭在服裝上的各式的搭配組合(混搭)紛紛出現，例如有人穿傳統的臺灣布衫或長袍搭配西褲、棉襖搭圍巾、馬掛搭皮鞋及草帽，反正沒有人管你怎麼穿。

試著想像一下那年代的臺北街頭的情景，剛剪去辮子的男人，身穿長袍搭西褲、穿馬掛搭皮鞋或是一身長袍頭上戴著西式草帽、江湖人則是一身黑衣短打，頭戴瓜皮小帽，女生也是混搭穿著，來個中、日、西混搭，是不是有一種很特別的殖民地風格。

當時男生及女生的第一件西服，大多是學校的制服，穿著西服走在路上別有一番不同的風味，特別是1932年臺灣第一家菊元百貨開幕，讓臺灣的女性流行品味升級，貴婦的流行服裝走在時代的尖端(花的起這錢的，當然還是有錢人家，窮人家的女孩只能在旁欣賞及羡慕。)

當年的南街(現今迪化街)是臺灣女性服裝消費的聖地，不同城內高比率的日本人，臺灣人喜好在大稻埕南街逛街購物。於這這裡開了新潮的咖啡屋、喫茶店、布店、服裝店，讓人不用花大錢就可以享受著現代文明感受的小奢華。當年的這些新潮男女，人們臺語俗稱為「黑狗兄、黑貓姊」，我小學1年級時聽不懂什麼大人們稱的「黑狗兄、黑貓姊」是什麼東西，還以為是特種行業的工作人員(因為曾有的酒女被稱呼為「黑貓姊仔」)。

1937年日本對中國戰爭擴大後，總督府為了配合戰爭的需要，也開始推行更嚴苛的統治，成立服裝協會鼓吹「國防色調」系列服裝，後又推動「國語家庭」政策，鼓勵臺灣人穿和服、浴衣及木屐等日式穿著。但因為經濟因素並沒有成為大眾服裝的主流，倒是有些富裕家庭比較喜愛和式穿著打扮，因為這帶有自我階級提升的認同。

於是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的臺灣街頭，穿著極為多樣，和服、浴衣、燈籠褲、西裝褲、國民服、洋服、長衫、旗袍及學生制服等中西式服裝並陳交織，等到1945年日本戰敗後，中山裝又開始成為新流行。

在日本統治台灣40周年時，日本總督府辦理臺灣第一次的大型博覽會，名稱為「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當時是昭和10年(1935年)日中戰爭爆發前三年，適逢日本統治台灣第40年，日本政府認為其在臺灣的文治武功已經穩固，各項建設也達於巔峰(說是巔峰也沒有錯，因為三年後中日戰爭爆發，臺灣各項建設改以支援前線作戰為重點。)

對當時正急劇擴張帝國版圖的日本而言，台灣的戰略位置對其「大東亞共榮圈」夢想具有關鍵的重要性。日本一方面為誇耀其在台的殖民成績，另方面也為展現帝國的實力，所以下重本舉辦這次規模足以媲美當時歐美萬國博覽會的「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這次博覽會的展期自1935年10月10日至11月28日，為期共50天，上次我提過謝介石還代表滿洲國皇帝溥儀來臺當觀禮貴賓，並在廣播上用流利臺語鼓勵臺灣人到滿洲國發展。

這次的台灣博覽會場有四處，總計展覽會場面積達4萬6千坪，39個展覽館，這四個會場如下：

第一會場設於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及公會堂以南三線道路(今中華路)至小南門，面積1萬3千坪，設有產業館、林業館、糖業館、交通土木館、產業館、府縣館、朝鮮館、滿洲館等。

第二會場設於新公園內，面積2萬4千坪，設有文化施館、國防館、電器館、船舶館、映畫館、日本地區鄉鎮主題館、兒童館(設有飛行塔、離心吊椅、小火車)等。

第三會場大稻埕分場設在太平町(太平公學校北側，今永樂國小對面、延平北路旁)，面積4千坪，展示設施有南方館、暹羅館、菲律賓館、福建省特產介紹所、演藝館等南洋各地的風土、產業及貿易關係。(難不成日本此時已在對南洋各英美殖民地有了某種特別的想法了嗎?)

