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誤會我的意思，

我可沒說佛教徒可以支持統一，

政治關佛教徒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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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昭慧法師

在佛教界中，釋昭慧法師是一位指標性人物，她是目前為止唯一站出來支持台獨的佛教人士，雖然她跟傳統獨派走得比較近，但是習佛的她對統獨意識相當具有包容性，她常以佛家講的因緣論，強調要「以同理心去同情不同意識型態的人」，學習彼此尊重，減少對立與敵意，才能夠讓統派人士自然流露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感。

　　昭慧法師俗名「盧瓊昭」，民國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農曆四月二十九日）在緬甸仰光出生。盧瓊昭的祖籍是廣東梅縣，盧家本來在廣東是富農，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盧瓊昭的父親盧晃明從廣東梅縣經滇緬公路逃到緬甸，他之所以需要逃，乃因為盧晃明是忠貞的國民黨員。　　盧瓊昭的母親梁壬雲，總共生了四個姊妹，其中只有老大盧慧昭在大陸出生，盧瓊昭與兩個妹妹都是在緬甸仰光出生。排行老二的盧瓊昭，在緬甸的童年時期，由於父母都忙，就由比她大八歲的大姊教她華文。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由於緬甸當地的尼溫政權實施社會主義，境內環境險惡，普遍有排華現象，於是盧晃明決定帶著家小回台灣。本來盧晃明在緬甸經營冰棒工廠、開雜貨店，生意做得不錯，但他對「中華民國」心心念念，為了來台灣，他不惜放棄在緬甸的一切事業。　　那時，盧瓊昭的姨丈謝毅生在台灣高雄港務局任職，於是受託代辦申請返台手續。經過一番折騰，盧家經過泰國曼谷、香港，飛抵台北松山機場，當時他們暫居台北市克難街。　　盧瓊昭隨父母返台時才八歲，盧家在五十四年十一月遷居板橋，由於大姐教華文有基礎，盧瓊昭從板橋實驗國小三年級插班讀起。國中時又從板橋國中轉到松山的永春國中。高中則考上中山女中。　　從小盧瓊昭受到父母薰陶，具有強烈的「中國意識」與「客家意識」。在緬甸的華人受到當地人排華的壓迫，所以特別會「心向祖國」。盧家也一樣，很愛祖國，認為「中華民國」就是「自由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赤色中國，那不是他們認同的對象。也因此，即使到今天，她仍非常不解：何以「誓死捍衛中華民國」的人，能夠一轉而成為「統派」，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與五星旗？老實說，撇開「台獨」不「台獨」不論，她認為終此一生，她無法對五星旗產生親切感！　　小時候盧瓊昭讀孫中山傳、蔣介石傳，這些美化個人的傳記，讓她打從心底油然升起崇拜偉人之情。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蔣介石逝世，那時唸高三的盧瓊昭內心非常悲哀、難過，她不僅幫蔣介石戴孝，還到國父紀念館瞻仰「蔣公」遺容。基於對「總統　蔣公」的敬佩，慷慨激昂的盧瓊昭決定以加入國民黨的方式來報答「蔣公」的恩澤。那時盧瓊昭還把「蔣公遺矚」背得滾瓜爛熟，也沒去思考內容的不合理，例如為什麼要把「耶穌基督」放在遺囑裡面。　　民國六十四年，盧瓊昭以第一志願考上師大國文系。大學時代她是個相當忠黨愛國的熱血青年，她加入三民主義研究社，參加中國國民黨知青黨部、救國團戰鬥營活動。在那個「黨國不分」的時代裡，她以為：入黨，就是愛國的一種具體表現。　　