第四會場草山分館(今陽明山中國飯店附近)，面積50坪，以介紹台灣觀光勝地為主(以當時的交通環境，會去參觀這地方的民眾可能不多。)

這次博覽會的目的，應該是日本帝國向國民及殖民地人民，顯示大日本帝國的強大國力及科技發展，主要展覽內容有台灣物產及建設成果、日人治台政績、日本各地風土物產介紹、日本在朝鮮、滿洲等殖民地的治績、日本當代工業及國防科技成就、南洋地區風土名產等等，總計展出物件有30萬件以上，新公園觀眾達108萬人次，展覽其間參觀人數達275 萬餘人，達當時台灣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不知道是不是跟現在一樣，有不少是動員學校帶學生前往參觀，建立學生心中對大日本帝國的響往。)

也是在這次的台灣博覽會之後，形成了台北西門町電影街，當時八角紅樓也是展覽會場之一，台灣經濟已發展到最高峰，西門町也出現四家大型的一流豪華劇場；台灣劇場(今中國戲院)、國際館(今萬年商業大樓)、大世界館、公會堂(今中山堂)，再加上原來的榮座、芳明館、世界二館等共八家，都在現今西門町附近。

              臺北城城牆及西門的拆除

 日治時期日本人大多居住在「城內」(即舊制的臺北市城中區)，至於臺灣人則是大多居住於艋舺及大稻埕，依據戶口資料各自的人口集中度都在九成以上。現在聽到臺語的「三線路」是日本總督府師法巴黎，在臺北城內興建的現代化馬路，這麼寬敞的大馬路的用地是如何取得的? 就是臺北市的舊城牆。

臺北的舊城區就是現在的中華路、忠孝西路、中山南路及愛國西路圍起來的區塊。原留有五個城門及環城的城牆，這種古代的城牆不僅無法防禦現代化武器的攻擊，而且會限制城市的交通及都市的發展，所以日本人剛統治臺灣時，即想拆掉臺北城的舊城門及城牆，而拆下城牆後的空地剛好可以蓋上述的三線路(不是有條臺語歌：月色照在三線路，風吹微微，心愛的人怎還沒來……)，這三線路的寬敝遠大於傳統馬路，後來成為情人約會的聖地。

熟悉臺北的人都知道臺北還保留著清朝留下來的四個城門：東門、北門、小南門及南門，其實按當年日本統治者的想法，把這破爛無用的臺北城門、城牆拆了，應該不是件什麼難事，對於拆城牆倒是還好，有些城牆石塊還移作興建排水溝使用。

等到拆臺北城的城門時，倒是遇到了困難，日本人原以應該是一件簡單的事，首先將西門寶成門拆掉了，但沒有想到拆了西門後，地方士紳們四處奔走抗議，搞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受不了，決定不拆其他四個城門，並為寶成門立碑紀念，是這些臺灣仕紳對前清仍有情結?還是年紀越大的人對於新的事物越難以接受?就各人評斷了。

1911年後藤新平提議興建新的行政官署，總督府開始競圖及施工，後於1919年完工，當時全臺灣不少的公學校都有舉行到臺北的「修學旅行」，主要就是參觀日本總督府，有不少朋友的阿公、阿婆輩在日本時代唸公學校時，曾經參觀過日本總督府。

1922年臺北市戶籍住址實施日制的市町制度，整個臺北市改為64個町，原來地名艋舺、大稻埕及城內等完全廢除。當年日本人和臺灣人居住的地區截然不同，城內的町在戶籍上日本人口比例幾乎是100%，相對的，艋舺、大稻埕的町，日本人口比例最多不過5%。

但臺北城內的日式生活，也是西式生活、新式生活及現代化生活的中心，讓臺灣知識分子心生響往。臺北城內的生活型態一直是時尚的尖端，從百貨公司、咖啡館、男女約會、時裝髮型，都是引領全臺。

關於圓公園

大稻埕因為商業興起後，日治時期居住在大稻埕的臺灣人不斷請願，希望能在大稻埕設置公園，除了口頭上的理由，公園可以散步、欣賞自然花草及呼吸清新空氣外，有一個沒有明說的理由，公園是談情說愛不可或缺的場所。當時「自由戀愛」成了摩登術語，約會見面最佳的處所就是公園。1921年臺北橋落成，接連了臺北大稻埕與三重地區，「鐵橋夕照」還曾入選為臺北八景，臺北橋現在則是以機車瀑布成為世界奇景。

要說大稻埕沒有公園也不對，大稻埕當地有一個「圓公園」，位於建成町、日新町交界，並仿效巴黎凱旋門的輻射狀道路(就是現在的圓環，小學五年級老師還考我們圓環輻射的馬路路名，小學時常常在這裏跑來跑去。)因為這個圓公園接近永樂市場迪化街的永樂町及酒樓遍布的太平町，入夜後就有小販占地作起飲食生意，於是圓公園就成為臺北第一個通宵營業的重量級庶民美食區。(因為只在晚上開始營業，當時人稱為鬼市。)