大三時在一次知青黨部黨代表大會上，有人提議具有國民黨員身份的師大同學，將來是否可以優先分發到理想地區任教。當時雖無發言機會，但極具正義感的盧瓊昭卻聞言坐立不安，事後還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信給主席（師大校長）表示反對，她認為國民黨員應該吃苦耐勞、上山下海，為國家付出更多才對；作為一個國民黨黨員，別人不想去的地方，自己應該挺身而出，哪裡能夠享受特權？如今回想起來，釋昭慧覺得那時自己太天真了。　　七O年代根本沒有真正的在野黨，有志青年的愛國表現就是「忠於國民黨、愛中華民國」，他們對中國有很強的認同。盧瓊昭大學時期，校園裡唱的是余光中的「給我一瓢長江水」或是「思我故鄉」、「龍的傳人」，當時盧瓊昭參加中央廣播電台合唱團，唱的都是愛國歌曲。直到大三出家後，盧瓊昭對國民黨的意識才漸漸淡化，但是那時她對「中華民國」還是死心塌地，因為沒有別的選擇。　　從小盧瓊昭的個性就非常叛逆，她無法忍受任何不公平的事情。在她出家後，除了她的台獨理念受到注意，她還是一位女權主義者。釋昭慧反對任何的階級意識，在傳統佛教界，通常比丘被認為要走在尼師前面，但釋昭慧偏不，她就是要走在大男人比丘前面。釋昭慧說，她對任何人都很謙虛，不喜歡以驕慢心去壓別人，但是在那些大男人主義者面前，她就是故意要挫挫他們的驕氣，其本質也是出於佛家的「平等心」。　　釋昭慧與反對運動人士結緣於社會關懷。七十八年「思凡事件」發生，所謂「思凡事件」是指該年國立藝術學院即將公演的崑劇「思凡」，內容敘述一個非出於自願出家的尼師，思念凡塵，無法壓抑情慾的內心掙扎，在戲詞和動作安排上有非常露骨和不堪的演出，被釋昭慧認為是對佛門尼師形象的醜化，釋昭慧領導的中佛會護教組挺身而出，要求取消該劇的演出，造成中佛會與藝術學院的緊張。　　當時傳統體制內的媒體及藝文人士，都圍剿釋昭慧所領導的中佛會護教組，專欄作家老包（本名詹錫奎）在自由時報副刊卻連續寫了幾篇文章仗義聲援，兩人因而結緣。後來釋昭慧透過老包的介紹，陸續認識了施明德、陳菊，從那以後她就跟獨派人士有比較密切的往來。　　釋昭慧在認識老包之前，原本在山裡教書寫作，環境很單純，不可能接觸到政治議題。當時她看到朱高正跳到會議桌上，會感到很詫異，覺得唐突。　　但是慢慢的她從護教的過程，逐漸踏入社會關懷的領域，幫弱勢者發言，推動攸關弱勢權益的法案。尼師之中，最早走向街頭的，恐怕非昭慧法師莫屬。　　不過，釋昭慧在推動法案時是把統獨意識先拋一邊的，她今年剛卸下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一職，在她的六年理事長任內，她告訴協會人員，不要管她個人的政治立場，一定要三黨等距。因為法案的通過有賴於三黨乃至無黨籍人士一起合作，結合國民黨的清流立委、新黨與無黨籍有理念的立委以及民進黨的立委，才可能成功。照顧弱勢權益的法案，未必涉及國家定位的問題，釋昭慧認為：推動這種工作，不能作為統獨意識的犧牲者，她告誡協會人員必須把社會關懷的目標放在優位，不要到後來變成特定政黨的尾巴團體。也因此，在她任內，透過協會的努力，立法院通過了「野生動物保育法」與「動物保護法」，並成功地使台灣成為第一個透過民主立法以禁止賭馬的國家，阻擋了財團的巨大利益，但也化解了人與馬的許多深重苦難於無形。　　在社會關懷運動中，釋昭慧與民進黨人士漸漸建立友誼，她還曾經連續受到民進黨三位黨主席施明德、許信良、林義雄的邀聘，接下民進黨顧問職。　　然而，她與民進黨人士的交往是君子之交，平時並沒有特別聯繫，更不願為自己的事麻煩他們，只有在社會關懷的場合才會碰在一起，例如馬曉濱事件、反核運動、公投運動等等。　　釋昭慧「介入」政治最深的程度就是助講。例如陳水扁兩次台北市長選舉，釋昭慧都沒有缺席；去年高雄市長選舉，釋昭慧也特地南下為謝長廷站台；前年新國家連線的彭百顯競選南投縣長時，釋昭慧也幫過他。　　以釋昭慧與獨派這種密切關係，她自知社會不幫她定位為「獨派」是不可能的事，她也不會假裝她不是。一來她的理念認同台獨，再者這些人的形象都很清新，在她做社會關懷活動時，也獲得這些獨派人士的熱情支援，因此她並不避諱社會將她歸為獨派。　　談到自己「認同台灣」的過程，釋昭慧說：她不是二二八家屬，也不是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她的生活背景裡，沒有基於家族仇恨去反對國民黨的理由；相反的，她是受過蔣家恩惠的人，在那個排華的時代，如果不是國民黨善待華僑的政策與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協助，盧家能否順利回台？不無疑問，因此她對蔣家有一份感恩的心，她不可能像很多獨派人士因血海深仇而咒罵蔣家。　　不過她能夠以同理心去理解二二八家屬與白色恐怖家屬為什麼那麼痛恨蔣家，對他們的心情她可以感同身受。釋昭慧認為，從人道觀點，蔣政權造成的二二八災難或白色恐怖，不能因為對她個人的恩德而抹殺，因為那是歷史事實。　　對於自己從認同國民黨轉而認同在野，釋昭慧認為有兩項因素。第一個原因是，她無法認同國民黨為了鞏固政權的黑金政治及其共犯結構，她認為在這方面在野黨比較有希望，民進黨的包袱比較沒有那麼沈重。　　其次則是情感上的，由於她長期從事社會關懷，與體制外人士走得比較近，了解他們的人格特質、深層思考，以及他們為台灣所做的犧牲奮鬥，從內心產生對他們的敬重心。釋昭慧說，像施明德、林義雄的人格典型，都不是早年她看的蔣介石傳、孫中山傳那種經過美化神化的人物，他們的生命有血有淚，但他們卻選擇寬恕或是慈悲，踽踽獨行。這使她對獨派人士自然產生極大的敬意，進而研讀台獨理論，而漸漸對台獨運動有認同感。　　釋昭慧說，她現在對「中華民國」四個字已經沒有那麼深切的感情了。她認為她是實質活在這塊土地上，這塊土地呈現的是自由民主的氣息、人民的善良、熱情，讓她對這塊土地產生更深的情。她認為：本來「認同台灣」，這是生活在台灣的人一定會有的，最素樸的情感！試問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有幾個是願意給「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有一回她到大陸參加一個研討會，看到大陸人對高層領導的畢恭畢敬，不禁告訴他們：「在台灣，官做得越大，被罵得越兇！」這就是台灣人身為「總統的頭家」的權利。　　釋昭慧這種台灣主體性的認知，在她到中國大陸或出國演講時，感受尤其強烈。有一次她去美國弘法，在電梯上一個美國人問她是不是CHINESE（中國人）？她連忙回說：「NO！NO！NO！ I AM TAIWANESE！」當釋昭慧到中國大陸時，這種台灣人意識更為強烈。　　慢慢地釋昭慧清楚意識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但這並不表示她會排斥中國人或中國土地，她認為要把這樣的心情調整好，「台獨」才不會變成排他意識。　　釋昭慧表示，佛家講因緣，從她八歲到台灣，現在已經三十六年了，與台灣因緣深重。每回當她從國外回來時在飛機上俯瞰台灣的土地，內心就很欣喜感動：要回到家了，這是人性的自然流露！　　她還記得八年前台北市長選舉時，街頭巷尾到處都可以聽到「台北新故鄉」，那時聽這首歌還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選舉完後，事隔很久，有一回她帶美國法師到花、東一帶賞玩，在那裡她聽到「台北新故鄉」時，內心忽然生起強烈的感動之情，她形容就好像五O年代的人聽到「黃昏的故鄉」那種感情一樣。但這一代台灣人呈現的就不是「黃昏的故鄉」那種悲情，而是自尊自信，快樂希望，如「台北新故鄉」所呈現的那樣。　　那時候新黨人士常常喜歡唱「男兒當自強」這首節奏強烈的歌曲，這首歌每每讓釋昭慧憶起十幾二十歲的高中、大學時代，她參加中央廣播電台合唱團所唱的抗戰組曲，唱那種歌，讓人一聽到就想到日本對中國人的迫害，不由得血脈賁張。她覺得那是她生命歷程一段年齡的情感，她已度過，但新黨人士還停留在那個「旗正飄飄，馬正蕭蕭」的肅殺年代。　　