但這順勢成為美食區的圓公園，可不是大稻埕仕紳要的那種，可以在樹蔭下約會談情說愛的公園，所以才會有大稻埕仕紳請願興建公園的舉動。後來大稻埕還真的設了一個公園，位於民樂街及歸綏街口，這公園又叫李臨秋紀念公園，紀念著名臺語歌曲作詞家李臨秋。公園中還有李臨秋正在歌詞創作的銅像。

  臺菜系的產生

本來大稻埕的商人與艋舺商人一樣，主要是經營南北貨生意，但洋行進入臺灣後，因為茶葉買賣將大稻埕送上國際貿易的舞臺，在1880年大稻埕已經是製茶工廠及茶行的集中地，成為中西貿易的交易地。更在日本時代摸索出適應新世界的市場交易操作，同時讓大稻埕成為臺灣當時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及市集。

當時臺灣的製茶業工廠主要是大稻埕的茶商經營，茶商家裡設有大工廠，製茶過程需要很多人工，而且大多是女性從業人員。

原本廈門的商業買辦李春生，與一家洋行的老闆合作，在臺北文山地區推廣種茶，後來引進福建安溪的茶苗，輔導農民種植並保證全數收購，讓茶葉生產在臺生根進而行銷國外。其他的洋行見有利可圖，也都到臺灣作起茶葉生意，當時有六大洋行進駐大稻埕，他們集中建洋樓於淡水河邊，時稱「六館街」(今貴德街)。

後來茶商陳天來在大稻埕創設「錦記茶行」，由原來生產烏龍茶改為生產包種茶，輰銷南洋市場累積雄厚的家產。

人若有錢就會開始過起豪奢的生活，新建的豪華大洋樓是大稻埕地區政商名流、藝旦歌妓聚會交遊的場所。大稻埕有著來自天南地北的族群，也有各種的南北貨市集，於是就產生了新的味覺饗宴，日本時代喜好美食的人常常講的一句話，就是「登江山樓，吃臺灣菜。」所謂的臺灣菜系就此產生。

大名鼎鼎的江山樓建於1921年，因為菜餚可口且藝旦風雅，成了大稻埕整一豪華酒樓，這裡的臺灣菜不只本地的紳商喜愛，日本官員也很喜愛，日本皇太子裕仁1923年訪臺時，江山樓更被指名提供御膳。江山樓的佳餚得到裕仁的讚譽加持後，聲名遠播確立了臺灣菜的特色，不過江山樓在1975年拆了改建為一般住商混合大樓。

女性勞動力的掘起

每到製茶時節，大稻埕滿街都是女性，因為製茶業是勞力密集的產業，挑茶青、揀枯梗之類的揀茶工作需具備細心與耐心，適合女性從事此一工作，於是向來在農業社會被視為多餘，非主要勞力人口的婦女，成了補充製茶業人力的首先選擇，而女性也因有了工作機會，在經濟上有了獨立的機會。

面對這種時代變遷的場面，傳統保守的文人可就受不了，寫了這樣的詩句：「女紅不習習茶工、博得餘資佐簪珥。」揀茶女既然有了經濟上的自主能力，也開始街頭爭奇鬥豔，活躍於各種公共場合。文人對這些揀茶女沒有好評，揀茶女的出現，改變了勞動人口的性別比例，也衝擊了當時社會的男女關係。

除了當揀茶女工，還有上次提到藝旦行業興起，另外為因應性需求而興起的性服務產業，在離迪化街不遠的太平町四、五丁目(就是現在的歸綏街附近)，這裡是花花世界的人肉市場，1925年落成的著名娼館「文萌樓」現在還在(今年剛好滿100年)，它見證了臺北性產業的百年繁華到沒落的歷史。

小學時不懂事，經過歸綏街的公娼館，老覺得這一條巷子的房子怪怪的，門內總是坐著一些中年婦女，門口的日光燈的燈管會用粉紅色、綠色或是藍色的玻璃紙包著，散發出各種顏色的光，門上的招牌寫些令人覺得怪怪的店名，到了國中才知道這就是公娼館。

文人張文環留日11年後回臺，擔任大稻埕「風月報」(聽名字怎麼像是八掛情色報紙) 的日文編輯，他驚訝的發現，原來單純的故鄉竟然變成咖啡屋、舞廳林立、妖嬈的「女給」(女服務生)及舞女恣意出沒，而且暗巷中還有著土娼及流鶯，電臺廣播播放著藝妓、藝旦唱的靡靡之音，讓他產生一種想法，臺北怎麼有這麼多的女性跑出來?這些女性就是臺灣女性愛慕虛榮的代表。

於是他發起了「道德重整運動」在報紙社論發表探討娼妓存在的問題，寫小說「藝旦之家」描寫女性的悲慘命運，更針對女給、藝旦及藝妓等風化業從業人員舉辦座談會，希望她們回歸家庭、遠離萬惡城市，呼籲她們「不要重視金錢」、「不要愛慕虛榮」。