雖然釋昭慧的台獨意識已受到啟蒙，不過她說，佛法義理較不鼓勵意識型態這種東西，佛法認為每個人的感官、意識，面對的境相有限，而整個世間呈現的境相卻是無限的。我們的感官、意識所接觸到的，不要以為是代表唯一真理，要給別人留餘地，別人的成長因緣，接觸的面向是不同的，不要因此而以為自己代表真理，別人代表魔鬼。生命經驗無法互相替代，只能互相尊重與同情。失去了尊重同情，心中就沒有了佛法。　　她指出，台灣佛教界沒有強大的統獨對立意識，這與佛教教義有關，這不是指佛教徒沒有或統或獨的立場——佛法教義也不是教人含糊其詞的，而是因為佛法的薰陶，使佛弟子了解：透過情感、意識所呈現的不同生命經驗，只能互相同情，不可能互相取代。　　她認為，每個人因緣條件不同，那些早年來台灣的外省人產生中國意識，是因為他們的生長背景；我們只有用更大的同情心，看能不能讓他們生起原屬自然天性與素樸感情的土地認同，而不被意識型態所扭曲。她奉勸一些獨派人士，不要對台灣統派人士咒罵為「中國豬」，被迫害意識只有讓他們更容易抱住虛幻的中國意識不放，把獨派當仇人，或是站在壁壘分明的不同陣營，尋求自己受到尊重的認同對象。　　她舉「太陽與風」的寓言故事說：太陽與風看到一位緊緊裹著風衣的旅人，比賽看誰能夠先讓那位旅人把風衣脫下。於是風咻咻咻地吹著，卻只見那位旅人在大風吹刮下，把風衣愈拉愈緊！風失敗了，輪到太陽，只見太陽笑瞇瞇地展露陽光，讓那位旅人汗流浹背，自然而然地解下了他的風衣。獨派對待統派人士也不妨用「太陽原理」。她說：其實江澤民與解放軍對台灣，還不是在扮演「風」的角色？難怪他們越是文攻武嚇以防台獨，台灣人就越是嚮往獨立，害怕統一！　　釋昭慧認為，台獨認同不只是理性辯論，她認為人是知、情、意的綜合體，人的行為不只被理性操縱，有時也會受感性操縱，所以情感上對對方多一點溫馨、體貼，可能會降低彼此的隔閡與仇視。　　再者，她認為撇開政治上的權術考量不說，原則上她同意施明德的看法：台灣需要和解，不只是意識型態的和解，乃至人與大自然、人與動物都須要和解。人不要用霸權心態對待萬物，否則大家只看到中國霸權，卻沒看到自己內心的霸權。她說，法西斯常常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而不是存在於某個政權。佛法講緣起論，現象是因緣綜合的複雜呈現，了解這一點，就算她自己是獨派，她也能夠與統派人士一起合作推動有益眾生的法案，或是護觀音（八十三年七號公園觀音像事件）。　　即使釋昭慧的台獨理念是這麼地溫和，她在佛教界裡還是會被部份保守派視為「異端」，在佛教長老面前告釋昭慧的狀，指釋昭慧「搞台獨」、「民進黨」，這些指控讓釋昭慧的師長，九四高齡的印順導師承受到一些壓力，不過浙江籍的印順導師非常開明，不為所動。　　起先佛教界的長老對她的護教行動有深刻的認同與歡喜心，但是其後對釋昭慧從事社會運動，則有所疑慮，有人背後說她是「佛教的民進黨」。不過後來釋昭慧認為她站出來支持獨派，對佛教界有指標意義。因為過去很多人認為佛教界老是向國民黨靠攏，而釋昭慧代表的不是佛教中傾向國民黨的力量，而是佛教中傾向在野的力量。佛教長老後來認為釋昭慧這樣也不錯，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綠化之後，很多長老都以釋昭慧為榮。　　即使釋昭慧的政治意識傾向民進黨，但她並沒有入黨，她很清楚地維持自己佛教界的自主性。有人曾經問她是以什麼心態與其他政黨相處，並且是以什麼眼光看待他們？　　她的回答是，向來佛教只是被政治人物當成棋子，等到選舉快到了，政治人物才趕緊來拉拉票、拜拜佛，希望佛教法師號召信徒投他一票。她認為佛教界在政治上也應有主見。這種主見並不是要支持特定政黨，而是基於「慈悲護生」的教義，應衡量什麼樣的政策才符合眾生利益？當心目中的政策理想提出來之後，再看政客們的政見而決定支持誰。這樣才能良性影響政治人物，使他們的決策有利於弱勢眾生，而不致成為既得利益的政商代言人。這就是她在佛教界大聲疾呼的，在政治上的「佛教主體性意識」，而非附庸性格。　　對釋昭慧而言，她的台獨意識只是佛教慈悲教義對這塊土地的一種實踐而已，佛教對眾生的終極關懷才是最重要的。