想也知道張文環的這一番努力是白費的，留學日本11年他在思想上倒是沒有太大的進步，以當年臺灣的經濟環境，衣食足才能知榮辱，跟這些沒工作就沒有飯吃的人談道德，他想法也太理想了一點。

後來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大量男性投入戰場，進了靖國神社，日本總督府急需女性勞動力投入生產，補上戰時缺乏的勞動力(在日本本土也是一樣)。於是在日本時代開始出現職業婦女，而且在某些行業女性較男性還相對的有優勢，像是前面說的揀茶女及新興的一些行業，例如車掌、接線生、店員。女性可以進入職場開始有金錢收入，另外還有一個殘忍現實的理由，就是女性的勞動力相對比較便宜，男女同工而不同酬是當時的社會通念，僱用薪資較低的女性工人，對僱主而言，這是一個划算的選擇，從此有不少臺灣女孩子在小學畢業後，就到工廠當女工賺錢補貼家用。

有條臺語歌曲：孤女的願望，它歌詞大意：

第一段：少女向田間的農夫打聽都市的方向，表示自己無依無靠，自小離開父母，希望能到都市做女工，慰藉心中的孤單。

第二段：少女看到工廠貼出徵人的告示，雖然對工作內容不熟悉，也願意忍耐，希望為將來幸福的生活努力。

第三段：少女決心前往都市，期待未來能有好的結果，並希望在都市中找到生活的寄託。

這首歌當年發行於民國56年大受歡迎，因為這歌中反映出當女工對貧困家庭的女孩子，是一條脫貧的生存之道。

臺灣歌曲的流行

在以前講臺灣歌曲時有提過，這裡僅就沒有提到的東西補充一下。

我一直以為日本人經營的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是在臺北的大稻埕附近，後來看了資料才知道不是在這裡。

前面講過日本人大多是居住在「城內」，當時號稱臺北「銀座」的榮町通(今衡陽路) 的十字路口上，有著臺灣第一家百貨公司雄偉的菊元百貨，沿路還有各色各樣的商店。在西式的騎樓中傳來悠揚的歌聲「雨夜花」，這張唱片全臺灣賣了三萬多張，至於買不起留聲機的民眾，則會跑到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門口，聽免費的雨夜花，所以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是位於城內的榮町。

早期臺語歌是當作電影的宣傳歌曲使用，剛開始有一部無聲電影片名「桃花泣血記」，這電影是在迪化街的永樂座上映，首創先例採用臺語歌曲來宣傳，這首主題曲可以說是紅遍大稻埕，特別是當中的這幾句新潮流的歌詞，幾乎無人不會唱：「人生親像桃花枝，有時花開有時死、花有春天再開期，人若死去無活時。」「文明社會新時代，戀愛自由才應該、階級約束是有害，婚姻制度著(要)大改。」

日本人怎會開家「哥倫比亞唱片公司」? 這是因為日本最早的唱片公司「日本蓄音器公司」，1910年於臺北的榮町設立分公司，因該公司同時代理美國唱片大廠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唱片及留聲機，所以日蓄代理的哥倫比亞分部1920年於臺灣榮町成立，大家習慣稱這家公司為「古倫美亞」，臺灣分社社長栢野正次郎的經營方針不限於代理西方音樂，他認為臺灣本土音樂應該有一定的市場，決定製做臺語歌曲唱片。

栢野於是找來相關的臺灣流行歌曲相關從業人員(先前講過不再重述)，開始製作臺語唱片，當年古倫美亞的宣傳車，還是牛車上載著電唱機及唱片，四處播放音樂進行宣傳。同期間也有日本「勝利」唱片公司及臺廠「泰平」及「博友樂」進入臺語歌市場競爭，無奈臺語歌的創作人才難尋，沒有一家能威脅到古倫美亞公司。

有不少我們聽的臺語歌曲是這時期的作品，然而隨著二戰的爆發，日本總督府頒布「日本蓄音器唱片取締規則」，只要認為創作的音樂涉及「治安危害」或是「風俗紊亂」，總督府有權禁止發行，民營唱片業者為了避免引起麻煩，於是大量減少臺語唱片的出版。

隨著戰爭規模的持續擴大，臺灣總督府為了宣傳戰爭，將「望春風」重新填詞為「大地在召喚」、「雨夜花」重新填詞為「榮譽的軍伕」、「月夜愁」則重新填詞為「軍伕之妻」，臺灣歌曲被戰爭的陰影所掩蓋，盛世一夕迸生，轉眼遭大浪覆蓋。

人在時代的洪流中，只能隨波逐流，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